| ​附四、四段八路干部悲惨回忆,八路牛比什么？ |
| 送交者: guilede 2015月04月12日06:42:20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回 答: 萨沙抗战系列：八路牛比什么？五一大扫荡敌我详情披露 由 guilede 于 2015-04-12 06:3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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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四段八路干部悲惨回忆，八路牛比什么？
对于这个阶段的惨状，有无数人的回忆，老萨就摘录其中四个。 第一个回忆：大扫荡期间的岁月，九死一生—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耀 一些被包围的八路军官兵，接到6月初吕正操突围放弃冀中根据地的命令以后，立即全力突围。但又谈何容易，伤亡很大，九死一生！ 徐光耀当时是冀中的一个干部，年仅17岁。 在“剁了饺子馅儿”的情况下 这临时指挥部，就是六分区（后改十一分区）的指挥机关了。只有十多个人，由参谋长叶楚屏和政治部主任龙福才领导，人人一身便衣，手下能指挥的，只是些“稀哩哗啦”的游击队。主力远走高飞，丢下的残存人员，成为大群敌人搜捕的目标。 冀中根据地已被切割成两千六百七十碎块，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叫敌人“剁了饺子馅儿”了。部队在任何一点上暴露，一小时之内，就会遭到四面来敌的合击。据后来资料显示，警备旅的减员也确乎是惊人的：一团，已由1632人减为728人；二团，由768人减到560人；旅直属队，由981人减到300人……除二团及一团三营大体保持完整外，其余部队保持继续苦战的能力，确乎大成问题了。如若部队照旧坚持下去，恰恰会正中敌人下怀。主力“外转”，实实出于万不得已啊。 这些剩下的人，个个形销骨立，确像扒去一层皮，但他们眼睛依然放光，胸膛里依然跳着一颗热烈的心…… 深南县大队又回到路北，我则被分配到三十一地区队，当一名特派干事。三十一地区队是六分区还保存着的两支地区队之一，一直活动在分区东部数县。“扫荡”中，曾在宁晋赵县两番苦战，已由原来的570人减到266人，缩编为两个大队，各有轻机枪一至两挺，掷弹筒一个。区队长是长征干部乾云清，政委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石以铭（在石家庄烈士陵园都有他们的大名）。 地区队也是分散活动：乾云清队长和石以铭政委各带一个大队，白天，封锁驻地，隐伏备战；夜晚，筹集口粮，四处转移。情况特紧时，干脆就在青纱帐里宿营：选块远离大路的野洼，找片茂密的高秆作物，扎伏其中，任他敌寇杂沓往来，枪炮轰鸣，我们纹丝不动，“敌人撞不到枪口上，我就不开枪。”耗到天黑，再进村造饭，搜集敌情，定出第二天的行动方向。 使我至为佩服的是区队长乾云清。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精神上看不到任何压力。有一天，大家都藏在高粱地里，在气闷难熬的烈日下，又渴又饿，我们全像晒蔫的高粱叶子，连说话都打不起精神。掷弹筒手闹情绪，嘟哝说，掷弹筒这东西，既拼不得刺刀，又不能对着敌人的脑袋瞄准儿，炮弹只有三、四发，一旦打光，跟敌人打起交手仗来，还不如根烧火棍顶用呢。乾云清听说后便走到那战士跟前，把掷弹筒拿在手上，先耍了俩花儿，才掂着斤两说：“我要当兵，就先抢这玩艺儿背着，又轻省，威力又大：敌人歪把子呱呱呱叫得正欢，你一发过去，就把它整窝儿抠了！歪把子�%zS Aδ憷骱Γ磕闶亲ㄖ瓮岚炎拥模√焱趵献映隼矗驳媒心阋簧「纾 币幌埃档么蠹叶夹α恕� 过了不多几天，我们就打了个极为漂亮的伏击。 侦察员报告：前磨头和护驾池两个据点之间的鬼子，每逢护驾池大集，前磨头的一小队鬼子，必然全副武装，两路纵队，沿新修的公路去护驾池“护驾”，清晨去，下午回。硬是一副像把八路扫光了的神气，毫无预防意识，多日一直如此。乾云清一边听着，一边喃喃地说：“让它凶吧！让它凶吧！”接着，忽出个新情况，刚过的一个集日，该去护驾池的鬼子没有动。咦？乾云清想了想，部队没有暴露呵，他不去，是鬼子内部的原因。这样，到下一个集日，他就必去护驾池无疑了！ 乾云清由侦察员带着，大白天出动，把敌人的巡行路线细“踩”了一遍，选好了战场。在集日的那个拂晓，带部队悄悄进入阵地。据他计算：我们一开枪，敌人无地形地物依托，只能蹿入公路两侧的道沟。而公路是仓促修成，道沟的深宽各只尺半左右，一个人爬进去恰好挤满。乾云清便把两挺机枪，直直地对准道沟。其他战士，潜伏在离公路五十步的青纱帐中。 上午八点半左右，前磨头的敌人按时而至，30多人，全是鬼子，两路纵队，钢盔闪闪，齐步前进，旁若无人，居然连个尖兵都不派。乾云清笑吟吟地看他们进了“口袋”，举手鸣枪。于是平地炸起沉雷，步枪、手榴弹齐放。蒙了头的鬼子，想也不及想，一齐趴入道沟，给我们两挺机枪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哗哗哗哗”！顺道沟一阵扫，机枪的每一颗子弹几乎能直穿三、四个敌人。大“扫荡”以来，时至今日，我们的战士才吐了一口恶气！…… 约一刻钟，30多个鬼子无一漏网。我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三八大盖”20多支。而我们只牺牲一人，这便是特派员刘汉昆。他见鬼子被压进道沟，已进入绝地，兴奋得跳起来大叫：“敌人垮了！同志们冲啊！”身先士卒向敌人冲去。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鬼子，在被击毙之先，给了他瞄准的一枪。 这是在敌人疯狂的最高峰上，我们打的第一个纯粹的胜仗。这一仗实在把敌人“咬”疼了，他们大发狂威，一连几天出动寻找我们。 据说，乾云清在长征中，他的生殖器被敌人子弹打掉了，绝了他传宗接代的能力。可他照常积极乐观，每在危厄环境中，没人见他皱过眉头。一生打过很多漂亮仗，仅在一年之后，他又在南北黄龙的战斗中，把数百敌人打得溃逃。却在战斗的收尾阶段，意外地中弹身亡，使得打了胜仗的战士们许久许久都抬不起头来。 我在三十一地区队过了将近一月的日子，天气已有秋凉之意，忽接到分区指挥部命令，让我参与“外转”。给我说的理由是：冀中环境过于险恶，为给革命保存更多的力量，上级有意让一批干部离开冀中，转到山区根据地去，以应付将来重新展开的局面。周围的战友们都为我祝福，嘻嘻哈哈开玩笑说，他们留下来的叫“抗战干部”，我们“外转”的叫“建国干部”，并期许将来胜利了，大家在大城市再见！但是，谁也没料到，此一举，又几乎送掉我的性命。 梦断冶庄头 分区指挥部共集中了约30多人，尽是排、连、营级干部，编成一队——姑名之为“外转”大队吧，指定一名营教导员领头。当夜即出发，连跨石德、沧石二路，天傍明，宿在深安路上西蒲町据点附近的一个村庄。这村庄的名字忘记了，是我们“外转”干部中另一名锄奸干部张治平的家。这三十人都穿便衣，没有一支枪，也就无所谓“备战”，宿营只能投靠亲友找关系了。这张治平，动员起亲族邻居的力量，为我们安置了住处。 第二夜，掉头西进，通过安平地界，到达深泽定县交界的北冶庄头村。分区指挥部交待过，叫我们就在这一带找到七分区的司令部，然后由他们派兵护送我们过平汉路，一进入北岳山区根据地，我们就算“到家”了。将来的战斗岗位，由晋察冀军区分配。 北冶庄头，是个工作基础极好的村子，地下支部完整地保存着，虽是“两面政权”，却在我党的全面掌握之下。我们这30多人，按村干部的安排高度分散，差不多一人藏一家，中间互不联络，谁也不知道谁住哪里。这好像是他们安置往来干部早已形成的习惯。 分给我的一家，是靠村西北角的大地主。户主叫宋葆真，40来岁，生得匀称白净，有文化，显得机灵精干。他有内外两大套院子：内院是住宅，房高墙厚，一律青砖砌成，肯定是村中一流的富户。外为大杂院，一溜车棚、柴棚、牲口棚，又一溜是长工们住的草棚和家具棚，外加猪圈、粪场、垫脚土堆，还有很大一个花池子，种满凤仙花、草茉莉等等。这一切都给一带短墙围着。短墙只有一人高，墙外便是野地了。 当时我当兵、入党已五年，又是锄奸干部，阶级警惕性是很高的。被分到这么个大地主家来，心中颇为疑虑，生怕一旦情况危急，会落个四面悬空。然而，既是村中党支部的安排，且与两个长工住在草棚，有阶级弟兄在侧，也就不好挑五拣六，另提要求了。 第二天，一天无事。到黄昏，村干部递来消息：七分区司令部还没有找到；而四周据点，又在抓夫要车，进出频繁，有蠢动模样，提醒我们多加小心。然而，怎么个“小心”法，却没有具体措施。跟我所依靠的一老一壮两位长工商量，他们习以为常，说：“咳，‘扫荡’是家常便饭，说来就来，有啥法子？到时候见事行事得啦。”我问：明日拂晓之前，可否躲到高粱地里去？他们也含含糊糊，说，高粱地常是鬼子搜的重点，弄不好，还会撞在枪口上。 因为心里不安，夜晚一直在炕上翻腾，很晚了才睡着。本来决心还是明早去高粱地的，因年轻睡得实，一睁眼时，天已大亮。赶紧一蹶起来，忙去短墙下朝外探看。这一看不要紧，大祸果然临头了。 村沿、树下、土坑、道沟，都已趴满了鬼子，村子显然被严密地包围了。我急忙跑回草棚，向长工们报告这一消息。他们一骨碌爬起来，连说“别慌别慌”，老长工抓把笤帚给我，教我快打扫牲口棚。我一边扫着，一边想该怎么藏起来。这时，村西响了两枪，随后北、东、南，各有两枪响应。接着杀声腾起，马蹄震地，敌人涌进街来了。我们住村边，一阵人马哄震之后，很快传来咚咚的打门声。壮年长工不敢怠慢，赶忙去开大门。老年长工却抄起手推独轮车，招呼我拿铁锨，往车上扔垫脚土，装出要给猪崽儿们垫圈的样子。这时我还在问：“不能藏了吗？”老长工说：“这么大院子，藏不住人。”说话时，一声喝喊，从大门涌进来一群伪军，气汹汹朝我们把手一挥：“走！走！街当里集合！——都去！” 我跟在老长工背后，随他往村子中间走。路上，鬼子伪军穿梭乱窜，其中一个伪军打着我的脸道：“小八路儿！”我睁眼看时，他却笑一下，走过去了。这提醒我，必是什么地方我比真老百姓还有些异样。于是把背更驼些，把肩更耸些，把眼睛垂得更低些。 全村群众被从四面八方驱赶到广场上来。男的，命令排成四路横队；女的，则排成两路，站在男队之后。四围是大群挺着刺刀的鬼子兵。靠西墙，有几个日本军官和一个翻译，不断地向群众吼叫发威。其中一个当官的，提着三尺长的一根枣木擀杖，不讲任何原因地找人殴打。他打人的凶狠恶毒，是惨绝人寰的：双臂抡圆，一杖下去，立即臂断神昏。有个壮年老乡，“宣抚班”要他打浆糊好贴宣传品，他端着浆糊锅乖乖地在场边路过，不提防那鬼子突然一棍，立地扑倒，泼洒一地的浆糊，当即被鲜血染红…… 男人的四路横队是面向敌人排列的。因为谁也不愿站在第一排，人人争着往后挤。我不是本村人，更非老百姓，群众的心眼自明，但在滚着疙瘩争往后挤的时候，老乡们都有意让着我，凡遇到挨肩紧挤的肩膀，无不自动闪开，结果使我排在了第四排接近末尾的最佳位置。 不过，还是“在劫难逃”。日本军官发出命令，要从男人队里挑十个人出来。于是鬼子汉奸上来一伙，从队里一个一个往外挑人。已经挑到“第九”，伪军喊“还差一个！”正在此时，一个满脸大麻子的高个儿伪军，伸着他长长的胳膊，探过三排人头，点着我的下颏说：“出来，出来！”我无可遁逃，只得分开三排群众，随他走了出去。 我们十个人，被集中在广场旁侧的街角上，三个伪军端着贼闪闪的刺刀，逼堵在眼前。十个人中，连我有三个半大孩子，我那时虽说十七岁，因连年劳碌疲乏，营养极差，个子还没有发起来。而其他九人，一概是本村老乡，他们明镜似的知道，独我是个“八路”。也许正由于此，有三个老乡一直吓得发抖，其中一个竟悄悄问伪军：“老总，叫我们干什么呀？”伪军很不屑地回答：“干活儿！”这句话尽管不可信，还是使人产生了希望，当旁边梢门洞里出来个黑衣“警官”，朝这边招手说：“来三个！”我们十个人便齐头往前一拥，都争着要去。不想那“警官”一摆手说：“不要小孩儿！”这样，包括我们三个小孩儿在内的七个人，只得留下来。 过了三分钟，梢门洞院子里便传出一声声惨叫，混合着一阵阵棍棒捶打的声音，那叫声之凄厉，直撕人心肺，刚刚进去的三个人，显然是在遭受严刑拷打。一时间，我们这七个人都吓傻了。我立即意识到：那在梢门洞里的一群，很可能就是“红部”或“宪兵”之类的特务机关，是些杀人不眨眼凶残透顶的恶魔。那三个老乡被逼问的，必是党和抗日干部的组织。我望望天色，天色一片灰暗，仿佛在告诫说：今天，你插翅也逃不出去了！ 我立即替自己编造假口供，我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好家伙，锄奸干部！这正是敌人一直在细心追踪的“赤匪特务”呀！一旦落在这伙人手里，那可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当然，我也不能说自己是冶庄头人，不然，让你指认村干部，又怎么推托呢？我知道附近有个村庄叫西固罗，来路上曾经经过这个村子。我想，我只能是西固罗的一名农家学生，到冶庄头串亲戚来了。 我的口供尚未编圆，梢门洞里又要进三个人去，于是又一阵惨叫。剩下我们这四个人，在战栗中等待下一轮的呼叫。正在这时，村外起了一片枪声，几十响过去，又戛然停止了。隔不到一刻，从街那头呼隆隆涌来又一群伪军，押着个五花大绑的人，正是我们“外转”大队中的老杜。他被押进大梢门，一眨眼工夫，那惨绝人寰的嚎叫，就传了出来。我的一生神经被无情地折磨有过许多次，这一次，才是最为痛裂肝肠的…… 梢门洞里拷打声渐歇，好一会儿，没有再从我们四个人中要人。从梢门洞里出来二、三“警官”，叼着烟闲散地遛逛，一副打人打累了的模样。用刺刀逼堵我们的伪军，也打个呵欠，这启发了我们四人中的那个大人，他不失时机地凑近一名伪军，悄密密地说，他的家就在房后，十来步就到，抽屉里放着一笔钱，“请老总跟我去拿。”那伪军左右瞧了两眼，拿枪翅子把他一拨，就跟他去了。约十多分钟工夫，不再见他俩露面。 这大大鼓舞了另外两个孩子，一齐向伪军哀求，说他们的家也很近，爹妈的钱就在炕席或蜡扦底下，求老总快快去拿。于是另一伪军又押着个孩子走了。眼下，只剩下两个孩子了，那个小老乡看到了被释前景，急切地叙说他家的钱有多少，藏在什么地方，是如何如何由他爹妈挣来的。他眼里流动的那份真诚，连我也感动了。可是，这对我却是个绝大的威胁，一则，我无法声称有钱；二则，我口音不对，也不敢开口。干愣干愣地在那儿戳着，又显眼得可疑，简直就是手足无措——其实，那孩子何必苦苦哀求，他只消把眼珠儿斜斜一转，给伪军递个眼色，暗示他旁边这人就是“八路”，立即就解脱了，安全了。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他们意识中绝对明确：哪怕把他们皮开肉绽地打死，他们也不会出卖身边的八路军的！在他们面前，我当时就会感到：杀不绝老百姓，就杀不绝八路军！…… 但是，看着我俩的伪军却一步步增加着他的恼火，别人都赚了钱走了，独剩他两手空空，跟那孩子走吧，还有个我无人看管；扭头四下乱看，一时又抓不到顶替，万般无奈，便动手翻搜我俩的腰间和衣服，指望发一点小财。这可实实在在吓了我一身冷汗！我表面是便衣，内里却套着一条军装裤子，它本是草绿色的，我在三十一地区队时，曾用锅底灰掺着砸烂的槐铃豆揉染过，但染得不成功，变成了灰不灰绿不绿。可怜这伪军一门心思只在钱上，竟不曾看见如此眼生的灰绿变异。使我已经提到嗓子眼儿来的心，又放下去了。 在这村中广场的最后一幕，是听鬼子军官“训话”。这个军官长得很典型：滚圆肥胖，亦虎亦熊，指挥刀丁丁当当地磕打着马靴，酷肖袁世海在《红灯记》中扮演的那个鸠山。大约他是今日这支鬼子兵的最高司令了。因为他要“训话”，汉奸们赶忙驱动群众的六路横队齐齐站好，肃静恭听。押着我俩的伪军也请示他的上级，“这两个小孩儿怎么办？”汉奸一挥手：“让他们也听听。”于是我俩被放归于群众。以往，我没有从近处看到过日本军官，这次，便躲在两个肩膀后面，从缝隙中盯着这个“鸠山”。 他哇啦哇啦讲了三点，据汉奸的翻译：其一，每天给“皇军”送报告；其二，砍掉所有树上的树枝树杈；其三，填平残存的“八路”道沟。倘有哪一项做不到，都紧跟着一句“死啦死啦的有！” 进入我的“第二故乡” “鸠山”训完话，汉奸们便下令让大家快拿铁锨平道沟。于是呼隆一声，人们像得了大赦一般四散回家。我也混在人群中，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但我没有家，也没见着二位长工，犹豫一阵，以为还是得去找房东，便慢慢朝地主大院走来。谁知刚进门，就又吃了一惊：院子里尽是鬼子，房顶上架着机枪，至少一班鬼子兵在占据着这家制高点。我刚一愣神，一个鬼子点手招我过去，“咕噜”着给我一把铁锨，挥手指着门外。我理会，大约是让我去平道沟吧，便提了铁锨往外走，谁知那鬼子在背后紧紧跟着。我的天！别是叫我自己掘坑，就地活埋吧！鬼子们只要高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事情原来很简单：从一大早就出来的这帮野兽们，肚子饿了，把我押到野外，从一块畦垄上挖出一堆山药，抱回地主大院，他们要馏熟了吃。正在院里满处支应的房东宋葆真，见此情景，赶着叫我一声“老二！”就殷勤地端个大盆出来，倒上水，和我一齐洗山药。洗完，同我把山药码进大锅，又招呼我同他去草厦子里抱柴。草厦子里有一大堆高粱莛，他掐起一抱，试一试，就劈一半给我抱着，小步儿回到灶前来——其实，这一掐高粱莛不够一个人抱的，他定要俩人分抱，纯是给我这个生人生手找活儿干，免得敌人看出破绽来。 我俩在灶前烧火，他管填柴，我拉风箱。高粱莛是易燃物质，不用风箱也燃得很欢，但我为表现很卖力，风箱拉得十分猛，“呼哒呼哒”，倒差点儿把火吹熄了。宋葆真不得不用眼溜着鬼子，小声地告诫说：“轻点，轻点。” 约有一刻钟吧，揭锅了。这群鬼子，饱饱地吃了宋葆真和我这“赤匪特务”共同馏熟的山药，日色正南时，集合整队，滚蛋了！阿弥陀佛，紧张了七八个小时的心情，这才吐了一口气。 整个下午一段时间里，都不见战友的消息，我小心地上街去打问，黄昏时才碰到一位副教导员。他面色惨白，神情恍惚，说，房东大娘把他埋在一堆又烂又脏的棉花套子里，鬼子三次进屋，东戳西看，都没有翻着他……他说，他的旧病根儿犯了，进不得山了，必须先回家休养…… 日落天黑，村干部又领了两个“外转大队”的找到我，一个锄奸干部张治平，一个四十四地区队文化教员于痴。大家见面，彼此眼巴巴的，都有刚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陌生感。把各方面消息一凑，情况十分严重：我们的领队即那位营教导员，已经不见了；其他人，也都零零落落，或失或散，不知去向。至于那个“老杜”，是被伪军从柴火垛里搜出来被捕的，在审讯中，屁股脊背都打烂了，但他只承认是被“冲散的八路战士”，未及其他。因已遍体鳞伤，敌人没有兴趣弄他走，释放了。他表示：家乡距此不太远，将回家养伤。还有个分区供给部的工作干部，南方人，经过长征，他总喜欢把条羊肚手巾像陕北农民那样扎在头上，因而额上常支着两根 “犄角”。大家告诉他，冀中老乡不是这样箍手巾的，他也不管。此人警惕性颇高，半夜就进了高粱地，却被搜洼的敌人趟出来，逮走了。在梢门洞里传出第二阵嚎叫时的一片枪声，便是追打他的。还有别人吗？据村干部估计：就是有，恐怕也各回各家了…… “外转大队”剩在眼前的，就张治平、于痴和我三个人。总领队已然失踪，七分区司令部不见着落，我三人手上连封介绍信都没有，即使过了平汉路，又能找谁呢？ 真算是与冀中乡亲父老的缘分，此时此刻，我们唯一可选择的，只能是：回我们六分区去，死心踏地当咱的“抗战干部”吧！ 于是，我回头去找我的房东宋葆真，跟他告别，谢他的舍命保护。而他，也只说了一句话：“看你叫那个大麻子挑出来，那工夫，我心里真像扎了一刀……”我看看他的眼睛，那里面闪烁着诚挚，这是我至死也不会忘记的…… 当夜，我三个就返回了张治平的家。次日黄昏，再要起程时，治平说：十分抱歉，他家里出了点事儿，请我们先行一步，他把事儿处理完，随后赶来……这样，回到六分区指挥部的，就只于痴和我两个人了。 分区指挥部很快分配我去宁晋县大队当特派员，因为该大队特派员刘筠波刚刚战死。 以后，我在宁晋县大队，开始了另一轮史无前例、缠磨而持久的“隐蔽斗争”。这在任何军事史上都是破天荒的，是“五一大扫荡”的直接延续。“清剿”反“清剿”，“剔抉”再“剔抉”，藏身老百姓家中，钻入敌后之敌后，把白天和黑夜翻转使用，从强敌鼻子底下擦来蹭去，虎扑鹰拿，磨牙吮血，奋争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打来了艰难万分的胜利。这样的武装斗争，从前不曾有，今后也不会再有了。我在宁晋大队的三年，与人民一块摸爬滚打，结成深厚友谊，以至宁晋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段经历，给我日后写《平原烈火》、《冷暖灾星》以及《小兵张嘎》，提供了十分丰厚的生活基础。 -------------------当时根据地的老百姓是很恐惧鬼子的，因为他们杀人不眨眼。现在的抗日神剧，简直就是对中国人的一种侮辱！上图的砍头不算什么，下图的活埋也不算什么，残酷的手段多得是。五一大扫荡前期，当时一个被俘日军回忆，一个日军联队长亲手把一颗手榴弹塞入中国妇女的阴道，然后在几十米外拉响，将她活活炸死。 第二个回忆，文职军官也几乎都死在冀中 “拉网扫荡”。据吕正操的回忆，这几次大规模合围，“一片是深县、磨头、衡水的敌人四路出击，合围深县东南黄龙一带的村庄；一片是深县、武强、安平、饶阳和滹沱河北岸的敌人，以41师团为主力，合击四县交界的张邑、邹村一带地方；一片是束鹿、深泽、安平、深县之敌，合击四县交界的角邱一带地方。在这几片根据地里，几乎村村都有敌人，用拉网战术，步步压缩，配有汽车、骑兵、车子队，反复搜索‘扫荡’”。那么，当年的大合围圈里，又是怎样一幅情景呢?当年在七分区文工团工作的杜敬回忆起日本人的“拉大网”，说，那不是“四面枪声”，而是五面枪声。他说：5月11日，敌人搞了一个方圆几十里的大合击圈，北边从滹沱河，南边从沧石路，西边从深泽至晋县线，东边从安平至深县线，四面的敌人像拉网一样一齐往里压缩。当时人们并不了解这种情况，只是听到北边有敌人打枪就往南跑，听到西边有敌人打枪就往东跑。这样，敌人的合击圈越压缩越小，最后把人们赶到深泽、安平、束鹿三县交界的野地里，四面离村都较远。被包围在这合击圈里的人，成千上万，男女老幼都有，党政军民的干部、战士也夹杂在里边。敌人继续从四面打机枪，加上空中的飞机也往下打机枪，五面枪声不断。人们试图跑出合击圈，但哪一面也有敌人的步兵或骑兵，因此跑一段又回来了。有些抱小孩的妇女，跑得太累了，只好坐在地上听天由命。 我们文工团的几十位同志都被包围在大合击圈里，但已经跑散了。最后和我在一起的只有演员张洪同志(深泽县枣营村人)。我和张洪一起分析，敌人把这么多人都包围在这里，不可能都带走，必然要从中挑选，而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肯定是被抓走的对象。因此我们两人决定，不顾敌人的机枪扫射，拼命也要往外跑，宁死不能被敌人抓住。安平、束鹿我们不熟悉，就往熟悉的深泽境内跑。跑了一段，看到南面有敌人的马队跑过来了，西面有敌人的步兵从杜家庄东口出来，分为两股，一股往东南，一股往东北，成为一个钳形，以继续紧缩包围圈。敌人从飞机上打下来的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身边，把地上的土打得“噗噗”地冒烟。我们看准了机会，敌人的马队还没跑到我们跟前，从杜家庄出来的两股敌人的尾巴都已出了村，这正是个空当，我们飞快地从一个交通沟里跑进了杜家庄村里，算是跳出了敌人合击圈。事后听说，被包围在合击圈里的人们，很多被敌人带到安平县角邱村去了。 其实，杜敬他们此时并没有跑出敌人的大合围圈，敌人“拉网扫荡”是多层次的，这一波过去了，不久可能又有一波过来，有时“扫荡” 完这一片，回过头来又“扫荡”一次，有时是一队人马成东西向拉开，在野地里趟上一遍，同时另一队人马成南北向拉开在野地里趟一上遍，好像梳头一样，叫“梳笼式扫荡”。 因而，他们还得接着跑。杜敬回忆说：我和张洪在杜家庄没有住脚，继续往西北方向走。每经过一个村，都看到敌人“扫荡” 过后的凄惨景象。街上冷冷清清，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被敌人“拉网”拉走了，只剩下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在街上哭哭啼啼，有的是家里人被敌人打死了，有的是亲人被敌人抓走了，有的家里房子被烧了。 我们是黎明时分听到敌情后跑出来的，这时已到了下午，大半天还没吃饭，肚子早饿了。 走到一个村，想起我在县文建会工作时认识这村的文建会主任，于是到了他家，想找点东西吃。这家人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家，才供得起子弟读点书。所以那时的村文建会主任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在乡知识分子。我们进了他家的大门，正好看见那位主任从二门里出来，我们说明来意后，这位过去见了面总是很热情的老熟人出乎我的意料，很冷淡地支吾了两句就进去了。我们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出来，估计是从这个深宅大院的后门或旁门溜走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环境变了，人也跟着变了。 我们又往前走，到了周家庄，张洪的姐姐家在这村。家里没人，我们掀开夹道里的锅，锅里有剩高粱面饼子。正吃着，张洪的姐姐哭哭啼啼地回家来了，原来她父亲被敌人打死了。她要张洪和她一起料理后事。张洪有些犹豫。因为我们估计，敌人从滹沱河往南拉了一次网，把绝大部分人拉走了，回来时还会由南往北再拉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到滹沱河北去，才能躲过敌人。张洪要跟我一起去，但出村不远，毕竟出于父子之情，又回去了。 傍晚，我走到马铺村西，想从这里过河。河水很浅，挽一挽裤腿就可过去。但敌人已经把河封锁了，在河北岸，每隔一段就点起一堆火，并有骑兵来回巡逻。我蹲在河南岸的一棵树下，观察了一会儿，摸清了敌人骑兵来回巡逻一趟所需要的时间，看准一个空子，就很快趟过河去了。一到北岸，遇见一个穿破衣服的老头，一看就是个老贫农。他看出我是个革命工作人员，立即十分关切地对我说：“唉呀!同志啊，你这会子过河多危险呀，敌人的马队刚过去。”我说：“我看见了，正是趁这个空子过来的。”那位老贫农急忙把我领进一个小交通沟，让我在五千村边上往北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也黑了下来，才算比较安全了。 如果是外乡人，又是女性，恐怕就更难了，当年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刘燕瑾女士，在赴外地拍电视剧前夕，抽时间接受了采访。 以下据采访刘燕瑾记录。 刘：在“五一”大“扫荡”时，我们火线剧社都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行动。我是跟指导员解杰在一组。那天晚上一夜走了一百多里，想着已经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了，进村找饭吃。没想到正钻到敌人包围圈里来了。跟着老百姓往村外跑吧，一跑跑散了，就剩我和丁冬在一起，到了村外，就看见日本骑兵在兜圈子，圈子越兜越小，就把人全围在里头了。 问：有多大一个圈子?刘：不大，也就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吧，几百人。这时候敌人的骑兵一边跑着压缩包围圈，一边叫喊着。步兵也上来了。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就过来了。 一边走一边喊：“八路的，八路的?”老百姓都挤成一团了，最后只好都蹲下。不敢抬头，也不敢睁眼看。听着不远处有个人惨叫一声，知道是敌人拿刺刀挑了一个。我和丁冬没在一起，可也离的不远，互相看得见。 赶紧就着点露水，拍点地上的浮土，弄在脸上。可手里空空的，不像个逃难的老百姓。正着急，“啪” 的一下，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扔过来，吓了我一跳，睁眼一看，是个旧包袱。是边上一个很瘦小，还有点喘病的大娘扔给我的。大娘小声说：“闺女，快拿着，”我赶快两手抱着。回头一瞧，觉得丁冬比我更不像老百姓，就又扔给她了。这会子听见日本兵大马靴踩着就过来了，赶紧低下头。日本兵端着刺刀先走到丁冬那儿，丁冬把头低下来，双手紧紧抱着包袱。日本兵一刺刀把包袱挑到地上，一看都是些破衣服，破布头，只看了一眼，就朝我走过来，猛然吼了一句：“什么的干活?”我赶快回答：“老百姓，老百姓。”那日本兵又问了一句：“哪个村的有?” 我想回答就是附近那个村的，可又不知道村名，这不急死人吗?亏得我旁边那位大娘抢着回答：“就是这村的，太君，她是良民。”说着把我往她身后拉。日本兵瞧了瞧我，反正我一半是真的，一半装的，那么半真半假吧，做出直哆嗦害怕的样子。日本兵就端着刺刀往前去搜索别人去了。听得见远近日本兵一个个挨着用半拉子中国话问：“什么的干活?”“八路的?” 问：这要是汉奸就坏了，你们都是外乡人，一张口就能听出来不是本地人。刘：不用张口也能瞧出来。别看都换了便衣，可许多地方还是和老百姓不一样。亏得那天都是日本兵。就这么着，还抓走一个男的——不是我们剧社的人。 也穿着便衣，可衣服上有那么点钢笔水。老百姓不用钢笔。 日本兵抓了些人，骑上马就走了。听见马蹄声越来越远，可我们还是一动不敢动。我看看丁冬，丁冬看看我，好像做梦一样。不相信又闯过了一关。这会已是过晌午了。就听见村头上有老头和小孩在喊：“维持上了，不要紧了，回家吃饭去吧!” 藏在麦垅里的老乡们一个个陆陆续续地回村了。那位给我包袱的大娘，也要回家了。我们把包袱拾起来，拍打拍打还给她，道了谢。她对我们说：“闺女，跟我回村吧。”这村里情况怎么样不摸底，我们没敢去。她走后，我和丁冬赶快去找自己的人，附近的各个麦洼都找过了，一个我们的人也没找着。老乡都走了，茫茫无边的大麦洼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两个无家可归的人了。东望望，西望望，不知道村名，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怎么办呢?刚才还满是人的麦地里这会人影也没有。 只听见微风吹着麦子窸窸地响，天上一上一下地掠过打食的飞鸟。 我们俩都是外乡人，口音不对，本地汉奸一听就听得出来。虽然参加八路军也四年多了，可是过去光是跟着主力兵团打游击，一切服从指挥，过惯了集体生活，今天突然单独行动，由我们两个姑娘独立自主地应付这种瞬息万变的敌情，实在没有经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没个主意。再加上从昨夜行军一直到今天晌午，水米没打牙，渴得饿得心发慌。脚掌子上都磨成了铃铛泡，太阳又毒热毒热地，一步也移不动。正在没奈何的当儿，从道沟里走来一个高鼻梁，大眼睛，走起路来麻利快的大娘。她一手提着饭罐子，一手里提着饭篮子。像是平日给在地里干活的人送饭去。我们一见有人来。 心里也就有了希望，等她走过来，就向她打听村里的情况。一边说着话，一边两眼泪汪汪的光盯着她手里的饭罐子、饭篮子，心想：“吃点东西才好，哪怕喝口汤解解渴也好。” 那大娘一听就听出我们是外乡人，看出我们是八路军。就把村里的敌情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了。原来日本人在村里还没走。我们问她是给谁送的饭，说大娘，能不能给我们点吃，从昨夜到现在，一口水一口饭没吃呢。大娘说她是给在地里藏着的儿子送饭去，说着把饭罐子递给我们，说：“闺女，你们先喝点稀的，等一会打发我儿子吃了，我回来带你们进村上我家里吃去。鬼子们在村当间打尖呢，我家在村边子上，看不见，你们又都是女的，跟我回去不打紧。” 老大娘走后，我们俩三口两口渴了饭汤，又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跟大娘进村吧，鬼子就在村里，太冒险了，别弄个自投罗网。不跟大娘进村吧，别处也没个投奔。 正在犹豫不定，大娘回来了，说：“闺女，咱们走吧。”我和丁冬相互看了看，也只好壮着胆子闯一闯了。 进了村，她家果然是住在村边上，出道沟就可以拐进她家的大门。进了屋，大娘就招呼我俩说：“闺女，快上炕吧，你们再喝碗饭汤，我给你们烙饼。”我俩喝了碗饭汤。 丁冬帮她和面，我帮着烧火。大娘说：“快歇着吧，走了一夜路哩，歇着吧。”可是我们怎么肯吃现成的呢?她烙完饼，又拿出鸡蛋说：“你看，家里也没有菜，净跑反啦，给你们两个鸡蛋吃。”我们说：“大娘，您留着。” 她推开我们说：“又不是买的，自己的鸡下的，这年头，省着干什么?省着也是叫鬼子汉奸抢了去。” 她炒完了鸡蛋往焦楞楞的大饼里一卷，一下子塞在我们手里，说：“闺女，快吃吧”。 我和丁冬咬一口饼，心里酸了一下，眼泪直流(流泪)。 吃完了，我和丁冬互相看看，该走了，鬼子就在村里住着，别给大娘找麻烦。可又往哪走呢?大娘看出我们的难处，边收拾东西，边安慰我们说：“快躺下睡一觉歇歇，天黑了你们还要赶路呢。”这当儿，听见大街上有人喊：“乡亲们，维持上了，开会去吧，一家去一个。”大娘说：“别管他们，你们睡你们的，我去瞧瞧。”说完就出去了，我和丁冬背靠背坐在炕头上，谁也没说话。后来我听见丁冬隐隐地哭，想安慰她，可刚说了一句：“别难过。”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大娘的儿子——一个十五六岁，又黑又壮，不爱说话的青年，天黑才回家。大娘问我们要投奔哪儿?我们说要朝西北走过路西去。大娘又做了一顿饭叫我们吃了，还给我们带上明天吃的干粮，然后叫她儿子送我们出村，指明了道，才回去。于是，我们在茫茫的黑夜里，又走上了茫茫的道路。 唉，这些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要流眼泪。 问：丁冬同志现在在哪里?刘：她不在了，去世了。 是的，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越来越少。 我们见了冀中的老人们，总是想多了解一点日本人“拉大网”的具体情况，想为历史留下一点具体的细节。比如说，“拉网”时从公路上跑得出去吗?日本兵都是怎么个神态?那么多人，日本人总不能都带走吧，凭什么认定是八路或干部，等等。老人们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记忆：“‘拉网’的时候公路哪过得去人?鬼子、汉奸队，全站满了。汽车、马队、车子队，来回蹿，别说人了，就是只鸟也过不去。你说晚上悄悄从滹沱河过去，那倒可能。” “日本兵是个啥神态?这倒没太多印象。当然和日本人打过照面了。离得太近了。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挺紧张，你想，人群里混着不少咱们的干部、战士，瞅准了不给他一家伙?还记得他们一个个好像挺疲倦的，大马靴上全是泥。 日本人编的《华北治安战》上说，41师团是5月初 瞧这些鬼子兵！ 从山西临汾上火车，先运到邯郸。10日夜到了石德路衡水、辛集一带，闷罐车坐了好几天，刚下车，11号一早就背着几十斤的东西‘拉网’，想想也是够累的。”“也不一定都在野地里睡觉，各种情况都有。有的村是组织人监视敌情，大部分人还是在家里。日本人一般爱拂晓包围村子，一有敌情，村里的老百姓都往外跑。当时有个名词，管这叫‘炸了’，某某村又‘炸了’。” “到了野地里，也不一定都乱跑。有些人就挖个坑，上面用秋秸盖上。日本人‘拉网’，那人排得再密，也不会一个挨一个吧。这么大的洼地，藏个人还是没问题的。只要你军队没踩在上头，日本兵的刺刀没戳着，就算我的，躲过去了。相反就算你的。所以日本人‘拉网’，也是把藏着的人像赶羊似地往一块赶。几千几万人。这里头有不少咱们的干部、战士，都带着家伙，谁也不愿坐而待毙，瞅准了打几枪，老百姓跟着往外冲，鬼子就拿机枪扫……” “要说还是汉奸可恨。日本人根本搞不清谁是本地人，谁不是本地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长的可能都差不多。50年我们去朝鲜，可体会到这一点了，觉得朝鲜人长得怎么全一样?异民族军队作战，也有许多困难的。当然，战争的性质不同。” ………… 其实，日本人和日本人也不一样。像110师团这样的守备部队，在冀中地区驻扎了很长时间了，对冀中的风土人情、地形特征自然要了解得多一些。而像41师团这样的野战兵团，对冀中的了解当然就差了。故而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在总结“五一”“扫荡”作战时，曾指出：“我作战主体兵力，是新近到来对###作战经验少的兵团，但此次作战的目标是推进治安工作，倘为现地兵团增加兵力，使之支持作战，或可取得更大的效果。” 他的意思是说，要是以对冀中有更多了解的部队为主进行“扫荡”，效果一定会更好。 不过，不论是什么守备部队，还是什么野战兵团，都比不上汉奸对冀中的了解。这些汉奸，一听口音，就知道你是滹沱河南人，还是河北人，一看举止，就知道你是不是庄稼人。这是日本人，哪怕是日本人里的“中国通”也很难做到的。更何况，谁家有人在八路军队伍里，谁是村里的抗日干部，日本人要没汉奸帮着，根本不可能弄清。所以冀中人一提起汉奸，无不咬牙切齿。而日本人对此却十分重视这些汉奸，花了很大的力气，把汉奸们识别谁是军人，谁是百姓这一套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规律性的东西，并写成文字，作为“###要则”，下发部队。例如日军下发的《扫荡剔抉###根据地的参考》一书中，有如下的内容：“集合民众，连续进行‘立正’、‘稍息’动作，或在谈话和休息时，出其不意发出口令，根据其瞬间的动作，便可判明是一般群众还是###。” “讯问出生年月日，回答‘公历某年’而不说民国年月日者，多数是党员。” “党员对党外事项能够答辩，但转问有关党的事项时，沉默不作声者居多。” “穿着便衣的人员，多数衣服不合体，也有脏的地方与一般群众的不同。另外，衣服上往往沾有不是当地的土。” 日本人费尽心机，要弄清谁仅是一般百姓，谁是党员或军人。当然不是为了抓几个小排长、小连长，那都是些“小鱼”，日本人当然希望能抓到混迹于百姓中的 “大干部”，那才是“大鱼”。因此，一些级别较高的干部，如果被日本人拉到网里，就更危险了，因为他们是日本人最感兴趣的目标，另外，认识他们的人也很多，其中只要有一个告密，就麻烦了。在林业部一间安静、简洁的办公室里，原林业部副部长马玉槐老人与我们交谈了整整两个上午，老人很健谈，谈起冀中，谈起“五一”大“扫荡”，更有说不完的话。这两个上午，我们基本没问多少问题，只是静静地听着、记着。 ------------------------当时冀中老百姓，对八路军是非常拥戴的。自己吃糠咽菜，把粮食给八路军。 第三个回忆，高级军官也被日军抓走作为民夫 采访马玉槐记录。 马：我在冀中，是冀中回民抗战会主任。这是冀中区的一个群众团体，平时跟着冀中区党委活动。就先说说冀中的回民吧。 冀中的回民，估计有七八万，这数不准。 对外说是20万，那是夸大了。就像一说冀中，是800万人民，其实没那么多，但也不会少于500万。妇救会的一说，400万妇女，800万一半，可不就是400万，也没那么多，宣传吧。 冀中的回民，大都分布在水路交通线上，在城镇的多，纯农村的很少。定县、献县农村有一点。因为民族压迫，回民占有的土地少、差，只好到城镇里谋生。谋生手段，你们都知道的，主要与饮食业有关，杀牛羊，叫“清行”。也没多少资本，靠赊，凭劳动力和加工，赚点钱。 回民好武，这与多年受压迫深有关。长期受压，长期奋斗。历代革命，没有回回不参加的。推翻元朝，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就是回回。反明，又有回回。清代，统治者对蒙、藏、汉的政策都是成功的，对回回却失败了。清代对蒙族，是分散，对回回，是洗(杀)、徙(赶)。到了“五四”运动，南开的学生运动领袖马俊，外号马天安，是回民。刘静扬，总理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回民。回民受压迫，文化落后，没出路，只有反抗。冀中青县、沧县一带回民，贩卖私盐，有武装，男的、女的都厉害着呢，叫“爷们不在，娘们也不饶。”冀中北边固安一带回回，也有武装，吕正操带着东北军691团在那驻防时，与回回干过仗。 后来吕正操见了我，还开玩笑，说你个贼回回。 日本人是很重视拉拢回民的，日本人在东北就有汉奸组织回教联合会，占了北平，第一个成立的汉奸组织，就是回教联合会，又改名“华北回教联合会”，以后又改成“中国回教联合会”。这里得说明一下，日本人不承认回族，只讲回教。实际是把信###教的各族都包括在里头，与孙中山讲的“回”差不多。日本人提出的口号是“争教不争国”，诱降回民。咱们为了对付日本人，也得有个组织呀，所以就成立了回民公会，后来叫回民抗日救国会。归冀中区党委下属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领导。 扯远了，讲“五一”“扫荡”。“扫荡”一开始，区党委开了个紧急会议。黄敬主持会，说敌人调集众多兵力，几万人“扫荡”冀中。 说各团体分散活动，坚持反“扫荡”，谁在那里有基础，就去那。当时让我去七地委。一部分去蠡县，我带一部分人去肃宁一带。5月9日到了肃宁南边南于庄。我的前妻在定县，正怀着我大儿子，也跑到南于庄，碰上了。我让她去郭家楼一带，那儿在肃宁县最东边靠河间，属敌占区，敌伪里有回民关系，可以住在汉奸队队长可二蒙家。他家小舅子、岳父什么的都是咱们这边的干部。 到了10号，我知道西边不行了，想转到滹沱河南，找七地委。没想到11号大合围，正给围里头了。敌人上边飞机，地下摩托、马队、坦克来回冲。几县的人都在这一片，兔子都吓得不跑了，到处是人。我带的通讯员姓王，在人堆里碰上别的干部，就说一起走。开始说我在前头，你们跟着。三冲二冲，就散了。跑了一天，就剩我一人光杆司令。晚上，到了饶阳县城东南12华里的屯里——现在是个乡了，到了影林村——当地人不说“影林”，叫“宁宁屯里”，进村随意找了一户人家进去。这家老头叫焦老先，就老夫妻俩，儿子是抗日军人，小名叫石头，大号叫焦来有，今年有七十四五了吧。老夫妻跟我说敌人太多，让我换了他儿子的衣服。我穿的毛衣，带的派克笔、驳壳枪、本、钱，都埋了。我亲手埋的。吃了饭，拿着被子，到村外沟里睡去，离村西二三里地吧，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老头拿脚一踢，说起来吧，鬼子来了。睁眼一看，鬼子就在跟前，一个个端着三八大盖，问“土八路地?”我们说，我们是土百姓，不是土八路。鬼子把人们赶回村，从人群里拉出来几个，问谁是八路?土八路地?老两口一看我给拉出去了，拉着我不放手。日本人一下把老头老婆给撞开了。我也学饶阳口音，说我是种地的，也干木匠。反正面皮也黑。好在那天都是日本军队，有个翻译也是高丽棒子，没有汉奸。要不可就没那么容易混。日本人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什么来，只好抓了十一二个人，给他们当苦力，拉马，挑东西。我也给抓去了。还记得是日军上田部队。跟着日本军队转了10天…… 问：对不起，打断一下。您能说说在这些天您都看到些什么了吗?马：日本军队是很野蛮的，烧杀奸淫，弓虽.女干妇女，什么不干?在第7天，我去挑水，挑水的时候故意手不扶担，那么两手插着腰走，我得拽呀，得让日本人看着像个干活的。敌人还真没怀疑，说苦力顶好顶好。后来摔倒了，脚扭了，肿了。 学了点日本话，疼日本话叫“以太”。我说太君，脚的以太以太的厉害。日本人就不叫我挑水了，让我干别的事。大约5月21、22号，到了深县，敌人要往南走，说你的开路、开路地。 还有几个人，也放了。夜里我先找了个草房休息，睡了一觉，天明一看，方向都知道。又回到屯里影林村。老头老婆都在，见了我，说出来了，好好，你的东西还在呢。拿根筷子一戳，果然还在。后来我又到了郭家楼，我前妻在那附近一个村里。待了几天，把这一段经历，详详细细地写下来。那天到那，证明人是谁。那一带我熟，估计八地委在什么地方，找去一问，果然在。我告诉他们我被捕了，经过写在这了，请审查。罗玉川在哪，我不能问。过了十几天，大约是6月初吧。罗找了我，说看了，调查了。你坚壁的东西也拿出来了，枪给了谁，笔谁拿了，没问题了。现在形势严重，赶快抓工作。 可以用灰色面目出现。可能是七八月间，记得玉米都已老了，区党委派警卫连连长，姓高，找我，后来集合了冀中一些人，从新乐县新乐桥过了铁路，到了路西。 问：亏得您遇上的是日本军队，也亏得您给抓了苦力，反倒安全了。 马：还得感谢那老夫妻俩。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儿子还在。1992年我去找过他，今年7月14号我又去了，看了看，给了他些东西，留下点钱。 ■冲出“拉网合围”的骑兵团干部，想起合围圈里的惨景，谁都说不出话来 日方文献是如此叙述5月11日至15日这几天的作战的：5月11日拂晓，奥村部队(第41步兵旅团旅团长奥村半二少将指挥的步兵六个大队为基干)从沿石德路的展开线出发，对深县东南地区的敌军，池上部队对安平西南地区的敌军分别予以双重包围并进行了攻击。然而###已经便装分散，未能取得多大战果。 ------------------被抓走的民夫分为两种，一是青壮年，尤其是头上有戴军帽痕迹，手指有老茧，有手榴弹索泪勒痕的，基本抓回去集体枪杀或者送到后方做苦工。二是上图的老年人和妇女（非年轻妇女），大部分则是作为劳工的，用完就放了。不过遇到日寇心情不好的时候，随手杀几个也很寻常，在他们眼中杀中国人就像杀鸡！ 第四个回忆，跟着部队才拼死突围成功 高增全 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反“扫荡”已过去四十五年了，艰苦的岁月还经常在脑子里回荡。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为了追忆残酷的战争岁月；为了缅怀牺牲的革命烈士；为了感谢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我抱病把它写出来。 暴风雨的前夜 相对安定的环境、令人兴奋的学习生活坚持到了四月初，频繁的行军开始了。在不断的转移中学习，教职员工已习以为常。由于集中精力教学，人们也不大议论什么战斗情况，半年中有时传来部队攻打据点歼灭日伪军的一些胜利消息，大家没有想到日益严重的敌情。四月下旬，连续的行军、操课也暂停了。但转来转去，仍然在潴龙河、滹沱河两岸，安国、博野、蠡县、安平这样一个方圆不过一百平方公里的范围跳来跳去。四月末的行程一直往南。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部队由安平西部向东南方向出发，即将穿过沧石公路，人流一个挨一个，走得比较慢，而且非常肃静。许多人已很疲劳，脚上打了许多血泡。部队在敌人碉堡中间，肃静地跨过了沧石路，大踏步向南加速行动。大约走了三个小时，部队转弯向西，不到一个小时折向东。天刚亮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李队长和李政指从团部赶回集合大家简单地说：德石铁路已为敌封锁，西面深磨公路、北面沧石公路、东面釜阳河都被敌人封锁，敌人大举扫荡即将开始，为保存干部，团首长决定就地分散坚壁，待反扫荡结束后再集中。 三、 坚壁 南康王城是一个不大的村庄，大约六七十户人家。班长李振铎找到村长，说明来意毫不迟疑的领着全班逐户分配。这是天空已出现敌人飞机盘旋，远处已听到隆隆的炮声和枪声。有的同志很快换了便衣，混入人群逃出村庄。我被村长领到路南一个大黑稍门里，村长向房东只交待了一句：“这个小八路交给你们掩护”，就匆匆离开了。 这一户人家有四口人。爷爷、公婆、孙媳，据说孙子在外学徒作生意。我满身黄军装、军被、挎包，一只步枪、三颗手榴弹，这些东西放到那里呢？走到二门外正敢上这家爷爷和邻居的一个女儿往地瓜窖仍衣服，我留了一颗手榴弹，其余的东西也都扔了下去。他们要盖洞口时，我要求跳下去一并藏起来，女孩子一把拉住我，“不能跳，下去会闷死的。”没办法，又返回北屋请求老大娘找衣服，老大娘好像惧怕老爷爷而没有动，还是孙儿媳急忙找出一件小棉袄，一条大夹裤。我立即换下来，公公把军衣藏在草内。我仔细观察这一家人的态度，又一看自己穿着肩上露着棉絮的棉袄和齐胸部又露屁股的大夹裤，加上脚上的军鞋和白白的绷带，根本不像一个老百姓，如与群众一起逃难，等于去送死。我下决心不外出，告诉老人：“你们赶快逃难，老大伯把我藏起来，这满身绷带外出也连累你们。”老爷爷带着儿媳孙媳逃难。老大伯领我到后院一看，北屋三间，东头堆满谷草到屋顶，我说：“很好，就藏在这里，我爬上去，你把门口用砖磊起来”。我爬上草顶之前，把长久携带的十发驳壳枪子弹、一副眼睛、一根皮带埋在院子的土里。再叫老大伯提了一壶冷水、一个尿盆。老大伯用砖很快把房门垒起来了。 四、沉着冷静 村外的枪炮飞机扫射的哒哒声越来越响。我躺在草垛上面，把唯一的一颗手榴弹插在腰中，准备万一被敌人抓住就同归于尽。可能是极度疲劳，也可能有一点点放心，吃了几口干饼，喝了几口冷水，就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只听到外屋有人声和拆除砖瓦的咚咚声，从外屋透过阳光看到身穿呢衣的日本鬼子，正在拆砖墙。这时我真是毛发直立！今天将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想到自己才十九岁，来日方长，但又想到多少革命战士、仁人志士为国捐躯，死也死得英勇不屈。“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这个响亮口号总有一天会胜利到来，后人会给我们报仇。 敌人拆完砖墙，正在扒谷草。我把手榴弹的弦套在食指上，等待着。扒草跺的时间持续近二十分钟。忽然敌人叫喊什么话，似乎听到“没有的!没有的”！实际上敌人是在草中搜索东西，并没有发现我。敌人搜过了，我反而感到安全了，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大约下午五、六点钟，一个老人的呼唤声惊醒了我：“同志还在吗？同志还在吗？”听得出是房东老大伯。这时的老大伯是望着拆除的砖堆，满地的谷草，失望的向室内呼唤。他已为我早已被敌人抓走了。我听到没有其他人的声音，大着胆子应了一声：“还在呢”！随即跳下草垛，踩着破砖散草走出来，老伯伯对着我惊喜之情是难以形容的，只说了一句：“你真命大”。我在院内一看，满院柴草破衣。往砖下一挖，埋的子弹、眼镜、皮带早被敌人搜走。房东的夹壁被拆开，抢掠一空。 敌人的第一次“大扫荡”暂时过去了，房东一家四口回来，为我煮的小米稠粥，拌的香椿腌菜。在家时做的鸡蛋炒香椿，我也吃不贯，这时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也满有香味。从此我一直爱吃香椿了，几十年一吃香椿，就想起康王城这一家。很可惜他们当时没有问我的姓名，我也没有记住他们的姓名。 入夜之后，外出打听，政治队二班十一个人，除我一人之外都随群众逃难中一一被敌人抓走。狡猾的敌人为抢光、。、烧光抗日根据地，这次拉网扫荡，被包围的群众赶入场内，把年轻体壮的男子一律绑走。成串的人群被赶进深县城内。由于群众的反抗，许多人被刺刀穿手用铁丝串起来，真是一倒百倒、一痛百痛，许多人被折磨致死，折磨成残废。后来有的同志告诉我，他们见到过被敌人抓去的二班学习班组长刘雨村同志，双手被敌人捆绑成残废，还是发奋逃出魔掌。但更多的人被敌人押送到东北矿山，成了囚徒和劳工。 五、你当机枪班长吧 一个班的同学只剩下我一人，房东老大伯不敢让我夜宿家内，晚上送我到坟地隐蔽，却意外遇到三队一个学员（排长）和团部一个小勤务员，恳请我带他们找队伍。我辞别了房东老大伯，在漆黑没膝的麦田里到处张望游转。为找饭吃，来到一个小村庄，到几个老乡面前还没开口，其中一个大个子四十来岁的老乡审视了一番，告诉我们前面门前井内有一挺机枪。我们顿时来了兴趣，有了机关枪什么也不怕，可以报仇血恨了。在老乡的帮助下用三齿镐绑上长杆，捞出一看，是日本造歪把子机枪，可惜没子弹。在附近转了两天，在村头发现一伙人正在谈话，走近一看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干部，他看过我们的机关枪说：“这枪是我们在李家角战斗突围时投入井内的”。并说明自己的番号、职务，我们把机枪交给他。他接过枪又为难起来，向我提出：你当我们的机枪班长吧！我说好哇！还是三队学员小麻子排长插话说：我们是抗三团学员。他指着我向这位干部说：人家是一个指导员，怎么能当机枪班长呢？这个干部立即表示歉意，并说他叫王成烈，是警备一团的宣传干事。他向我们简述了李家角战斗情况：我团一团一营被一万二千多日寇包围，血战十九小时毙敌数百。五月二日拂晓突围。他正在收容失散人员。同时告诉我们向西北走几十里，那里已集中了一些抗三团同志。我们为得到这个消息而高兴，立即去找抗大的队伍。 六、第二次突围 太阳落山之前，我们找到了抗大的队伍。实际上集合起来的大约有百人，由李教导员负责，他是一个精悍的东北人。人员集中之后，主要是联系失散的同学和恢复体力，没有侦察敌情，也没有进行战斗编组。 大约是五月十一日拂晓，日寇的合围又开始了。枪炮声由远而近，群众开始逃出村庄。李教导员把大家集中起来，尾随军区警卫营，在深浅不一的道沟里向南跑步前进，炎热的天气，使人口渴至极，从井中打上一桶水来，争相喝饮，有的同志索性跳到浅井里低头去喝。跑、热也使个别同志靠在道沟边上昏迷过去。下午三点多，前沿部队返回，南边已被敌人封锁，即向西冲，也被敌人阻回，转头向北，尾随之敌也已布置好了，并叫汉奸喊：“你们投降吧！只有这一条路了！”战士们给了他们一排子弹又返回。东面的敌人在坡上已露出了身影，显然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在这条道沟的十字路口，遇到总支部书记、代理一大队政治教导员，和团警卫连长带一个排一挺机枪，大家爬在道沟沿上观察敌情。西面和北面之敌已向我逐步逼近。警卫排一挺机枪不断转移射击位置。我军集结还未就绪，也没有来得及转移时，敌人以拉网战术把我们驱赶到包围核心以求全歼。这里灌木丛生，是一个容易渗出的地方，我约本队同学“老西”（山西人，二十八团政治指导员），说明情况后，两人逐个跃出道沟向树丛爬去。小心翼翼地进入一个村庄，有几个穿戴讲究的人正在大街上摆好八仙桌和糕点，准备招待日本鬼子呢！我们退出村庄，迅速跑进苜蓿地隐蔽起来。 七、住宿苜蓿地，夜摸往头村 长而窄的一片苜蓿地，紧挨着菜园、水井和大路。下午三点多，敌人牵着马，带着老乡，要提水饮马。我心里暗想，可不要放马喂苜蓿啊！如果一喂就会把我们趟出来。敌人饮完马回村庄了，我们也安稳了。 五月中旬的夜晚，在野外凉气还是袭人的。穿着破棉袄，白天出汗很多，夜晚还可以御寒。夜深了，村庄也寂静无声，估计敌人已走了。和“老西”商量，想办法能点东西吃！我主张仍回康王城找老房东，他表示同意。就在我们想要站起来时，突然一道刺眼的电灯光由远而近，伴随轰轰的马达声，我们迅速卧倒。这是敌人把扫荡中抢夺的财物，装满成百辆汽车，向北运送。汽车声过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才寂静下来。 军事常识使我依着勺子星向北运动。不知走了几里路摸进了村庄的一户人家，实想找到一点点干粮，结果什么也没有，我们又转到街上，顺着墙根，乘着黎明的黑暗向前摸去。听得前边路东的大稍门内，有马蹄声，有说话声，向墙上一看，哎呀！明亮的刺刀，这是敌人在房上的哨兵，怕惊动敌人，以极快的速度跑到路东。路东的篱笆内一片尸体，绿色军装和戴带的布鞋，这是我军阵亡的将士。我一面运动，一面轻声喊“老西”，一直没有回声。跑到村南一个坟地时，天已经亮了。早已潜出村庄的“老西”这个唯一的家伙也失掉了。这时的平原村落，都一一被敌人占领，到处是残垣断壁，满地是发臭的尸体……。 八、到敌占区去 离开友军战斗过的往头村，在小坟中等同伴“老西”不见。孤身一人决心往南走到敌占区去。利用清晨的曙光，观察了一下地形，走向小村北头的一户人家，看见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上前呼了声老大娘，她审视了我的形状，慷慨地拿出一个玉米面饼子递给我，我也不顾凉硬，几口就吞下去了，又向她要了一个。两个饼子下肚，喝了几口冷水，告别了她，从野地里一直向南走去。 中午时分，走到一片梨树林，林里游人不少，都是我们的“散兵游勇”，大家渡来渡去，互不相识。时间不久，又遇到失散的小麻子排长和团部勤务员。他们见了我如见亲人，眼泪都流下来了，三人组成一个小组，顿觉有了力量。 我们摸到树林南边，可以看到叫大麻森的村庄。不多久，日本鬼子的一个班，扛着膏药旗，从村中通过，在森林西边向北走去。 大约下午五点多，在树林中，突然遇到九分区作战科长李英、宣传科长王前。这两位领导都是我当秘书和宣传干事时的上级。见他们一行四人，有四支****，要求跟他们一起行动。傍晚时分，村庄已静，李、王决定由此向北，争取明天过沧石路返回九分区。 九、沧石路边 一行七人，由梨树林向北出发，由麦田靠在南北大路道沟走。不久就听得有人啧啧的说话声。警卫员****指向来人一喊，把来人吓了一跳，立即站住，口中喃喃地说：“是翻译官放我们回来的”。大家起来走向前一看，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扶持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畏缩地站在那里，不用多问已经很清楚，这两个幼小的女孩是被日寇强奸后放出来的，我们安慰了女孩几句，向东插下去。 避开敌人据点落泊后，进到大李村边。不知什么时候，李科长、王科长等四人不见了。我们三人进入村边一排破落的车棚内，让小排长和勤务员跳入墙内隐蔽起来，我们搬动谷草躺下身去，以便隐蔽和休息。 时间不久，听得脚步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盖的谷草已被掀起，我面向来人跳起来，他还没等我说话，以埋怨的口气说，这里怎么行……！我问他你是什么人，真是巧遇，他自我介绍是这个村子的民兵队长。要求他把我们隐蔽一下，天黑过沧石路。他爽快地答应了。我叫出在另一车棚内的二位同志，跟着民兵队长转了一个小弯，就隐蔽在一连六间的长工屋内。他答应给我们搞些饭吃。我们就在这个屋里休息了。 被人安置在这里，总有些不放心，都没有睡着，忽然屋外人声嘈杂，只听得叽里呱啦的日本鬼子，带着老乡在搜查什么。突然间，一个鬼子发现了谷草上的一块绿布（这是破军衣当手巾的一块），好像抓到八路踪影似的打骂着问老乡，只听到老乡讲： “绝对的，没有八路，搜出来杀我们的头……”。下午民兵队长告诉我们，为搜出我躺的地方的绿布，村长挨了打，拼死不承认，才把敌人哄走了。 午后，民兵队长端来一盆小米饭，一盘咸菜，三人饱吃一顿，问队长如何过沧石路，并请他提前侦察，派一个向导把我们送过去。民兵队长回来告诉我们，敌人已在沧石路加修炮楼，距离很近，路面路沟内放了大量高粱叶子和谷草，夜间一有响声立即开枪，沧石路是难过去了。 十、自觉的纪律 沧石路过不去，决定仍回梨树林，天还没黑就出发了。在麦田里向西南方向前进。一天一顿饭，不久就又饿了。我们走上了一个土坡，有几株古老的柳树，树边有一间小破屋，一个盲人在里面做饭，我们开口要一点饭吃。瞎子笑了：“没想到你们还向我这讨饭的要饭吃”。他很慷慨，熟练地打开锅盖里面的窝窝头让我们吃。这窝窝头原来完全是由糠捏成的，一到嘴里就全酥了。谢过之后，我们又向南行，大胆地走进一个村庄没有发现敌人，摸了几个大门，都是锁起来的。排长灵巧地用树枝打开一家的旧铁锁，走进屋子看到案板上有几个高粱窝窝头和一把干干的杂面条。我们在猪圈内找到一捆秫楷，烧火煮面条，蒸上窝窝头。时间不长，面熟窝窝头热，三人吃了一顿夜饭，锁好大门，出村直向南方。天亮时已到达梨树林，隐蔽在里边，等待战友的会和。 十一、夏收 返回梨树林的下午，突然发现主任教员孙路平同志。孙路平三十五六岁，高高的个儿，细细的身躯，打起绑腿来小腿很细，一口南方话，使我们听课时蘋费力，但他诚实刻苦，与学员们打成一片。在这个时候，遇见老师真是令人高兴。在护林的小屋说了一些经历情况后，他告诉我们：抗三团学员、干部已有三十多人在这一带，三大队大队长李亚锋同志负责收容和组织工作。孙路平教员去后不久，李亚锋大队长就来了，他一眼认出我来，但不知姓名。我们向他报告姓名、单位、职务以后，他说明今晚要分配大家去附近村庄帮助老百姓夏收，以当长、短工身份来隐蔽自己。第二天一早见到政治队同学郭奇同志，组织上分配我俩一起到铁道线的梁家店一个地主家当短工。村长带领我们和当家的见了面，村长做了简单的交代，但没有说明是八路。给我们个人一把镰刀就下地了。在十几个长短工中，郭奇同志比我大七、八岁，是河南南阳人，在家劳动过，割起麦子来还可以跟得上。我十五岁前在家读书，夏秋间虽然也下地劳动，但没有跟大人并肩顶个的干过。割麦中眼看落后下去，想快些又掉麦秆，急得满头大汗。地主打着旱伞站在后面督促着：“伙计，手紧点，手紧点！” 日落回村，地主找我去认为我干不了。郭奇同志早已预料到此事，先通知了村长，村长赶到把地主叫在一边嘀咕了几句。地主满面赔笑地告诉我：“这样吧，我也正缺一个小工。从明天起，你负责担水、送饭、起粪、垫圈、摊场、跟车装麦”等，这些杂活我并不陌生，便满口答应了。 入夜，十来个短工统统睡在麦场上，由于疲劳和腰痛，又起梦来：战斗极为激烈，跳出道沟打算转移时，一梭子机枪弹射中腰间，我大声呼喊：“坏了！坏了！挂彩了！”梦中的呼喊，震惊了整个场院，郭奇同志在一边用劲地把我推醒，斥责我喊什么挂彩了，不怕暴露。这句话使我极为震惊，知道自己历来有说梦话的毛病，短工们都很惊奇地围绕过来。身份已经暴露，也只有依靠群众，告诉他们，我是八路，相信穷弟兄不会出卖我们，有的短工笑了，说“从白天割麦的样子就已断定你不是干庄稼活的！”“放心吧，兄弟，咱们都是有良心的中国人”。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在地主家干了半个月，李大队长通知我们当晚集中。傍晚向地主辞行，他也知道我们的来历，要开工钱，我们说明不要工钱，只要一件单褂、一条单裤。当家的慷慨答应。取出一件白粗布褂，一条紫花布裤子送给我。夜间十点钟，从几个地方陆续集中了一群人。李大队长说上级已派警备二团来接我们……，以原来的队为单位编班。抗大三团一千多名学员，在这里收容以后随军进太行的只有这七十几名。重大的伤亡损失使人心情沉重，一些好同志、好教员、好领导，如李泽民、范茨希、李振铎再也没有见到。部队的迎接又说明：党没有忘记这些幸存者，心情又十分激动。 我们与警备旅二团会合。副旅长马泽迎向大家说明要跨过德石路，去接受军区首长交给的新任务。话语不多，显然行动是决定保密的。我们立即成行，部队随团行动。 ---------------------打仗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打电子游戏，是随时会私人的。此次五一大扫荡中，八路军也并不是没有应对的办法。其实可以赶在扫荡之前，全部转移到冀南或者冀西去，将来能回来是最好，回不来就干脆放弃好了。就是因为又舍不得冀中，被迫在这里死战，结果死了近2万正规军，而突围的正规军却只有2万多人，损失了一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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