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记者易帆旧金山报导) 自法轮功学员南非遭枪击后，中共向海外输出国家恐怖主义成为海外华人额外关注的话题。在海外讲真话，安全吗？希望之声“两菜一汤”节目采访了世界日报创刊人之一, 香港名嘴黄毓民之师、资深报人李勇先生。以下是采访录音整理。

主持人：很多华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到底在海外，他们如果要讲他们心理话，不一定是中国政府愿意听的话，到底他们的安全性有多大？您做为资深报人，这几十年在香港、台湾、跟美国从事这个报业的工作，我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

李勇：差不多共产党占领了以后四年，就是1949年开始，我虽然是还小，刚从大陆广州逃到香港，我们一路就可以看到的，就是在中共政权统治之下的新闻记者，或着是讲话稍微超越一点的这个界线的就会遭遇到不幸，到了海外了，照理说应该是安全了，自由地区，可是呢?他们有一句话叫做“反共份子逃到天涯海角他都要对付”。

差不多从中国大陆出来都应该知道，假如他做了个新闻记者，或着是做了个政府官员，他一定会接到一个通知，说他到外面去不要乱讲话，你要是乱讲话的话，我们是没有地方把你抓不到的，那么就是说有这种恐吓，同胞离开以后到了外面都不敢讲，那么事实上呢，从50年开始可以看得到的，从报纸上或是从这个文献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找得到类似这种纪录，因为在海外凡表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论，或着对毛对江对刘或着对邓，对任何一个人有不利的话可能会遭遇他们的破坏，这种例子太多了，从香港到美国。在台湾呢有一个好处，台湾共产党的势力不可能进去，因为蒋经国跟蒋介石时代，共产党不要说在台湾活动，都是潜伏在那边，被人家发现要坐牢，所以共产党不敢在台湾公开活动，但是在香港在美国，又是完全自由地区，他们允许共产党活动。

中共政权，根本他们就不是中国政府，他是一个政权，是一个共产党的政权，根本就不能代表中国，中国是你跟我的，中国同胞也是我们的同胞，对共党来讲，中国人跟中国同胞都是他的敌人，所以凡是发现敌人说了些对他不利的话，他一定采取很残酷的、很毒辣的、残忍的手段来对付你，这个例子太多了。

主持人：你能不能具体的举几个例子。

李勇：我告诉你一个例， 我曾经在黄花岗杂志2003年第三期(总号第六期)，我发表过一篇“中共在香港和纽约制造的这个恐怖暴力和实录”，这我都有纪录下来的，为什么会写这个，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华人街被他们打，我从那个地方想到。

主持人:您在1949年就已经从广州去了香港，您对香港问题一定蛮熟悉的，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香港在中国解放49年以后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李勇：假如谈的太遥远对听众来讲可能就印像模糊，就拿最近香港发生的三个名嘴，郑经翰、黄毓民、李鹏飞，三个人在商业电台主持一个节目遭到中共的恐吓，所以他们就停播。

主持人：对，您对此事怎么看？

李勇：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这么熟悉，因为黄毓民是我的学生，当时在香港驻海书院教书的时候，他是我教了四年的新闻系的学生，他在香港的表现他的文章口才，香港人都耳熟能详每一个人都知道，那这次呢，在香港他讲话一向批判的很深入，所以他这个就走啦，跑掉了之后呢，中共唐家璇当众的说，他是为了逃债务，这根本就是污蔑人的事情，黄毓民到了美国后，我曾经跟他通了电话，他说，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我怎么(变成)欠债要逃呢?如果我欠债，那郑大班，李鹏飞也欠债吗?根本就是拿这个来丑化，换句话说，他没有具体讲他被恐吓的内容，就讲他被恐吓了。我说，你没有必要怕它嘛，香港有警察，有法律。他说，老师，你记得吗?1967年5月香港暴动的时侯，有一个香港的商业电台，有一个叫林彬，那个过程，难道您记不起来了吗?我说，对对对，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主持人：林彬是怎么回事?

李勇：林彬是1967年文革时期，香港暴动的时侯。有一个叫香港商业电台，黄毓民在那里主持一个节目的那个电台，这个人有一个节目叫做 “大丈夫日记”，林彬先生他的口才也非常好，他这个节目谈，一个男人怎样对待家庭，如何做事情，谈一般民生的生活。但到了1967年香港暴动，民不聊生…

主持人：什么叫暴动? 1967年香港暴动是怎么一回事?

李勇：因为大陆1966年开始搞红卫兵，香港也有一批土共，受那些人鼓动，就跟这批人勾结起来，为了响应祖国的伟大革命，香港就搞暴动，它的口号叫做：打倒港英，解放台湾，收回港澳。披着民主主义的外衣，进行香港的捣乱，到处去丢定时炸弹，到处去骚扰别人，然后又贴大字报在总督府，弄得香港人心惶惶。这林彬先生就在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一个做 “大丈夫日记” 的节目，他看了很气，他再也不谈斗升小民(□井)的事情，就站出来批判中共，说左派的人出来搞，实在不应该，搞得香港人民不能生活，他就骂这些人。每天骂，骂到最后一次呢，他说，这些人简直就是土匪作风，根本就是一批疯狗，这批人，危及到香港，按广东话讲，就是很肮脏的一批人。骂完之后，左派(那批人) 土共就很气，就想了要用什么办法对付。在之前他就接了很多电话和恐吓信，可是林彬没有理会，他相信香港的法律会保护他。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和他弟弟两个人，开着一辆敞篷车，回到九龙老道山的一个地方，车子一上那个山坡路的时侯，前面有个牌子挡住，(写着)此路不通，修路。他的车子往后一退，三个人出来，二边用二桶汽油，往他身上一淋，将火一点，就将他们二兄弟活活烧死在车里面。

主持人：哇，好残忍哦。

李勇：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谁都知道是共产党做的，但是香港(港英)政府要根据证据查的，那当然是查不出来，因为他有国家作后盾，有一个集团在后边作后盾，那就没办法抓了，所以林彬死得很惨。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他们到报社去烧报纸，香港当时最畅销的报纸，像星岛日报，工商日报，华侨日报，明报，都被他们上门去骚扰，去打闹，他就认为你们凡事披露对他们不利的，他们就是要找麻烦。这种例子，黄毓民之所以恐惧，他也是因为有林彬的例子在前面。共产党用这种方法来吓唬后来讲话的人，黄毓民和郑经翰都是见过世面，在香港土生土长。他们也都了解香港，但因为港英政府收回被接管以后，香港的言论就被他们用这种方法，暗中用这种方法己经掐了很多了，摆明着掐着这三个人。

所以我在想，他们的暴力是有他们的传统，他们一贯如此，他不仅（针对）反对他的人，就是顺从他们的人，像大陆有名的记者叫范长江(音)，他是从30年代就信共产党，骂国民党贪污，腐化，无能，他在报上拼命写共产党怎么伟大等等，替他宣传，他是大公报的记者。结果，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做过短期的官，一到了反右的时侯，就把他打下去，文革的时侯逼得他没有办法，跳井死亡，死掉啦。现在他的儿子在替中共的一份侨报那里作社长啊。他们的问题不在这些人被杀，被捆，被害，完了，他们还要把共产党的政权当做祖宗来伺侯，连自己杀父之仇都不计较。像金庸，写武侠小说的金庸，梁雨生你们知道吗，他们的父亲都是共产党所谓一解放就杀掉的人，而他们一到了美国，到了香港之后，同样替共产党工作，而且还要替共产党讲话。这么有身份，财富这么多的人，尚且没有良心，没有良知到这种程度，这也是间接促成共产党在海外，为非作歹，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批评，根本就不在乎你的与论，他认为他要动手对付你的时侯，根本就不考虑后果。大家看天安门事件，成千上万的记者在那里盯住，照样坦克车开过来，说杀就杀，他什么时侯考虑过国际的舆论，外面的评价?他不必在乎嘛，老子有钱在手，我就比你谁都狠，我对这种事情从49年以来，看得太多，太长远，占的时间也太多，这个故事诉说不尽，到现在三个人留我一个，有，这种感慨。到现在香港说是一国两制，还尚且如此，你想想看在美国，世界日报在美国也遭遇过类似的事。

世界日报来美国，是台湾联合报的老板来美国创办世界日报，当时派了五个来纽约，我是其中一个。一到了纽约，共产党的喉舌，所谓的左派人士就开始攻击，说世界日报是国民党的大本营、是国民党派到美国来的特务，用各种方法来破坏。世界日报的门窗被砸烂、被放火来烧，车子停在外面被戳破轮胎，我出来采访新闻的时侯，经常有人故意在你面前给你拍照片，威胁你。当然，这些人不一定是共产党派出来的，但他们是一批走狗，替共产党做走狗，为了去讨好他们的组织，也许他得到的好处可能更多。像这种人，你防不胜防，就像有人要告上次在唐人街打人梁冠军之类的人，他们就是为了讨好，为了表示他忠于他那个党，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主持人：李先生，那海外怎么有这么一批人呢?

李勇：这就是民族的悲哀。其实，有些人在大陆可能也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可是这些家伙到了美国，他为了讨好那个报社，也可能恐惧，也可能想沾好处，他就不需要共产党吩咐，他知道共产党需要什么，恨什么，讨厌什么，他就处理什么。我举个例子，孔夫子，现在共产党把他当做圣人来捧，当年批林批孔的时侯，纽约中华公所要在孔子大厦前面树立一个孔子铜像，共产党就派人来破坏，丢石头，丢鸡蛋，放油漆，把孔夫子说成是林彪，因为批林批孔嘛，只要上面仇视，下面就跟着一起来。现在大陆又捧孔啦，那些王八蛋又跑到那边去照相了。这个民族已经被共产党糟塌的没有是非，没有善恶，分不清好歹。你到了美国你可以看到，中国人为什么受这种灾难啊，是因为中国人实在太没有道德勇气，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不合法，不合理的，或不合情的，他觉得他想干就干，不管你在哪里。

主持人：很多海外华人在我们节目播完以后会打电上来，说很喜欢我们讲的，觉得我们敢讲真话。我有时跟他们说，下次请您打电话上来在节目之中讲。结果很多华人朋友说，那我还是算了吧，我可能还要回大陆呢。这就表现出(华人) 有一种恐惧感。上次盛雪女士(著名的作者，记者)来到节目中也说，很多华人生活在恐惧之中。那在美国，李勇先生您经历了80年代世界日报的创立…

李勇：1976年2月12号。

主持人：哦，那时侯您害怕?您(当时)做为世界日报早期的记者。

李勇：谁都会怕死嘛，当时世界日报刚刚开始的时侯，经常接到恐吓电话，出门经常会碰到有人故意经常给你拍照片之类的，这种事情太多了，而且长期以来共产党在大陆的暴行，在海外很多人都怕，所以你说，你请人上台，别人不敢讲话，那也是因为怕。实在很可怕，如果不怕的话，那也不用逃来美国，你们也不必来这里搞电台，我们也不用跑到这里搞报纸，就是因为要逃避这种残暴的…。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听众张先生在线上，张先生您好。

听众张先生： (问好)我很同意刚刚李先生提到的这个观点，共产党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黑手党。大家可能对黑手党的概念很清楚了，但是，我说它比黑手党还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黑手党他要做什么事情还有同行，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还会顾忌着同行，要对同行交代，但是，共产党连这个顾忌都没有，他要杀就杀，要打就打。我倒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李先生，您是海外的老报人了，您是怎么样看现在海外的报纸?以前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您来比较一下，可好?

主持人：这是个很好的话题，很好的问题，到底现在您怎么看待海外的这些媒体，我估计他想问的问题是有没有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或影响？

李勇：我看的很清楚，我相信读者也看的很清楚。张先生刚刚讲的对，问这个问题也很好。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对付媒体的办法。他自己的喉舌不用说，他拿钱来维持，像侨报一年要拿个几百万维持这个报纸。像香港来的星岛、明报，台湾人办的世界日报，我自己创办的报纸，也可以看出那种迹象。他采取过去是威胁恐吓你，现在不用这种手法。现在用收买、用渗透的方法来经营。他一旦有招考，他就用以前有做过他们喉舌的那些记者往报纸里面钻。另外一方面，从里面找一些贪图小利、贪图小名的人，拉拢为他所用。譬如说我有些记者曾经在报上写点东西的，免费招待他到大陆去旅游，给他一笔现金用，几千块钱就把他整个买过去了。他写的东西就开始讨好他，这种情况有一些是为了利，也有一些是恐惧，知道共产党不好惹。凡是共产党所恨的，他就跟着一起骂。共产党喜欢的，他就去捧。

譬如说最厉害的就是他们对海外民运份子，现在中共最大的敌人在海外，一个是民运，一个是法轮功的学员。所有有关法轮功的广告、民运份子的广告，要送到这些报纸去登的话，这个报纸的老板就要考虑到有没有得罪共产党的地方。假如登出来有得罪共产党的话，他宁可钱也不要。有一家香港来的报纸，我不想讲他的名字。在宾拉登911事件发生以后，有人在报纸上花了八百块登了第一版登了一个广告，说：中共政权比拉丁还要拉丁。其实这也是事实，因为他的恐怖程度，比宾拉登不知要超过多少倍。这个人登了这篇广告在报上之后，引起喧然大波。从纽约总领事张宏喜开始，一路到他们北京的上层，一查这个报纸是香港来的一个人办的，这个人又是中共委任为政协委员的一个人，他是老板。就叫这个老板要好好对付这件事情，那个老板一火就把这个报纸在纽约的负责人开除，而且讲了很污辱的话来骂他，说你怎么可以登这个广告？这个人就说：我们报纸是靠广告生存的，人家付800块我就登。老板就骂这个纽约的负责人：假如我给你800块，我叫你登一个你妈妈做妓女，你登不登？他拿这样来对比，对共产党的恐惧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上面只要一震怒，下面魂都没有。共产党现在不需要再用什么恐吓打斗了，他现在只要给点小甜头，你就自动条件反射，不敢写他不喜欢的东西。你看现在华文报纸，除了少数像大纪元时报还敢讲两句话之外，你已经看不到什么批判中共的话。香港的报纸应该来讲，对中共了解最透彻，应该是敢于批判。可是因为有利益的关系，不敢批判。台湾有一些报纸因为要讨好共产党，他有个错觉，他以为全是从大陆出来的人都是亲共。所以他的报纸为了将就读者也要亲共，其实他根本就错，假如大陆出来的人都亲共，那大家去看中共的红色侨报，为什么那个报纸没有人买呢？为什么世界日报是台湾来的报纸这么多人看呢？所以他要找一定的目标。他不要花什么钱多买几个人就可以影响整个舆论政策，用这种手段。所以刚刚张先生问我很想讲这个，因为现在所有的话题都太大了，要讲出来花五个钟头我都讲不清楚。

主持人：真的，那以后可以再继续。

李勇：以后再作个特辑。讲他在海外为非作歹的事情。

主持人：有个问题要请问您，您谈到说中共在海外这些恐怖的手法，港营当时也是英国政府，在美国也是美国政府也不是共产党政府，为什么有这么大恐怖的感觉？

李勇：因为美国是自由国家，所有犯罪都要犯罪以后有证据才能入罪。共产党可以在美国逍遥、可以在美国活动，美国没有法律禁止不准他活动。现在包括台湾也是一样，你拿着武器在台湾马路上公然走，没有人敢碰你，因为他没有违法。在美国同样的道理，他在这边为非作歹、胡说八道，也没有人敢对付他，因为言论自由。他在恐吓你的时候，你也找不出证据，你可以告他可是你找不出证据。告诉你你再写我要对你不利，甚至他打了你之后，他跑掉了，没有人看到没有证据。他来个证据不足，他反过来告你诬告他。你在自由国家讲是有法律、有警察。可是拳头在近、官府在远。为什么我说自由世界有时会吃亏，这个很简单，共产党可以来美国办报纸，美国人想要到大陆去办报纸，这是绝对不准的。什么叫作公平的交流？根本就不公平。他办了各种的喉舌，有电台、有电视、有报纸，全部是共产党拿钱办的。可是在美国的报纸或是台湾的报纸、电台、电视，可以到大陆去开办吗？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民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海外他不能控制的话，他就用钱来买。或者是吓唬你或恐吓你或者是用钱收买你，威迫利诱。在这样情况下，加上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他要是没有什么是非？没有什么暴力？就算被他杀了父母，你还是叫他万岁。这样的人是不是活该该给共产党罚，活该该被共产党整。有时候，你看到这样一种事情，你会觉得做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做的那么没有道理，我的看法是这样。

听众陈小姐：我想跟李勇先生讨论，我感觉他现在的观点有点太过时。因为现在共产党不是很残暴，主要是腐败的问题。如果他这个话题在三十年前是对的，但是在现在我感觉不太合适。我从中国大陆来，我不感觉在这里讲话有什么害怕，有什么恐惧。

主持人：谢谢你，陈小姐。陈小姐这个问题我本来也想问的，因为在海外有些华人就像李勇先生刚刚说的，说中共政权是充满了恐怖暴力，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华人说，这是用“老眼光”来看待来看中共政权，李勇先生，您怎么看?

李勇：有可能她来美国没有多久，都在她自己的生活圈里面，我们是在美国中国人的社区里面，或在美国主流社会里面也都有一段时间了。当然三十年前中共政权是残暴，我以前也认为胡锦涛、温家宝给人温和的形象。我记得争鸣杂志在纽约开了一个座谈会，谈胡温新政。我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讲，你不要对这个制度下任何一个人抱幻想，胡也好，温也好，一但落进这个制度里面，胡锦涛变成胡泽东，温家宝变成温泽东。他没有可能改变的，所以说香港的三个名嘴被恐吓，你看大陆的不锈钢老鼠、杜导彬，中共不断的抓人，你就可以知道完全一样，只是方式不同，可能三十年前抓人是板着面孔抓，现在是笑着来抓，也可能现在抓了之后不是枪毙，是用刀来砍。以前枪毙还要补子弹费，枪毙一个中国人要补共产党两毛钱、一毛钱，现在子弹费大概不要了。

刚刚这位陈小姐也可能从大陆出来不久，在她个人的生活圈有限的范围里面。我个人是看过，也经历过，我的同学、学生、朋友、都有这种体会，我现在所讲的中国，都是我所看到、经历到、有资料根据的东西。因为电台所能给我的时间实在太少，我没办法一口气讲得完，所以我想具体一点的问题，回答起来可能比较方便。

吴先生：（粤语）很简单，刚刚那位陈女士可能是没有见过鬼，而这位李先生是见过鬼，所以他比较知道。

李勇：我同意他这个说法。共产党这个鬼是谁都看得到的，它从来没有隐闭，它杀人、为非作歹，从来都是公开，全世界都知道。六四是公开杀的，所以她不是没有见到，她是不见！不要看！她当不知道，她就说没有了。稍微留意一点新闻或到网路上看一看，从六四1989到现在15年的时间，太多例子可以看到。现在怎么会跟以前不同了呢？在这个制度之下永远没有不同的，除非它这个制度垮了，可能会不同。这个制度存在一天，没有毛泽东也有胡泽东，也有温泽东，也更有江泽东之类的人。

所以我觉得也不必要对他们抱着幻想。我们已经逃来美国，我们也安全了，只是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同胞不要再被这么一批比黑手党、恐怖份子还要恶劣的集团来控制我们，我们中国人可以过舒服好日子，自由自在的日子，这是我最大的盼望。所以刚刚吴先生讲的，我们见过鬼，我们知道。这鬼谁看不到？这鬼谁都看得到！公开的！杀人放火、为非作歹，全部都公开的！我觉得不要把头埋在沙里面，看不到就算没有。

主持人：李先生您觉得在海外，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李勇：威迫利诱！我告诉你一件例子，这里有个很有名的律师，他曾经做过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名的新闻记者叫许瑾，她在1951年从上海逃到香港，她到香港后写了一本书‘毛泽东杀了我的丈夫’，写了之后就被放到黑名单里第一名要除掉的，所以她就跑到台湾去，然后又跑到美国。这个人是最有名的，还有有很多这种类似例子，数之不尽，所以说不是见鬼，鬼是摆在那边，它讲明，反动份子逃到天涯海角，它就追到天涯海角。

主持人：那么李先生，我是觉得刚那位陈小姐问得问题也代表一些华人的看法，因为他们觉得，你看中国的领馆的官员，在海外他就参加这个升旗，那个社区活动这个公益事业，对海外华人也表示非常关注，签证什么帮助，护照延期等等，一些华人看到的这个图像，那么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看到这样一个轨道是看得见，这个认知上的差距，你怎么看？

李勇：这没有差距，这些干部他们也是为了吃饭，他们只是小职员，他们在那个制认履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