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学院称，因教学评估成绩及学生投诉，学院对夏业良投票结果为不续聘。夏业良认为这是“无理的决定”。而有学生称，夏业良的《经济学原理》是“北大最火爆的通选课之一”，“限额100人的教室经常讲台周围和走廊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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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一位大学老师听夏业良讲课的亲身感受，作为同行，其所述应该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回忆我听夏业良老师讲课

　　2006年11-12月间，教育部举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暨示范课程骨干教师研修班，我受工作单位委派参加了这次学习，夏业良教授作为授课教师为研修班学员讲课，至今回忆起来，一些过往仍历历在目，难以释怀。

　　当时，夏业良教授是“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双语教学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的最后一位讲员，时间安排在下午2点到5点，主讲课程是经济学。课程的前半部分，夏业良教授讲了2个专题：Monopoly(垄断)和Oligopoly(寡头)。课件是用英、中双语制作的，每个标题和每项内容都是英语和汉语一一对应的。授课内容有基础知识的介绍，有实例分析，有争议问题的探讨，深入浅出，信息量很大。当时我已在高校任教多年，凭个人经验可以看出夏业良教授的授课经过精心准备，内容也具有前沿性。课程的后半部分，夏业良教授围绕着一些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学者，延伸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其中不乏对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对刘国光学术观点的批判以及对他主编的经济学教材的内幕的揭露，以及对数学家苏步青一些行为的异见。

　　回忆那次课，夏业良教授的某些措辞是比较尖锐的，但语气和神态一直是理性、平和的。课后，学员纷纷与夏业良教授合影留念。

　　那次学习之后，我和夏老师再未见面。近日，忽闻北大校方停止对他的聘用，促使我回忆起听夏老师讲课的往事。我认为：一个大学，有权利基于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聘任或解聘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但大学毕竟与工厂不同，作为教书育人的单位，它的行为是否正当、是否符合社会正义，不仅对其所在学校的青年学生的是非观念具有导向作用，同时也对社会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校方有义务、有责任对此做出解释和说明。

　　从鄙人的一管之见出发，第一：夏业良教授的授课是十分精彩的。如前所述，夏老师讲课并不是激情四射或嬉笑怒骂那种风格，但是作为研修班最后一位登场的讲员，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教师(学员)纷纷与他合影留念，这是之前几位讲员授课中从未出现过的(当然作为一个教育部主办的培训项目，其他老师讲课也都很好)。作为高校教师，应当深知以平和理性的授课方式获得广泛的认同更加不易。虽未在北大攻读过学位，但我曾经参加过北大举办的暑期班、学术论坛，在各种场合聆听北大教师的报告和演讲次数就更多了，从个人经验出发，如果北大认为夏业良教授教学不合格，不知道还有多少教师是合格的?第二：夏业良教授的讲课内容具有前沿性，并非抱残守缺或囿于一家之言，体现出深厚的理论功底。虽然有一些内容超出了课程的主题之外，但“教书”和“育人”对教育工作者是同等重要的，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培养探索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但无可厚非，而且是职责所在。我也注意到有些北大的学生不认同夏业良教授讲课的内容，包括我的一些同事也不认同他的一些学术观点，但是所谓“和谐社会”本来就应当存在不同的观点争鸣，作为号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更没有理由扼杀教师的自由表达。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撰文说：“而据本报了解，夏去年就未能通过教授岗位考核，他现在‘主动出击’，大概是自己心里没底，因而‘以攻为守’。”作为新闻工作者，胡锡进总编辑的表现是不及格的：首先，在事实层面，没有说明信息来源，你是采访了哪位知情人，还是看到了北大下发的哪份文件，都没有说明，仅用“据本报了解”这一措辞，语焉不详，不负责任。对于北大教授岗位的考核标准是什么，夏业良在哪个指标上没达到考核标准，则更无详解。然后在事实不清的前提下，进而毫无根据地以“大概”作为起点，进行蛮不讲理的评论，就更加难以服人了。对此，夏业良教授已经回应称：“本人去年业已通过岗位业绩考核。”

　　虽然《环球时报》近年来声名不佳，但本人从来不看这份报纸，也就无权对其加以评价。但仅就胡锡进这篇文章来看，既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有悖于新闻工作者基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同时，之所以会有《环球时报》之类不负责任的媒体发布毫无根据的消息和言论，乃是北京大学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工作缺失所致，北京大学有义务、有责任公开其考核标准，以及解聘夏业良教授的依据，以回应学界和公众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