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２月前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和军队领导人，在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及稍前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就是当时被林彪、“四人帮”诬称的所谓“二月逆流”。实际上，它是一场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

   到１９６７年２月，“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半年多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种种事实与结局，特别是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使我党我军部分高级领导者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京西宾馆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大搞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也愤然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其他老帅也发了言。在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斗争达到了高潮。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叶剑英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谭震林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关于对待老干部的问题，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李先念还指出，在群众中进行大规模两条路线斗争，把老干部统统打掉，“是从《红旗》第３期社论开始的。”谭震林怒斥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关于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１６日晚上，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连夜整理好碰头会记录，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１７日上午向毛泽东作了歪曲的汇报。１８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２８日，毛泽东又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个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从２月２２日至３月１８日，中央接连召开了７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无限上纲，并将这次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而代之。

   此后，江青一伙违反毛泽东这件事只限制在中央内部小范围进行批判的指示，公然煽动群众在全国掀起一股所谓“反击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的恶风，凡参与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均受到批斗和迫害。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林彪把二月抗争说成是“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

   １９７１年的“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认为“二月逆流”是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威本禹的，并初步为“二月逆流”平反。１９７９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