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抗拒上山下乡 用搓衣板自残
旅泉
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比较认真读书,有作业、有考试的学生生活,仅有1973年。
老邓抓“复课闹革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中文基本写作,都是那个时候完成。后来一直坚持认为小学教育不重要,尤其是数学,长大后逻辑思维能力强了,解决起来很快。
有个美国老华侨是我们教会中学毕业,想回母校看看,正赶上中美建交热浪,统战部给了一大笔钱,把学校从里到外翻新,还买了许多新的体育器材。其中有跳箱,多数同学跳一个都嫌长了,而我快速助跑可以越过三个一字放开的跳箱,女生都跑过来看,一个惊喜的自我发现。
信心爆棚,自认为有了轻功。第二天,我站在教室的窗台上,说要感谢老华侨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准备他到来的时候,跳下去给老华侨献花,顺便让他带我去美国。同学一起哄,让我先预演一次,当时穿着流行的北京塑料底布鞋,从二楼跳到楼下水泥地,结果脚跟腱断裂,痛得钻心,在同学面前还强装没事的样子。
事情隐瞒不住,我走路一瘸一拐,成为同学们的笑料。只要一见到同学,我就假装正常人走路,强忍钻心的疼痛。“死要面子活受罪”,一瘸一拐小半年。
美国老华侨年老体衰,只是有这么个想法,随口说了一句,他一会儿血压高了,一会儿血糖高了,后来根本没来。
90年代温哥华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列治文中学组织滑雪,同学起哄让一个男生跳高坡,结果全身瘫痪,该男生起诉中学要求赔偿三千万加元。因为他准备当律师,学校要陪他作为律师的工资,还要娶老婆、办婚礼,家里家外还要修一个残疾人车道,老婆一辈子不能工作……最后还真赔了,只是没有那么肥,我读着整版的太阳报,越想自己越惨。
帮助我摆脱文盲的,有附近的武汉少年图书馆,二叔在中南科学院,提供了很多当时最好的杂志合订本,苏联的《科学》、《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全套翻译,从头到尾全部看了,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只松垮垮的学了一年数理化,最后还是考的文科。
武汉少年图书馆门前有大一片水泥广场,(即我大爷爷的金诚银行旧址,现在的武汉美术馆,草坪和树是后来种的),是我们踢足球的天堂,玩累了就汗流浃背进去翻一会书。
因踢球会撞上图书馆进出的小孩,球也会飞到旁边的马路上,是被禁止的,但他们根本管不了我们。
后面的大半生在加拿大这个规规矩矩的国家,很长时间都是个乱来的坏人,为此深怀歉意,总是自己骂自己“坯子坏了”!不断敦促自己重新做人,直到今天不守规矩的坏毛病还没有全部改掉,比如横穿马路、Stop sign不停车。现在骂自己是“坏人变老了还是坏”,又反过来安慰自己,“现在内心很慈祥”。
除了少年图书馆工作人员,还有学校的老师对我咬牙切齿。中学班主任张明标是个刚师范毕业戴眼镜的壮男,喜欢撩女生、贬男生。初中时外出学工劳动,路过一堆码得山高的汽油桶,他问大家;你们不用一个个去数油桶,谁能够列出一个公式去计算出这些汽油桶的数量?我想了一下,其实很简单,就告诉他了。本以为他会在班里表扬我一下,结果他绝口不提。
张老师软硬兼施树个人威风,招女生宠爱。有一次他动狠把我从座位拉到前台,还卷起了袖子,本意是震吓。想不到我也挽起袖子对他说;你要敢动手,我就吹你的灯。一考虑在教室满地找眼镜的场景,他就软了,开始结巴,就这么一下子,他威风扫地,圆不了场,拢不住人了。他给学校提出换班主任,学校不搭理,让他度过了一段非常难过的日子,直到患上抑郁症后,整天神情恍惚,学校才换了班主任。
有天在巷子口早餐店,一个同学对邻居添油加醋说我跟老师撩袖子、要吹他的灯,被旁边吃早餐的我爸听见了。他忧心忡忡回来对我说,你以为学校对你没办法?你要吃亏的。
果然代价惨重。我是我爸的独子,奶奶主持的爸妈结婚协议,就是我跟我哥姐分开生活,他俩跟膝下无子的姑奶奶开伙。按说毕业后,学校就应该把我转到街道待业,不必下农村。即便我不算独子,我们家已经有三个下乡的了,按规定我也应该留城。但中学主管人吴霞躲着我硬是不给办,非要把我赶到农村去脱一层皮,为老师们解解气。
换了吴老师做班主任后,他站在教室里就是一个空气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也没有人去欺负他。教室的墙被打了个洞,直接钻洞下楼梯出门。每天去学校不是为了上课,就是聚众恶作剧,从教学楼居高临下挑衅四周邻居,重点打击敢反抗的,他们投诉无门,最后只有门窗紧闭。
大环境是邓小平被批,学校不抓学习了。三年后第一届高考,我们班六十多人,只有三个进了大学,尽管我们市中心这片学生家长教育程度是偏高的。
2018年返汉,想找张老师聚餐兼真诚道歉,才得知他已经过世多年。
当时上山下乡的苦日子,在城里早已臭名昭著,而且一去似乎没有尽头。我姐每次放假回家,都是哭哭滴滴不要回去。让我内心非常抗拒。中学毕业前很多人都找各种理由留下来。
我有最充分地留城理由,可没有地方去讲道理?黔驴技穷,狗急跳墙,一气之下想到自残。
那是已经18岁,懂得控制过度伤害的风险,没有找我的两个铁杆,专门找办事特别认真,后来做律师的黄炎秋同学执行。
除了因为他办事认真,这之前他们家自己做家具,我半夜从附近工地搬回来超大的原木板送给他。
在黄家里,我坐着,他把我的左胳膊架空后,左右一边一个他的兄弟把我固定,黄还深呼吸运了运气,然后用搓衣板猛烈侧砍下去。
一下重钝,痛就不用说了,很快就青肿,我生怕砸碎的骨头搓乱了肌肉,马上去医院拍片子。
医生检查了一下,问是怎么弄的?我支支吾吾的说打架,他好像很反感这个回答,反复在受伤的地方扭扭捏捏来折磨我。照片出来骨头没断,左胳膊小时候爬树断过,据说断过的地方结了痂更加结实。
黄律师有素质,我对他没有任何保密要求,他自动为我保密,否则又成了同学们的笑话,还有可能成为反面典型。直到三十年以后,才把这个故事对同学公开。
自残未果怎么办呢?反正看不到前途,我一点也不在意留城做个无业游民,小学三年级开始就习惯这种生活。亲戚朋友都直接称我“那个小流氓”。
我爸还是不甘心,请客送礼把我塞进在武汉近郊的知青队。八分钱的公交坐到唐家墩,再走50分钟路就到了。为回家方便,答应给我一辆自行车,还告诉我;春华也在那。
最后这一句话,我嘴上没有马上说,心里已经同意了。
(一)家族兴衰 何须三代
(二) 民国到“解放”,祖宗全栽光
(三)“死于非命”我少年时代的期盼
(四)16岁离家出走 闯荡上海苏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