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第和出身，自古以来就有，否则怎么会有“门当户对”一说。可是就算是在封建社会，寒门子弟也是可以经过苦读，考得功名，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攺变人生的情况。例如我们很熟悉的范仲淹，两岁失怙，母亲改嫁，生活拮据。为了学习，他寄居在寺庙中，昼夜苦读，靠吃粥度日，最终高中进士，官至副宰相。欧阳修，四岁丧父，母親无奈带他投奔叔叔，叔叔家生活条件也不好，母亲便教他用秸秆在沙子上读书写字，最后经过苦学考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还有一个更励志的，那就是汪激的书童汪淑，在待候主人读书之时耳濡目染，勤学苦思，最终和主人一同考中进士。根据统计，宋代布衣入仕者占比 55.12%，其中官至一到三品者又占其中53.6%，到了北宋末年此比例达到 64.44%。可谓“取士不问世家”，“寒门出贵子”。

但是到了所谓的新社会，毎个读书人（或者是其他所有的人）除了学历和工作能力，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影响每个人的求学、就业、福利等各种权利，那就是他的家庭出身（或者称阶级成分）。为什么家庭出身变得如此重要？这大概是基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概念，是指每个人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阶级斗争理论也是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和理论，他把中国人划分成人民与阶级敌人两大阵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以来，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搞政治运动，都是反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每一次运动，总要把百分之五的人（有时还要再多一些）划为阶级敌人、打倒对象，所以总是能够以多胜少，取得每次政治运动的胜利。可是久而久之，受害人群不断增加。开始是地、富、反、坏，后来又加上右（即右派分子），再后来又加上了知识分子（全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前面加上资产阶级，便成了与无产阶级相对抗的一个群体，其实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工资少得可怜），号称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还不夠，终于又再加上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1949年之后，全国人民都被划定了阶级成分，拥有了家庭出身，就象在每个人的身上打了一个烙印。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毎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 为标志的社会政治分层得以充分扩展，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标签。政治身份体系赋予人们不同的政治地位、政治参与权利、社会声誉、以及不同的机遇。“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 具有的先赋性、代际继承性的特点，从根基上决定了整个社会呈现出“身份体制”的面貌。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搞这样的东西，究竟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尤其是“家庭出身”，在改革开放前，家庭出身成为几代人一出生就被打上的阶级烙印，并深刻影响其一生的机会和命运。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上大学、毕业分配、招工就业，还是入团、入党、参军、提干等个人发展，都要对家庭出身进行政治审查，而且要查三代（祖、父、本人）。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优先选拔出身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家庭的“根正苗红”的子女，限制剝削阶级子弟向上流动。这种氛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断积聚和加重，直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极限。

“政治审查”并不是中共政权的发明，而是作为共产主义世界中心的苏联，在 1920 年代提供给国际支部中共的一项政治武器，通过对个人出身和政治思想动向的调查，用来筛选出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同时清洗掉潜在的危险分子。从 1922 年中共二大时的入党审查，到瑞金时代的苏区，再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这套制度已经相当完备。1949 年新政权成立后，这个方法便推广到全国。尽管政审制度严密完备，但却很少有人能将其表述无遗。个人填写的履历只是其中之一，同学（同事）和领导的看法意见，家人朋友的谈话聊天，甚至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被身边的人记彔下来，上报有关部门，成为日后政治审查的依据。而审查表的最后一项“政审意见”将决定这个人的最终命运。作者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已经收到北京大学的彔取通知书，正在他兴高采烈地收拾行装准备去报到的时候，突然又收到北大的通知，吿诉他“政审”没有通过，改为不予彔取。他一下如同坠入深渊，在年少气盛的情绪之下，写了一封匿名信给他的班主任，发泄不满。偏偏这个班主任是个极左分子，将此信交给公安机关。於是变成了一个政治案件。此案侦破之后，他被送去劳改。一个优秀学子的人生便被彻底地改变，这就是这种政治审查的可怕之处。

高等院校的招生中的政治审查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 1949 年 8 月颁给布的《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中，对大学生的选拔标准只有一句话：“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经入学考试合格者”。1950 年 5 月 26 日，新成立的教育部颁布的招生规定中，也只加上了“凡志愿为人民服务，身体健康”这样宽泛的条件。到了 1952 年，随着私立高校的公立化及“院系调整”的最终完成，新政权已经掌握了全部的高等教育资源，使得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得以实行。於是 1953 年高考政审制度正式出台。在这一年的招考规定中，工矿农場中工龄在三年以上的工人、本人是工农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工农成分且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干部都可优先彔取。但对那些非工农家庭出身的干部，优先彔取的条件则提高到“参加革命工作五年者”。在最初的审查标准中，只有四类人被排除在高考之外：“现被管制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破坏活动分子；确因反革命及品质极端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开除的分子”以及“历史上有重大政治嫌疑者”。此时，出身不好但自己没有过失的考生尚可侥幸入学。但是 1955 年 7 月 14 日，高等教育部呈送的该年招生工作的简报，却指出让这些考生通过政审，是严重的问题。於是，政审标准即刻加以修订，在不宜彔取名单上，又加上了“直系亲属被我处死而本人坚持反动立场者”，家庭出身开始成为政审标准之一。到 1958 年，不予彔取的政审名单变得更长。直系亲属有“因政治问题判断处徒刑、管制，或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有反革命分子、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情形都不予录取。除了直系亲属外，“亲密社会关系”出现上述问题的考生，也不在彔取之列。除此之外，在政审标准里不予彔取的最后一项，加上了“地主、富农、和反动官吏等剝削家庭出身，沒有划清思想界限，表现落后的”。也就是把一个人永远无法摆脱的家庭出身，也包括在政审范围之内。当时依照考生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把考生分为四类：1. 可彔取机密专业；2. 可彔取一般专业；3. 降格彔取；4. 不宜彔取（有的地方用“不予彔取”）。当时，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的或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都是不宜彔取或者降格彔取者。据说，为了招生的学校筛选方便起见，在每个考生的档案袋上面就盖有上述内容的四个图章之一。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有一名昔日的高考政审人员出来现身说法，详细叙述这种政审的政策规定。1958 年开封市考生吕延梅就接到过这样一封大学彔取通知书。这名成绩一向优秀的考生报考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她的高考成绩也让北大发出了彔取通知书，但是当通知书送到她手里时，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被蓝水钢笔划掉了，攺成了开封师范学院，但又被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可以想见政审人员是如何殚精竭虑，而其中唯一的原因只是她的出身是富农。作者一个中学时同年级不同班的团支书，也曾向他的同学坦诚过当年在学校教学楼的一个房间里，他参加过学生毕业前的政审工作，在同学们的档案袋上盖章的故事。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图书館館长葛剑雄，在他还是一个学生干部的时候（1968 年）便被挑选进了所在中学的“材料组”，参加学生毕业政审，长达十年。他说：“在这十年间，经我们之手产生的‘政审材料’，更多的是使一些学生在毕业之日起就戴上无形的枷锁，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被打入另册”。（葛剑雄：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民间历史，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共产党搞 “家庭出身”，“阶级成分” 这个东西，实在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王力所写的关於文革初期的一段文字，似乎可以说明问题。以下内容摘录自王力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它的发动》：“...... 康生传达后，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对文件沒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五月十六日上午就通过了，所以叫做五一六通知。会议的主要任务就完了。张春桥、陈伯达也介绍了情况，张春桥限于文化战线的情况，陈伯达讲的不多，他讲彭真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历史上一贯错误，思想作风不好。常委都讲了话，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已认识不够，还都说自已受了剥削阶级影响。少奇同志首先讲的，他说过去填表时自已的家庭成份一直填富农，后来到花明楼看看，应该是地主。总理也说自已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事先沒有觉察。邓小平同志也作了检查，说书记处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彭罗陆楊都是书记处书记。最神气的是林彪，他不检讨，不过最后也讲了几句，说常委同志都检讨了，我沒有准备，我的家庭也是地主，问题也看得不那么清楚。这是十七号下午的事”。想想看这是当时发生在中共的最髙层的情况，遇到出事了，每个人还都会把自已的家庭出身联系起来。这样一种方法，上行下效，到了下层就变成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