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揭毛诗与文革关联:读《七律.有所思》 |
送交者: 一枪中的 2020月12月27日12:02:1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回 答: 天堂里的高华-深刻剖析研究毛史第一人 由 一枪中的 于 2020-12-27 11:41:14 |
读《七律·有所思》 © 高华/文 古曰:“诗言志”,作为二十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我给自己的要求是:1.所谈的都要有历史资料的依据,并兼顾到资料的平衡性,2.尽量做到客观、中立,当然研究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倾向,但要有所克制。 我先简单说一下这首诗的背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1]。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2],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3]。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4]。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5]。6月1日,又是在刘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毛写这首诗正是他发动“文革”的关键时刻,今天我要谈的“文革的发动”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方面的动因,第一个因素:“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第二个因素:他认为自己已大权旁落,而急于追回,这两方面的因素互相缠绕,紧密的交融在一起。 毛对市场的排斥,是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一致的;毛对“走资派”的看法则是一个创造,但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毛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先认为“走资派”属于“敌我矛盾”,到1968年后改称为“犯了走资派错误”;毛对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的判断,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依据是财产的多少,而不是根据思想意识。1966年“文革”爆发,毛将红卫兵给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改动一字,“池深王八多”[8]。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尤其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和排斥,流露出的是“反智主义”的情绪。 那么1960年代,中国又有哪些事使毛不满意呢?首先是他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感到很不满意,认为刘少奇“右”了,然而事实上刘少奇是正确的。在六十年代初那些严峻的日子里,大跃进运动的乌托邦的狂热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使刘少奇中央领导同志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们心里清楚,在党犯下的错误中,毛占的比重最大,当然他们对大跃进的损失和灾难也负有责任,他们愿意弥补这种损失和灾难,因为他们的心里都知道,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小事情。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当时在基层,他对当年所经历的一切有刻骨铭心的亲身感受,他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9]。从当时的历史资料看,毛泽东也参与领导部署了全国的救灾救荒的工作,而处在中央一线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更对老百姓怀有愧疚感,他们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承担大量繁重的具体工作,努力恢复常规,秩序,挽救国民经济,把毛搞大跃进的一套(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建设)束之高阁,或悄悄做了转换。刘少奇等还对内调整阶级关系,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并着手准备给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别”;对外希望缓和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调整和周国家的关系,减少过量的对外援助;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的领袖威信,对特大困难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我记得当是小学老师说,猪肉是给苏联还债了);刘宣布,大跃进不搞,但保留“三面红牌”的牌子;其他人都可平反,彭德怀等四个人不平反,刘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写的信没问题,彭的问题是“里通外国”。 刘少奇本是想为毛开脱,当然也是为他自己开脱,却把问题搞的曲曲弯弯,反而使自己不能理直气壮。刘少奇可能以为毛是会领他这份情的,谁知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毛对刘很是不满,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10]。因为在毛看来,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最多再加上一个没有经验。毛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右倾分子”不能一风吹,“右派”更是不能平反。毛坚信他和大跃进并没有错,反右运动更不错,大跃进就是多付出一点学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有些损失不算什么,关键是六亿人凵的国家不能泄气。和刘相比,毛是一惯性到底,绝不松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说“责任田是走资本主义路”,又默任下面搞“三自一包”。当然刘少奇这么说,这样做都是有难处的,因为在刘的上面有毛这样的强势领袖压着,而且多年来的极左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维完全僵化了,极左的一套积重难返,刘少奇必须考虑到转弯子不能太快,可是这样一来刘也就使自己进退失据了,缺少了一个负责任政治家应有的一惯性了。 毛的反映是“硬着头皮顶住”,但在当时形势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简短的自我批评,但内心是不悦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经济好转已成定局,于1962年8月开始反击,毛的法宝是重提阶级斗争,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一下子就站到了革命的制高点上,使刘少奇等无法不接受。因为强凋“阶级斗争”在1957年后一直是“主旋律”,谈阶级斗争是正统,不谈,少谈就是修正主义。而少奇也是这套叙述的主要创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才淡化了阶级斗争的宣传,现在经济好转,在毛的压力下,刘也认可应当重拾阶级斗争的口号了。所以,刘对毛重提阶级斗争并没有反对,只是希望别影响到经济的继续调整。他对毛批评的几个重要干部邓子恢,王稼祥,李未汉,以及习仲勋,贾拓夫等,也没有伸出援手。毛看到了刘的这些表现,在“敲打”了他几下后,就暂时放过了他,一来刘愿意改,迅速跟上了毛的调子;二来刘在北戴河会议上已认错,虽然轻描淡写,但已是自我否定,从而证明了毛的主张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经济刚刚恢复,刘的威望又很高,党内不宜有大波动。毛在当时和随后的几年对国家形势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乡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1964年2月,毛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12]。继而毛表现出对“官僚体制”的极大的厌恶,他提出“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的概念,严辞指责“城市老爷卫生部”,“帝王将相部”,“洋人死人古人部”,1965年初,毛更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毛的这些激愤之词不仅是对当时党内外形势的一种过份反映,也流露出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的强烈不满,严格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困难时期部分地区在上级默许下推行的“三自一包”和农村中一度出现的商品流通现象(所谓“长途贩运”,“投机倒把”)是使农民活命的非常之举,刘少奇等并非有意和毛对抗,刘等对农民让步,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至于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复辟,更是子虚乌有,也就是在1961-1962年,刘等才对知识分子、原工商界人士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并让一些古装戏重上舞台,批准放映一些香港左派电影和少量外国“进步电影”,从而使多年紧张的社会空气有所纾缓。 在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的五十年代,毛是绝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的,尤其不允许进行工农收入的比较。广大农民看病难,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此相对照的是等级严格的干部保健制度,这种医疗保建制度由来以久,当然是有问题的,可是过去毛未曾严厉批评。六十年代初他注意到“高薪阶层”的问题,在这前后他更注意到“干部生活特殊化”的问题,这对他是一个飞跃,可是用阶级斗争的概念来解释这些现象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些高薪者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官僚主义者”或“官老爷”,最多就是贪图舒服,在群众面前摆威风,欺压群众,欺上瞒下,这是一种特权行为。毛批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说到底,特权行为是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共产主义原则相违背的。然而二十多年前,王实味在延安就批评过这种现象,却被认为是“反党”1957年,一些知识分子和群众又提出这个问题,被指责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群关系”,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在中国,在苏联,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过去托洛茨基解释这是“工人国家蜕化”;以后南斯拉夫的杰拉斯(即旧译德热拉斯)说,这是“新阶级”,苏联人骂杰拉斯是“修正主义者”,中国也骂他反动。故而苏联看到六十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权的言论,攻击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应该指出,毛批评苏联东欧国家出现了“特权阶层”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而指责毛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夫及其亲信,还有跟着苏联跑的东欧国家的多数领导人,以及不跟苏联跑的罗马利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他们都是一群热爱美食、好车和别墅,以及黄金饰物、高级礼品的特权分子,在苏联东欧国家,干部的权力来自上级机关的任免,工人和群众没有监督权和罢免权,也不存在真正的舆论监督,确实早已形成一个利益群体或特权阶层。 毛泽东希望中国避免苏联出现的情况,主观愿望是好的。他认为干部的变坏是下面几个原因,1.本来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党内,即所谓“阶级异己分子”;2.好人成了“蜕化变质分子”,“忘了本”,被地主,资阶级用“美人计”和几斤肉,几瓶好酒,几条好烟等拉下了水;3.脱离群众,脱离劳动所造成。而解决的办法是:1.干部参加劳动,2.加强思想学习,3.间隔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清洗干部队伍。但毛在六十年代以前却是长期默认“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这个规则的,这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铁的逻辑,给全国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毛好像改变了,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的呢?可能毛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干群关系表面好像没有问题,但矛盾在增长,苏联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也存在。1962年初,大饥荒带来的破坏还没有恢复,全国人民都在节衣缩食,中央部署给17级以上干部提供副食品补助,广大干部都感谢刘主席,刘被认为是爱护干部的,而许多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毛做了一些努力来“缩小三大差别”,例如,要求干部参加劳动,1965年取消军衔制,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等,“文革”初期毛又大力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但从以后的大量事实看,毛的反官僚主义,支持群众“大民主”的思想和行为又是充满矛盾的。 为了标明和“刘少奇路线”的区别,毛大力支持“新生事物”,例如:批判工厂管理中的“管、卡、压”,“下放科室人员”,大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主张“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这些都反映了毛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工农兵上大学是好事,但在这个好事的背后是对其他群体关起了大学之门,又造成新的不平等。“文革”后期,毛甚至对一些人利用干部资源“走后门”读大学表示理解和支持,毛的那句名言: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从后门进来不一定是坏人,从字面上解释,这句话并不错,却使早已习惯于毛氏“二分法”的许多群众大惑不解。在“文革”中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都有一定发展,可是这些“新生事物”多数是低效率的,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出现没有对城乡二元结构有任何触及,更没有解决农村的核心问题农民的温饱和生活长期贫困的问题。 无可置疑,毛发动“文革”,是要用他的思想改变中国,他也要拿回他感到已旁落的大权,“大权旁落”是毛自己这样说的,现在流行一种分析模式,好像一论及毛的这个层面,就是不“深刻”,不“学术”,其实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毛是何等人物,他哪是一个单纯思想人物?他是世界最多人囗的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所以我说毛不仅是大思想家,他还是大政治家,他有两个基本的层面:思想的层面和政治操作的层面。 1964年12月26日,毛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毛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18]。果然在宴会上,毛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19]。1964年末,毛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0]。现在毛要“反潮流”,要象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毛虽面临困难,但他毕竟是全党的伟大领袖,他掌握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是巨大的,首先毛拥有领袖的巨大的威望。虽然因大跃进的失败,毛在党的高级干部心目中的威望已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党有严格的纪律,对毛的不满言论绝不会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和交流;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和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非议毛;在困难时期的老百姓中,虽然也出现了对毛的议论,但除个别以外,都被视为是“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行为被迅速严厉地镇压下去了,在中国,除了幼儿,个个都知道,“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尽管如此,毛还是心知肚明,党内外都有一股非议他的潜流,怎么办?是放任自流,还是迎头痛击?毛选择了后者,当务之急就是突出宣传毛和毛泽东思想,以修补受到损伤的伟大领袖的威望。毛亲自出马,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林彪也在这关键的时刻站出来,号召全军学毛选,毛随即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在林彪的鼓动下,对毛的大规模的个人崇拜越演越烈,刘少奇虽想降温,但无可奈何,因为刘少奇是最早宣传毛和毛思想的,他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做的最多,如果限制林,一来会使毛和林产生严重误会,二来也是对他自己历史的否定。 其次,中苏论战给毛提供了把国际和国内反修战场连成一片的正当性。刘在六十年代初做的是:在外面反修,而在内实行一条务实的路线,但是这一来就有了矛盾和断裂,毛则理直气壮,占领了反修的制高点。毛说苏联变修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其关键点就是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对内不搞阶级斗争,只搞经济建设,奖金挂帅,对外和美国缓和关系,投降帝国主义。毛在1964年说: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对内搞“三自一包”,对外搞“三和一少”。毛还抓住中苏关系紧张的事,调动全党全民的爱国主义的热情,例如那个年代老百姓都知道:苏修卖给我们的机器傻大黑粗,价钱还贵。刘少奇只能跟着毛的调子反修,但刘作为“反修战士”,总显得底气不足,因为“1962年的右倾”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没有几年,毛果真就给刘戴上一顶铁帽子:“中国的赫鲁晓夫”。 下面就要讲到“准备”的问题。我现在说的“准备”,有两个依据:1.毛和其他“中央首长”(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在“文革”期间对这个过程的叙述,2.是我个人,也就是后人,对这个过程的看法。我认为,在1962-1964年底,不能说毛当时就要准备发动“文革”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毛要“改变”。“文革”真正的准备是在1965年开始的,它的直接表达,用毛的话说,就是要刘少奇下台。当然,这样一个巨大的事变不可以那么庸俗的叫做“赶刘少奇下台的运动”,那无法包含毛要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人,改变中国文化的宏大的理想,所以它应该有一个充满“正当性”的名称,开始它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很快正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5年后,毛为发动“文革”做了哪些准备呢? 2.组织方面的准备。从六十年代初期起,毛对军队干部有着特别的信任,认为军队受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小,1963年后,大批军队干部被抽调到党政系统,同时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起政治部,使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1965年末,改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军队同志担任主要领导,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1966年5月下旬,复以中央的名义,成立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以提高他们的威信,为未来取代中央一线预做组织上的准备。在1966年春,又组织了首都安全工作小组等等。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25],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等的一种愤怒。毛不仅精神旺健,身体也极为健康。他象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26]。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毛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谨,别无任何其它选择。从1965年秋到1966年夏,毛采取“剥笋子”政策,先批《海瑞罢官》,继而“揭露罗瑞卿”,在批判“二月提纲”,“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步步向刘少奇逼近。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群情惶惶,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然而毛却渴望壮烈,为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思虑和振奋。 1970年,毛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毛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27],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老人家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悟[30],但在1965-1966年上半年这个微妙敏感的时刻,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吿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31]。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六十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少奇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32]。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刘一步步进入了包围圈。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胀,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声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天后,毛主席返回北京,1966年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以《炮打司令部》而使刘少奇下台,由林彪取代刘成为第二把手。 毛为什么能顺利发动“文革”?一年多来,他小心翼翼,精心准备,把一切最坏的可能性都事先想到了,并做了认真的防范,但预想的各种“修正主义者”做“坏事”,搞“政变”的情况,一件也没有发生!严格说,他老人家发动“文革”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彭真扺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一经毛出面反击,倾刻瓦解,刘少奇则完全是坐等自己的倒台。毛可谓一路乘风破浪,所向披靡,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毛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体制,意识形态和道义上都享有巨大的合法性。 2.从建国起,我们宣传、教育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这种工作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贯穿在一切领域,使得毛和毛思想在人民中拥有巨大威望。他在大跃进中犯的错误,老百姓一点都不知道,群众都相信毛英明伟大,只是底下的干部欺骗毛和中央,“文革”中甚至出现刘少奇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罪魁祸首的论调;毛在“文革”中改组了党的意识形态系统,毛通过不时发布“最新最高指示”,亲自或通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对毛思想作出直接解释,更增加了毛思想的权威性;毛还找到一个新渠道,在个人崇拜的大环境下,和人民直接交流,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以后乂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直接发动群众,“文革”期间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出现真空,而是实现了毛对意识形态的完全、彻底的占领,这使得毛拥有独一无二,任何人都没有的巨大的社会动员和统合力量。 3.毛要修补体制的弊端,群众觉得毛关心人民,和人民心连心。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打压”学生,要打他们“右派”,毛则是解救他们;“走资派”搞“三名三高”毛要搞“平等”,反对特权;“走资派”支持“城巿老爷卫生部”,毛号召医生下乡给农民看病;刘保护、爱护17级以上的干部群体,毛则把他们赶到农村“五七干校”,要他们劳动改造。在老百姓中,特别在青年学生中,青年工人中,存在着长期积压下的不满,这就是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对干部特权行为的不满,“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颇生动地发映出“文革”初期群众的这种情绪和心理,如此等等,都使毛的行动获得巨大的道义性。 4.毛的伟大领袖的崇高威望不仅表现在他在心理和精神领域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他更拥有现实中的巨大的权力。他掌握着军队,林彪全力支持他,在提拔林彪做“接班人”的同时,毛又安排叶剑英担任军委秘书长,把军队完全置于自己的直接领导之下;他也掌握全国的公安系统,谢富治绝对服从于毛。刘少奇虽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二把手,但他不具有上述的优势条件。 5.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多年,无形中积累下许多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是体制带来的,有的则和人有关系,刘处于第一线排头的地位,不由得他个人同意还是不同意,都身处于这些矛盾的中心。刘之上有毛,刘的旁还有一批开国勋臣,之下有一群封疆大吏,这些大干部各有神通,虽然都服从中央领导,但一旦察觉毛、刘有异,每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刘又不具毛那样的绝对权威,说话有时并不灵,但刘在一段时间里似乎忘了自己只是第二把手,而强制推行自己的一些主张,故而造成各方关系的紧张。在这些矛盾中,有因“四清”问题而引发的华北局对刘的意见,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矛盾,有所谓“北方局”干部和其他系统出身干部之间的矛盾,有群众和“官僚体制”的矛盾等等,上述种种矛盾本来就交叉在一起,在“文革”前夕的特咮环境下又被有意激化,从而成为毛能顺利发动“文革”可资利用的因素。例如:刘在政策掌握方面跳跃性较人,喜欢走偏锋,有人称之为“忽左忽右”;刘指导四清,打击面过宽,激起不少地方干部的反弹,一些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认为,刘在干部使用问题上,有偏心的一面;相比于毛和周,刘的个性过于严肃,缺乏亲和力,有时批评人疾言厉色。因此不少干部对刘下台是无所谓的,就是到今天,也还有一些老干部对刘少奇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批评看法。当时的老百姓,虽然普遍对刘下台感到震惊,但也没有很多人为此而特别难过和惋惜的,因为老百姓对刘少奇的了解非常有限,虽然“文革”前全国各地都上映过歌颂刘少奇的电影《燎原》,广大干部也学过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这些与党的意识形态系统和军队系统对毛和对《毛选》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老百姓了解的就是刘少奇多次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只知道他保护爱护各级干部,要大家“做党的驯服工具”,根本不知道刘为老百姓做了什么好事,特别是刘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为拯救人民生命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因为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功劳,荣誉都归于毛一人,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报纸上要他们知道的那些。所以说,毛发动文革,是有相当的群众和干部基础的。 毛为发动“文革”而使用的一些方法是超常规的,例如:毛背着中央一线领导同志秘密策划批《海瑞罢官》;他一人决定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等等。1964年底,他当面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这不是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常用语言,也不符合党伦理。但是,毛的所有重大措施又都是假手刘少奇,通过中央会议,以中央文件的“合法”形式实现的。在那个年代,体制对毛的约束力是不存在的,从1965年开始,就是毛主席,党中央这样的排序表达,正式的解释是,如果没有毛,没有毛的正确领导,一切都没有。所以毛就是党,革命,军队,人民的化身,他也是真理的化身,他想做任何事都可以。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党的团结顺从他,人民崇拜他,从而使他获得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 “文革”发动的年代距离今天已近四十年了,毛的这首诗,也发表一些年了,对“文革”发动的过程和毛的这首诗,都有一些解释,我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吧,有关“文革”发动的细节,还有许多情况没有被批露,所以完全的回到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乃是叙述过去,但绝不等于过去”[35],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掌握的资料来谈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具体的历史过程基本就是如我所描述的,但这也只是一种叙述,所以,读者可以任由自己的理解去判断毛的这首诗和我所谈的这个议题,这就叫做“自求其解”吧。 注释 [1]参见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指示》,1966年6月13日;载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25-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本文选自《革命年代》,高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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