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福山诅咒俄罗斯，坚定捍卫自由民主信仰和“历史终结论”，坚定捍卫美国自由霸权的至上性和规范正确性，这完全不意外。

3月10日，福山在《美国目的》（American Purpose）杂志发表专栏文章《准备失败》，是对“普京主义”的历史审判，判定普京与俄罗斯必败，因为自由民主必胜。

福山是这个思想性杂志的编委会主席，其官网标示主旨为“捍卫美国自由民主”。你没有看错，捍卫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或形式的什么民主。文章的写法也不是学术论证，而是要点预言式的猜测和评断。这是福山信仰的底牌，是福山对美国的“效忠宣言”，也是福山哲学思想回旋退步的标志。福山怀疑俄罗斯，但也暴露出思想的封闭性，其30余年来丰富的经验比较、学术反思以及惊人的公共写作产量，最终并未带来任何结构意义上的思想进步。

俄乌战争陷入僵持状态，各路预测和分析花样翻新，几乎遍及所有热门学科与热门学派。当然，这一重大事件值得这样高强度的关注和辩论。俄罗斯遭到西方世界的全体系围攻和批判，其惨烈程度前所未有。批判甚至诅咒俄罗斯，正在西方成为一种强势的政治正确与全球化意识形态，裹挟一切，几乎无人敢于对抗。谁要对俄罗斯有所同情理解，对西方霸权及其自由民主基础有所反思，就一定是“通俄”逆子，必然遭受歧视和压制。

自由民主的西方在俄罗斯的战争测试下，成了敌我区分和身份政治的急先锋。从长历史来看，并仔细检讨自由民主的规范原理，这一体系中从来都有“国家”，也从来都有“敌人”，更是从来都有“专政”与“霸权”，只是在和平事情与霸权巅峰时期“藏于”水下及晦暗背景之中而已。          

俄罗斯的军事攻击行为深层次破坏了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信仰：其一，证明苏联解体后以自由民主模式改造俄罗斯的历史进程彻底失败，自由主义败给了民族主义；其二，俄罗斯是个大国，以军事实力阻止北约东扩，阻止乌克兰成为北约地缘政治工具，追求一个大空间的安全秩序，这使北约遭遇到自身力量的局限和规范价值的局限。

自由民主止步于乌克兰，“历史终结”陷入西方的“内循环”，这是对西方现代性与普适文化的重大精神挫败。回应这种挫败的，就是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全盘否定”，以及回避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与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方案，一味采取“泄愤”式的升级制裁、军事援助的间接战争以及从政治文化批判上加以规范性诅咒。

福山在此次危机中再次站到了思想和政治舆论的最前沿，但他不是展现出反思与和解的哲学锋芒和政治智慧，而是暴露出其自由民主信仰的僵化与“历史终结论”的歇斯底里。    

福山是最著名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以1989年的“历史终结论”为思想标志，一战成名。福山还是善于“与时俱进”的跨国公共知识分子，在世界各地有很高的知识影响力和人气，并以适当批判美国民主的内在弊端与功能缺陷，受到更广知识社会谱系的关注与认可。从1989年至今，福山非常享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约稿、访谈、论坛与直播秀，在其中展现知识的博大精深与立场的灵巧机智。福山甚至一度以“国家能力论”、“政治秩序论”对自身的“历史终结论”加以反思，给全球知识界带来某些新意和增量，还曾一度为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引为学术上宾和思想力榜样。

福山和他的“历史终结论”，曾一度引领国际政治思潮

但福山在美国自由民主陷入深刻危机尤其是遭受到俄罗斯挑战时，严肃站队，以政治而非哲学立场确立自身的评判依据。“政治”的福山打败了“哲学”的福山。比较而言，米尔斯海默的历史分析倒是有几分学者的较真和坚韧，尽管遭受美国学生的政治围攻。福山不是那样的人，他是精明的公共知识分子，深明知识与意见的交往妥协之道及其利益空间。

回到福山的文章本身，其基本逻辑是：普京汇集了大国专制和民粹主义，乌克兰代表了自由民主的前沿战斗力量，美国等西方所采取的援助政策完全正确，普京的军事冒险必然失败，历史终结论长存。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福山当然知晓美国的痛点和关切，故不仅仅是在诅咒俄罗斯，也正面提及了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所谓威胁，警告中国不要盲动，提醒台湾做好战备。福山的若干预测式分析，完美契合了拜登政府的基本立场以及对美国最佳利益的判断与维护，既可看作对美国政府的完全辩护，也可看作对乌克兰抗争力量的精神支持。没有什么比这一立场更“正确”了，也没有什么比这一立场更“无用”了。

福山的具体预测分析分为12点，有些散乱，逻辑性不够强，下面简要地一一予以检讨和商榷，以呈现福山论述的知识短板和信仰代替理性的思想倾向。

第一，俄罗斯军事崩溃论。

这涉及文章提出的第1点、第2点和第11点。福山认为普京的军事行动高估了乌克兰亲俄势力，低估了乌军抵抗力，已陷入多个城市的进攻泥潭，进入僵持的消耗战，其军事阵线和政治地位可能突然崩溃。

福山不是军事专家，其所依据的分析情报主要来自乌克兰官方战报和西方媒体的系列报道，军事参考价值本就不高。乌克兰战争确实没有打成“普京闪电战”，这一方面出于乌克兰军队得到西方超规模的军事援助和情报支持，另一方面也与普京的战略意图有关，即寻求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和中立化”。普京主义不是希特勒主义的翻版，在总体战略意图上难以扩展到占领全乌克兰甚至攻击北约国家，而是基于地缘安全的有限目标采取军事行动，换取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以形成书面化的安全保障法律文件。

乌克兰战争本质上已经是代理人战争，乌克兰军队只是“肉身”上的国家军队，其指挥权、情报系统、尖端武器系统甚至和战大计很难由自身完全决定，而北约的超限军事援助、外籍援助军团及全方位的战争支持系统，已经在乌克兰战场发挥关键作用。战争本质不再是乌克兰人的自由保卫战，而是北约集团的代理人战争。

福山的分析中完全没有北约因素，没有北约东扩的源头责任分析，没有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分析，也没有对普京主义与俄罗斯战争意图的内在理解，其所做的军事和战略预测只能是西方“自由民主”固执情感的一种转移表述。福山还宣扬了土耳其无人机的巨大战场作用，似乎这是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外援利器。福山对土耳其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两面性和复杂立场，缺乏深入分析，也就缺乏深度和洞见。

第二，普京政治失败论与民粹主义挫折论。

这涉及文章提出的第7点和第8点。福山认为普京的强人政治是其支持来源，而表现无能或遭受权力剥夺会导致普京决定性的政治失败。

这是对普京权力之政治基础与合法性的分析，其中没有提到普京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主选举体制选举产出的，也没有提到普京上台以来恢复俄罗斯民族主义及重构俄罗斯联邦的有效进展。福山的言下之意是，在美国发动的全体系制裁下，俄罗斯寡头势力和国内反对派会因遭受经济利益损害而加速政治反弹，会以推翻普京的政变来终结俄罗斯强人政治，换取西方的政治谅解并解除经济制裁。

这是完美的俄罗斯“二次颜色革命”路线图，是休克疗法失效后再次的大剂量注射行为。但俄罗斯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到底是什么？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到底如何？在这方面，福山的分析只是外部性的自由民主规范性批判，不涉及对俄罗斯历史传统与政治思想基础的内在分析，对普京主义20余年民族主义政治积淀也缺乏科学的评估。福山对亚历山大·杜金的系统理论似乎也没有阅读兴趣和知识性消化。如果福山以为普京高估了乌克兰的亲俄势力，福山自己可能也犯了错误，高估了俄罗斯的亲西方势力。福山显然将普京视为煽动性的民粹主义者，且在全世界有着政治同类（比如法国的勒庞、匈牙利的欧尔班、巴西的博索纳罗、美国的特朗普等），而随着普京主义的失败与普京可能的政治出局，他的政治同类也会遭受重挫。

福山显然将民粹主义作为自由民主之敌，但他应当知晓整个西方民粹主义正是在自由民主基础上演变异化而来，是对自由民主内在的精英本位与利益内卷的政治批判，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就是典型事件。

当特朗普公开称赞普京军事行动正确性时，福山应该感受到美国危机的加重，因为民粹主义不是自由民主的外部敌人，而是自由民主的内在缺陷。当特朗普2024“王者归来”时，不知福山如何理解和接受。进一步，福山论述偏向于民主党的自由普适主义，但这只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基本面，且无法解决自身内部矛盾，社会造反与阶层撕裂的思潮和动力已在美国内部积聚，看看中期选举和2024大选结果吧。

特朗普支持者攻入国会，图自澎湃影像

第三，全球治理失败论与外交谈判无效论。

这涉及文章的第3点和第4点。福山认为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联合国安理会毫无作用，联合国大会决议是有用的，可以用来甄别：谁是自由民主的盟友，谁是自由民主的敌人。福山提到了根据大会决议投票情况出现的两个异类：“坏分子”，当然是指投反对票的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敷衍分子”，当然是指投弃权票的中国、印度、越南等国。

福山的全球治理失败论我基本赞同，我也专门撰写过《俄乌战事如何折射全球安全治理困境？》（中新社“东西问”专栏）。二战后的联合国体制，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制度，是建立在“大国一致”基础上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这就决定了安理会治理能力的限度：只有大国一致才能有实质性决议和行动；如果大国分裂，相互否决，就只能瘫痪无为了。

这一制度架构当然是有局限的，但也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世界政治的真相是大国协调共治，安理会只是落实共治方案，如果无法协调成功则大国之间的利益斗争仍未结束，就只好交给大国反复直接地斗争和妥协，直到达成最终解决方案。纵观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历史，重大国际争端之解决都是循此先例。

福山也同时认为在俄罗斯崩溃失败前无法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福山入戏太深，将乌克兰战争当作“三战”处理，等着确认俄罗斯的战败国地位之后再谈外交媾和与国际法解决方案。但俄罗斯战败只是一种主观推测，而外交谈判一直在多种渠道展开。

对乌克兰而言，如果进一步确认西方的虚伪和利用意图，以及国土焦土化及国民难民化的长期危害性，求和之心必然占据主导。福山对乌克兰问题的外交解决和协调解决的前途看得太悲观，是对当代国际事务与地缘政治现实失察的体现。

由于制裁和反制裁带来的能源、市场和安全危机，欧盟立场已有松动，美国盟友体系并非铁板一块，全球经济受损面与日俱增，外交谈判和国际法解决方案是值得理解和追求的，而且大概率很难以俄罗斯战败为前提。

但美国如果一味捆绑西方盟友并蛊惑乌克兰焦土抵抗，和平必然迟来，灾难却是各方的，美国最终也很难置身事外。要结束的是北约东扩，要实现的是安全相互保障，要保护的是乌克兰和平与稳定，要制度化确立的是俄罗斯与北约的长期安全保障法律架构。

当然，即便乌克兰问题得到制度化解决，俄罗斯也必然会成为西方长期的“他者”，而俄罗斯也不得不走上民族复兴的“普京主义”道路，不可能重回休克式融入西方的“叶利钦主义”道路。而随着乌克兰问题的制度化解决，21世纪的国际法秩序或有新的增量和规范性成长。

第四，代理战争正确论和自保战争论。

这涉及文章的第5点和第6点。福山认为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间接战争策略和代理战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美国拒绝派出地面部队直接参战，而是采取全面制裁、大规模军事援助、外援志愿军团和情报系统支持等方式介入。对核大国而言，军事力量之间直接交战就是新的世界大战了，而间接战争和代理战争可以留有回旋余地，根据利益需要随时调整具体立场和政策。泽连斯基一直在呼吁西方直接参战，并以政治悲情渲染和道德绑架，但拜登保持了基本的战略清醒，拒绝了激进的直接参战，也拒绝了禁飞区计划。

福山判断北约军队已接管乌克兰军队的情报系统，这应该是符合实际的。正因为这不是乌克兰的孤军奋战，所以福山的俄罗斯必败是建立在北约深度介入基础上的，北约的强大军事援助系统是福山信心的终极来源。

但与间接战争和代理战争相应的是，乌克兰至少在战争形式和直接牺牲上必需承担“自保战争”及其巨大牺牲，即无论外援力量多么强大和深入，战场上的主要作战任务还需要自己去完成，乌克兰必需依靠自身的英勇无畏打败俄罗斯军队。

这种“间接-代理-自保”式的战争模式，是乌克兰战争的现象全景，也是西方与俄国、中国之类大国展开极端对抗的“最后理性”的形式。因为再向前迈进一步就是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了。俄罗斯宣布核武装处于战备状态以及不能保障与北约之间不发生意外，是在以国家终极实力为北约战争介入行为划定底线和红线，也是对上述“最后理性”的回应性保障。

泽连斯基不懂大国之间战争的“最后理性”，可能给乌克兰带来进一步的损害和混乱。福山也意识到这场战争给乌克兰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但他根本没有兴趣讨论如何减少代价以及如何补偿乌克兰的战争损失，而是坚定站在美国政府立场鼓励乌克兰抵抗到底，不惜任何代价。

第五，教训中国论和以武拒统论。

这涉及文章的第9点和第10点。福山论述不可能遗漏中国，就像美国任何政治辩论和战略分析不可能遗漏中国一样。福山认为俄罗斯冒进及其战败风险是给中国的一个教训，而乌克兰的英勇无畏是给台湾的一个榜样。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朝野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动向：其一，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走向，是否参与谴责和制裁俄罗斯；其二，中国对台动向，有无“武统”准备和迹象。对美国的全球民主帝国体系而言，以乌克兰遏制俄罗斯，以台湾遏制中国，似乎是理想的战略有利态势。如今乌克兰陷入僵局，西方尽管不断输入战略资源，但前途未卜，故更加担心同时失去台湾。所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一时间致电中国方面，确认“反对台独”，确认“一个中国”政策，但这一切都只是外交辞令和不可靠的立场试探。

福山似乎要中国以俄罗斯为戒，不要盲动收复台湾，同时又要台湾做好战备，以乌克兰为榜样，靠自身武力拒绝统一。福山此论显然误解了乌克兰问题和台湾问题性质，并错误判断中国的统一意志和力量。

乌克兰问题是地缘安全问题，是北约侵略性地缘扩张带来的俄罗斯极端反击问题，而台湾问题则是国家统一的主权问题，是中国宪法上国家统一条款的具体实施问题。台湾不是主权国家，美台也没有外交关系，美国对台军售与军援本身是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一个中国”政策的，也是违反中国宪法和反分裂国家法的，中国已相应宣布了对美国有关团体和个人的制裁，且中国的反“台独”、反干预和主场统一的国家行动必然根据需要不断升级和突破。无法想象美国像援助乌克兰一样在台湾实施明目张胆的军事介入。如果美国一定要那样做，就是直接侵略中国台湾，中国必然进行坚强有力的主权捍卫和军事反制。至于“台独”以武拒统，只能是一种口号和修辞，无法付诸实施。将台湾地区的中国人绑上对抗祖国的战车，并不具备真正可靠的本地民意基础与合法性。

福山的论述只是美国式策略性威慑的转移表述，本身并无新意，也显示出福山对台湾问题和两岸和平统一问题并没有创新性研究和见解。福山对中国有一定了解，或许应当好好读一读2021年底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党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仔细研究一下什么叫“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不过，福山论述也暴露了美国对台安全保障的一个秘密和软肋，即一旦冲突爆发，台湾只能按照乌克兰模式自保，无法得到美国直接参战的军事支持，至于其他形式的间接战争和代理战争的援助形式可以程度不等地接入。如果确实如此，则“台独”以武拒统之意志和力量必然大受挫折，台湾民意或许会转向支持和平统一。民进党元老吕秀莲近期表态支持“和统”，或是窥到了玄机。历史将证明，美国保护不了乌克兰，更保护不了台湾，乌克兰战争形态及美国与大国对抗的乌克兰模式，最终证明的是美国的霸权失效和战略失败。                    

第六，自由民主的“历史终结论”必胜论。

这是福山预测的第12点，即最后一点。实际上，这篇预测文章是典型的以信仰代替理性分析的例证。福山要表达的是，其自由民主的信仰更坚定了，但客观来看其理性分析的能力却在退步。福山不敢去想也不敢正面表达关于美国自由霸权失败的任何可能性。福山的不敢言，既出于自由民主信仰，也出于公共知识分子迎合民意与意见市场的利益考量。福山再次预言：

其一，俄罗斯失败是注定的，且必将带来自由的新生；其二，全球民主衰退会得到遏制；其三，归功于“一群勇敢的乌克兰人”（以泽连斯基为首，为西方而战，战后各种评奖、称号及顶级演出机会必然雪花般飞来，却掩盖不了乌克兰土地的伤痕与乌克兰人民的苦难）；其四，历史终结论永存。

注意，“历史终结论”是福山永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美国自由民主的历史巅峰，从此不再有任何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精神挑战和制度挑战。全世界一切善良或投机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商人、艺术家和平民甚至一度以“历史终结论”及其世界历史奇迹作为最终的归宿，指望从此终结追求承认的斗争和世界大战的风险。

注意，“历史终结论”是特定的美国自由民主及其全球霸权，而不是“1789精神”代表的欧洲自由主义，也不是“1945精神”代表的二战后的全球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是一种严格的、特定化的、内蕴美国精神与文化霸权的世界历史意识形态，一切自由，一切主义，一切民族化和个性化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其合法性与利益存在形式必需接受“历史终结论”的规范性评判和制裁性规制。

休克疗法，让苏联经济迅速崩溃（资料图）

讽刺的是，苏联解体后的“叶利钦主义”曾经以完全符合“历史终结论”的方式接受西方的全盘改造，将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文化价值完全“休克”，承认自身病入膏肓，真诚请求西方给予完全的精神治疗与制度援助，但最终却窥破了西方的精神与政治本质：西方不接受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无论其民主与否，市场与否；西方只接受支离破碎的俄罗斯，永久作为西方的精神和制度的“殖民地”。

“历史终结论”对俄罗斯的历史宣判，其基本要点对中国完全适用。与苏联及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在冷战历史中一直保持战略和意识形态的觉醒，无论是面对苏联体系还是西方体系，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国家现代化道路，并以自身文化、宪法和治理模式自我合法化，走出一条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道路。

1989，中国和苏联（俄罗斯）分道而行，中国的持续发展及民族复兴前景未必不对俄罗斯产生重要影响，而普京主义所代表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觉醒与作为，同样构成对西方体系的结构性斗争力量和规范性竞争因素。中俄的战略合作，是有着深刻的西方体系压迫性、地缘政治利益交叠性及多极化全球秩序建构性之多重共识基础的，福山对历史发展的多元文明基础及多极化世界缺乏内在理解和规范性认同。

总之，乌克兰战争仍在进展中，如何获得制度化解决还不明朗。战争的表面形式是俄国与乌克兰的直接冲突，是乌克兰加入北约和乌东地区冲突升级，但结构性原因与历史根源在于冷战结束后，北约与俄罗斯相互安全保障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最终失败。北约作为冷战产物进一步扩张塑造为大西洋自由帝国主义，进一步打破地缘政治平衡秩序和规律，一再东扩以寻求西方体系的绝对安全和自由民主的绝对优越性霸权。

“1945精神”在“历史终结论”的单极化冲击和解构下面临严重的精神和秩序危机，这不仅表现在联合国安全治理制度的失效上，也表现在大国协调机制及其传统的失效上。福山作为冷战体系终结的见证者和历史阐释者，在哲学与文化意义上宣示了历史终结的乐观主义，宣示了美国自由民主的霸权至上性与规范正确性，但却因为意识形态偏见而遮蔽了对多元文明与多极化秩序的实践考察和原理建构。他的“国家能力论”和“政治秩序论”未能在哲学本质上突破“历史终结论”。在西方霸权危机条件下和政治正确压力下，他毫不犹豫地归队和表态，继续其“历史终结论”的熟练套路和话术，却丧失了对21世纪多元文明与真正多极化秩序的理解力和引导建构能力。

《准备失败》作为福山对美国精神的“效忠宣言”，却忘记了对美国精神失败的科学诊断，与美国精神一道犯了“讳疾忌医”的错误。这让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福山理论还能不能“与时俱进”？其对美国模式的反思在哲学上到底是不是真诚的？其对21世纪新秩序的惊人的公共写作产量到底是“历史终结论”的技巧性“左右手互博”与流量策略，还是实质性知识进步与智慧增长？！

是的，“历史终结论”长存，但这一精神之局限和衰朽也是长存的，只因福山之类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并未在严格的历史演变和政治冲突中，表现出持续性的哲学反思和思想建构的真诚性，讳疾忌医，终于积重难返。这或许是此次乌克兰战争暴露出的美国精神与福山知识路线的共同缺陷。

历史并未终结，承认的斗争一直持续，中国和俄国都是具有文明内涵和政治体量的大国，是美国霸权的批判性存在，也是人类文明体系的构成性存在。不懂得文明之间得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动，最终孤立和边缘化的就不是中俄，而是美国精神与美国人本身。

这是走向封闭的美国心智，也是福山知识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对21世纪新秩序、新历史、新力量及其新文明建构运动的思想盲视与政治反动，在逻辑上和实践上均无真正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