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楠】

最近，国民党主席选举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而现任党主席洪秀柱则强调要“找回党魂”，其中则包括“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她认为，国民党这些年衰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家都忘了这些，而且“考试也不考了”。

今年是我在台湾生活的第五年，就我的观察和生活经验看，台湾这些年一直在践行着“新三民主义”：民调治国、民粹修法、民意判案。如果这“新三民主义”不改变，即使诚如柱柱姐的期待，台湾民众重新唤起了践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没有多大意义。

细细说来，民调治国指的是执政者对于公共政策的制订、执行或修正主要是以民调为参考，并常常用民调结果来借口自己要推动的政策代表了“主流民意”。从专业角度看，一个好的民意调查在题目设计、样本选区、调查过程等都需要很严谨，而这样的民调结果经过中立的解读，也确实能够反映民众的期待。但在现实中，执政者及其外围组织也常常用“扭曲的”民调结果来为自己或自己支持的党派护航。一般来说，扭曲的方式体现在两个方面：1. 通过设计诱导式、有倾向性的题目以期获得有利于己方的结果；2. 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来曲解民调结果。

下面我就以民进党当局正在推动的年金改革为例，具体分析一下绿色阵营如何操弄民调的。立场偏绿的台湾智库发布民调结果，67.0%的受访者表达支持年金改革，20.0%不支持。而其题目为“如果现在不进行年金改革就会破产，请问您支不支持年金改革？”这个题目有明显的诱导性，在这样的题设下，当然大部分民众都会支持年金改革了。

这次年金改革很确定的就是要砍军公教的年金，就这个方面，民调又是如何操弄的呢？再看看以下两个题目：“支不支持拉近军公教和劳工领取的退休金差距？”“军公教和一般劳工在退休后领取不同的退休金，公不公平？”不用说，大部分民众（77.1%）支持要拉近军公教和劳工的退休金，同样的，大部分民众（66.3%）认为军公教和一般劳工退休金不同不公平。这两道题都是在说明大部分民众都支持砍军公教的退休待遇，可是两者要拉近不必然等同于非要把高的一方砍到与低的一方接近，为何不是低的一方往上调呢？

我们再来看今年1月26日民进党公布的有关年金改革的民调，其中85.1%的民众赞成“政府付得起、退休领得到。现在领得到、未来也领得到的永续制度，延长基金寿命，确保退休基金余额至少一个世代不会用尽”的年金改革目标，不赞成为11%。而民进党发言人在政论节目上就称八成五的民众支持年金改革。拜托，他们支持的是“年金改革目标”，而非“年金改革”。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有八成五的民众支持“年金改革”，也绝对不会有这么多民众支持民进党现有的版本，即他们也不是“无条件支持”。

由于军公教传统上被认为政治立场上偏蓝，因此这对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及其所代表的泛绿阵营来说，通过砍军公教福利来达成年金改革的目标是“敌我矛盾”，而非“人民内部矛盾”。正因为此，民进党一再透过偷换概念的方式来曲解民调结果，以达成他们想要的政治目的。民进党当局执政这大半年来，一再通过民调来诉诸他们任意改革是符合民众期待的，同时把所有反对他们改革方案的人都扣上“反改革”的帽子，想尽办法泼脏水、斗臭他们。民进党将在野时用来夺权的方式继续用来执政时，真可谓“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只是这样的执政方式，只会让台湾民众更看不到希望。

再举个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例子，一位陆委会工作人员在年初问我“当初不是你们陆生希望纳入健保的吗？怎么现在又反对呢”？我说，“你问我们是不是支持陆生纳保？我们当然支持。但我们不是无条件的支持。我们大多数反对现在民进党党团的版本”。仔细想想，其实跟“年金改革”是一回事，先说“是陆生自己要求纳入健保的”，然后说“我都让你们纳入健保了，你们怎么可以有意见”？

由于民调本身的局限性（题目所问通常笼统，而政策则十分具体，两者无法完全对等）及可操弄性（题目设计、解读方式等都可进行），执政党和在野党及其外围组织都可以“各取所需”地利用民调来推动或杯葛相关政策的进行。因此，我们在关心台湾民调结果的同时，也应该去了解其题目设计等是否足够的中性，否则会误判台湾民意。

至于民粹修法，则是指当台湾发生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时，“立法机构”的各个党团“摒弃陈见”相互配合，跳过“行政部门”，在缺乏足够周延的思考和修法冲击评估下，采用“暴冲式立法”，以迅速平息巨大的民怨。

我在台湾这几年，对此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2013年7月洪仲丘在军中暴毙，8月3日25万人上街抗议，许多民众抨击台湾军方的军事审判制度，认为其有故意包庇军人之嫌，故当时“立法机构”在8月6日就火速三读通过《军事审判法》，现役军人在平时犯凌虐部属、不当处罚、阻挠申诉、外患、渎职、公共危险、杀人、伤害、性侵、在营区窃盗等罪，全部回归《刑事诉讼法》追诉、处罚；完成修法后适用洪仲丘案。而这次修法被普遍认为加剧了台湾军方的纪律涣散。

洪仲丘案后，台湾民众举行集会

2013年10月，桃园县芦竹乡代王贵芬掌掴护理人员，引发社会挞伐，“立法机构”同样“顺应”民意，火速初审通过《医疗法》修正草案，加重对医事人员施加暴力的刑责。台湾一般的“立法”程序是，“行政部门”首先提修法版本，并附上修法的相关评估报告，而“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们可以提出相应的对案，最后再由各位民意代表进行表决。通常不同政党为了各自的利益经常延宕议事，每年通过的法案其实并不多，但只要“民众有期待”时，原本效率极低的“立法机构”就可以展现出极高的效率，速度完成相关修法。问题是，既然这么有效率，平时到底在干嘛？

最后来谈一下民意判案，这指的是对于一些重大案件，媒体竞相追逐以揭露所谓真相，再加上名嘴讨论，民众的八卦心态又在缺乏司法知识的情况下自行“审判”，整个社会氛围就让某个人实际上已经被“审判”为罪犯，但民众也无法或懒得再去探究真相究竟为何，而“此人有罪”的印象却早已深入人心。

例如2013年2月底到3月初发生的妈妈嘴凶杀案，一开始“检方”在侦查过程中违背“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将某些案件细节有倾向性地透露给媒体，而民众通过媒体所呈现的讯息都认定谢依涵和老板等人都是嫌疑犯，然而“检方”声押后，“法院”却发现老板涉案的证据不足，没押老板，网民就骂法官“恐龙”。当然最终老板们恢复了名誉，而更多状况是许多人即使赢了司法官司，但他们早在最初的“舆论审判”中就被定了罪。

长期以来，台湾民众对司法人员就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根据2015年台湾中正大学的调查，84.6％的台湾民众不相信法官处理案件具有公平公正性，76.5％的民众不相信检察官办理案件具有公正性。而民意判案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样的不信任。目前台湾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相关会议，也将讨论是否纳入“参审制”或“陪审制”，以降低司法判决与民众期待的落差。只是若舆论判案的风气不减、检方甚至持续仍给媒体提供消息，即使台湾的司法审判制度进行了改革，也难以缓解民众对“台湾司法”的负面观感。

理解了台湾“新三民主义”（民调治国、民粹修法、民意判案），我们大概也能理解近年来发生在台湾的种种怪相，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受到牵制，同时也制约了台湾的发展。因此，台湾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找回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是应该好好检讨这“新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