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埃里克·费格丁、吴稚伟】

埃里克·费格丁：

感谢邀请。在很多方面，病毒溯源是一场多学科参与的流行病应对措施。我们有生物学家、各类进化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当然还有像汉学家这样的专家。我的学说——流行病学教会了我一件事，即你可以从很多方面看数据。

我教授系统性综述已经很多年了。我以前做过很多事件的吹哨人，比如在制药行业，他们隐瞒在不良事件中明显的渎职行为。我看过很多这样的情况，铅中毒事件中，数据本身清楚地显示出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隐藏数据的趋势。不仅Flint儿童的铅中毒，或是他们故意藏在万络（Vioxx）上带有心脏病发作诱因和其他乌尔比诺效应的药物。这些事件我以前见过。对于隐瞒数据这件事上，在SARS-COVID-2到新冠病毒的情况中，我不认为有人在试图故意隐藏、做错事。

2014年8月，居民用水被检测出大肠杆菌超标；弗林特市政府以“杀灭超标大肠杆菌”为由下令向引用水源中注入高浓度的氯气进行消毒处理，弗林特市老化的自来水管因此被氯气被严重腐蚀析出了高浓度的铅，水质开始变黄。（图源：FLINTWATERSTUDY.ORG）

关于新冠的数据到处都是，甚至是废水中的粪便测试数据都有。废水的数据清楚地显示，早在10月份，病毒就在中国以外的欧洲出现了。有人说是9月就出现了，但至少10月和11月是肯定有的。意大利有病例10月末到医院就诊，11月初检测出阳性。2019年秋天，在法国还发现了有SARS-COVID-2的废水，他们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献血数据库的献血样本中发现了这种物质。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监测了这些传染性疾病的献血样本，这篇论文也由特别工作组发表。所以, 在许多方面, 数据是真的很分散, 而且对于这些2019年秋季的感染没有具体的解释。此前我们的同行指出，在1月和12月下旬收集的数据中，A和B的SARS-COVID-2变体数据显示，中国的病毒案例已经很分散。

所以，我认为这时我们得多动动脑子，如果数据不一致，你当然可以挑选数据来支撑一个特定方向的理论。但如果没有发现系统性的证据，我作为一个有系统综述流行病学临床观察的背景的人对此是很有经验的，例如，许多临床试验只有一次心脏病发作，一次肾衰竭，但当你清算数据的时候，这几个数据清楚地表明药物是危险的。

这次疫情的总体数据没有系统地倾向一边，数据似乎到处都有分布。我认为正是这种对大量数据的选择性报道创造了这些异端邪说的叙述。这种叙述形式在流行病学中很容易形成，因为这些数据有一定的相关性，虽然这些数据与结论并不总是因果关系，但每个和答案有因果关系的数据都是与其相关的。要知道流行病学，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人类中的因果数据和因果数据模式。

这就是我最强烈反对的地方，一月份我也是一名吹哨者，我说这将是一场热核级别的严重流行病。我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但很多人早期就因为我在中国出生的背景而指责我。他们觉得我是政治的喉舌，可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政治倾向，我认为发生的是人们想要相信的错误的东西——人们想要指责别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3月18日的白宫新闻会上解释为何称新型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路透社）

现在也可以看看阿富汗的情况：那些想指责阿富汗的人有很多责任要怪在阿富汗身上，那些想指责特朗普的人有很多责任要怪特朗普。但我认为，在阿富汗某些方面，我们虽然不了解细节，但肯定有许多其他原因促成了这一局面。

我认为在我们试图用科学描述疫情的时候，人们不理解科学，这就是事实。例如， AB变种的分布,，或其他一些数据， 如果你没有大局观，只有炒作目标，或以一个特定的角度宣传其他的信息，就像美国一些国会议员试图做的，你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令人信服的、狭隘的叙述。

作为一名流行病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我看到了数据是如何被扭曲的，也看到了每当很多行业被指责的时候是如何反击的。但很明显，他们声称并没有"普渡制药共谋"来推广阿片类药物，但就像这个阴谋一样，普渡制药肯定在推广阿片类药物，而默克公司显然试图隐藏他们万络药物的危险数据，但这里没有系统性的数据来证实。

我认为，作为一名流行病学家，我看了所有的疫情数据，新冠疫情其实没有方向性。在我看来，这种方向性的缺乏，是最好的证据——证明病毒没有特定的实验室起源。显然，还有更多的数据和工作要做。但我认为，总的来说，自然起源是最有可能的。这些令人困惑、不一致又无法解释的自然数据是最好的证据。

吴稚伟：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这里。前几位演讲者都做了精彩的演讲，一些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Forster 教授大概讲解了病毒是如何变异的，以及在去年的大流行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亚型。很明显，病毒的起源可能相当复杂，我们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更多的研究，来看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向前发展。

如果你去看看云南的蝙蝠洞。福斯特教授提到有一些人，基本上他们携带着抗体。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信息。问题是，我们确实有很多RNA序列数据。如果你思考病毒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我们还需要研究抗体免疫反应。

正如我们知道，对于很多病毒来说，它们会引发非常独特的生理反应，表型和基因型实际上是两个非常强大的工具，能帮助研究病毒传播的关系，免疫系统也能够施加压力让病毒变异变得困难。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更仔细、更彻底的研究。以科学的方式，而不是仅仅基于几个例子，仓促下结论。所以，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需要进行更彻底的研究。

我想指出的是，找到病毒来源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人类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流行病，我们也一直在寻找各种疾病来源，很明显，我们只知道很少的病原体从哪里来、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我们需要花很多精力来找出答案。

正如Forster教授提到的，阴谋论者说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泄漏，或者武汉人员因为蝙蝠感染了冠状病毒，并把这叫做大流行的开始。这很有趣，但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根据病毒的传染性，如果武汉的工作人员真的被感染了，首先我预测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人会成为首要的感染者而不是在华南海鲜市场，这是我们从这两年的病毒传播中学到的。

当大流行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知识信息，人们不太可能采取预防措施、社交距离或隔离措施来预防病毒。你肯定会预测不仅仅是几十人，甚至是数百人，甚至整个武汉病毒研究所会被感染。我不知道你是否去过武汉病毒研究所，那里非常拥挤，很多人在相对狭小的环境中工作。这是Forster教授的数据。我相信你们知道，这不是武汉发生的事情，也不是从武汉开始的。它很可能从其他地方开始。我认为亚种传播数据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我们需要在更广的范围内研究各种可能的起源。

另一件事是，迪安教授和其他发言者也提到这种病毒在不同国家、不同地方、不同人群和不同来源如污水和排水系统都有被检测到。我认为这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信息：起源不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病毒可能有多个起源，这并不罕见，尤其是当冠状病毒宿主是广泛的哺乳动物时。所以，如果将来人们发现，这种病毒实际上寄生在各种不同的哺乳动物和来自多个地方的垃圾中时，我不会感到惊讶。

如果你看最近美国东北部的报告，显示对冠状病毒的血清学检测呈阳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型，这让我们知道冠状病毒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应该比我们想象的更广，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记住的。

关于新冠病毒报道图片（网络图片）

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真正关心的是这个溯源任务已经被政治的介入毒害了。在过去，我们知道资金的来源几乎已经下降，这不是因为单一的机构或政府或任何组织，甚至非政府组织，一个一个的疫情发生，人们自动地试图找出病毒来自哪里，这是如何研究的。你会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多位科学家试图做研究，我认为，这是做研究的正确形式。因此，从来源呼吁审查得出的结论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可以让人们采取行动，防止大流行的进一步发生。

我认为当前的环境是非常有害的。提出问题的是一些美国政客，由一些媒体报道各种各样的理论、阴谋。你不能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很复杂。现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家都很难做任何令人信服的工作。如果你看看数据库就会发现，进入武汉的团队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迹象——病毒实验室泄露是不太可能的。但现在很多政客仍在推动这一说法，他们正试图进行另一项调查。

这种环境下，不管你发现什么他们总会去怀疑。美国政府或一些政客不满意第一次调查，是因为这份报告没有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问题所在。并没有新的证据或者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第二次调查和研究，我们大多数科学界都会认为实验室泄漏或实验室人员感染并由此传播的假说是极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自然起源是更有可能的情况。

所以，如果实验室相关的传播是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尝试找出非常不可能的来源，而不是去寻找实际上更有可能给你一个可靠或令人信服的结果，一个更有可能的来源。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进一步预防其他疾病。实际上我们需要看看成本和收益的问题。这就是我的观点。

另一件事是我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不是进行这项研究的合适机构。因为在过去，大多数追踪病毒来源的工作都是由单个科学家完成的，他们获得拨款，进行研究，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当你把所有这些都放在一起时，人们会建立共识。所以这是一种更科学的研究方式。我认为做这件事更合适的方式是：创建一些研究项目，让我们把这项研究分配给个体科学家，就像我们在其他常规研究中做的那样，从进化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公共卫生专家的不同角度看人类因素、看数据，比如野生动物、自然因素和其他各种临床医生可能涉及的问题。从各个阶段研究，然后得出一个特定的共识结论，我认为这将更有说服力，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这就是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