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姚远

　　发自河北石家庄

　　一百年前，在民国出版的地图上，是找不到西柏坡的。

　　滹沱河从五台山流向太行山，顺着地势起伏一路奔涌向东，汇入海河。西柏坡村恰好分布在滹沱河冲破太行山口的北岸，一个马蹄形的山湾里。

　　“太偏了”，任何一个希望亲眼来这里看看的人都会在路途上发出如此感叹。公车从平山县城出发，绕着山路摇摇晃晃地爬上爬下，经停数个村落，约一个小时后，终于抵达山脚下。

　　像西柏坡这样的小村庄，光是平山县就有六七百个，看似隐蔽、偏僻，平平无奇。

　　抗战初期，聂荣臻率部发现了这里。他在回忆录里描述，“当我们冲破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走上东、西黄泥的大山，放眼望去—嘿！滹沱河两岸的稻谷一片金黄，在微风中翻着波浪。我对他们说：‘你们看，这真是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啊。’”

　　乌克兰地理位置险要，自然条件优越，素有“欧洲粮仓”之美称。西柏坡一带同样如此，它毗邻太行山，向东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历史上曾是南北争纷的古战场；滹沱河沿岸的滩淤地，则是稻麦生长的天然良田，物产富足。

　　西柏坡航拍图

　　再加之隐蔽性。临近山区，西柏坡的房舍不像平原上的村落那样集中，而是沿着山脚分布，“像敌机轰炸时紧急疏散开的士兵”。

　　在聂荣臻的建议下，1947年，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进入了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率党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到达西柏坡。胡乔木回忆，那时，中央机关各部、委、局，加上警卫部队，分布在平山县100多个村子，共有一万多人。

　　从此，西柏坡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又一个圣地。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走向北平去执政，中国历史从这里转入新方向。

1

　　山村里的会议

　　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如果不是房舍门口红色标志牌印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这些建筑看起来和普通的北方民宅基本无二。平顶、木门，灰黄色的泥墙，朴素至极。

　　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游客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三两成群地穿过院落，不少老人戴着五星帽，穿着旧军装，在与伟人故居合影时难掩激动与崇敬之情。

　　如今人们前来游览的圣地，已不是当初农村指挥所原址。1959年7月，为支持岗南水库的修建，中共中央原址被淹没在不远处的浩渺烟波之中。1970年，在原址北部500米，海拔高于原址57米处，修复团队还原重建了中共中央大院，除房舍外，还人工修筑出一个与原柏坡岭相似的山头。

　　当然，重建的旧址并不完全如旧。新修建的房舍内里用上了钢筋水泥土，一些普通的营房、厕所、猪圈也没有复原。人们如今看到的旧址，比当年更加坚固、整洁。

　　大院里，七届二中全会旧址是最受欢迎的参观地之一。这栋建筑，当年是工委自己搭建起来的，房梁、门窗和打地基的青石板，都从附近山上就地取材，原本是大灶食堂，后被布置成会场。

　　七届二中全会旧址

　　说是大院里面积最大的房子，实际上也不大，不过112平方米，对于当年65位参会者而言，想必不免觉得拥挤。

　　不仅是这个会场，整个大院都因为会议的筹备与召开变得紧张起来。

　　1949年3月1日，分散在东北、华北战场的中央委员陆续到达西柏坡，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杨尚昆而言，与久未谋面的亲密战友重逢自然喜悦，另一方面，这座仅有十几间平房的院落从未如此繁忙拥挤，住房安排，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朱德的卧室里住进了从东北赶来的王稼祥朱仲丽夫妇，办公室和会客室也都住了人，朱德康克清夫妇二人只好在卧室另一侧架起床板，凑合过夜。杨尚昆把自己的住房让了出来，和其他工作人员去老乡家挤着睡。

　　还有安全保卫工作。胜利近在咫尺，但在百里之外，还有国民党军队残余活动。杨尚昆专门从东北野战军总部调来4门高射炮、2门高射机枪，设在西柏坡附近的山头上，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空中打击”。

　　终于到了那一天。3月5日，下午三点，代表们穿着粗布棉衣迈入会场。会务安排所用的物品，大多是从刚刚解放的石家庄运来的，主席台桌子上平铺着一张虎皮，是林彪带来的东北野战军的战利品。会议期间，毛泽东始终坐在这张铺了虎皮的长条桌旁。

　　陈列于西柏坡纪念馆的蜡像作品

　　靠近主席台的会场前排，有四个沙发，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的固定座位。后排的条凳、木椅则不固定位置，与会者来得早往前坐，来得晚往后坐，座位不够，有的人自己从住处带了椅子，散会后再搬回去。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28年奋斗之后，于建国前夕召开的这个会议，就像这小山村一样的平凡、朴素。” 前西柏坡纪念馆馆长张志平如此记录。

　　会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杨尚昆回忆，最初，会场正面悬挂着的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毛泽东一步入会场，看见这画像，便提出批评，说：“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于是，第二天挂上了四位国际伟人像，可大家议论纷纷，又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这被转化为会议成果之一。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六条规定：禁止给领导人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禁止歌功颂德现象。

　　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在报告最后，他郑重地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寥寥数语，表达出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在西柏坡土坯房里的共产党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新的考验。

2

　　“你们要做刘宗敏，

　　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

　　毛泽东精通历史，深谙“盛衰周期律”的历史规律，从延安时期便开始思考这一难题。

　　当时，为反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对明朝灭亡的解读，1944年3月19日，《新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郭沫若引经据典，以详实可考的历史事实论证，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并非蒋书所述的“党派倾轧”“流寇横行”，而是明室的专制和政治的腐败，最终官逼民反，让外族得以乘虚而入。

　　毛泽东读罢，非常重视此文，将其列为延安整风的文件之一，要求各解放区阅读学习。

　　1949年3月23日，“进京赶考”的那天早上，毛泽东发出告诫：“我们绝不做李自成，我们都要考个好成绩。”

　　进京赶考雕像群

　　从此之后，至少在建国之初的几年，毛泽东多次提到“绝不做李自成”。1950年3月1日，访问苏联结束回北京的路上，他对东北地区的干部谈话时说：“这次我和恩来同志路过东北……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忧虑确实发生了。进城执政之后，一部分党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化的速度超乎想象。

　　从建国之初的全国范围内的“三反”运动和打“虎”战役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52年10月18日，中央批转的《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称，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380万6千余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万3千余人，占总人数31.4%。其中，共产党员19万6千余人，占贪污总人数的16.3%。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就是刘青山、张子善大案。

　　刘、张的腐败，同时暴露出当时“机关生产”的弊病。“机关生产”诞生于战争年代，在较为偏僻的根据地环境里，为支持长期战争，党政军组织普遍亲自参与生产活动，以保证粮食、经费的自给自足。建国初，财政周转较为困难，它被作为一个过渡性对策延续下来。

　　1952年，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公审大会

　　本意是为缓解财政压力，适当改善机关干部生活。然而，在实践中，“机关生产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不少已化为违法营私的‘防空洞’和铺张浪费的‘挡箭牌’”。

　　在成为执政党、“坐天下”之后，“机关生产”的弊病也随之放大。

　　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之后一个月，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要求登记和清理所有机关生产，并将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累积的现金和物资全部归公造册。

　　这里同样也有一个“插曲”。

　　在被捕前，刘青山曾以中国青年农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人民日报》作了报道。不久后，《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他被处决的信息。当时，报社领导有所顾虑，向上请示，要不要将“青”写作“清”，以掩人耳目。

　　毛泽东干脆地否定了这一提议：“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1951年，毛泽东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作重要批示

　　两声枪响，呼应着三年前在西柏坡村立下的誓言。

3

　　陌生工作多了起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前方捷报频频传来，如何接收城市、管理城市，如何让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陌生工作”之一。

　　石家庄，成了城市管理的“试验田”。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这是第一个被解放的较大城市，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

　　1947年，石家庄解放

　　原本预计需要2个月的石家庄战役，仅仅持续了6天。胜利来得如此迅速，让即将进入城市工作，但还没有周全计划的干部们措手不及。

　　接管者的匆忙与青涩，让混乱不可抑止地在石家庄城里蔓延开来。

　　战斗结束当天，城内物资便遭各方抢夺。大兴纺织厂的1642捆洋布，物资管理委员会只接收了560捆，其余被抢。皮棉2307包，棉纱1918包半，线毯42包，全被付之一炬。山西实物准备库的270坛盐酸，一部分被打碎，一部分被抢走，还有粮食、机械、煤炭，各中小工商户的物资损失，难以数计。

　　一万余来自周围各解放区的采办与搜集物资人员拥入石家庄，利用商民怕斗怕分的弱点，低价购买物资。《解放石家庄》一书中记载，“运输队人员拆走汽车轮子，工厂人员搬走机器或零件，机关商店人员抢购大批货物。”

　　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下发《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其中就提到，鉴于收复张家口时的经验，这次进攻石家庄以前及攻入城市的过程中，训令部队及民兵的干部，注意保护机器、物资及一切建筑物，不准破坏，不准自由抓取物资，因此部队进城的秩序是比较好的。

　　但这种训令只有干部知道，而未向士兵进行教育，仍有不少士兵鼓动城市贫民去搬取物资。先是搬取公用物资，后来就抢劫私人财物，很久还不能停止，后来实行戒严、断绝交通，并枪决了数人才停止下来。幸而机器未受破坏，重要仓库保存。

　　农村的反封建清算斗争也延伸至城市里，令工商业户恐慌不已。大部分店主与地主富农有关联，听闻共产党接管城市后，自觉大祸临头，于是纷纷出走藏匿。当时，全市2270户商号，开门的仅893户，繁华地段南大街的商号几乎全部关门停业。

　　还有一些农村出身的干部，对城市工人的理解存在偏差。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就提到，农村出身的干部认为，工人为敌人造枪炮，是帮助敌人打自己的。一些工人加入过国民党，有的干部不加分析他们是否是被迫谋生而作此选择，一竿子打死，甚至号召要“挖蒋根”，将工人都登记为国民党。

　　眼见事态愈发混乱，12月7日，中共石家庄市委召开会议，传达了刘少奇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我们在城市不是打倒工商业，而是采取恢复与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最初一个月的混乱，让工作班子痛定思痛，吸取教训。石家庄的新管理者们立即行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明确保护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其次，对贫苦群众及工商业者反复进行政策宣传，严禁任何人侵犯工商业的合法财产，废除敌伪时期一切苛捐杂税，稳定住工商业者的情绪，鼓励其正常经营。

　　大兴纱厂的双福牌棉纱商标（图源：搜狐）

　　以大兴纱厂为例，它曾是个拥有近千名职工、有万余枚纱锭的纺织大厂。石家庄解放初期，部分管理层人员害怕被清算，携带资产逃跑，机械厂房也遭敌机轰炸后损坏，一度无法继续生产。石家庄政府接管纱厂后，坚决落实工商业政策，特意请回了逃跑人员，给予支持。

　　为纠正进城初期发生的“左”的错误，1948年4月，市委开展了第一次整风运动，其中规定了六条纪律，内容十分详尽具体：不白看戏；不明背着枪去公共场所；对花红柳绿的男女装束不干涉、不议论；对拉洋车的工人不准评论和瞪眼看；入城干部要和工人、市民广交朋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经过一年的建设，石家庄成为一座活跃忙碌的工商业城市。据1948年11月2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国民党时期，石家庄工业725家，商业1571户，而如今，工业已有1396家，商业2136户。生活步入正轨，生产欣欣向荣。

　　石家庄车辆厂（图源：搜狐）

　　中央工委总结了收复石家庄城市工作管理中的经验，这份经验，被后来的城市管理者们广泛学习、借鉴。因此，之后的沈阳、北平、天津等等，“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接收得好”，“几乎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作为样本的石家庄，还培养了一批富有实践经验的城市工作干部。1948年至1949年2月，从石家庄调出的干部约144人，他们被输送往不同城市，将石家庄的经验带向全国各地。

　　如今，从石家庄市区前往西柏坡村，一个是“开国第一城”，一个是“最后的农村指挥所”，大约需要花2个小时的车程。这短短的2小时是物理时间意义上的，但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