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玛（?）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百谬
作者：徐焰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是建国后的一场重大军事斗争。由于某些原因，过去长期没有从军事方面介绍这场斗争的专著问世，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著述中才陆续涉及到这次作战的一些具体情况。1991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喜玛（?）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自称是“全景式地再现了这场战争的始末”。然而通览全书之后，发现这是一部从观点到史实都存在严重问题的书。由于作者对这段历史和当地的情况并未搞清楚，此书从书名至内容的错误不胜枚举。本书书名就有两处错误，一是将喜马拉雅山的“马”写成了“玛”；二是其所用的“中印战争”一词也违反了我国外交政策和军事用语，同时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印两国从未宣战，我国从来只认为这一仗是边界冲突，无论对内对外都从不用“中印战争”一词）。
《喜玛（?）拉雅山的雪》一书出版后，立即有读者提出严肃批评，尤其是该书竟将中国领土写成“印度古镇”，更是严重的错误，此书虽然已被新闻出版部门禁止发行，但是在社会上出售的册数已经以万计。有些对中印边界作战缺乏了解的读者还将此书当作信史，社会上有的小报还将书中凭空编造的一些内容当成“最新披露的史实”引用和登载，从而造成很不良的影响。笔者所遇的原西藏军区领导和—些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者同志，凡看过此书者，也都感到气愤。又了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举出《喜玛（?）拉雅山的雪》（以下简称“《喜》书”）的种种谬误，以澄清历史事实，并肃清其在社会上的不良影响。
下面，特将《喜》书中的这些错误列举如下，并加以澄清。
古镇邦迪拉的领土归属问题
在《喜》书第281页中，有一段特地描述了中印东段的情况，这样写道：
“印度古镇邦迪拉，沐浴在喜玛拉雅山的晨光下。在繁华的城镇两侧，古庙林立，金碧辉煌。”
这里出现“印度古镇邦迪拉”的提法，是一个牵涉到我国边界上领土归属的严重错误。
邦迪拉是中印边界地区的一个重镇，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该地曾是东段印军的后方补给中心。介绍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历史，决不应该连这一重镇的位置都摘不清，更不应该将其归属讲错。
邦迪拉位于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虽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属于两国有争议的地区，至今在中国地图上仍标为中国领土。邦迪拉在历史上也从来不是什么“印度古镇”，在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该地属西藏门隅地区的辖地，无疑是中国领土，直至1943年以后才被英印军队占领。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我国政府从未承认过此地是印度领土。
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解决中印边界的领土争端．但是在争端解决前，是不能允许对方单方面改变领土归属的。1986年印度政府在包括邦迪拉在内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建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对此中国政府曾公开提出抗议，此事早见话于报端。可是《喜》书中竟对这样牵涉到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毫不在意，完全无根据地称邦迪拉为“印度古镇”。这一错误尽管是出于不了解历史和现在中印边界的情况所造成，但是在涉及到我国边界领土归属这样严肃的事情上，竟如此不负责任地乱写，无疑是应受到批评指责的。
从《喜》书下面的行文来看，作者连邦迪拉在中印边界哪一段都搞不清。《喜》书第282页称“邦迪拉是中印边境中线”，此说完全莫名其妙。打开中国分省地图就可知道，邦迪拉在中印边界东段的西端。此外，邦迪拉镇当时居民只有几百户，根本没有书中所编造的那种“繁华”。在公开出版物中涉及到我国边界领土归属问题，事关国家重大利益，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此一定要持很认真的态度，决不应该凭想象信笔发挥。
《喜》书第24页．书中在描写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4月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情景时，又编造用总理答所谓“记者”的话称：“缅甸、不丹、尼泊尔都是小国，也都和我们有麦克马洪线的困扰”。
这里不仅犯了历史和地理知识方面的错误，而且又把边界定向写错。事实是，本世纪初缅甸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并被英国人作为英属印度的—个行省，所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也划到缅甸北部和中国的边界上。因此，缅甸的东北部确同中国有麦克马洪线的问题。可是，不丹、尼泊尔与小国的边界根本与麦克马洪线无关（麦克马洪线起自中不边界以东）。熟知这方面情况的周恩来总理根本不可能讲书中编造的这种话，这只是作者的杜撰。把这种牵涉到边界定向的严重错误加到周恩来总理身上，更是对领袖人物的一种亵渎。
《喜》书第70页，书中称印军在东线“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印度的版图扩大了八万平方公里”。
这里把印度扩张的情况和面积都写错。其实根据我国一向公布的数字，印方自越过传统习惯线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后，扩张的领土达9万平方公里。书中也有9万平方公里这—正确数字，这样写本身就前后自相矛盾。
《喜》书第72页在描写1962年10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开始前的情况时，使用了“中印近三百公里的边界线”的提法。
这一数字与事实完全不符，也与该书前面的记叙自相矛盾。事实是，中印边界线长度达2000公里。至于自卫反击战开始前中印两军对峙的克节朗河地区，双方对峙的正面只有十几公里。书中在这里出现的“三百公里”之说，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杜撰。
《喜》书第82页编造一段入侵“麦克马洪线”西端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军第7旅旅长的命令，要求印军在克节朗河地区的章勒这一“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的敏感地区”布防。
这里又是一处地理概念的错误，打开中国分省地图中的西藏地图就可知道，克节朗地区与尼泊尔还隔着不丹、锡金两国，当地只位于中国、不丹和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占区的交界处附近。
从《喜》书中对领土和边界线的描述看，作者对中印两国边界线的一些基本情况都不清楚，就信笔发挥，凭想象编造有关边界问题的情节，结果一再把涉及领土归属和边界走向之类的严肃问题搞错。人们可以允许在别的问题上犯错误，可是在事关我国领土和边界走向约问题上，对于出现这种谬误则必须迅速纠正，以澄清事实，维护国家的权益和声誉。
达赖“避难”的虚构描写
在《喜》书还有相当多的篇幅是所谓领袖人物活动的描写，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及陈毅等人的言谈和召开会议的描写。了解这一段历史及熟悉毛泽东等领袖人物活动的人，一看便知道这类描写几乎都是违反事实的凭想象杜撰。书中不顾纪实文学应以史实为基淮的基本要求，毫无根据地编造了大段大段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油人物的决策过程及对话点加上引号。这些编造的话不仅大都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而且也根本不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讲话的语气，有的话还有语法错误，许多编造的内容又严重违反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由于书中编造的领袖人物的对话违反历史的谬误比比皆是，只能择其重要的错误列举如下：
《喜》书第19页～26页用了几页的篇幅描写了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情景，其中不仅凭想象虚构了许多记者的提问，并大段大段地杜撰了周恩来、陈毅的讲话。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访问印度和尼泊尔时，确实举行过记者招待会。但是从书中编造的内容看，作者并不了解招待会的详情，编出来的许多讲话既不合乎周总理说话的口气，也严重违反了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和民族政策，而且还有不少地理和历史常识上的错误。
例如《喜》书第23页编造的周总理的话称：“我们是在喀喇昆仑山侧修了一条公路，这就是青藏公路，是为了改善新疆、西藏地区的交通困难状况而修筑的，其中有几段因山脉阻隔，穿越了阿克赛钦地区的一角。”
这里犯了一个地理常识性的错误，即把新藏公路当成了“青藏公路”。从书中的行文看，这一错误还不是错字问题，而在于作者本身对青藏、新藏这两条重要的公路的情况根本就不清楚。联结新疆、西藏的公路，是1957年完工的新藏公路，而1954年初步完成的青藏公路，根本不靠近喀喇昆仑山。新藏公路之所以通过阿克赛钦，是巩固边防的需要，并不是什么“有几段因山脉阻隔”。一向以工作细致著称的周恩来总理是绝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作者把这种谬误加在周总理身上，是很不严肃的。
《喜》书第24页编造的周总理在1960年4月记者招待会的讲话中，又称：“叛匪首领达赖喇嘛逃往贵国避难”。
这段话完全是凭空编造，而且完全违反了当时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和民族政策。在1959年春达赖出逃印度后，中共中央仍在很长时间内采取争取达赖的政策，还在国内保留其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直至1964年才宣布其叛国罪行，撤销其职务。周总理1960年4月访印时还曾打算争取达赖返回祖国，根本没有称其为“叛匪”。
《喜》书第25页描写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台时，又描写陈毅在招待会上“猛然站了起来，抓起话筒怒不可遏地喊”，井把记者们“全部震慑住了”。
对陈毅的这种描写也完全违反历史容实。笔者问过当时陪同出访的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同志，并同陈毅同志的家属谈过。据了解到的情况证实，陈毅同志在外交场合虽然声音比较宏亮，但一直是注意外交礼节的。在这次招待会上，陈毅根本没有作者描述的那种情况。
《喜》书第26页至31页中又编造了周恩来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同时以含糊的手法不标出时间。在这次所谓谈话中，涉及到国内政策、国际形势和印度对华态度等问题，都系凭想象编造，谈话的口气和内容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气氛，编造出的一些话还有语法错误，语言的格调与毛泽东、周恩来平时的言谈气度更无法相比，而且其中史实性的谬误层出。
这段描写把毛泽东写得非常缺乏国际知识，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周恩来。如书中编造毛泽东向周恩来问：“嗯，印度这样强硬，一定有后台吧？”在当时国内关心世界大事的人皆知印度反华的国际支持者，毛泽东每天都在关心和研究世界形势，怎么会提出这样简单幼稚的问题？
在这一段中，书中又编造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为了边界战争，苏联还推备提供40架图—12运输机”。当时苏联向印度提供的是安—12运输机，根本没有什么“图—12运输机”，数字也不是什么“40架”。周恩来总理也根本不会这样汇报。
在《喜》书第29页中，又凭想象描写了当时国内的政策。书中编造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话说：“自从‘三自一包’的政策下达贯彻后，农村经济恶化的势头已经减弱”。
这段所谓“汇报”，只是凭现在的想像来编造过去的历史，说明作者并不了解这一时期中央对国内政策的调整。当时，中央根本没有下达过“三自一包”的“政策”。三年经济困难时，中共中央在农村解决经济困难的方针是人民公社六十条及其修改草案，确定的政策只是“大集体，小自由”，允许以小队（生产队）核算。至于包产到户等措施，只是由某些地方自行采取的，毛泽东并不赞成，周恩来也根本没有可能像书中那样向毛泽东汇报。所谓“三自一包”，在当时根本不是什么中央的“政策”，只是后来错误地批判当时一些正确的调整措施时概括出来的。
《喜》书第3l页描写毛泽东相周恩来讨论中印关系时，又编造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尼赫鲁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同我们建交的第二个国家”。
这段话完全错误，毛主席岂能如此没有历史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是苏联和人民民主阵营的许多国家同新中国建交，然后才是社会制度不同的缅甸、印度。如果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顺序看，印度根本不是“同我们建交的第二个国家”。
上面编造的话从语法上讲也是错误的，其主语“他”（“尼赫鲁”）本是一个人，在这里竟成了“国家”，实在荒谬。毛泽东是一位语言文学大师，怎能犯这样的错误？
在《喜》书第87页中，又编造了（1962年）“十月七日，北京、外交部”，陈毅与“印度大使”谈话，而且篇幅长达两页。
这些完全是凭想象杜撰。因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印度早在1961年春就召回了驻北京的大使，只留下临时代办。直至1976年，中印两国才恢复互派大使。1962年10月印度根本没有大使驻华，陈毅怎么能在北京同这位不存在的“大使”谈话？
在这段编造出来的谈话中，书中又以陈毅之口对“印度大使”说：“我承认，中国军队的装备不如你们好，单兵技术素质不如你们高”。
这种编造根本不符合当时的情况。事实上当时中国陆空军的装备水平在总体上超过印军，单兵素质也普遍强于印军。书中编造的谈话中，对中印双方就举行会晤的商议，美国出兵朝鲜等情况，写得也不对。
《喜》书第94页～100页中，又编造了长达7页的所谓毛泽东主持的“西山军事会议”的内容，井描写这次会议确定了对印实行自卫反击战。
历史事实是，根本不存在这个所谓“西山军事会议”。笔者曾问过参加过对印自卫反击战决策的杨成武、雷英夫等同志，据参加者回忆说，最后的决策会议是在中南海举行的，而根本不是在什么书中第94页所说的位置——“香山，双清别墅”。
作者把想象中的这个所谓“西山军事会议”安排在“香山，双清别墅”，大概以为这里是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只是在进入北平之初住过那里，搬进城以后就不再回去居住。
书中在编造的这次会议中，又杜撰出许多毛泽东和陈毅的话，且不论其格调不能与毛泽东、陈毅日常的气度相比，其内容也把中印边界的历史演变状况及边界地区斗争的许多情况讲错，对反击的军事部署也说得不对。
在《喜》书第96页描写所谓“西山军事会议”时，书中编造了一大段陈毅介绍中印边界情况的话，其中竟凭空把编造出的一段歪曲历史话加在陈毅同志口中，说什么：
中国同印度的边界，虽然未正式划定，但在长期和睦相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行政管辖所及的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传统的习惯边界线。全长约2000公里，……印度四八年独立后，开始一直遵守这条边境线，但是到五四年，他们修改了官方地图，东段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做为已定界。
这段话完全歪曲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事实。事实是，印度独立后就马上接受了英国在中印边界上的侵略成果，根本没有“—直遵守”传统习惯线。在英印军队于1943年越过传统习惯线占领邦迪拉、德让宗、瓦弄等地的基础上，进一步越过传统习惯线向北推进，从1947年到1953年完全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彻底破坏了传统习惯线。
在这段编造的所谓陈毅的“介绍”中，将印度说成是“四八年独立”。其实对世界现代史较为熟悉和了解印度情况的人都知道，印度是1947年8月正式独立，陈毅外长决不会如此缺乏历史知识，说出这种话。
书中编造的陈毅的所谓“介绍”中，还称1959年10月的空喀山口事件中，印军“包围我边防部队，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官兵十三人。”这一编造，也与历史情况不符。
在《喜》书第99页编造的所谓“西山军事会议”中，又描写了一段会上研究调动部队到边界参加反击的情况，书中称：“东段之敌相对比较强大，西藏军区难以再抽调部队加强作战力量。”然后又以罗瑞卿之口说：“我的意见是调五十四军上去”，最后又编造周恩来的要求称：“保障五十四军及早开进战区”。
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开始前，中央军委确定的兵力部署并不如书中所说。当时进行参战准备并奉调的部队远不止第54军，至于第54军的部队，中央军委只是让其第130师一个师调往西藏参战，而不是整个地“调五十四军上去”。
在《喜》书第100页的所谓“西山军事会议”的描写中，书中又编造了毛泽东对衡宝战役的一段评述，说什么：“白祟禧摆了个布袋阵，用七个师把突前的丁盛一个师团团围住……最后七个师被一锅端掉了。”
这里所谓毛主席讲衡宝战役的一段，与战史不符，毛主席也不会那么没有历史知识。查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就可知道衡宝战役的情况，而且这次战役歼敌数字也不是“七个师”，而是不到4个师。
在《喜》书第100页，书中又称毛泽东说：‘不打则己，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证二十年和平。”
这段活也不准确。据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记述，毛泽东只是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
在《喜》书第149～152页，书中又以4页篇幅，描述了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开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待外国记者，并回答其有关中印边界方面的问题。
这段描述又全是凭空编造，完全与历史字实不符。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与现在不同，领导人很少接见外国记者，在记述历史时不能以现在的惯例来描绘过去。所谓的“答记者问”中，所编造的周恩来的话语和所述内容与历史也不符。
例如，在《喜》15第150页中．作者编造了周恩来“回答”外国记者的话。叙述反击战的情况说：“我们只抽调了西藏军区、成都军区的两三个师，加上原来的边防部队，大约有五万多人吧。”
历史事实是。周恩来根本没有向外国记者宣布过参战兵力，而且书中所编造的兵力数字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书中又编造周恩来介绍战场印军情况，以及宣布“张国华中将”是“前线总指挥官”，也都是凭想象虚构。
《喜》书第l80页～182页，书中又编造了毛泽东在“济南，珍珠泉宾馆”听取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战况的汇报一节，书中未说明当时的时间，却编造了周恩来报告“中印边界反击战开战两天，进展顺利”，“印军王牌第7旅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并“请示是否越境（！）作战”，接着书中又编造毛泽东的话说：“不但不越境。还要后退二十里”。
这一编造的汇报纯属于虚乌有，其内容也违反历史事实。短短的儿句话中就有多处谬误。
其谬一，当时的战斗情况根本不存在什么“开战两天”，“印军王牌第7旅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之事。1962年10月20日藏字419部队在克节朗河地区发起反击后，当天内就将印军第7旅全部击溃，随后转入追击和搜剿散兵，以基本达成歼灭战。由于当地的复杂地形，根本不存在将印军“团团围住”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事发生。这一谬误，只能说明书作者对“开战”后的克节朗河战场情况和战斗过程都不了解就随意编造。、
其谬二，当时根本不存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总参谋部的同志请示是否越境作战”。在1962年10月克节朗河战前，中共中央、毛泽东已经确定要越过麦克马洪线，歼灭印军第7旅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即根据预定计划命令部队突破了麦克马洪线，而根本不存在战后“请示”和毛泽东不让“越境”之事。
其谬三，书中将毛泽东提出后撤的主张完全写错了时间，后撤的距离也写得不对。1962年10月克节朗河战役中歼灭印军第7旅后，毛泽东安排的部署是乘胜追击。至于毛泽东提出的“后退”，共有两次．一次是在1959年11月毛泽东提出从边界已方一侧后撤20公里，以建立武装隔离带，防止边境冲突（而且是20公里，不是书中所说“二十里”）；另一次是1962年11月21日在中印边界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结束时，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国政府又主动宣布了停火，并将武装部队撤回1959年11月的实际控制线己方一侧20公里内。
书中编造领袖对话时使用的“越境”一词，也是完全错误的，麦克马洪线以南至传统习惯线之间的地区本是中国领土，只能用越过“界线”一词。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也不会用“越境”这一词。
《喜》书第182页编造的所谓“济南，珍珠泉宾馆”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还提到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一事。书中又编造毛泽东的话，说“要给赫鲁晓夫打打气”，“这时候声援他们一下”。
这一编造又完全违反历史事实。了解当时国际斗争情况的人都知道，当时中国只是声援古巴，对苏联则持含蓄的批评态度，根本没有书中所说的情况。在这时的中国报纸上，只有声援古巴的内容，没有任何“声援”苏联，给赫鲁院夫“打气”的表示。
中共中央对古巴危机的态度是，认为赫鲁晓夫在1962年10月以前是心存侥幸，把导弹运进古巴对美国进行核讹诈。对于采取核讹诈政策，中国的态度历来是反对的。1962年10月下旬肯尼迪下令封锁古巴，要求苏联撤出导弹并以进行战争相威胁，在美国这种反讹诈面前赫鲁晓夫又节节退让。当时中国批评这种退让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采取了投降主义态度。
《喜》书第391～393页，书中义编造了所渭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后期，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一大段内容。这里的内容涉及到印度迫害华侨、印军的作战单位、毛泽东下达的作战命令以及“少年毛泽东”看过的“早期的《中国近代史》。
在这一段中，编造的每项内容几乎都有史实错误，而旦还让书中出场的毛泽东要问非常幼稚的问题，如“看来，中国和印度缔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们不承认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中印两国以和平友好协商解决印度在中国西藏的遗留问题时提出的，作为双方倡导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淮则，并非什么协定，也根本用不着“缔结”。1956年以后印度政府对藏区叛乱分子予以支持，1959年还公然对西藏叛乱表示同情，此后又长期庇护达赖集团，这早就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了1962年，毛泽东根本不会再对印度“不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疑问。
在《喜》书第392页编造的内容中，还有周恩来向毛泽东的报告，说什么：“印度将所谓‘杰特’联队从克什米尔调到了喀喇昆仑山口。”然后又让毛泽东问“这个‘杰持’联队是干什么的？”
这段编造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了解印军编制和作战情况的人都知道，印军中的“联队”只是平时的管理机构，下属几个营。在战时印军以营为单位组成旅，并不以联队为单位参战。
在1962年中印边界交战时，杰特联队所属的营也没有调到喀喇昆仑山，而且当时的喀喇昆仑山口，根本没有印军部队入侵，也未发生过战斗。
在《喜》书第392～393页，书中又称：“少年毛泽东”在韶山读到“—本早期的《中国近代史》，此书的扉页上的一句话：‘呜呼，中国将被列强瓜分之！’曾使少年毛泽东热血沸腾”。
这是不经查实就信笔发挥。毛泽东“少年”时，国内还根本没有“中国近代史”这个概念。据国内早巳出版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记述毛泽东的原话：“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冶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了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在公开出版物中描写领袖的活动，一定要经认真查实再落笔，这才是严肃的态度。
在《喜》书第393页～394页，书中编造毛泽东的命令，指示对待杰特联队的部署，称“告诉张国华、何家产、丁盛，要打歼灭战，还是那句老话，关门打狗，一个不漏”。接着，书中并说“中国边防部队接到总参谋部的命令，务必全歼‘杰特’联队”。
这些都系凭空编造，事实上根本无其事。这些编造与当时中印边界西段作战情况相对照，又说明书作者根本不了解西段的战场条件和双方交战情况。
首先说这个所谓“命令”下达给“张国华”、“丁盛”，就完全不合逻辑。因为他们只在边界东段指挥作战，与西段相距千里，根本没有指挥隶属关系。
其次，西段不仅没有一次打一个“联队”（按其建制至少是团级规模）的战斗，一次歼灭印军一个营级建制单位的战斗也没有。这是因为西段自然条件恶劣，战场条件太坏，双方的兵力都展不开，印军多数以排为单位（少数以连为单位）分散越境设点，所以中国方面的技点作战每次只能消灭其几十人。所谓在边界西段对印军的“联队”要“关门打狗”，根本没有办法“关”。
总之，书中出现的大量领袖人物的活动和对话，几乎都出自于凭想象编造，并违背了当时的历史，错谬极多。描写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活动采取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是很不应该的。
中印边界争端
在《喜》书中还有大段大段的关于中印边界争端由来和发展的叙述，其中也是错谬层出。自五十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印边界争端的史科已公开出版和发表过许多，查实后再落笔并不困难。可是从《喜》书的内容看，作者根本未下功夫去查实史料，就信笔写来，结果是歪曲了中印边界冲突的由来，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凭空美化了尼赫鲁，把尼赫鲁说成是想努力避免边界冲突。这一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政治性的错误，虽然相信也是出于作者缺乏历史知识所致，但也是完全不应该出现的。
《喜》书中涉及到中印边界争端由来的文字，大多数都存在各种问题，在此特列举其要点澄清如下
《喜》书第4页中描写了中印边界上英国非法泡制“麦克马洪线”的经过，称在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书中把会议的参加者相时间都写错了），“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爵士，狂傲地用手杖在地图上划了一条弧线，将西藏的门隅、洛瑜和下察隅地区圈了过去，这一地区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然后逼迫中国代表签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
这段话完全是不了解历史情况的编造。所谓“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用手杖”在地图上划线一事更纯属艺术性的想像和编造，事实上全无此事。
作者这一叙述首先末搞清西姆拉会议的议题，当时英国在会上打算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来，制造所谓“西藏独立”，所以也根本不打算划什么“中印边界线”，同时也认为不需要中国代表承认这条边界线。“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人秘密绘制出来的（该线主要是以所谓“分水岭”为界，精心策划和泡制了很长时间，根本不是什么“手杖”一划的结果），在会议期间由英国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背着中国政府的代表，在秘密换文中提出并承认的。当时对这条线称为“印藏边界线”，因此也根本没有“逼迫”中国代表承认该线一事。
《喜》书第4～5页在叙述西拇拉会议时，在描绘了“麦克马洪线”的所谓由来（即“手杖”划线）后，又称“中国代表陈贻范、陆兴棋在英国的军事、外交双重高压下，被迫在英国拟定的条约草案和附图上做了草签。……这是东北部边界争端的起因。”
这里对中印边界东段（书中用“东北部”一询也不确）争端“起因”的解释，并不合乎历史。作者在此没有搞清楚西姆拉会议的议题，结果混淆了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
历史求实是，西姆拉会议的议题是讨论西藏问题，英国想以此制造“西藏独立”，会议根本没有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代表开始草签后来又奉政府又命否认的草案只是关于西藏问题的条约草案，与中印边界问题无关，更谈不上是什么“边界争端的起因”。
《喜》书中第10页描写了周恩来总理于1960午4月访问印度的情景，在这段中作者有一段对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人物描写：
他在等侯一位贵宾，一个老朋友。
这人就是五年前在万隆会议上，曾和他并肩站立，高举紧握的两手，向世界呼唤和平的周恩来。
尼赫鲁的心情是痛苦的，他感到左右为难。
两国间的边界纠纷，已经持续了10年。他的神经也为此震颤了10年。
书中对尼赫鲁的这段描写，并不符合实情，而且把尼赫鲁对中印边界争端的态度完全写错了。自印度独立起，尼赫鲁政府就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西藏的扩张政策，派兵继续蚕食占领中国领土，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尼赫鲁又是出于其内政外文的需要，主动制造并不断扩大边界事端，根本不是什么“左右为难”。
这一段所说的边界纠纷“持续了10年”也不合事实，实际上从1947年印度独立起就在中印边界上继承了英国的侵略成果，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曾抗议印度侵占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领土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印度政府不但不予理睬，又于1951年继续派兵北进，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开始进藏，尚未到达边界之际，于1951年占领了达旺等地，随后将其实际控制线全面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因此，从印度独立至1960年，两国边界端出现已经有13年。
在《喜》书第10页描写尼赫鲁的对华态度时，又有这么一段令人吃惊的叙述：
五十年代初期，他曾想把边界争端暂时搁置起来，全身心地致力于同中国的友好，他为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奔走，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呐喊。他认为同中国友好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只要中印联手，就能控制整个亚洲乃至影响世界。当然，他也期望在‘友爱’的热流中中国能够在边界争端中给他一个面子，做一些让步。
然而，朗久、空喀山事件的枪声，以及遗留在喜玛（?）拉雅山麓的几十具中国和印度士兵的尸体，把他从一厢情愿（！）的迷梦中惊醒了。
这一段叙述荒谬绝伦！按照历史事实来讲是歪曲了中印关系的演变，从边界争端的责任来讲，更是无原则地美化了尼赫鲁。
按照书中的这段话，反倒是尼赫鲁“一厢情愿”地希望同中国友好，并且“曾想把边界争端暂时搁置起来”。若依此说，拢起中印边界冲突的责任归于谁呢？书中对五十年代印度对华政策的叙述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当时尼赫鲁政府确实表现过对中国友好的态度（但也不像书中所描绘的热烈），但在很大程度是出于其标榜的权宜之计的政治哲学。早在印度独立前，尼赫鲁就视中国为未来竞争的对手，并在其四十年代前期所著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公开鼓吹独立后的印度要成为印度洋至太平洋的“中心”。再加上尼赫鲁政府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西藏相中印边界的侵略成果，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尼赫鲁政府必然会采取后来的反华态度。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恰恰是中国方面一直希望维持边界现状，暂时搁置边界问题（根本不是书中所说的尼赫鲁“曾想把边界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然后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可是，尼持鲁自己出于当时的某些需要一再破坏边界现状，并有意挑起了边界冲突，破坏了原先的中印友好局面。
早在五十年代初，尼赫鲁就下令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而且在对华关系中奉行两面政策，即一方面表示对华友好，一方面又不断蚕食占领中国领土并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1959年西藏叛乱被粉碎后，尼赫鲁原先变西藏为“缓冲区”的愿望破灭，随之又挑起边界武装冲突。这些，都是我国公开出版物中一再说明的历史事实，《喜》怎么能不顾（或不知道）这些事实就随意说尼赫鲁“曾想把边界问题暂时搁置起来”，并“一厢情愿”地想同中国“友好”呢？
这段叙述中，“空喀山事件”一词用得也不对，应是空喀山口事件。对事件发生地的地理位置也写错了，空喀山口在喀喇昆仑山区，并不在书中所说的“喜玛拉雅山麓”。
《喜》书第11页在描写1960年4月尼赫鲁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时，又编造了一段尼赫鲁的内心想法是：
和他好好谈谈，也许他会理解自己的苦衷，缓和边界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可是，他会下令军队后撤吗？
这段毫无根据的编造又完全歪曲了中印边界的冲突责任，违反了历史事实，凭空美化了尼赫鲁，似乎是尼赫鲁想“缓和”紧张局势，而是中国方面不“后撤”。
历史事实是，中国方面在1959年底已经单方面下令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己方一侧后撤20公里，以此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恰恰是尼赫鲁拒绝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缓和要求，想继续保持边界紧张局势。1960年春周恩来访问印度，也是中国方面一再要求才成行的，尼赫鲁并未表示热情欢迎。周恩来到达印度后，尼赫鲁顽固坚持要中国单方面在领土问题上让步，甚至在这次会谈中拒绝同意就边界问题举行两国政府间的谈判。可是到了《喜》书，倒成了尼赫鲁想要“好好谈谈”，“缓和”“紧张局势”，这不是荒谬透顶吗？
上述谬误，相信是由于作者缺乏这段历史知识所致，但是这样凭空编造在客观上歪曲了中印边界争端的真相，确实是一个原则错误。
在公开出版物中涉及到中国同邻国的边界领土争端，是一项很严肃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一定要以认真的态度弄清是非责任。那种根本不了解情况，就胡乱编造井公开出版的做法，是应该坚决杜绝的。
“毛泽东西山遣兵点将”的描写违反历史
《喜玛（?）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纪实》一书又自称是“再现”“这场战争的内幕”的，主题是自卫反击战的战争描写。可是纵观全书对作战经过的描写，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严重失实，甚至歪曲和随意编造战史。
《喜》书在封底自称有“翔实的史科”，可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看完全全书后即可知道，该书的作者其实对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全而情况很缺乏了解，掌握的史料并不多，只不过看了参战部队之一——在瓦弄方向作战的第54军部分材料，加广其它一些零星的英雄事迹报道，以及西方出版的《印度的对华战争》—书，就主要凭想象对整个反击战的作战情况随意发挥，结果把作战的日期、作战整体过程和多数战斗情况、参战部队番号和双方损失情况大都写错。由于把传闻以及西方的不实报道或猜测当成信史，又凭想象加以编造，结果书中缩小了印军的损失，并大大夸张了人民解放军的损失，如书中在写西段作战的一次战斗时，甚至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亡数夸大了几百倍。
可以说，在《喜》书中除了对第54军瓦弄方向作战的某些情况抄录了一些当时的记载，以及引用的中央军委的几份电令是真实的之外，对作战的描写几乎部严重失实，由于虚构编造中的谬误太多，只能择其要点列举如下：
书中首先对整个中印边界白卫反击战的简要概况都描绘得不对。《喜》书封底的介绍中称该书“全景式地再现了这场战争的始末”，其中又标小“毛泽东山遣兵点将”，“中国军队东、内、中三线大捷”等。
如前一章所述，“毛泽东西山遣兵点将”—节纯属虚构。中印边界分为东、中、西三段，如从战争的“全景”来看，1962年的对印反击战只在边界的东西两段进行，而并未在“中”线进行反击，根本不存在什么“三线大捷”。这一错误恰恰反映出作者对中印边界反击战的“全景”缺乏了解。
《喜》书第13页至15页写了一大段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开始之时的边界状况，书中描写了中印两国士兵在1960年4月周恩来访印期间在“克节朗河”一带边界对峙，并有争夺空投品的一大段情节。
这些描写，都是不了解历史事实的凭空编造。事实是，1959年12月中国政府已要求边防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已方一侧后撤20公里。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军队在边界上已经脱离了接触。克节朗河属于中国边防部队的后撤区，印军在l962年6月以前也末进入这里，双方军队相隔至少数十公里，根本不存在两军对峙争夺空投品一事。
《喜》书第16页～第19页中又以几页篇幅写了所谓1960年4月间中国军队在“克节朗河”一带拾到了印军的空投品，并还给印军，书中还有长达几页的两军在阵前会晤的描写，并说后来成为战斗英雄的阳廷安也参加了与印军的会晤。
如前所述，这又全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凭空杜撰。中国实行单方面后撤的措施后，当时中印边界上两军已处于隔离状本。根本没有这种会晤，战斗英雄阳廷安所在的第155团当时正在西藏内地进行平叛作战，根本不在边界。此时克节朗河地区根本没有中国部队，直至1962年9月中国军队才进驻该地。
《喜》书第42页描写了1962年9月印军入侵克节朗河的情况，先是描绘了一番当地的美景后，又叙述道：
此刻，中国士兵吴元明跨过克节朗河的择绕桥，来到桥西的哨位上，正守护着这块原始的圣地。
他今年二十二岁，四川江律县人，在这儿站岗已经一年多了。
这段描写，有一部分引自战后对吴元明事迹的报道，书中又进行了一些发挥，结果由于作者不了解当地的战场和边防斗争情况，加以发挥的部分几乎全部写错。
书中称中国哨兵当时在克节朗河“站岗已经一年多了”这全系不了解当地情况的编造。克节朗河地区系1959年底11月中国单方面撤出的地区，后来由于印军的入侵，中国军队直至1962年9月8日才进驻克节朗河的，不到十天后即出现了印军向中国哨兵的挑衅，在“一年多”以前（即1961年）根本没有中国军人在此站岗。
当时哨兵吴元明也不是“跨过克节朗河的择绕桥”去“站岗”。他所在的连队于9月8日进驻克节朗河后，即以一个排跨过克节朗河，在择绕桥西建立了哨所。吴元明即在这一哨所内，是从哨所的掩体内直接进至哨所前站岗。
在《喜》书第45而至49页中，又编造了长达几页的印军第7旅向达旺徒步开进的艰难情况。
这段关于印军内部情况的描写也是违反历史的编造。当时印度已将公路由捏斯浦尔修通至达旺，第7旅原先已车运达旺，9月8日后以步行向克节朗河地区开进，而不是徒步向达旺开进。
《喜》书第49页又描写了印军首次向择绕桥西哨所进攻的情景，书中描写说：“桥面坑道里，潜伏着三名中国士兵。”
克节朗河上只有木桥，小木桥的“桥面”怎么能修“坑道”？
《喜》书第50页又编造了“连长刘道臣”对吴元明的一段话，称择绕桥事件前（即1962年9月21日以前）“我们已经有49名战友倒在他们罪恶的枪口下了”。
这一数字完全不符合事实，系无根据的编造。当时除西线零星枪击（没有多少伤亡）外，中国军队并未与印军发生战斗。记述人民解放军的伤亡，一定要严肃认真和准确，不应该随意编造和夸大。
《喜》书第54页在描写完1962年9月21日印军在克节朗河地区首次挑起流血冲突事件后，接着又称：“次日，中国外交部代表声明，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向驻守克节朗河择绕桥头的边防哨所进行猛烈的炮击，打死打伤边防连长刘道臣等七人。”
9月21日择绕桥事件后，中国政府的声明和关于事件的详细报道立即在国内各报登载，只要下功夫查对一下当时的报纸，就知道《喜》书中这段叙述所说的“外交部代表”、“炮击”、“边防连长”、“七人”均不符合事实。据当时中国方面公布的情况和边防部队报告，印军只是进行枪击。中国方面只1人死亡1人受伤。当时也只公开报道了刘道臣是军官，井未公布其职务（职务是代理连长）。
在《喜》书第54页中，又称择绕桥事件后印度外交部发出照会，说中国军队“开枪开炮打死官兵十三人，伤二十六人”。
如果查一下当时的《人民日报》，就可知道书中的这些数字又是凭想像虚构的，印度照会中根本没有这样说。1962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曾全文登载了印度方面的照会，照会中只称印军有3人负伤，也没有“开炮”一说。引用历史上的文件，一定要对照原文妙录。且不要说“实录”，即使是历史小说也应如此。
《喜》书第84页又写了一大段1962年10月间印军指挥官在克节朗河前沿的情况，书个描写了印军考尔中将一行“拿起望远镜”“可隐约看到中国军队的卡车拖着重炮在缓缓移动”。
这又是不了解当时战场条件的凭空编造。克节朗河前线，公路完全在印军视界之外，而且当时也根本没有什么车拖“重炮”进入前沿。笔者问过当时克升朗河前沿负责指挥的原藏字419部队政委阴法唐同志，也查过战斗情况报告，因这一地区高山峡谷，公路在战斗开始前未能修至前沿阵地。炮兵部队在前沿较重的火器只有120毫米迫击炮，还是靠肩扛人抬运到山上。
《喜》书第l06页叙述了发生的1962年10日10日的尺冬战斗，书中称印军向“僧崇”（这是印度和西人书籍中的用语，按中国的用语应称为尺冬）进攻时，出动了“一共两个加强连三百余人”。
这一记述不仅在地名上用语不当，而且不符合事实。据西藏军区的战史记载，10月10日印军从扯冬向尽冬进攻时只出动了100余人。
《喜》书第107页至109页又编造了长达3页的所谓张国华司令员在尺冬战斗时的表现。其中讲到的战斗情况，部署和要求增援等情况，全部系无根据地凭想象杜撰，结果谬误层出。
这一段开始书中编造了“宋参谋”向张国华的报告，称印军“凭惜炮兵密集的炮火支援”向尺冬发起进攻。
事实是，在尺冬战斗中印军根本没有什么‘密集的炮火支援”，只是以机枪在后面掩护。
在《喜》书第108页中，又编造了张国华司令员和邓少东副司令员对于放弃“僧祟”的讨论。这些又全是无任何根据的胡编，张国华司令员等也不会使用印方的语言称尺冬为“僧祟”。
在《喜》书第109页中又编造了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询问“五十五师到达什么地方了？”并描写他的想法是：“印军在正面已集结了一个旅又三个营。大约六千余人、（？此为标点符号错误）从数量上多过我们一倍。如果五十五师赶不到，不但无法组织反击，现有的防御阵地都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这段凭空编造，完全违反了当时的历史情况。当时前沿正面的印军是一个旅三千余人，而不是“六千余人”。双方的兵力对比是，西藏军区在前线的部队（主要由原第52师部队组成的藏字419部队和第11师一部）已经有1万余人，超过当时印军的两倍多，进行反击根本不需要“五十五师”赶到。
在《喜》书第109页中，又编造了张国华“呼叫五十五师”一事，而且“呼叫36个小时了，一直没有接到信号”。
这一段又纯屑凭空杜撰。第一阶段的反击本来就没有安排第55师参加。直至11月中旬的第二阶段的反击战才将第55师由青海方向直接车运至达旺方面投入战斗。该师入藏时一直保持正常的联系，根本没有书编造的那种失去联络的情况发生。
在描写完所谓“僧祟战斗”后，《喜》书第110页111页又以两页描写了“五十五师”如何被“达马湖畔的积雪挡住”，以及如何雪中开路。
这些完全是凭空编造。第55师在10月间克节朗河发生战斗时根本没有入藏，只是在11月中旬进行的第二阶段反击战前才奉命入藏参战，入藏时沿青藏公路乘汽车开进一路正常，根本没有书中虚构的被积雪挡住的事情发生。
在《喜》书第112页中，又编造了印军考尔中将对达维尔准将的讲话，称“扯冬、僧祟现在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是事实”。
这一段话中的所谓“僧祟”是印度方面对尺冬的称呼。1962年10月10日发生在尺冬的战斗，以印军当天失败逃走而结束，根本不存在当地“掌握”在印军“手里”的事实，考尔当时对达维尔也不可能这样讲。
《喜》书第122页中，又把“扯冬和僧祟”说成是“两个山头”。
这里又是不了解克节朗河当地情况的想当然之笔，扯冬是印军占据的一片林间牧场，尺冬（印方称为“僧祟”）也是一片地域，并不是指某个山头。
《喜》书第124页～127页，书中进行了所谓“扯冬、僧祟的战斗”（“僧祟”这一用语即是印度的，中国方面的战史中从不用这个词）的描写。书中竟把战斗写成是印军把“两个高地夺回来了”，“两天了，中国的军队非但没有反击，反而把附近一些小据点的部队都撤了回去”，两天后中国军队发起炮击，然后“冲击到山顶”，“中国军队在两面火力夹击下．显然难以继续进攻。很决，他们退了回去，山坡下留下了二十多具尸体。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
这一战况描写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作者不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材料而以印方一些材料为信史，地理概念又不清，而且又加上自己的想像，以致于扭曲了史实。当时战斗的情况是，10月10日印军百余人向西藏军区1个连守卫的尺冬发起攻击，当即被打退，根本不存在“两个高地”被印军“夺回来”之事，更没有“两天后”中国军队的反击。在10月10日的战斗中，中国方面也只有一个连参加了反击，更没有那么猛烈的炮火。
书中对人民解放军的描写，更是不负责地胡编，其中又不顾事实地夸大厂中国方面的伤亡（其实当时《人民日报》已经公开报道了伤亡33人的数字，很容易查到）。事实是，在尺冬战斗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计只阵亡了11人，负伤22人，根本没有“第一次进攻”（而且用“进攻”一词也混淆了谁先发动攻击）就留下“二十多具尸体”之事。书中毫无根据地夸大人民解放军的死亡数字，是很不严肃的。
《喜》书第126页中描写尺冬战斗时，又称印军报告说；“中国军队的炮出造成了严重伤亡，死亡85人，伤75人”。
这又是凭空编造，无论中方或印方资料中都无此记载。事实是，尺冬战斗中印军伤亡、失踪总计不过25人。
《喜》书第136贝又描写了1962年10月中旬克节朗河附近的战斗情况，书中称，印军根据命令于10月18日“开始实行‘里窝那计划’”，“密集的炮火从印度—方飞向中国的土地”。
这一段又不符合事实。10月18日当天印军对中国阵地只有零星射击，根本没有大举炮击和进攻。
在《喜》书第136页中，又报写10月18日当天达维尔准将观看“近四百火炮齐射所创造的战争奇观”。
这又完全是离奇的编造。在前沿的印军第7旅是一个只有3000人的步兵旅。了解军队编制知识的人应该知道，—个炮兵旅也不会有400门火炮，何况是步兵旅？事实是，当时印军在前沿只有4门75毫米的线膛炮（其中2门还不能用），此外还有4门106毫米重迫击炮和50余门属于步兵的迫击炮（81毫米和51毫米）
《喜》书第137页在继其前两页大写所谓“炮击”后，又说：“10月18日、19日，印军同时持续向中国边防哨所发动炮击，倾泻炮弹1万4千8百余发。”
这一编造又完全脱离实际，当时印度军队在边界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炮兵。现代炮兵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能够发射多少弹药，要取决于火炮数量、质量，战场条件和后方供应。当时在东段的主战场克节朗河一线，因印方不通公路，重型火炮根本上不来，弹药全靠人背，第7旅可用的2门75毫米炮和其它的迫击炮总共只有不足2000发炮弹。在西段，印军的火力更弱。因此，印军根本不可能发射上万发炮弹。
在凭空编造了一番印军的“炮击”场面后，《喜》书第137—138页中编造说，10月18日中国军队“后撤时受到敌炮轰击，伤亡七十余人”，并描绘了一番张国华痛苦的表现。
这些又全是凭空杜撰。当天西藏军区前沿部队根本没有“后撤”，也没有这种炮击和伤亡，张国华司令员更没有书中描写的那种表现。
《喜》书第152页～156页中又有一段“中国东线部队”的“团以上军官紧急作战会议”的描述，然后书中又抄录了当时中央军委给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的作战命令，并说成是向会议传达的内容。
这段描述又届虚构。当时整个反击战的作战部署只是由各作战方向的领导掌握，并没有向参战的前线各部队的指挥《喜》书第155页在描写所谓“团以上军官紧急作战会议”时，又编造张国华下达克节朗河地区作战的命令，要“55师、昌都军分区一个团”“抢渡克节朗河”。
这又是根本不了解克节朗河地区作战情况的凭空编造。事实是，第55师当时并未入藏，昌都军分区的部队在几百公里外的瓦弄方向参战，都没有参加克节朗河战役。
《喜》书155页中又继续编造张国华的话说：“由61师874团，担任穿插任务”。
这又是凭空杜撰。第61师根本没有参加过中印边界反击战，而且了解部队编制序列的人都清楚，61师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874团”。
《喜》书第161页又描写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开始的情况，书中是这样叙述的：“10月19日凌晨5点20分，中国军队近五百门重炮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随后攻击开始云云。
这里首先把中印边界反击战开始的时间搞错。只要查一下当时的报纸和国内公开正式出版的任何一本有关书籍（当然不包括《喜玛拉雅山的雪》），都可知道反击战开始于10月20日。
“近五百门重炮”更属离奇的编造。了解当地战场情况和有炮兵知识的人都会知道那里根本不可能容纳这么多炮兵。事实是，在克节朗河战役中重型火炮受地形限制根本难以前推，火力准备是以120毫米迫击炮为骨干，数量也只有十几门。
《喜》书第162页又描绘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开始的情况是：“中国五万士兵在中印边界东、中、西近600公里的防线上同时发起了猛烈反击。”
这又是完全不了解整个反击战情况的凭空编造。“五万”这一数字是当时实际参加兵力的好几倍，而且“中”线根本没有进行反击，也没有“近600公里”的“防线”。
1962年10月20日开始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只在东段、西段进行。东段参战部队只有藏字419部队（相当1个师）和几个边防营，在西段也只有1个多团的兵力。
《喜》书第167页描写了克节朗河战役的情况（其实只写了一个班的攻坚），并称：“阳廷安班的八位战士在此役中全部壮烈牺牲。”
这一叙述也不对。事实是阳廷安所在斑当时有9人，其中1人没有牺牲。
《喜》书接着又以几页篇幅描写克节朗河战，里面都是凭空杜撰的内容。在第171页中编造了“作战处长”向张国华报告说克节朗河地区的“担任主攻的55师155团、157团”如何如何。书中又编造“作战处长”的话，说什么“敌七旅已被我团团图住”，然后又编造张国华的话说，要迂回部队快“进至章多”。
这些都是不了解战场情况的随意编造。第55师根本未参加克节朗河战，第155团、第157团也根本不隶属于第55师，而隶属于藏字419部队。
这段话，还把战斗进展的顺序完全搞颠倒了。事实是，迂回部队进至章多后才形成了对印军第7旅的后方包抄，但限于地形也不可能“团团围住”（这一句话也根本不是作战报告中所用的军语）。
在《喜》书第177页——178页中又叙述了西线自卫反击作战开始的情况是：“中国西线反击部队在两个榴弹炮团，一个迫击炮营，一个85炮营，两个92炮营3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进行反击。
这里所说的参战炮兵数量纯属凭空虚构，当时西线根本没有那么多炮兵参战，也没有什么“92炮营”。
在《喜》书第178页中描写西线反击开始的情况时，又胡编什么“中国军队多次以连为单位的集团冲锋，都被印军的凶猛火力打退，伤亡严重。”
这种凭空胡编贬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语言令人看后感到气愤。当时西段作战的情况根本不是如此，并没存什么“以连为单位的集团冲锋”。”第一天反击采取利用夜暗接近敌军，拂晓发起突袭，战今进行得极为顺利，伤亡也很小。
在《喜》书第179页又出现了一段令人难以容忍的荒谬编造，书中在描写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的战斗时胡说什么：“河谷里，有874名中国士兵的躯体，倒在这片冰冷的雪地上。”
这个降亡数字完全是胡编乱造，比实际情况夸大了几百倍。在整个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中国人民解放车的阵亡总数也不到800人，哪里有什么一次战斗阵亡874人的事！
当时西段加勒万河谷作战的情况作战的情况是，新疆军区于10月20日当天以约一个营的兵力向加勒万河谷印军据点发起攻击，仅一小时即顺利结束战今，歼灭印军60人，自己只阵亡1人，负伤10人。
在《喜》书中作者屡屡凭空夸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伤亡，虽然相信是出自于不了解历史情况，但这也是很不严肃的。
《喜》书第193页又描写克节朗河战役中迂回章多的情况，称担任迂回任务的部队经过“连续三天两夜行军127公里，终于在22日凌晨二点钟到达章多。。
这里把行军时间、里程和到到达时间完全搞错。事实是，担负迂回章多的第157团（不是《喜》书中凭空编造的“61师874团”）行军不到一天，里程也只有十几公里，到达章多的时间是10月20日中午。
在《喜》书第193页～195页中，又以大量篇幅描绘了担任迂回章多任务的“874团”如何乘夜攻击章多第7旅旅部。
这些全是违反史实的编造，攻击章多是10月20口中午，根本没有什么“夜袭”。
《喜》书第l96页又称在迂回章多时“活捉了两个印军飞行员，并缴获了两架美国运输机”，还编造了一大段“沈团长”审问飞行员的情节。
这一编造也完全违反史实。章多地区山高林密，根本没有机场。书中前面也提到，向这里的空投物资都有许多掉到林中和山谷里，难以找到，怎么能降落“运输机”？
《喜》书第198页～201页又描写了印军在克节朗河失败逃跑的情节，书中又戏剧式地描写了印军第7旅长达维尔被俘的经过，先是描写他坐在“吉普车上”逃跑，然后又说他被俘时“抽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壳”，想自杀。
这些全系脱离历史情况的编造。克节朗河地区当时根本没有可通行汽车的道路，印军在此也没有吉普车。据西藏军区的战报，达维尔是在第7旅被歼后徒步逃进深山后，于10月22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搜剿时被俘的，被俘时态度坦然，当时纪录片中的镜头也证实了这一点。达维尔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谈到他被俘时要自杀。
《喜》书第246页又描写了第54军进入瓦弄的情况，书中描写第54军观察到印军“伞兵”在瓦弄地区“空降”。
这又是不符合事实的编造，战史上根本没有这件事。在瓦弄根本没有印军的伞兵部队，当地只有一个机场进行空运（而不是书中所说的“空降”）。
《喜》书第262页描写了瓦弄战役开始的情景，书中描绘说：“在瓦弄机场的印军炮兵，用刚刚装备的美式150榴弹炮，集中轰击06高地表面阵地”。
这又是凭想象编造出来的（书中还不止一次出现“美制150榴弹炮”的描写）。当时印军炮兵在边界作战中使用榴炮口径为88毫米，而且只用于西山口——邦迪拉方向。瓦弄方向的印军只有8门75毫米山炮，根本没有什么“150榴弹炮”。熟悉炮兵情况和了解美械装备的人也会知道，美制榴弹炮的口径分别有105、115和155毫米，并没有150毫米的榴弹炮。
《喜》书第328页又写了一段在10月下旬第一阶段反击结束后，张国华司令员乘飞机去北京的情景，书中又称：“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首次反击进至达旺”。接着在330页又编造张国华的话说“10月23日，我军进驻达旺”。
这里既是凭想象编造，而且编造得自相矛盾，把时间又都编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达旺是在10月25日上午，而且在10月下旬张国华井未去北京。笔者问过张国华司令员的夫人，张国华只是在自卫反击战开始前的10月上旬去过北京，自卫反击战期间根本未离开过前线。
在《喜》书第330页～332页中，又编造了第一阶段反击战结束后周恩来主持“重要的会议”的情景，还编造张国华在会上介绍说：“目前我11师、55师、2l军61师已经作好了反击准备。”
这次会议本身就不存在。如上所述，张国华这时未去北京。这段编造，还把参战部队的番号搞错了，张国华绝不会这样讲。事实上第21军第61师根本未参加反击，而且这一序列中还遗漏了一个最重要的参加部队即藏字419部队。
《喜》书第382页中又有一段对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总结，称：“仅仅两天时间，考尔中将的第4军所辖第4师、62旅、65旅、67旅、48旅及坦克炮兵部队，已经全军覆没”。
这段叙述并不符合战史，不仅时间不对，对印军序列的写法也不对。当时印军第4师被击溃，却末“覆没”。其第48、第65、第67旅也只是溃散，并未“覆没”。
在《喜》书第383页～384页中，还描写了印军辛格准将孤独一人坐在“山角（？错别字）下”，被解放军的一个战士无意击毙。
这段描写纯属凭空编造。事买是，辛格准将率部后逃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搜剿部队相遇，辛格指挥下属抵抗时被解放军的机枪射中死亡。事后《人民日报》报道了查到其尸体以及埋葬的情况。
《喜》书第394页～396页又写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中西段作战的情况，其中描写了在“喀喇昆仑山口”战斗中英雄司马义·买买提牺牲的经过。
这里对作战情况的描写是引自当时的英雄事迹报告，可是作者将其放在第一阶段的自卫反击战过程中，完全搞错了时间；同时又信笔写上此战斗发生在“喀喇昆仑山口”，这又把地理位置写错。司马义·买买提牺牲于10月27日羌山口附近的战斗中，此地与喀喇昆仑山口相距数百公里，而且此战斗是第—阶段自卫反击战的事。
在《喜》书第399页～402页叙述中印边界西段作战的情况时，书中义描写了战斗罗光燮牺牲于“喀网昆仑山口反击”之中。在《喜》书第403页中又描写了一段在喀喇昆仑山口作战中打“空降”的情景。
这里把罗光燮牺牲的地点搞错，罗光燮牺牲于西藏班公洛附近的战斗中，那里距喀喇昆仑山口相距更远。所谓打“空降”纯属凭空编造。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喀喇昆仑山口根本未发生过战斗，西段反击作战中也根本没有打过空降兵。
在《喜》书第450页中叙述了中国方面宣布停火后的情况，称：“11月22日晨，整个战区一片平静”，随后又编造了几名印军遇到中国巡逻队后，中国军官告诉他们已停火并发给他们食物后离开的情景。
这又是不了解当时作战情况的编造。事实是，11月下旬在中国部队后方的搜剿作战并未停止，根本不存在书中虚构的这种情况。
《喜》书第452页又描写中国于1963年5月在昆明释放达维尔等印军军官回国的场面，说“其中只有一名满脸胡须的印军老兵格外引人注目”。
这又是凭想象的编造。在昆明最后释放的一批印军俘虏，只是达维尔准将为首的27名校级以上军官，根本没有什么“老兵”。
任何军事题材的作品，包括这方面的文学作品如想成功，作者一定要熟悉自己所写的战争的情况，有相当的军事知识，并要认真地查对历史资料。如果象《喜》书这样，既不了解当时的战况，又不下功夫去查实，凭着想象去编造战史结果必然是整体结构混乱。内容谬误百出。
不实的国际背景
《喜》书本来是以描写中印边界作战为主题，加上些适应的国际背景的记述也是可以的。可是该书以相当大的篇幅写国际上名人的各种琐事，而且许多内容与该书主题并无多少关系，如美国总统肯尼迪与影星梦露的调情，竟然在书中也有细致的描述（当然大量内容也是凭想象虚构）。
从《喜》书对当时国际背景的描写看，书作者有关世界现代史方面的知识并不丰富，却又不肯下功夫查对很容易找到的报纸和历史书籍，在许多地方凭着想象发挥，结果对国际背景的描写也是谬误层出。
下面仅就书中对国际背景描写的一些不实之处，例举如下：
《喜》书第59页介绍了一番美国U一2高空侦察机，它“爬高可达二万八千公尺，能躲过雷达”。
这又是未经查实就信笔写来。1962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击落U一2飞机后，当时的国内各报详细介绍过U一5侦察机的性能。该机爬高只能达二万公尺，而且不能“躲过雷达”。中国击落的5架U一2飞机均为经雷达发现后才击落的。
冲突的反应，描写美国官员向其总统肯尼迪报告说：“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力量，都投入到中印战争方面去了。”
这也是完全违背历史的编造。二战后美国一直以苏联为主要对手，情报工作亦历来如此，绝没有可能将主要力量投入对美国战略意义并非特别重大的中印边界冲突。
在《喜》书中第61——68页中．有大量篇幅描写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影星梦露的风流事。
且不论这段描写与本书有何关系，其中的一些内容也写得也不对，包括把肯尼迪的年龄写错。书中第66页称“三十八岁的约翰·肯尼迪，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笔者在美国参观过肯尼迪的墓，肯尼迪出生于1917年，当选总统时44岁，1962年其年龄是45岁。
在《喜》书第75页中描写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时，又编造了一大段赫鲁晓夫与尼赫鲁私人顾问的对话，其中以尼赫鲁的“顾问”之口说道：“尼赫鲁总理希望能从贵国购买安——17运输机二十架，米格21战斗机十架。”
这段编造又不符合事实，当时印度要求向苏联购买“安—12”运输机，而不是什么‘安—17”（?）运输机，第一批购买米格2l的数量是24架，而不是“十架”。
在《喜》书第76页—77页中错写1962年秋的情形时，又编造了一大段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赫鲁晓夫面前为中国说好话，结果引起两人争论的情节。
这段编造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没有任何根据。在当时的情况下，葛罗米柯完全唯赫鲁晓夫之命是从，根本不会站在为中国辩护的立场上同赫鲁晓夫争论。
在《喜》书第201页编造了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赫鲁晓夫在“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这是不了解当时苏共内部情况的凭空杜撰，当时在苏共最高领导层无人敢“攻击”赫鲁院夫。
《喜》书第203页中又编造了一段内容，即苏共中央“会议讨论了中苏边界战争（？作者在这里把中印边界冲突写成“中苏边界战争”，大概是个错字）的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在加勒比海问题亡，中国声援了苏联和古巴，出此对待中印两国的边界纠纷，应持和平中立态度”。
这又是违背当时历史情况的凭空杜撰。在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中国只支持了古巴，对苏联则进行了含蓄的批评，并没有“声援”，苏共中央委员们也根本不会如此说。
《喜》书第204页描写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时，书中又编造了所渭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电报”说；“我亦同意拆除美国在土耳其的所有的导弹”。后面又编造了一封卡斯特罗的电报。
历史上根本没有这样的电报。1962年10月下句赫鲁晓夫在美国压力下同意撤出苏联在古巴的导弹，为挽回面子曾要求美国撤回在土耳其的导弹。可是当时肯尼迪并未正式同意这一要求，赫鲁晓夫随后亦未在公开场合再提这一点。事后据赫鲁晓夫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回忆录记述，肯尼迪只是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私下谈论过可以准备撤出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导弹问题。
至于书中编造的卡斯特罗给赫鲁晓夫的电报，无论从语气到内容也都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
在《喜》中第213页～216页中，又以几页篇幅描写在加勒比海危机时美国总统肯尼迪与影星梦露的调情内容，并称梦露在此时自杀。
且不论把这样的内容加在这里有无必要，而且所写的情况也不符合事实。当时与梦露有情场纠葛的人，实际上是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梦露本人也于加勒比海危机出现前的8月间就已死去。
《喜》书第216页中又记述一段苏共五十年代的历史，说赫鲁晓夫“从马林科夫手中夺过世界第一大党的总书记兼总理的职务”。
这一提法是错误的。苏共这时按照什么标准可称“世界第一大党”？赫鲁晓夫的职务也不是什么“总书记”，而是“第一书记”。
《喜》书第218页在记述1962年10月下旬古巴导弹危机时，称当时苏联报纸中登出“美国乖乖从土耳其撤退”的内容。
这里又搞错了历史情况，当时美国根本没有宣布同意从土耳其撤出导弹，苏联报纸也未登过这样的消息。
其实，有关中印边界冲突时的国际背景材料在很多记述世界现代史的书籍和报纸上都容易查到。可叹的是，《喜》书中对当时国际背景的描写几乎都未加查实，凭着想象发挥，自然会造成这种错误层出的结果。
“西藏的领土完整”?
描写中国和邻国的矛盾和冲突，一定要把握好用语的分寸。描写发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斗争，更应该对当地的地理、历史、民族及其习俗等方面酌情况有相当的了解，然后才能下笔。舍此而随意发挥，必然会在这些涉及到很敏感问题的领域中犯错误，尤其是歪曲民族问题的真相往往会引起严重后果。
纵观《喜》书，发现书中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缺乏地理、历史和民族等方面的知识，又不顾这方面的敏感问题信笔发挥，结果把这些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有关的背景情况也大多写错。例如书中竞把一部分藏族写成“康巴族”，这就违反了我国五十多个民族构成的基本知识。另外书中对地理、历史、民族习俗等方面的用语也写错很多。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只能择其主要的纠正如下：
在《喜》书封面，书名为《喜玛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
喜马拉雅山这一地理称谓，在过去用字并不规范，六十年代后经国家地图出版部门的统一规定，已确定用‘喜马拉雅山”。现在再将“马’写成“玛”，是违背地理规范用字的错字。
“中印战争”这一用词也是错误的。我国历来不承认中印两国发生过国家间的战争，只认为出现过边界武装冲突，至多也只能说成是局部战争或边境战争。印度政府也末向中国宣过战，边界冲突发生时两国仍维持着外交关系，两国从未进入过战争状态，因此不能称为“中印战争”。对这场边境战争，在我国国内的正式出版物中，从来只称“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印边界武装冲突”。
《喜》书第3页回顾了一段中国近代史，结果也写得不对。书中称十九世纪“英俄两国的推进，终于在喜玛拉雅山前停住了，它们遇到另一个对手——大清帝国的抵抗”。
这段叙述不符合中国近代史。历史事实是，俄国从来没有推进到喜马拉雅山，英国势力则并末在山前“停住”，英军在1888年就曾入侵西藏。
《喜》书第4页又写了一段近代史的内容，称：“1904年，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授命上尉军官荣赫鹏出使拉萨，签订了《拉萨条约》表示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
这些叙述完全是违背中国近代历史编造，查一下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史就可知道，当时臭名昭著的荣赫鹏不是“出使”拉萨，而是率侵略军攻入拉萨。至于荣赫鹏的军衔当时也不是“上尉”，在这一阶段开始时是中校，后来是上校。至于《拉萨条约》更不是什么“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条约规定英国在西藏有驻兵权和种种贸易特权，并要控制西藏的内部事务，等于将西藏变成英印当局的殖民地，纯粹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当时清王朝的外务部都电示称：“英约十条，有损主权”，实不知书中如何编出这么一段话来？
书中还使用了“西藏的领土完整”一词，这一用语严重错误，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本身怎么能“领土完整”？
在《喜》书第4页又介绍了划定“麦克马洪线”的西姆拉会议，书中称：“1914年4月，英、中、俄三方召开了西姆拉会议”。
这里把会议的时间和参加者全都写错。西姆拉会议于1913午10月召开，这只要认真查一下史书就可知道。另外这次会议由英、中、藏三方召开，根本没有俄国参加。
在《喜》书第11页中又描写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访问印度的情况，说飞机到达的情景是：“三架波音客机从云层里露出银亮的机身”。
这是按现在的国事访问情景想当然地描写历史，事实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出访根本没有乘坐“波音客机”。笔者曾看过有关这次出访的材科，周恩来一行乘坐的是刚从苏联引进只有半年的伊尔18客机，并有一架伊尔14客机备用（因尼泊尔机场跑道太短，不能起降伊尔18飞机）。
《喜》书第120页又向读者介绍了一番“海洋法”知识，书中编造了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向肯尼迪报告的一段话称：“按照国际海洋法惯例，每个国家的领海为12海里”。
这是不了解国际法知识而按中国方面的尺度进行的编造，美国的“法律顾问”当时根本不会说这种话。从十八世纪末起，美国最先宣布了自己的领海线为3海里，以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以此来效法，在国际上强行推行所谓“3海里”领海线。然而后来苏联、中国都抵制这一只对海上强国有利的歧视性惯例，宣布自己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都宣布不承认他国3海里以外的领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也经常以只承认3海里领海为借口，入侵中国领海，中国政府曾对此一再提出严重警告。直至1982年联合国通过新的国际海洋法，才使世界多数目家基本上承认各国有权宣布自己的领海宽度，但最宽不超过12海里。
《喜》书第121页又介绍了一番核武器的知识，书中称“现在一颗原子弹的当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几十倍、上百倍”。
这段话是缺乏核武器知识的评述。投到广岛的原子弹当量已近2万吨，而原子弹由于其核装料的临界限制，一般不能超过10万吨级。只有氢弹的当量才能达到广岛原子弹的几十倍、上百倍。
在《喜》书第131～135页，又编造了一大段达赖与尼赫鲁会面的情景。书中又称尼赫鲁曾向周恩来保证对达赖实行“四不政策：不接见会谈，不宣传报道，不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不允许其参与政治活动”。
1962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发生前尼赫鲁确实见过达赖，但是书中对会面的情景描写却违反当时的历史情况。两人的谈话系凭想像编造，而且把达赖的年纪也写错。
所谓“四不政策”，也系虚构。印度政府从来没有向中国保证对达赖实行“四不政策”，只是开始承诺不允许其进行反华活动，事后也未遵守。达赖于1959年到达印度后，尼赫鲁很快就接见了达赖。
在《喜》书第132页中，还措写了一段达赖到达印度的情况，竟说什么1959年达赖是“在亲英派大臣堪布的胁迫下，匆匆换上康巴人的服装，仓惶逃往印度”。
这段话是违背西藏平叛斗争历史的编造。达赖出逃一事，虽然在一些问题上还有迷雾，但根本不存在什么“亲英派大臣堪布”（？）的胁迫。
书中使用“大臣”一词不仅不合乎西藏的实际（当时西藏并没有什么“大臣”），而且凭空用此一词，岂不是将其当成“王国”了吗？这是十分错误的。至于“堪布”一词，是藏语中寺庙的主持，作者不明词义就凭空将其加到“大臣”后面，亦属荒唐。
至于达赖化装逃走一说，也不合乎事实，中国方面的记载中并无此说。其实，达赖从拉萨出走时有藏军一个代本和大批随从护送，根本没有化装。
《喜》书第134页中，又编造了尼赫鲁批评达赖一段，其中以尼赫鲁之口指责达赖“发表了反华的演说，时常对一些新闻记者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致使我们的国际威望受到影响”。
这更是违反历史的凭空杜撰。事实是当时达赖在印度经常进行反华活动，1960年还公然成立了所谓“流亡政府”，井得到了暗中的鼓励，根本没有受尼赫鲁指责一事。
在《喜》书第134页中，居然又编造了一段尼赫鲁教训达赖的话，说什么：“您不要再端活佛的架子，而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印度公民”。
这段话编造得实在离奇。印度根据国际惯例，对达赖只作为外国来的难民对待，根本没有给他印度国籍，尼赫鲁怎么能要其“做一个印度公民”？
《喜》书第392页讲到华侨问题时又说“1964年印度尼西亚大批迫害华侨”。
这段话又违反了历史实际。印尼迫害华侨一事，并不是1964年（这一年正是两国关系员友好的时期），而是在1959年有一次，1966年又有一次更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即印尼政变上台的军政府进行的大规棋的迫害华侨活动。
在《喜》书第236页中讲到西藏问题时，又称“有几千名西藏康巴族难民，已经被组织起来了”。
这是民族和地理知识方面的错误。所谓“康巴”人，是指生活在四川康区的藏族人。中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中哪里有一个“康巴族”？不仅了解西藏情况的中国人不会犯此错误，印度领导人也很清楚这一点。
《喜》书第14l页～145页又以很长篇幅描写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费尔待同蒋介石见面的情景，并编造了费尔特的话说：“中印战争已经爆发，中共无力两面开战，只要总统愿意收复国土，我们美国可以全力帮助你，这是我们总统特别要求我告诉你的。”
当时《参考消息》上确实登载了费尔特访台的消息。但是《喜》书中编造的谈话内容却与那时的历史情况不符。书中凭想象编造说美国支持蒋介石乘中印边界开战反攻大陆，这违反了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从1955年直至七十年代中美开始和解，美国在台湾海块的政策一直是促使大陆和台湾“分离”，不许蒋介石采取“反攻”行动，其目的是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喜》书第145页有描写了所谓蒋介石和陈诚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一大段对话，书中编造了蒋介石对陈诚的话说：“三年前的8·16空战，我们损失了近百架飞机，后来一次出动五百架也没有找回面子。”
这段话又是完全不了解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史的凭空编造。“三年前”即是1959年，国共之间根本没有空战，就是在国共之间有空战的1958年，8月16日也没有空战，而且在全年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只被击落了30多架飞机，根本没有一次损失“近百架”之事。当时台湾总共只有400余架作战飞机，也根本不可能“一次出动五百架”。
《喜》书第146页中又评述说：“58、59两年与中共的十几次空战，都是由陈诚具体组织、指挥的”。
这段话又是凭想像编造出来的，完全违背历史。陈诚到台湾后，1957年至1963年身兼“副总统”、“副总裁”、“行政院长“三职，却把实际事务交给蒋经国处理，自己已无军权，也根本不管空军的事务。自1959年初金门炮战结束后，国共双方在台湾海峡已经进入事实上的休战状态，根本没有什么“空战”，1958年的空战也没有“十几次”。
在《喜》书第292页中，又编造陈诚的话说：“9月份U一2飞机在上海附近被击落”。
这里又把地点搞错。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车击落第一架U一2侦察机是在南昌地区。
《喜》书第328页中描写张国华去北京开会时，还绘声绘色地写了一番“拉萨机场”的情景，以及旁边的布达拉宫如何壮观。
这段描写全是凭想象虚构。了解西藏情况的人都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拉萨机场”。当时从拉萨乘飞机到北京要到拉萨以北很远的当雄机场起飞，现在则主要使用拉萨以南几十公里的贡嘎机场。
书中在上述问题上出现的谬误，应该说主要是缺乏有关知识所致。但是写民族问题，尤其是涉及到西藏问题，与我们国家的现实利益密切相关。一定要格外慎重。在此采取不认真、不负责任的态度，是绝对要不得的。
另外，在《喜》书除了大部分内容都有史实错误外，在用词、用字、标点符号等方面，也存在许多错误或不准确规范之处，在此就不一一标出。
《喜玛拉雅山的雪》一书出版后，笔者看过后即感到应立即纠正其错误，以免谬种流传。在很长时间里，本人井无公开批驳之意，只是致信出版单位指出其种种错误，希望能由出版社或作者自己出面改正。北岳文艺出版社在回信中表示，因缺乏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审稿不严，以致出现了这样严重的问题，愿意引为教训。可是此书作者以后又撰写了自称是其“姊妹篇”的《冰点下的对峙》一书，继续凭空编造历史，并标榜《喜》书如何受到读者“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因此，笔者为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不得不在此公开批评其错误。笔者除了在维护国家领土问题上不能不以严肃的态度批判《喜》书的严重谬误外，对其史实性的错误，完全用摆出事实，与原书加以对照的方式，让读者自己去评判，以分辨其伪。
白纸黑字，千年为证。任何从事历史题材作品创作的作者，都应想到自己出版的成果会长留人间，无法涂改，不能为一时眼前之利而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无意识出现的错误总是难免的，但这与有意编造历史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允许作品中出现客观上难以避免的一些错误，即探索中的缺点，并鼓励其改正；但是对于那种根本不认真对待历史和读者，任意胡编、粗制滥造的行为，则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给予批评和揭露。这样，才能够端正历史题材创作领域中的风气，真正保证精神领域产品的质量及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