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后，追踪这种冠状病毒是怎么来的，对防范新疫情发生有重要意义。在国内外众多专家质疑新冠病毒有可能来自某病毒实验室的时候，武汉病毒所石正丽的女研究员于2月2日下午3时左右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辟谣，指“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与实验室没有关系。奉劝那些相信并传播不良媒体的谣传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石研究员急于甩锅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以致如此失态，居然气急败坏地要人家闭上“臭嘴”？很多搞病毒和生物研究的也跟着石研究员一样把蝙蝠动物当成了背锅侠。可问题是：如果新型冠状病毒如石研究员甩锅的那样是武汉人吃野味吃出来的，为何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于九省通衢的武汉？石正丽等人于1月23日发表论文，指从云南菊头蝠身上发现新冠状病毒，与武汉新冠病毒同源性达96.2%，病毒源自蝙蝠就此成为大众共识。可是该种菊头蝠并不是武汉本地的，而是生活在约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那么新型冠状病毒为何不在那种带毒蝙蝠的产地浙江云贵爆发？却爆发在没有这种蝙蝠的武汉。有人说新型冠状病毒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卖野味搞出来的，可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偏偏不卖蝙蝠，也不卖后来被怀疑是中间宿主的穿山甲。武汉人也没有吃蝙蝠和穿山甲的习惯。如果要按石研究员的说法把疫情爆发甩锅给吃野味吃出来的，那么真正喜欢吃蝙蝠的其实是印尼人，他们现在还在吃，每个小滩每天都卖几十只蝙蝠，可事实是印尼一个新型冠状病例都没有，新型冠状病毒为何不在印尼大爆发？这是石研究员和搞病毒生物的那些人洗地洗不干净的地方。

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来自其他地方，最近这个结论有了基于基因序列的证据。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研究人员在分析93个新型冠状病毒样本基因组数据后发现，基于120 个变异位点得到 58 种单倍型（基因类型）中，来自华南海鲜市场患者样品单倍型与 H1有关，而作为更古老的基因类型样本 H3、H13和H38 则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之外。这印证了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病毒发源地的推论。也就是说，病毒在进入海鲜市场之前就已经潜入武汉居民的生活中。研究人员收集了全世界各领域共享到GISAID EpiFluTM 数据库中的 93 个新型冠状病毒样本的基因组数据（截止 2 月 12 日），覆盖了四大洲 12 个国家。其中有39 个样本来自 11 个国家的感染患者，编码了 31 个单倍型。来自中国的 54 个样本也编码了 31 个单倍型。他们通过全基因组数据解析，追溯传染源及扩散路径发现，收到的 93 个样本包含58 种单倍型，而 58 个单倍型中，H13 和 H38 是比较“古老的”单倍型，两者通过单倍型 H3 衍生出了单倍型H1。值得注意的是，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患者样品单倍型都是 H1 及其衍生单倍型，而一份来自武汉样品的更“古老的”单倍型 H3 则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在华南海鲜市场之外发现单倍型 H3 也就意味着，H3携带者传染了去华南海鲜市场的人，结果将人流拥挤的华南海鲜市场变成了病毒传播爆发点。因此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从其他地方传入进来，华南市场不是病毒产生的源头，只是在市场中发生快速传播蔓延到市场之外。

那么千里之外的菊头蝠身上的病毒怎么传到武汉的呢？蝙蝠与人之间是否还有中间宿主？2月7日，华南农业大学、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教授沈永义、肖立华等科研人员曾召开发布会，认为穿山甲或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研究团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称通过对病毒的基因组分析，发现分离的病毒株与目前感染人的毒株序列相似度高达99%！”

这项结论掀起全球对穿山甲冠状病毒基因序列研究的高潮。但时隔两周，华南农业大学发布的这份穿山甲基因测序的报告，仅出具了穿山甲冠状病毒某一部分的基因与人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同源性达99%，但全组基因的同源性只有90%，远低于蝙蝠冠状病毒与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96%的同源性，同时武汉华南市场也不出售穿山甲，武汉人也不吃穿山甲。因此蝙蝠和人之间并没有另一个中间宿主。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研究人员发现单倍型H13和H38通过一个中间载体与蝙蝠冠状病毒 RaTG13 关联，这个中间载体 mv1 可能是一个祖先单倍型，也可能来自中间宿主或者“零号病人”。由于没有动物中间宿主，这个最原始的携带者，可能是接触蝙蝠的人。于是问题来了，是谁把千里外的菊头蝠身上的病毒带到武汉？

在通过对武汉新冠病毒基因进行整体分析后，希腊一个专家团队于2020年1月27日发布报告说，他们研究分析了武汉病毒的遗传关系，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大约五成与sarbecvirus亚属中的其它病毒没有密切的遗传关系”，并且该病毒具有其它任何冠状病毒都不具有的特殊中间区段，而这段基因恰好就是帮助病毒入侵宿主细胞的关键。

这些研究发现表明：武汉病毒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且推翻了作者原来认为的新冠病毒起源于不同冠状病毒之间的随机自然突变的假设。换言之，作者认为武汉病毒并非靠自然演变而来。

希腊专家的发现并非孤例。早在1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研究院张永振院士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就联名向《自然》杂志提交了论文，并于2月3日发表。该论文明确提出，武汉病毒与两种舟山蝙蝠病毒样本CoVZC45和CoVZXC21存在最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其中，武汉病毒与CoVZC45病毒的核苷酸序列同一性为89.1%，甚至在nsp7和包膜蛋白（E蛋白）方面表现出100%的氨基酸相似性。微生物学博士、美国前Walter Reed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肖恩‧林（Sean Lin）认为，武汉病毒和舟山病毒的E蛋白氨基酸序列达到100%一致，是一件极其不寻常的事情。因为E蛋白对于β型冠状病毒的病毒形态、组装、出芽以及病毒致病性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病毒更换了宿主，很多细胞因子都会变化，E蛋白也必然有相应的变化来调整病毒的合成和致病性。

他进一步指出：E蛋白的基因和S蛋白的基因位置邻近，在病毒RNA的复制过程中，这两个基因也都是要经过一个产生亚基因组RNA（subgenomic RNA）来完成复制的，也牵扯类似的细胞内因子和病毒RNA聚合酶，所以这个过程中产生基因复制的错误率也都是相近的。所以，没有理由在自然的病毒复制过程中，S蛋白有着各种突变，而E蛋白在整个宿主都变换掉的情况下保持完全相似。这基本上是不可能自然发生的。简而言之，武汉病毒和舟山病毒表现出来有关E蛋白的这种完美一致性，用“自然变异”难以解释。

更蹊跷的是，武汉病毒身上的费解之谜，还不止这一个。2020年1月2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分子病毒与免疫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在《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到一个重要现象：武汉病毒的S蛋白一个关键部分的序列，和萨斯病毒具有高度同源性。巴斯德研究所的专家们发现，萨斯病毒的S蛋白中第442、472、479、487和491位的残基位于受体复合物界面，并且被认为是萨斯病毒跨物种及人际传播至关重要的位点。令人惊讶的是，武汉病毒的S蛋白中有442、472、479和487位这4个位点的残基与萨斯病毒不同，但这种差异却并没影响到S蛋白的结构构像。就是说，武汉病毒的S蛋白依然保持着和萨斯病毒S蛋白一样的结构，依然可以像萨斯那样，在RBD结构域中共享几乎相同的3-D结构，并借此与人体细胞中的ACE2受体结合从而轻松入侵人体。

越来越多专家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源头可疑。美国生物基因分析专家里昂斯维勒（James Lyons-Weiler）博士日前发现，病毒有使用人造技术的痕迹，他确定病毒来自于实验室。 里昂斯维勒博士接受采访时认为，武汉肺炎病毒有使用一种名为“P-Shuttle SN Vector”的人造技术，病毒基因组序列里被插入奇怪的元素，而这些被置入的元素不可能存在于野生动物体内，他因此肯定病毒只能来自于实验室。他透露，该“奇怪元素”是一个SARS的蛋白质，为了制造更具反应性的基因，以及更具免疫力的疫苗。这个元素不该存在在病毒里，它实际上是一种被人用P-ShuttleSN Vector插入的。 若说武汉肺炎是个自然产生的病毒，那怎么可能会在这个病毒里发现这项技术？里昂斯维勒因此能很确定地说，这个病毒来自实验室。

里昂斯维勒博士是匹兹堡大学的高级研究科学家，生物信息学分析核心的科学总监。他曾发表许多论文，介绍用于基因组蛋白质组学和整数数据分析的先进新颖方法。 他曾教授遗传学、种群遗传学、生物学、进化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和临床研究原理。

一个显着的事实是，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无法直接感染人体，更不是可以拥有人传人能力的病毒。但随着舆论对武汉病毒“被人工干预”的质疑声越来越大，武汉病毒所及该所的知名病毒专家石正丽开始步入大众视野。石正丽对冠状病毒S蛋白——这个跨物种感染人体的“通行证”——的研究，早在2010年就已经开始。石正丽团队对寻找冠状病毒如何跨越物种障碍发生传播，进行了长期、系统且深入的研究。2010年，石正丽团队发表论文，用活SARS病毒和HIV（艾滋）伪病毒检查不同种类蝙蝠ACE2对人类SARS-CoV刺突蛋白（S蛋白）的敏感性。实验中他们还改变蝙蝠ACE2的几个关键氨基酸，来测试其对S蛋白的结合性，并构建带有SARS病毒BJ01-S蛋白的HIV伪病毒HIV/BJ01-S。这显示石正丽团队已经意识到S蛋白与ACE2受体之间的特殊关系。

2015年11月9日，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在英国《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上发表论文，主要内容是：他们成功制造出一种能自我复制的嵌合病毒，使具有前述RsSHC014冠状病毒“S蛋白”的野生小鼠SARS冠状病毒能结合人类ACE2，从而具有了跨物种的强大传染力。在实验结果中，感染了这种“合成”病毒的小白鼠两肺严重病变，无药可医。令人惊心的是，在小白鼠身上的成功实验仅仅只是石正丽的“牛刀小试”，他们接下来还准备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进一步的实验。这个举动无疑是危险的，因为这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石正丽团队是否在模拟如何使用这类嵌合病毒来感染人体。

石正丽这篇论文迅速引发了学术界的巨大争议。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西蒙‧韦恩‧霍布森（Simon Wain-Hobson）深切表达了这种担忧，他告诉《自然》杂志：“如果（新）病毒逃逸了，谁也无法预测其途径。”


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兼生物防御专家理乍得‧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对《自然》说：“该研究的唯一影响是在实验室中创造了一种新的非自然风险。”

但石正丽的步伐显然并未停止。2018年11月14日，石正丽应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邀请，在该院树华报告厅做了一次题为“蝙蝠冠状病毒及其跨种感染研究”的主题演讲。在这次演讲中，石正丽介绍了她带领下的团队如何使用“重组分析”发现人SARS病毒的最近祖先，可能是由云南一个蝙蝠山洞中的三个病毒株（WIV1、Rs4231和Rs4081）重组而来的经过。

2020年1月23日，时值新冠肺炎急速爆发、武汉宣布封城之际，石正丽团队在bioRxiv预印版平台上发表文章《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提出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或来源于蝙蝠。该论文随后于2月3日在《自然》杂志上刊登。该文章提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使用与SARS冠状病毒相同的细胞进入受体（ACE2），也就是说，武汉新冠病毒使用和SARS相同的“钥匙”来打开通向人体的大门。文章还称，他们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与源自云南马蹄蝠、编号为RaTG13的冠状病毒的序列的一致性高达96.2%。

一个不易为人注意的细节是，石正丽1月27日提交RaTG13蝙蝠病毒的登记信息显示，该病毒早在2013年7月24日，就已从云南马蹄蝠（菊头蝠）的粪便中被分离出来，其采集时间比石正丽2013年10月发表论文的时间还要早三个月，但石正丽的论文中并没有提到这个特殊的病毒。换言之，这个被视为很可能是引发这次瘟疫的元凶、极其重要的“新马蹄蝠病毒RaTG13”在武汉P4实验室被雪藏了七年时间。病毒提交记录显示，“新马蹄蝠病毒RaTG13”采集时间是2013年7月24日。“新马蹄蝠病毒”为何被雪藏七年？个中原因谁也不知道，但石正丽现在报告说自己“发现”了该病毒和武汉病毒的联系，无疑是想证明，这个病毒就是武汉病毒的天然来源。

但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是，病毒基因序列比对结果显示，新马蹄蝠病毒（RaTG13）与武汉病毒的包膜蛋白（E蛋白）和膜蛋白（M蛋白）基因片段ORF6，其氨基酸序列都达到100%相同，S蛋白则与武汉病毒达到97.7%相似。新马蹄蝠病毒和武汉病毒整体同源性达到96.2%，E蛋白达到100%一致。病毒学专家、前Walter Reed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肖恩‧林（Sean Lin）指出，这是继舟山病毒之后，又一种冠状病毒和武汉病毒出现E蛋白100%相似，这是极其不寻常的现象。因此新型冠状病毒与武汉病毒所蝙蝠女石正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在石正丽采集新马蹄蝠病毒RaTG137年后，她的研究组及其合作者对此进行了什么样的基因改造，把病毒混合重组，只怕永远也不会爆光了。不过据报道病毒所没人感染新冠病毒，因此新冠病毒直接由武毒所传出的可能性较小，真正的泄露途径是什么呢？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肖波涛和肖磊（音）在科学论文分享网站Research Gate上发表的论文说，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300米的武汉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可能是病毒的源头。这篇论文说，武汉疾控中心的实验室有一批供试验用的动物，其中包括155只在湖北捕获的蝙蝠和450只在浙江捕获的蝙蝠。蝙蝠曾攻击一名研究人员，其间蝙蝠的血液接触到这名研究人员的皮肤上。他因此自我隔离了14天。在另外一次事故中，蝙蝠的尿液接触到他的身上，他因此又进行了自我隔离。这篇论文写道，“患者的基因组序列与蝙蝠冠状病毒ZC45的同源性为96%或89%。这种冠状病毒最初是在中菊头蝠中发现的，而该种蝙蝠并不是武汉本地的，而是生活在约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但这种蝙蝠正是本次疫情暴发前武汉疾控中心所使用的。论文还说，武汉疾控中心还临近武汉协和医院。本次疫情的第一批被感染医护人员就是在这家医院。这有可能说明蝙蝠的组织炎本或受午饭的垃圾可能被泄露到周边地区，导致第一批患者被感染。

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 理查德·埃布莱特(Richard Ebright) 2月20日说，中国多个地区的实验室都有搜集和研究冠状病毒，包括武汉市疾控中心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而研究这种病毒的人员最初很可能对这种病毒的危险性并没有足够的认识，未能采取高级别的防护措施，然后由于实验室事故从动物传给了人。

埃布莱特进一步解释说：“在疫情爆发之前，除SARS-CoV和MERS-CoV之外的所有冠状病毒都被归类为生物安全等级2。因此，武汉疾控中心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通常按照生物安全2级的标准处理。这只是对实验室工作人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护，而不是按照高致病和高传染性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特点，以所需的高得多的生物安全等级对其进行安全培养、分离和动物感染工作。”日前有中国学者爆料，武汉疾控中心的冠状病毒管理混乱，曾经发生蝙蝠攻击工作人员事件，因此质疑武汉新冠病毒可能是实验室泄露。埃布莱特针对该爆料做出了上述评论。

以上的事实综合起来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形成和传播给出一个大致的框架了，武汉疾控中心从浙江抓了几百只蝙蝠么？那显然不是给武汉人吃的，而是用来研究的，疾控中心本来任务是控制人传人的疫情，这里的人去研究蝙蝠身上的病毒，显然是在国内科研评价体制下，被迫逐高引用文章，与武汉病毒所合作搞什么研究，武汉疾控中心有几十个研究人员，其中有搞野生动物与传染病关系的研究的，比如余滨，主任医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野生动物源性病原体对人的致病性与现场流行病学。先后主持承担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专项（2016YFC1201900）“野生动物源性未来新发突发传染病病原体调查”（201607-201812）；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究课题开放课题（2017SKLID307）“武汉及周边地区野生动物源性病原体对人的致病性研究”。显然武汉疾控中心与国家疾控中心有合作，而武汉病毒所也自己报道跟国家疾控中心有合作，因此武汉疾控中心与武汉病毒所有合作很正常。武汉病毒所石正丽从2010年开始就搞SARS高危病毒的基因改造，这十年里谁知道她们搞出什么东西。合作过程中病毒就有从武汉病毒所传到疾控中心的可能，但疾控中心只是P2级，管理没武毒所P4级严格，虽然武毒所泄露可能性不大，但泄露可能发生在与武汉疾控中心的合作过程中，泄露的东西再经过中间宿体变异后就成了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武汉疾控中心的合作者传出。由于武汉疾控中心与华南海水市场很近，于是泄露的病毒通过华南海鲜市场传遍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距汉口火车站也就几百米，于是这个病毒就从九省通衢的武汉传遍全国了。

中方于1月底派出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少将前往武汉，她被称为“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网友看到消息惊问：“为什么生化专家开始进驻武汉？”“我们遭到生化攻击了吗？”

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随即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进行调查。调查后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在15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称，为加强规范管理和服务，高效有序推进全国应急科技攻关，科技部出台了《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显然病毒所在此次武汉病毒爆发的源头上逃脱不了干系。人很难避免出错，此前中国SARS病毒就多次泄露，即使以美国管理之严格，P4高危病毒也多次泄露。高危病毒研究，明智的做法是远离大城市。比如台湾P4实验室设在大山里，美国的也设在小城镇里，而中国哪位英明伟大的领导把P4高危病毒所设在有1400万人口，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呢？

据报道2003年2月，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突然接到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的电话，询问能否承担在武汉建设P4实验室的任务，胡志红意识到，这对研究所学科方向调整及解决国家重大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契机，当即表示将全力以赴，并表达了做好该实验室建设的决心。2015年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在出席P4实验室落成仪式时，殷切希望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广大科研人员，以传染病防控与生物防范的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重大科技问题为突破，加强与国内外卫生部门、医药研发机构的合作，把P4实验室建设成为国际上一流的大科学研究中心，为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把高危病毒实验室放在九省通衢的武汉，造成病毒全国传播，作出那么愚蠢的决策，中科院这两位正副院长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