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GDP崇拜弥漫在全球各国政客和经济学家的脑海中，今年的一场疫情，又将各国GDP崇拜打回原形：股市熔断、金融崩盘、经济负增长。GDP这一衡量标准还能反映全球经济的实际情况吗？后疫情时代，我们该如何看待各国GDP的滑落？

英国《金融时报》非洲版主编、亚洲版原主编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的著作《增长的错觉》中文版，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本书认为，GDP已经不足以反映这个世界的发展程度，以及各国民众的真实生活水平。观察者网就相关话题对作者进行了采访。

英国《金融时报》非洲版主编、亚洲版原主编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采访/观察者网 张广凯】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批评了对GDP增长的盲目崇拜，眼下的新冠疫情可以视为最新论据吗？GDP世界第一的美国，为什么反倒成了疫情面前最脆弱的国家？除了特朗普当局的政策失误之外，贫富分化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皮林：的确，美国是全球GDP最高的国家，而且它对新冠危机的应对也确实混乱不堪。不过在我看来，即使是那些最坚定地支持用GDP来衡量经济实力的人也不会认为，GDP所呈现的强大经济就一定能保证正确应对疫情。（大家还应该看到，美国并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从人均GDP来看，美国的65000美元明显低于瑞士的83000美元，而瑞士的疫情应对就做得不错。）

美国在危机面前的毫无章法有很多原因，比如特朗普政府对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的不信任。不平等当然也是糟糕表现的原因之一，穷人更多的生活在拥挤、多代人混居的住房里，而且往往从事一线工作，这都让他们更容易暴露在感染的风险之中。在疫情之下，生病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且会导致更多人感染，基于支付能力的医疗体系不可能表现良好。

所以我的结论是，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GDP更高的经济体会拥有更多应对疫情的资源。但是GDP无法衡量政府在危机时期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尽职程度。

观察者网：很多人论证私人医疗优于公共医疗时，是否也犯了GDP崇拜的错误？疫情之后，全球需要大幅提高公共医疗体系的地位吗？

皮林：当然，这是疫情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如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医疗都是私有化的，但是大多数行之有效的医疗干预，不管是清洁饮水还是疫苗，本质上都具有公共属性。如果从GDP的口径来看，美国的医疗产业十分臃肿，充斥着非必要支出，以及大量诉讼和保险费用。但从公共健康角度，美国医疗远没有这么发达，要做的还有很多。

观察者网：拥有庞大NHS系统（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英国，为何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也显得动作迟缓？您的书中提到，提高公共医疗对经济的贡献量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使其效率变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皮林：英国的例子显示出，人们在面对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时，会犯下多少错误。英国选择了一条跟其它国家不同的应对之道。政府很晚才意识到，冠状病毒的传播跟流感是不同的，而且在判断感染病例的增长速度时也犯了很多低级错误。这导致英国的封城令来得太晚了。有些给政府提供建议的科学家看上去也负有责任。然而必须指出，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个人的政客本能和意识形态信仰，也是阻碍政府作出正确反应的重要原因，他非常不情愿为了公共健康去牺牲经济增长。而且，除非到了绝对必要的时刻，他不愿意限制民众外出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倒是多少有点赞同。实际上，英国的NHS表现得很好，只是问题后来出在了养老机构，导致了成千上万的老人死亡。

戴维·皮林新著《增长的错觉》，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观察者网：金融业的疯狂膨胀，是GDP崇拜带来的最糟糕后果吗？您书中给出一个数据说，英国银行的总资产中，实际借给企业和个人从事生产活动的资产仅占3%，是否意味着绝大多数金融活动对经济发展贡献不大？

皮林：是这样的。银行的职能是储存货币和释放资本，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它们进入投机领域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尤其是当它们对经济体产生了系统性的重要影响，“大到不能倒”的时候。平时的利润都被银行拿走了，可是一旦出现危机，纳税人还要掏钱为它们接盘，这进一步鼓励了投机和过度的风险偏好。

所以我觉得你讲的很对，如果银行业本身被视为一个重要行业，就会造成巨大麻烦。银行本来应该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旦你认为银行活动本身具有重要性，就是在危险的边缘试探。银行应当保持财务健康，并且足够小，以免在其破产时导致整个大厦崩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在束缚银行的双手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我觉得恐怕还不够。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又会见证一场由投机导致的银行业危机。

观察者网：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是否很难用GDP这样的统一标准来衡量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经济结构等原因，发展水平可能被低估了？现在中国人往往对自己的生活水平非常满意，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比GDP体现出来的更高吗？

皮林：我不认为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尽管中国确实很大，但是各省只要愿意，完全有能力收集和处理GDP数据。在这一点上，中国跟其它国家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想说的是，GDP可能低估了世界很多地方的生活水平，尤其是科技发达的地区。例如，今天大部分中国人的口袋里都装着一台强大的计算机，也就是智能手机，而他们的祖辈们完全没有享受过，因为当时智能手机还没被发明出来。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一样，GDP在衡量诸如抗生素和高铁这类创新带来的贡献时，往往无能为力。所以，那些能够享受到这些科技进步的人们来说，他们“实际”的生活标准可能比官方数据呈现的更高，尤其是跟祖辈相比较的时候。

另一方面，GDP也未能体现出“负外部性”——糟糕的空气质量、河流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降低。从这一层面来说，尽管有些人没有智能手机，仍然可能活得更好。这完全取决于你更珍视哪种生活。当然，也很少有人会觉得，空气污染是一种生活质量的加成。

观察者网：现在发达国家的人们经常说，应该把不平等、环境破坏等问题纳入对经济增长的评价，但这个标准对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太高了呢？在国际政治实践中，西方国家常常把环境保护等议题作为武器，用来压制其它国家的发展，是否把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皮林：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这种观点，但我觉得人们有时候强调过度了。的确，如今的富裕国家，以及正在变富的国家，都经历过一段“肮脏”的产业阶段。后来，他们通过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并且将污染行业外包给贫穷国家，实现了本国的清洁。

一些贫穷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非常强调这一点。为什么你们这些富国都曾经受益于重污染产业，却要求我们放弃开采煤炭和石油？你们执迷于环保，是否只是为了“拆掉梯子”，让我们永远不得翻身？

但是你不能过于执着于这个角度。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可以让贫穷国家跳过高污染阶段走向繁荣。他们不仅可以这么做，并且应该这么做，因为通过应用现代科技，他们还获得了对发达国家弯道超车的机会。

对于你的问题，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标准答案。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当我们讨论诸如二氧化碳排放这类问题时，采用人均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从总量来看，印度是世界第五大碳排放国，但如果看看人均数据，印度人均碳排放只有1.7公吨，大概是中国（7.5公吨）的五分之一，美国（16.5公吨）的十分之一。想要进行公平的讨论，这是个起码的基础。我在书中也提到，数字往往是无辜的，但你要谨慎地利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