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一季度的中国经济数据公布，增幅同比下降6.8%的数字让我们看到新冠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重大影响。

如何看待和解读这一数字？在世界范围内疫情扩散的严峻背景下，是否如很多人担心的那样会重演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对中小企业困局，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该如何帮助普通人渡过难关？对此，观察者网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曹老师您好。最新公布的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同比下降了6.8%，可见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数字是否在经济学家的预料之中？这样的降幅如果均摊到全年，最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概是什么样的？

曹和平：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确实经历了非常特殊的时期。从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到3月10日方舱医院清仓这段时间，大家感觉到中国经济好像彻底停摆了。人们都待在屋子里，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制造业、旅游业、服务业这些板块整个都没有了。当时，不少人估计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最坏可能要下降50%，现在这个数据是下降6.8%，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其实，经济体的韧性和人们的生活直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虽然2月份的经理人采购指数从49下降到了35.7，整体下降了23%。但是，从1月23日中国开始进入特殊状态，一月份已经过去了三个星期零两天，也就是说1月份有3/4以上的时间处在正常经营情况下，和去年的正常年景没有太大区别。到了3月10日以后，方舱医院使命完成，预示着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地区对于病患的接纳和治疗能力大于新冠疫情新增病例数字，全国疫情接近尾声，经济事实上复苏了。

封城解除后，武汉正努力恢复经济（图片来源：新华网）

现在我们知道，到3月11日的时候，新冠疫情已经走完了自己95%的肆虐区间。但在当时人们的直感中，这是新冠疫情最为恐怖的时刻，舆论在发酵，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滚雪球式的疫情会扩张到什么程度。我个人在中新社2月1日的采访文稿中——也是封城第一个星期后的采访——提到，以2003年的非典疫情作参考，认为新冠疫情的爆发期长应该以45天为期望值，但到3月11号的时候，我也在暗暗地问自己，新冠疫情和非典疫情是同一个周期类型吗？ 现在看来晚了，我的预测期望值比实际结束期晚了4天，应该还在合理的误差范围之中。

言归正传，从封城到清仓这一段时间一共历时49天。第一季度是90天，可以大致地认为第一季度的一半时间经济处于紧急停摆，而另一半时间，41天基本上处于疫情前和疫情可控制条件之下。那么经理人采购指数下降29%，均摊在第一季度就是大约15%。

这15%的绝对量降低放在全年大约是4%。如果认为经理人采购指数这种先行数据的下降是1:1的关系（当然不可能是1:1的关系）。事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下降6.8%，和1:1的比例相差了2.8个百分点。在下一次研究中，经验的预测数据调到1:1.7的出发点就好了。下降6.8%远远低于之前最为悲观的下降50%的预测。你问这是在经济学家的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现在看来，对于乐观判断者来说，我的判断还是在合理区间的，没有在意料之外。当然，我在过去20年里对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增速都属于乐观派——不是那种没谱的乐观，而是有据可循的乐观——所以我还是认为今年中国的经济不会太坏。

第二点，我们看全年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未来三个季度把第一季度的-6.8补偿摊消，全年GDP的增长还要和去年基本持平，达到+6.3%的话，就意味着在剩下的三个季度中，平均涨幅要达到8.4%左右，这显然过于乐观了，去年我们全年的经济增长只有6.1%，而且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海外的严峻形势。如果海外的疫情在未来一个半月结束，非常可能从外贸上拿掉我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那就是5.1%。如果我们再保守一点，国内国外不利因素再减去一个百分点，只要今年余后的时间疫情没有反复，国内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度有效，某些极端国家不会因为新冠疫情疯狂乱打贸易保护战的情况下，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速度落在3.5%-5.5%区间概率还是蛮大的。如果你要强行问这个概率有多大，我说只要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概率可能在50%。

观察者网：中国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基本上控制了疫情，原本可以尽早恢复正常，把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但是没想到中国复苏了，世界却停摆了。您认为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拖累”中国？重演1929-1933年那样的全球大萧条？

曹和平：年初的媒体采访中问我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当时我的预测是，只要疫情不反复，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可能在0.4-0.8%左右。显然，当时还有一个暗含的条件，疫情不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冲击事件，现在看来，我没有想到这个可能，应该修正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如果疫情从国内冲击事件变为全球冲击事件，中国经济的增速还要下调。

回到您的问题，我认为这次新冠疫情各个国家经济受伤害的程度其实和中国差不多。很多人会说，曹老师，不可能，我们总共确诊8万，而美国已经80万了，我们的人口又是美国的4倍，相当于单位人口的感染已经是我们的40倍了，怎么能说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差不多，或者说世界经济受到的伤害和中国差不多呢？

我说的“差不多”是指宏观管理意义上，新冠病毒对经济的伤害是一个外生变量式的冲击（exogenous-variable shock），外生冲击如果是一次性的话，它的伤害就只是在供给侧方面，对生产一方施加的伤害。经验上，如果这种伤害的时间不超过60天，即远低于一个季度，就很不可能演化成需求侧的伤害，如果超过60天，甚至一个季度，那就可怕或者非常可怕了，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两到三年都很难弥补回来。现在看来，世界各国都不会伤害超过60天。拿最为严重的意大利和美国来看，意大利现在已经控制住了，美国再有两个星期，应该也会达到意大利今天的情况。美国如果超过60天，趋势上看也不会超出太远。 

在宏观管理上，供给侧的伤害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容易恢复。由于没有延伸到需求侧造成消费行为的伤害，一旦疫情结束，生活恢复正常，原来的需求是存在的，消费需求一起来，原来的生产能力在短期内可以恢复。因为存量劳动生产能力、技术装备都没有受到很大不可修复性的伤害，如果需求起来，产能很快就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或者说报复性的增长。举个例子说，一对夫妇结婚度蜜月原本准备春节去三亚，已经计划了三年，现在因为疫情没去成，但是他们八月十五还是去了桂林——这笔钱总归是要花出去的，而且越快越好，总不能夫妻结婚十年再去度蜜月吧。因此，供给侧危机解除后，报复性消费带来的爆发性增长有其滚动的内在逻辑。

从世界各国疫情爆发的情况来看，韩国、日本、伊朗比中国依次晚了一个星期，到意大利和瑞士，就比中国晚了一个月；欧洲国家，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又比意大利依次晚了一周，法国比德国晚了一周，英国比他们依次晚了一周，这就两个月了，美国又比英国晚了一周。新冠疫情的自然发生点在今天看还不能断定在什么地方，但按照宏观管理的觉察敏感性来看，中国最早觉察到了。美国国家宏观公共卫生管理对新冠的敏感性非常低，直到很晚才开始启动检测，在宏观面上遏制疫情的蔓延。

意大利新冠感染人数连续下降（图片来源：新华网）

中国这一次的宏观“早知道”让我们长了自信心。过去我们多数人不知道中国还有比美国牛很多的地方。中国从1月23日开始封城，大规模疫情在3月12号结束。现在看数据，美国在3月13日爆发，按照其比中国管理程度松散一个数量级判断，我们假设美国的新冠疫情在两个月内大面积结束，即在五月中旬结束的话，那么美国人的新冠疫情周期长度比中国差个十天左右。虽然在封城、控制疫情等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如中国，其感染者规模、死亡人数远远大于中国，但是从宏观经济恢复的角度上，美国80万人感染和中国8万人感染；美国10万人死亡和中国4千人死亡，在宏观经济恢复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上，都在一个数量级上，可以“四舍五入”将差别归于零（当然社会和百姓权益照护上完全不一样，美国这一次的人权观念特别差）。

因此可以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伤害是和疫情周期高度相关的，和确诊患病人数及死亡人数的规模无关。在这个意义上，全世界的伤害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伤中国早一些，伤美国晚一些罢了。如果遵循我之前提到的那三个假设的话，今年新冠疫情的伤害其实不是太大的灾难性伤害，不是像现在很多媒体上说的堪比1929年经济危机长达4年的危机性伤害。当然，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开始改变了。

现在99%的人和我的观点可能不一样，但目前有三个人和我的观点一样，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一个是中国工商银行前常务副行长张衢，还有一个是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前部长陈东敏，我们四个人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这次新冠疫情不会重演1929-33年的世界级经济危机，我们还是可以把它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的。只要宏观管理不让疫情伤害到需求侧一端，我们就有理由保持乐观，不用过于恐慌。

观察者网：如果仔细分析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我们会发现，高技术制造业在3月的涨幅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工业机器人、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这是否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未来我们可以怎样积极调整，尽可能弥补第一季度的经济缺口？

曹和平：这次新冠疫情受到伤害最大的主要有三类经济活动：第一类是人口密集型的大规模场地活动，比方说超市、百货商场、大型会议、博览会、庙会等等；第二类是高流量的通道型活动，比方说地铁、物流园区、火车站、汽车站等等；第三类是密闭式的方舱经济活动，比如飞机、电影院、教室等等。

未来我们一段时间的政策应该努力将这些原本可以贡献GDP的活动寻找有效替代。也就是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除了促进经济增长外，要有意让这类经济活动被有效的新经济方式替代。这些能够生成新增GDP的数字替代技术，同时又能够有效规避经济活动所需要的紧密接触方式，如果都能不断改进完善，那今年的经济还真有乐观的因素存在。

比如说，有些会议用钉钉会议、Zoom会议、华为会议、腾讯会议，都能够代替那种原来的聚众会议，效果也非常好，而且参与的人少了很多限制。所以我认为总书记在三五年前做出的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非常正确的，原来我们可能还不清楚这个“大变局”到底是什么，现在它真的来了，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人类的经济、技术、国际关系、大国竞争、文明的和谐和共同繁荣方式回不到过去了。

“远程办公”“在线学习”的一系列软件在疫情中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你提到的智能机器制造和智能机器消费是一个巨大的需求拉动空间。在这次抗疫期间，无接触送餐机器人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类机器的生产和消费点，比如在方舱医院里，病人对这种机器人的消费无疑又拉动了一份产值和一份消费GDP。再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有4.4亿65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健康需求，日常的照料需求，对于人形智能机器人也是一个巨大的未开发消费空间。现在的年轻一代“宅男”“宅女”对于智能设备的需求也很大，因为这类新兴事物满足了他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诸如此类的创意都需要我们一一去实现，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人类缺辅助智慧缺得太多了。

观察者网：从数据上看，由于疫情等种种原因，外贸、外商投资等领域大大缩减，并且短期内恐怕难以恢复，您对此怎么看？如果外商投资真的逐步收窄甚至很多企业退出中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曹和平：现在大家都认为国际直接投资（FDI）会减少，我想可能是同比例的减少，而不是有目的的、唯独从中国把投资抽出去，所以这一块我并不担心。

第二个大家担心的问题是“脱钩”，比如美国、日本扬言要把本国的工厂还有投资从中国撤回去。有这个可能，但经济上有一个概念叫展望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我把企业从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退出来，应该退到哪里去呢？最后你会发现还是会落到对跨国供应链最有效供应的链条上，要不然企业的投资有什么意义？但是目前经济板块全覆盖的产业链只有中国具备。比如这一次抗疫防疫，口罩、救护及其设备的全球供应基地都在中国。

图片来源：东方IC

如果你把企业从中国这个全世界最高效的产业链及供应链上撤回去，撤到你自己国家还是撤到非洲去？撤到哪里你的效率都降低了，这显然是不合理性人的决策模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海尔和康佳等在日本、在美国投资生产冰箱和家电，最后全部亏损了。十多年前，发达经济丰裕的是资本，稀缺的是劳动，反过来，中国稀缺的是资本，丰裕的是劳动。中国的企业到国外投资，理应投资到资本稀缺、劳动丰裕的地区，原来不起眼的中交、中铁在非洲投资，竞争进入黄海技术报酬率的纺织业、小五金、家电，转到东南亚投资，反而都成功地活了下来，但是海尔、康佳、长虹到发达国家去投资却全军覆没了。既然经济学规律10年前是这样惩罚中国企业的，那么如今如果日美这类企业真的从全世界最高效的产业链撤出来，经济规律和病毒一样，也会反过来惩罚做出这种决策的国家和企业。

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中国人要买美国人一万亿美元的债务，干嘛不去把这些债卖掉去买柬埔寨、玻利维亚这些国家的国债呢？它们是你的好朋友，但是它的政府不稳定、它的货币不是硬通货、它的经济波动的周期长短更不具规律性。虽然中美矛盾越来越深，但你会发现最后买国债还是买美国的最多。敢买美国国债不怕美国违约，是因为美国债务毁约的沉没成本（sunk cost）非常大，当我们失去一万亿美债价值的时候，也是美国丢掉20万亿流动性市场建构成本的时候。这就是中国掌握的否决美国债务违约的权力。 同样，我们不用担心西方资本撤出中国的产业链，唯一需要担心的是高新技术投资是否能更多地投到中国来。

观察者网：如果说我们从实际角度来看，疫情导致的经济负增长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曹和平：我认为，疫情的周期也就是四十多天，不超过六十天，所以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影响不大。但是，它对普通人有一个二次伤害，那就是疫情之后，那些利润率在10%以下的小商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国际小商品店、中间店、产能过剩行业雇用十几个员工左右的小微企业会面临一波倒闭潮。这些企业一垮，对应的那些失业人口的家庭所受到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图片来源：东方IC

我算了一下，我们总共有8000万个家庭以上规模的法人，这一次可能要丢掉其中八百万个企业，失业人数会达到1600万到2400万，对我们普通人的伤害就体现在这里。对国家宏观管理的伤害是失业和产业重组成本。

目前最重要的是自救，就像落水的人即使不会游泳也要使劲划水。但是，在今天全球疫情危机套件下，社会救助也同等重要。落水人的自救能力是很弱的，公共部门一定要开一个小划艇、小汽艇，把人从水里捞上来。公共部门在救助企业复工、保就业、在流动性处置和债务处置方面给予帮助，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第三，社会组织也要参与帮助企业，帮助企业就是帮助自己。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能渡过难关，咱们国家的经济才能顺利走过今年的特殊时期，未来才会有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