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疫情已经从中国一国的挑战演化成全球需要共同应对的危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应该如何看待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声音，如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和东亚邻国一起合作抗击疫情，中国在国际经贸交往中的新角色如何体现在疫情之中，以及如何应对台湾当局借疫情的一系列政治操作对两岸关系造成的伤害？观察者网针对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老师。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金老师您好。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到全球，成为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危机。在疫情之下，我们注意到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各有不同的，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看待这些针对中国的声音？

金灿荣：首先，新冠肺炎确实是最开始集中在中国的武汉爆发的，因为我们的早期反应有点慢所以它就蔓延到了全国，这都是事实。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疫情只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麻烦，中国也是很认真对待，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应对疫情。

但现在的事实就是它已经不是一个中国现象了，病毒已经蔓延到了中国国境以外，现在韩国、以及日本确认人数都已经破千，意大利、伊朗的情况也很严重。总之这个现象已经国际化了，它客观上是一个世界性的挑战，这是新的事实。

另外除了病情的影响，经济影响也出来了，道琼斯连续大跌，由于中国是全球供应链重要的一环，中国这一环出了问题之后全球供应也出了问题。原来大家认为可以用越南代替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现在大家发现完全代替不了，所以疫情某种意义上是在向世界证明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如果你在外面幸灾乐祸，很快就会被打脸。

疫情使美国股市遭受重创

对于美国或者欧洲来讲，疫情发生在中国，看上去很遥远，事实上很快问题就到他们家了。病毒本身是无国界的，这其实也是我们要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由，很多问题就是不分人种、国界和民族、宗教的。所以疫情发生之后，疫情本身的扩散还有对经济的影响其实是在提醒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截止到今天，国际社会对于这个事情的反应是比较复杂的，有一些来自民间的负面反应：比如说意大利发生过无知的年轻人去砸华人夫妇的小店，纽约韩裔美国人被人推到地铁轨道里还受伤了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很早就说“一定要把病毒与国家分开”，病毒是害人的，但是中国也是受害者，李显龙很清楚，如果这种泛泛的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不得到遏制，新加坡人、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都会倒霉的。我们确实看到了有些国家社会中出现了很不好的现象，把病毒和中国人等同，和亚洲人等同，出现了很恶劣的种族主义。

另外也有一些政客在利用这件事，这就和种族主义有点不太一样了。比较典型的是在美国的政界，日本右翼也有这样的情况。西方媒体还是抱着挑刺的态度，集中在中国的问题面，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得不好，然后他们当然会引导民间的偏见。本来这个偏见就客观存在，但是媒体会进一步引导、放大，所以政界、媒体界以及民粹这几块应该是情况不太好的。

但是，我觉得国际社会是很多元化很复杂的，截止到现在我觉得多数国际媒体的反应还是好的。从外交部的信息来看，到目前为止，有几十个国家的元首和习主席的通话当中，都对中国的工作表示肯定和感谢。另外国际组织的态度都不错。对我们最肯定的还是WHO（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包括下面的中层官员大家的表态都非常好， WHO和中国的联合专家组召开的记者会，外方专家组组长上来就讲，“我们全世界都欠武汉一个情”。这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个代价是很有价值的，中国这么严厉的封城措施至少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甚至可能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专业国际组织评价都不错，比如IMF、World Bank这两个权威组织都表态对中国的经济很有信心。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是，现在大概有一百几十个国家采取了不让中国人入境的措施，这里面就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像我们的邻国朝鲜、哈萨克、俄罗斯很早就很决然地封了边界，对此我们有一些网民还是挺有怨言的。其实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在世界上有中国这种动员力、工业力、财力、科技力的国家真的是凤毛麟角。所以那些“穷国家”的做法虽然比较简单粗暴，但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像日本比较“佛系”，是因为他们还是有点底气的——它的医疗资源还是不错的，财政也是不错的，但是非洲很多国家没有现代医疗体系，所以他们只能采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让你去。

我总的感觉是对国际上的各种反应我们要平常心，虽然从民间到媒体到政界都有许多负面的不友善的行为，但是截止到目前，正面的还是主流。

观察者网：这次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和声援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那些原本在中国老百姓眼中比较遥远的中东国家表现得非常积极和热情，您认为是否和“一带一路”近年来的发展增强了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往来联系有关？

金灿荣：可以这么说，“一带一路”国家近年来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大大增强了。这些年我国的外贸增长和刚加入WTO头十年时候相比是变慢的，但是我们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增长特别快——每年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在增长。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存在感肯定是增强了，这些国家和我们的经济联系也明显增加了，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我们的利益现在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再一个事实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中国的认识肯定有变化，原来一提到中国肯定都是“文明古老，人口众多”但是比较落后，想到中国都是灯笼啊，中国结啊，太极啊。但现在他们看到中国就知道，啊，这是一个有航天，有高铁，有J20，有无人机的国家。应该讲他们内部对中国的分量比以前有更好的认识，尤其是这些国家的战略精英层对中国的前途是看好的，他们愿意借这个机会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所以这一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到中国有难，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第三个因素就是华人华侨。“一带一路”沿线的华人华侨和中国商社的力量也在增长。这一次这些国家的对华援助里面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当地华人华侨在起领导作用。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肯尼亚江苏商会包了一架南航客机，运送了大量的医疗物资，后来不知道什么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把这个事情变成了澳大利亚做的，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这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失误，但应该不是失误，还是舆论战的一部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好事儿归到西方，看到非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紧密他们很不爽，就会做很多类似这样挺恶心的小动作。

这一次抗疫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看到华人华侨在西方非西方与中国的关联中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好像网上报道还有一些中国商人更牛，柬埔寨只有一家口罩厂，一个浙江商人去买口罩干脆把厂一起买了。

观察者网：最近的全球疫情蔓延让中国人非常着急和关心的还有日韩的疫情，我们看到日韩在应对疫情的时候也在重复一些我们在一开始所犯的错误，被很多网友形容为“作业没抄对”，您觉得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哪些主客观原因？

金灿荣：现在流行一个说法，说日本是“老百姓急，政府不急”，韩国是反过来“政府急，老百姓不急”。我想他们可能有他们的特殊原因。

随着疫情的蔓延，韩国人购买口罩排起了长队

比如说日本，可能就是日本政府与社会关系决定的，它的政府力量是比较弱小的，它要是表现得很着急，引发了恐慌情绪，政府反而应对不了，反而暴露了体制的弱点，干脆它就假装淡定。东京奥运也是很特殊的情况，他们必须要让奥运顺利召开，否则将会是对日本的经济和国际形象的双重打击。

另外，日本还有一个底气是他们的医学水平是不错的，医疗资源不错，医疗水平也很高，所以他现在的办法看上去很“佛系”，让轻症就在家自我隔离，喝点水，睡睡觉——可能也有它的科学之处，因为社会如果特别紧张，加上现在也有流感，就会出现新的问题。武汉当时就是吃的这个亏，一般的流感患者和新冠患者搞到了一块，加上医疗队伍一开始也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所以第一个集中收治患者的金银潭医院一百多个医护人员倒下了。

但是我们事后看看这样的“佛系”可能也会有问题，比如对于钻石公主号的处理也会让我们觉得日本其实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精细，你要是抠技术细节上问题挺大的，让人感觉不像是很多人印象中的日本。但不管怎么讲现在的现实就是这样，日本政府现在确实有赌的成分，最后的输赢取决于社会自我解决轻症的能力。

韩国的情况有点复杂，有它的历史背景，韩国社会的宗教团体势力特别强大。我不是研究韩国的，但韩国我去过很多次，了解到的情况大概是这样：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署，日本吞并韩国，吞并以后韩国很多老百姓注意到一个现象，当时国际上只有一个国家特别反对日韩合并，那就是美国，别的国家——老欧洲，沙俄，还有满清政府——都不怎么关心，只有当时美国是坚决反对的。日本为了减轻美国的反对，和美国有一个协议，基督教团体可以在日韩合并之后享有比较大的独立性。

然后韩国就出现了无数的号称基督教的团体，大部分团体和基督教是没有关系的，或者说是我们所讲的“邪教”，出现这种“神人”“教主”，但是他们都打着基督教的牌子，目的是在日本控制韩国之后能够保持一定的自主。这是基督教以及相关的新兴宗教在韩国兴起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日韩合并期间美国人的插手导致了基督教团体在韩国有特殊的地位，然后就是打着基督教名义的各种教派就起来了。现在好像韩国信基督教的人口，当然这里面有假的有真的，大口径大概是40%的韩国人是信教的，宗教信徒比例是非常高的。

其中有一些邪教它是把它的教义的重要性置于国家法律之上，就导致现在看到的麻烦，政府的权威受损，政府很着急；另外韩国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是韩国现在的政局很撕裂，韩国现在两党的矛盾有点像我国台湾省的岛内政治，势不两立的那种。所以文在寅他这个党无论做什么，反对党都要唱反调，所以你看社会里宗教势力大，政府权威不够，政治上内部高度分裂，导致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政府急得不得了，已经把应对提高到了最高级，但是它的效果很有限，这就很麻烦。

不管日韩的内部原因如何，现在结果我们看到了，就是他们的疫情非常严重，我们会有一个新任务——防疫除了国内继续加紧，还要防止外来的输入。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个人认为，也是我们推进东北亚共同体的机会，如果日韩的疫情进一步恶化我觉得中国也要有所表示。我们面对日韩的疫情，绝对不能像有一些西方人对我们抱的那种态度，幸灾乐祸、隔岸观火、落井下石，要有同理心，在不要形成疫情的反向流入的基础上积极地给予邻国支持，因为支持他们就是支持我们。

文在寅总统讲过，“中国的事儿就是韩国的事儿”，讲得挺好的，我们也要有同样的态度，做好准备援助他们。附带讲一下，这一次日本支持中国的过程当中，善用文化因素，“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看耿爽用得也很好——“投之以桃木，报之以琼瑶”，现在网上某些嘲笑中国人只会说“中国加油”不会写诗的那帮文人，那就请你们拿出你们的才华来，嘿嘿嘿，你们写诗的时候到了。

另外我个人认为，以后研制疫苗方面，大家可以一起合作，东亚三国共同合作应对这场艰巨的社会危机将会产生比较重要的政治含义，所以中日韩这一次面临这个问题，大家要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角度思考。除了共同研究应对疫情的方法，中国还应该适时推动日韩贸易的解决，日本在整韩国，中国应该适当地想想办法，调解一下日韩贸易摩擦，疫情当头，贸易摩擦至少应该放一放。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台湾省在疫情中的表现，确实，很多行为都挺让大陆老百姓寒心的，从一开始的限制口罩输入大陆到后面一系列的政治动作。您认为这次疫情台湾当局的表现会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吗？

金灿荣：从国际角度来讲，这一次疫情负面的东西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西方非西方都有的反华种族主义或者说是反亚裔种族主义，还有一个是一些“战略家”，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趁你病要你命”，这是国际角度。

从我们的国内角度，很显然，我们国内还是有对中国这个国家、体制的反对力量，或者说是敌对势力。这里面就包括台独分子、海外的异见人士、香港的那帮“新纳粹”，这些人的意识形态被政治彻底扭曲，违反了人伦的基本道德，被政治仇恨掩盖了基本的人性。这些势力和我们已经构成了敌我矛盾，已经可以算得上是社会性的病毒了。

台湾的这种思潮由于是有公权力支撑，所以表现得格外明显。切断大小新三通，包括限制口罩出口，不接大陆台胞回去啊，还有对陆配公然的歧视，等等不胜枚举，对两岸关系的影响肯定很大。但是我基本上把台独、香港新纳粹、海外异见人士、疆独藏独放在一大类，这些敌对势力是我们社会中的病毒，不是说说理、妥协就可以解决的。

但这一次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暴露得更清楚了，本来这个界限还比较模糊，不好定性。我想，这样一来对两岸关系肯定是非常不利的，在WHO开会的问题上，他们经常“以疫谋独”，我看国台办现在的态度非常的严厉，非常的清晰。因为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说，在疫情爆发以后，在中国人里边儿，存在着病毒，它大致包括：台独、香港新纳粹、海外异见人士、疆独藏独。这些病毒和我们社会主体的矛盾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是敌我矛盾，可以定位他们是中国社会的病毒。

最后落到两岸关系，毫无疑问，两岸关系在疫情之后，至少从民意的角度讲对抗性就更强了，从政府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政府现在对于形势的判断也十分严峻了，然后表现为在全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抵抗病毒这个敌人的同时，我们针对台独的军事动作一点也没有停歇。

台湾当局和台独民意应该讲是伤害了大陆的民意，对两岸关系非常不利，疫情之后，两岸关系更加严峻是可以做预期的。这个地方还要讲一点，习主席23号主持召开了一场17万人的会，所有县团级以上参加，习主席说我们的防疫战一定要打赢，同时原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不变，这个要求就是很高的。所以，怎么说呢，大概可以预期是这样的，两岸关系会在疫情之后进一步恶化，但是两岸的力量对比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倾斜，不会因为疫情而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