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从未毁损过敦煌壁画

李永翘

--------------------------------------------------------------------------------
   我国的古人早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著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就是这样的一个“盛名之下，谤亦随之”的人物。尽管他一生中“视事业犹如性命”（大千自语），奋勇攀登上了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峰，取得了辉煌巨大的骄人成就，但他也曾屡受世人“争议”，就是在其逝后，也未能摆脱掉对他的“杯葛”（bo y co tt）。


　　2000年8月22日，上海《新民晚报》在其“文化新闻”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该报记者杨展业的《张大千在莫高窟留下的问号——揭开敦煌宝库一历史谜团》（以下简称“揭文”），公开指斥张大千当时“为了个人私欲，随意剥损了敦煌壁画”，这“是对敦煌艺术的破坏”云云，并在互联网上也同时发布了该文。此文一出，顿时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海内外很大的反响。一时之间，国内外的无数报刊、网络等新闻传媒曾纷纷转载或摘载此文。如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国语日刊》（时报），就曾在该报“焦点”版的头条位置，直接以《国画大师张大千曾破坏了敦煌壁画》为大标题，全文对“揭文”作了转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和误解。



　　“揭文”所述，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更不是什么新闻——因这件事早在半世纪以前，就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各种新闻媒体给炒了个家喻户晓，成了当时的一件极其轰动的“名人大案”，备受海内外各界瞩目。实际上，“张大千在莫高窟留下的问号”这一“历史谜团”，早已被解开和澄清。笔者早在10多年前，就历经数年，遍查有关档案，寻访知情人无数，并曾两次远赴敦煌，在实地进行了反复的详细考察、考证的基础上，多次撰文作了披露和澄清。1988年1月8日，国家文物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文物报》，就通版发表了我对于此事的1万多字的长篇调查报告：《中国文物界中的一桩大冤案——记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的来龙去脉》，向海内外公众详尽披露了所谓张大千“确实破坏过敦煌壁画”等种种流言产生的经过和内幕详情。紧接着，中新社又以《张大千“破坏敦煌文物”的历史疑案已被澄清》为题向海内外发了通稿，国内外的许多媒体都曾纷纷登载或转载，可以说，为张大千敦煌蒙冤这一历史疑案作了彻底的昭雪和澄清。笔者当时就曾在拙文中特别指出：“无数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张大千先生是清白的，无辜的，他没有破坏敦煌壁画！”“他对于敦煌艺术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今日再看这篇充满了以前种种错误旧闻与旧说的“新闻报道”，真令人感到遗憾万分，啼笑皆非！
那么，所谓“张大千曾破坏了敦煌壁画”之说是怎样出来的呢？

  这里仍举“揭文”中言之凿凿、并已“确证无疑”的莫高窟第130号窟即俗称南大佛窟为例。不错，该窟甬道口外的两堵壁头的表层坏皮，是曾被人剥去，但这却并非张大千所为。这是1941年10月5日（农历中秋节），张大千陪同来西北视察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及部分甘肃省及敦煌县的军政官员等一行约20余人，参观莫高窟时所发生的事情。

   事情的经过，据当时在场的甘肃省官员、也是敦煌土著的窦景椿先生记：当时“我随于右任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尔时大千先生正居留在千佛洞（即莫高窟），遂陪同于右任老参观各洞壁画，随行者有地方人士、县府接待服勤人员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窟（即张大千编号第20窟，后敦煌文研所编号第130窟———笔者注），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烟给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民国十年，苏俄保皇党军失败，由新疆往北平过境时，曾驻扎于千佛洞，其破坏之处甚多。———原注）。坏壁上面的佛像，似为清人建造。因过去信佛者修建洞壁画像，常把旧洞加以补修，改为己有，但此洞原有画像，欲盖弥彰，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里层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画像。大千先生向于右老作了解释，于右老点头称赞他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观。当时敦煌县政府的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遂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亦年久腐蚀之故也。”

   这，即是这两堵表层坏壁被剥损脱落的经过实情。

   这两堵败壁的表皮被撕碎脱落后，露出了底层唐朝天宝年间（742年－755年）的两幅供养人画像。这即是著名的《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兼晋昌郡太守乐庭瑰供养像》和《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二画皆画得非常精美，在莫高窟的洋洋万堵丹青中亦属于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张大千为之兴奋不已，后曾将此二图仔细临摹了下来，作了公开巡回展览，并在他后来公开出版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中，又公开宣布说：“此窟为唐晋昌郡太守乐庭瑰所建之功德窟，至宋时重修，故今壁画，俱为宋人手笔。清同治时，敦煌有白彦虎之乱，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阙，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表壁）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内）画虽已残损，而傅彩行笔，精英未失，固知为盛唐名手也。在窟内东壁左，宋画残阙处，内层有唐咸通七年（866年）题字，然犹是第二层壁，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不难看出，这两堵败壁的被偶然撕碎脱落，和张大千毫无关系。这也正如当时也同在莫高窟现场的张大千之子张心智先生言：“我父亲张大千当时虽然在场，但既未动口，更未动手，何罪之有？”

   可是，这事情怎么就会偏偏给硬栽在了张大千的头上了呢？仍根据窦景椿先生所记：就在这两堵败壁被打掉不久，“适有外来的游客，欲求张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大千先生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文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辩”。


   从此之后，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种种流言蜚语，即由兰州波及全国，到处纷传，曾屡屡见诸全国各地的报端（非仅只在甘肃省一地），并达到了大盛特盛的地步。而且随着各地各种传媒的加油添醋和“不断揭露”，其内容之“丰富离奇”和“罪名累累”，更是远远超过了今此“揭文”之所揭。再加上张大千后来又在其公诸于世的《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中又“不打自招”，“供认不讳”——“因破败壁，遂复旧观”，于是张大千“确实破坏了敦煌壁画”即由此滥觞和“定格”，并被“有心人”给闹了个沸沸扬扬。尽管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他仍还是“摆脱不掉”，在为此事继续蒙受着骂名。


　当时的实际情况，决非如“揭文”中所引用的著名学者余秋雨所说那样：“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肃的报纸上揭露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但未引起重视……”等等。其实，余教授的这段谈话（如果余秋雨先生真的确实如此讲过，且“揭文”也没有引错的话），那不过也是属于“想当然耳”，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实际上，当时的甘肃省官方也曾被这些虚假的流言所惑，对所谓的“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一事认为非同小可，不能等闲视之，曾对之“异常重视”，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张大千大肆“施压”，并对张进行了一连串的“严厉查办”。张大千当时所受的冤屈与压力之大，实在罕见。


　　例如，发生这些流言后，当时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就曾给当时还在敦煌工作的张大千，打去了措辞十分严厉的“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的紧急电报，以示“严重警告”。接着，又发生了大批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奉命”对张大千实施了突袭性“严密搜查”的“紧急非常事件”（因官方不仅相信张“破坏”了敦煌壁画，甚至还“怀疑”张“盗窃”了敦煌壁画）。然后，又发生了堂堂的甘肃省参议会，把这些虚假的流言也当做事实及“依据”，竟然也大张旗鼓地立案正式控告张大千“借名罔利，破坏敦煌古迹”，为之掀起了一场轰动全国的特大官司和特大风波。当时，甘肃省参议会不仅在甘肃作了正式的严厉控告，另外还曾特别致电行文，要求甘肃省驻南京的中央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也同时在南京对张大千进行“提案弹劾，就近查究”，并且更“强烈要求”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张大千“予以严办”，“以重历史文化而儆效尤”。当时发生的这桩“官家告名人”的特大公案，曾经闹得举国皆知，朝野哗然。由于此案及此事发生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十分复杂，涉及很广，篇幅太长，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由于当时的甘肃省官厅等官方对张大千进行了一系列的连续“严办”，再加上新闻舆论的强大威力与作用，于是当时盛传的那些说张大千是“确实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种种话语，更是不胫而走，言之凿凿，并越炒越凶，愈演愈烈。这些，都给张大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更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为之背了整整一生的黑锅！

　　因此，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张大千的是非功过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的准确评价，本文现仅将当年甘肃省政府和南京政府教育部对于“控张”一案在长时间和大规模的反复“查究”后，于1949年所得出的最终的官方正式结论，全文公布如下，以正视听：

　　省府函复：查此案先后呈奉教育部及函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电复：

　　张大千在千佛洞（即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情事。

　　寥寥十余字的官方最后正式结论明确宣布和郑重表明：张大千并未毁损过敦煌壁画，这自然就更加谈不上什么“破坏敦煌壁画”乃至“盗窃敦煌壁画”了！


　　敦煌学专家、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女士在上海曾向媒体发表谈话说：“我觉得评价一个人，面对复杂问题时，还是要靠证据来说话。”因她也听说过一些流言，“较多的是讲1943年，张大千离开敦煌时，被当地百姓举报在行李中偷藏了壁画，国民党当局检查了张大千的行李，结果一无所获。”因而，对于社会上一直流传着的所谓“张大千确实破坏甚至盗窃了敦煌壁画”等的种种流言，樊锦诗院长慎重表示：“这种民间传言，说明不了什么！”

所以，一切关于张大千在敦煌时曾经“如何如何”的不实之词，都应休矣！　


                                           （摘自《寻根》2001／2号，李永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