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示了“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名单。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入选国家荣誉称号公示名单。她也是唯一入选的文物行业代表。

樊锦诗先生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在2018年12月18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樊锦诗先生获得“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荣誉称号。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编辑部2018年12月2日访谈樊锦诗先生记录整理稿。观察者网刊发此文，听樊锦诗先生讲述她坚守敦煌，传承莫高精神的人生故事。】

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第一站就来到敦煌莫高窟。图片来自新华社

（口述：樊锦诗，采访：叶祝弟、杨义成）

我为什么到敦煌去

我先生在世时，我们俩人经常互相开玩笑，他说：谁像你这么“傻”？我说：那谁让你娶了一个“傻子”老婆？我这个人，其实比较简单。在我那个年代，简单也有它的好处。

我出生在抗战期间，不当亡国奴、打败日本鬼子的那种激情，对我们很有感染。比如说我们唱的歌是《松花江上》，听说日本人怎样残忍。我真的见过炸弹，天上扔下来一个黑黑的炸弹，就落在上海我们居住的屋子不远处。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忘。因为家里孩子多，我跟姐姐两个人寄放在外公外婆家，那个公寓就在愚园路。有一天傍晚，呜窿呜窿，一卡车日本兵，叽哩哇啦地下来，冲进了我们的公寓，过了好大一阵，就把那些高鼻子的外国人押下来。小时候家里人讲岳母刺字，刺的是“精忠报国”，还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什么叫汗青，我们当时也不懂，但这些东西，对孩子还是有影响的。后来抗战胜利了，我当时还不大，才七岁，跟大人一样，疯了似的庆祝。

樊锦诗先生接受《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记者采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大概十到十一岁。当时社会风气很好。不久抗美援朝，我们当然也不懂，但小学生中间也动员，让我们写慰问信和捐款。我们把一点儿小钱拿去捐了，然后学校又跟我们讲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有一个搞兵器的人叫吴运铎，身负重伤，被誉为中国的“保尔”，他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我们都看了。这个人身负重伤，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后来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对这些人都非常崇敬。我小时候特别爱看书，记得小学毕业的时候，《水浒传》《西游记》早都看完了，初中又看了一些外国书。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樊锦诗先生作为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受到表彰

那时候家里也比较民主。比如说我高考，挺可笑的，都没告诉我父亲。有一次他忽然想起，问我现在念几年级了。我说我都高中毕业了。——啊，你都高中毕业了？那你怎么打算？我说我已经高考都考了。——哦，你高考都考过了？你考的哪？父亲并没有责怪我。我说我报考了北大，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考上。我当时是脑袋一热就填了北大，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没考就要填志愿。父亲呢，也不管考上没考上，很兴奋。他说那好啊，你要考到北京大学，和现在就是完全不同，你的世界不一样了，眼界也不一样了。然后就很兴奋，把他在北大当过讲师的证书拿出来叫我看。

考上北大后一看，父亲说的确实不错。光北大的图书馆，里头就有许多藏书；我所在的历史系，里面有很多名家。我去的时候，北京大学历史系刚成立考古专业。老师讲课，就像现在咱们搞学术的这样，一讲到某个时代，他一定会讲这个研究过去是怎么做的，外国人是怎么研究的，中国人怎么研究的。然后指定一些参考书。学考古的一定要搞田野，这个田野有程序，怎么去开荒，怎么去调查，然后怎么下挖，挖到什么地方怎么做，出了文物又怎么做，有什么记录，有什么需要拍照，这样一套程序。老师那个时候也跟工人差不多，需要动土嘛。所以真的觉得，跟中学生时代完全是不一样的，真的是另外一个天地。

在那个时代的氛围下，我觉得我们学习就是要报效国家。这个不是大话，我们心里都明白，国家培养了我们；特别是周总理做了一个报告，说七个农民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国家培养的，也确实得报效国家，国家需要我们，当时真是这样。

1962年下半年，是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我选择了去敦煌莫高窟。宿白先生是我们实习组的指导教师。宿老调查研究了全国各地的石窟寺，首次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打破了过去仅限于从美术史角度研究石窟寺的状况。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听到了宿老的“敦煌七讲”，这次讲授为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赴莫高窟的专题考古实习，一直影响以后我对敦煌石窟考古的研究工作。1963年毕业分配，我就到了敦煌。

工作中的樊锦诗

在敦煌学管理

我到敦煌研究院后，实际上，最早的任务就是做《莫高窟考古报告》。在北大毕业离校前，苏秉琦先生专门找我谈话。苏先生是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为中国考古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慈祥地对我说：“你去敦煌，你要编写考古报告，编写考古报告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某某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很重要，必须得好好搞。”就这样，我带着一个北大毕业生的使命远赴敦煌。光阴荏苒，没想到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也没有想到，我承担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到新世纪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还在继续编撰，那可能是几辈子都做不完啊。

这里有客观原因，1960年代我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才开始熟悉，“文革”就来了，工作停顿下来。“文革”结束后，研究所的工作稳定下来。1977年我担任了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第二年便满四十岁，这时候我的研究刚起步，又去担任了管理工作。我从来不把它叫成领导工作，而认为是管理工作。对于管理工作，我一开始不了解，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并没有管理学的内容。作为考古人，当然有一套程序，也多少有一点管理。但是总的来说，对于一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我不知道怎么管理。那就慢慢学呗。实际上，当时心里非常矛盾，其实我留下来，就想搞点研究，而越投入进去搞管理，我就越没时间去搞研究。

1979年敦煌莫高窟对社会、对世界开放。当年想得也很简单，觉得开放嘛，就是当讲解员，告诉他讲什么，然后拿上个手电到洞里，不就完了吗？但是后来逐渐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最后只能学，慢慢学，特别是后来的“申遗”，使我懂了管理以及对外合作。我知道遗产的管理工作不是我原来想象的，既然那么重要，那我就干。这么一干越来越迷上了。

这里说一下背景。我们这个单位，1944年成立时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化部来接管，就说光叫“艺术”不对，应该是文物，就改成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84年，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的领导都觉得，一个小小的所，四五十个人，担任那么大的责任，又保护又研究，而且已经对外开放了，所以他们认为叫“所”太小，改名叫“敦煌研究院”。

1950年代 敦煌文物研究所清理窟区的积沙

水涨船高，我从副所长变成了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主管保护工作。保护不好敦煌，就是我的失职，因为敦煌太了不起，太珍贵了。从公元366年一直延续到明代，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怎么发现明代的东西，估计那个时候敦煌已经有点动荡。元朝被灭掉，蒙古人又回到了蒙古，但那些人决不罢休，经常来骚扰明朝北部边疆，所以明朝政府就加固长城。大约16世纪中叶嘉峪关长城修起来了。嘉峪关一封闭，敦煌就成为边荒之地，洞窟的开凿也就停止了。国内敦煌艺术研究所是1944年成立的，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400年无人问津。道光年间有一个县志还记载过它，如何如何地好，有个地理学家叫徐松，他写的《西域水道记》也记载了它。很多人还是知道它的，但是已经荒废了，没人管了，更没人去开窟了，就这样破败了。清朝同治年间，又来了一次大动乱，白彦虎这些人来了。比如那么高的壁画人像，眼睛被抠掉了。我们考古发掘发现过梭子的痕迹。还有，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有一拨白俄逃到新疆，他们有武装。新疆省跟甘肃省一合计，将这些人缴械，给他们划了一个地方，就这么让他们住在莫高窟。你说他们怎么住？肯定要搭炕、搭灶，然后乱写，写一些吓人的话。这么一弄，大概有一两年吧，搭的炕、灶就冒烟，有的洞就成了黑黑的，有的没有黑烟也罩了一层雾。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  1908年

为什么藏经洞发现以后就被盗了呢？没人管。政府要求就地尽量控制，王道士不是不知道，但是政府不管，他又没有文化，就不管了。那些来的外国人，其中有大考古学家斯坦因、伯希和等，他们把敦煌文物拿去研究。1910年清政府下令把留存的运到北京，这一部分有八千多件，保存在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所以敦煌文物主要有四大家：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再就是印度，其他都不多，零零散散。留在敦煌有多少呢？只有两三百件。常书鸿先生去的时候，敦煌已经成了一个蛮荒之地。

1946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勘察、维修洞窟

历史苍茫，这么宝贵的财富，它要是没有了，我们怎么交代？作为院长，真的有很大很大的责任。所以要不断去探索。实际上，这个探索持续了70多年。当初常书鸿先生是个大画家，看了敦煌，就来搞保护。他看到一片破败，没有离开，而是想办法。他觉得太珍贵了，先要保护下来，这就是大师啊。1945年抗战胜利，有名的画家都走了，专家也走了，常先生不走，他老婆也走掉了，他也不走。如果他走的话，这个单位就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会不会设立机构？会，但当时中国一片烂摊子，成立的也可能只是一个保管所，不会是一个研究所。但常先生没有走。所以接管的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来接管国民政府教育部管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文化部后来觉得太远，鞭长莫及，就将管理权下放给甘肃省政府，而且是有条件的，重大的业务举措要汇报。常先生留下继续当所长。常先生起点高，眼光也远，所以他不断招进来的都是大学生。如果他当时不招，可能我们也不会去。如果是一个保管所，弄几个小学教师甚至农民就可以，我们跑去干啥？正因为有他，所以敦煌研究院起点高，常先生做了20年所长，创业奠基的作用太大了。

1982年，段文杰先生上来，在人文学科上，真的是往前推了好大一步。1982年全国谁在搞敦煌学？没有。段先生一上来，就狠抓实干，再就是办杂志，《敦煌研究》就是他办起来的。他对人才也很爱惜，到全国招募人才，我老说他是爱才如命。他对我呢，也比较放心，跟国外合作是我的点子，他非常支持。前几任院长对莫高窟的保护都很重视，所以让我分管，我敢不重视吗？就我的性格来说，也不能不重视。

我们开始“申遗”是在1985和1986年。申请世界遗产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调动各国的力量，共同合作来保护它。我当时觉得申请一个遗产这么复杂，什么都要填，比如它的价值、相关病害、文献根据、经度纬度、地理位置，反正什么都要填；里面还有关于法律的，本国关于保护这个遗产有什么法律。第一部《文物法》是1982年颁布的，我们肯定填上了，国务院还出台过好多关于保护这类文化遗产的规章、办法，我也都填上了。这里很多篇幅是在说管理，然后我就慢慢理解，我们那个时候相关法律还很不健全。

我知道了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到底怎么管，我还是不懂。后来跟外国人合作，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大使是一个澳大利亚人。1987年，我们已经“申遗”成功了，我就找他。通过他找了美国洛杉矶的盖蒂基金会。我们跟美国盖蒂基金会是1988年开始接触，1989年正式签约合作。我本来的想法是希望他们提供技术，结果对方的专家认为我们缺乏管理。他说了一句，你们中国缺的是管理，我当时有点不服气。后来事实证明他说的是对的。

20世纪80年代，我们已经碰到了保护和旅游的矛盾。还没与外国人接触以前，我就已经体会到保护工作高深莫测。这是一个多学科的学问，还涉及到好多仪器，我们没有。保护工作是基础，保护好了，搞考古的、搞历史的就是水平很差，只要东西在，我做不好别人可以做，下一代人可以做。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了，以后做研究就全都谈不上了。我越是明白这一点，便越觉得管理任务重要。

所以跟外国人合作以后，有一个好处，我觉得他们确实有科学的理念。比如，我们中国人提倡修旧如旧，实际上这种说法会引起误解：它是旧的了，你们还要往旧里修。所以现在改成：保持原状不能破坏。你不能把它修坏了，画蛇添足也不行。所以对一些基本的理论，比如什么叫真实性，什么叫完整性，需要重新深入理解。为了这两个概念，国际上都有过争论。教科文组织下面的世界遗产委员会集中了各国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他们把智慧都集中起来，大家讨论，为了完整性、真实性的概念，专门出过文件。

简单地说，所谓完整性就是你现在这个状况，要完完整整地保存，不能去动它，动它不就把完整破坏了吗？还有，不能选特定时代保护，因为国外有过类似的教训，他们把某一个时代的留下，其他时代的就不要了，那也不对。所以对莫高窟，我们不管是哪个时代的文物，通通要保护，不能认为清代的不好，就完全不要它。还有，洞窟里不能去添加东西，那也是破坏；你也不能把它修坏了，修坏了也是破坏。所以这要求非常严格。另一个完整性就是环境的完整性。现在的问题是，好多遗产的环境被破坏了，不存在了。不管大小遗产，它都在一定环境之中，这个环境是跟遗产是共生共存的。认为莫高窟这个洞窟之外的地方可以盖商店，可以摆摊，可以做这做那，就会破坏环境。

什么叫真实性呢？就是说不能做一点假，修旧如旧就是真真实实地把它保存下来。这个要做到很难，真的很难。梁思成提出修旧如旧，他有很多好的理念。但问题是有几个人记得？他的故居都给拆掉了。

当时出国，到日本、美国去看，有很多触动。你看日本小小一个国家，对文物的保护做得这么好。你到他们的实验室，环境非常干净，而且做事情很规范。保护的确做得很好。然后又到美国去看，看人家的实验室。我对啥都有兴趣，因为是我负责啊，我必须得有兴趣。比如说看了一个东西，是金属的，它有裂缝，但表面看不出，有一个仪器能测出来，我说这个神。所以跟我们有关系的，我都注意看。我们也要有实验室。我们当时的保护工作没有几个人，所以赶紧把人找齐，多学科的，不是光搞化学的，还有搞物理的、搞环境的、搞建筑的、搞工程的、搞地质的，都需要。缺什么我们就搞什么，缺什么我们就办班，一边把实验室逐步建起来，一边把人员逐步培养起来。我们现任的院长就是1991年来的。

包罗万象的敦煌壁画

因为我的认识在提高，所以我才会有这些想法。我们要真正做到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这其中有好多规矩，比如要按程序办事，不能坏了就去修补；先要评估，要调查清楚，对材料、病害、气侯，都要弄清楚。拿出准确的调查报告后，可以提一个建议，之后还要论证。动手前，首先要去确定是这个材料还是那个材料合适。要实验，从好多材料里选拔。还要去现场看，之后才能动手，不然不就容易修坏了吗？所以整个过程非常严格。

卧佛 中唐 第158窟

我们现在的壁画保护已经到了一个科学而成体系的高度，不是想怎么补就怎么补。文物原来究竟是什么材料、什么颜料，里面拌的什么胶、什么草，我们都分析过。要知己知彼，不能随便修。这个壁画为什么有病害呢？我们做过研究，简单说是有三个问题：第一是风沙。风沙非常厉害，我们跟美国合作之前年年扫沙子，年年用牛车、驴车往外拉，现在也有，但不是那么多了。第二是岩体裂缝，有好多横的裂缝、竖的裂缝。敦煌在地震带上，一旦有大的震动，咣当一片连画都下去了。为什么要加固呢？预防地震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渗水，有的地方水掉到缝隙里已经一千多年了，有老的裂缝，有新的裂缝，这些裂缝还在发育。水进去以后不会蒸发，会慢慢移动，石头里的可溶盐类溶化了，移动的水就等于是盐水。莫高窟的画的制作过程是，石头上先抹泥，抹了一两层泥以后再上去画。这个地方特别干燥，如果没有水，草泥就像拉筋一样把它拉住了。如果有一点湿气，泥巴就胀起来了，要是干了它就收缩。经受了一千多年的胀和缩，还有水、盐的腐蚀，壁画产生了很多问题。有的老在那儿胀着，鼓起来但不掉；有的是一大块离开墙了，弄不好就粉身碎骨啥都没有了；还有的没有掉下来，但墙潮的很，一下就酥掉了，我们称它为酥墙。还有一种画，它的草泥有时有两层，有时有三层。表面上画了一层叫画层，也可以叫颜料层，比如上面画了一尊非常漂亮的菩萨，它起皮了，鼓起来了，翘起来了，很可能掉下去。那么怎么修？我们请来了一个捷克专家，捷克专家说把高分子的修复材料稀释，装在给动物打针的针管里，往里面注射，一点一点地注，然后把它压平。怎么能把水抽走？这个目前还没办法。有人出主意了，说你们搞个玻璃罩。怎么罩？这个壁画也要透气，完全不透气就把这个环境改变了，也要出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始终在解决这个水的问题，寻找水的来源，现在我的理解是下雨渗下来的；但还有别的水源，因为我们搞发掘的时候洞里有树根，是不是地下水的渗透？所以好多问题要进一步查证的。

我是越管越明白，壁画的保护具有高度复杂性。还有，就是要少干预。为什么说少干预？有的人说都要修修，但那不是随便修的。这些壁画，如果它是稳定的，最好不动它。若是一动，就跟人开刀似的。你得对它有十分的了解，搞清楚病害的原因，不能盲目地整修。我们现在是把它的本色、材料弄清楚了，已经成了一个体系。凡是要修，都要经过这个程序，再分析、试验，包括它的小环境如何，温度湿度多少等。

抢救性的科学保护体系已经建成了，还有预防性的，什么叫预防性？就是搞监测，通过传感器将数据汇总，传到监控中心，再传到管理部门。我们现在是常年监测，积累了无数的数据，最后通过数据看壁画的状态稳定不稳定。用风险管理这种理论，搞预警的防护体系，所以洞窟里要监测，外面的大环境也要监测。监测是有几项指标要求的，也有临界值的要求。有抢救、有监测、有预防，敦煌研究院现在做到了这个程度，我想很多单位估计都做不到。

探索数字化敦煌之路

只要敦煌洞窟存在，就永远要去保护它。但是时代不一样，采取的手段、科技也不一样。所以就要找到更好的办法去有效地保护它。敦煌的建筑、彩塑、壁画历经千年，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已患有多重病害。保护工作纵使能延长它的岁月，也很难阻止它发生劣化，很难永久保存。数字化实际上是预防性保护的一个重要措施。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文革”结束后，我作为副所长，发现研究所成立30多年了，还没有建立科学档案。《文物法》要求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做到四点：第一是保护范围，分为核心范围、一般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三层保护；第二是得有标志，表明这是保护重地；第三是要有博物馆机构，敦煌研究院就是博物馆机构；第四就是要有科学档案。那么科学档案怎么做呢？我的理解是一个洞做一个。做科学档案，应该有文字记载，有示意图，有什么病害也得标注，还要有证据。做的时候我就去翻老的资料，看过去的照片。伯希和拍了好多的照片，他出了一本《敦煌图录》，总共六本，这就很了不起了。斯坦因拍得很少。我们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拍摄。当时我们也去查了一下20世纪40年代的，比对以后发现，壁画有的没有了，有的模糊了，这就给了我一个信息：壁画是在退化的。我们得赶紧做档案。

做着做着，我们发现胶卷过上多年是会变化的，照片也会变。这就有问题了。壁画受到大自然的作用发生变化，是无法阻挡的。我们现在是跟它搏斗，但是有的是没法克服的。如果照片也慢慢变了，这个档案有什么用？我当时想要求高一点。我1978年开始抓这个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有了录像，我就请人去录像。后来说录像也会消磁，最后也保不下来。照片会变，录像要消磁，那么这个档案，只记下一点文字、一点示意图，那还有具体的东西吗？最后都没有了。所以我心里很不满意。

世人都希望莫高窟万寿无疆，但是这不可能。莫高窟在非常缓慢地变化，尤其是到后来，对外开放了。1979年参观者是一两万人，1984年一年是10万人，我们已经有感觉，怎么到了夏天这么多人？又过了15年，增加了10万，再过三年，参观的人数达到31万。我说这不行，15年增加了10万，这三年达到31万，说不定过几年就越来越多了，它会加速度的。我是2015年退下来的，当时跟2014年就不一样了，2014年是81万，2015年115万，2016年135万，2017年170万，2018年估计将近200万。所以想去想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控制人数。控制参观人数没错，国外就有相关经验，但是我们说要控制，有关部门却希望看到游客越多越好，这是不是矛盾？你老说保护保护，人家不爱听的。不让观众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那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可能苦恼了一两年，忽然有一天想到做数字档案。把数字档案复制到电脑里，可以带到北京看，可以带到纽约看，哪儿都行。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做出来？现在不像过去干什么都要进洞，能不能数字化以后配上音乐，讲上故事，叫观众看？

做数字档案的契机其实也很偶然。我喜欢关注仪器，关注科技。有一次出差看见电脑，我说这不是计算机吗，怎么它不是计算，而在放画面呢？我看了以后很有兴趣，最后快看完时，我说是不是没了？别人说不会的，只要把图像变成数字存在计算机里，它就可以永远保存。当时我不懂，但我看了很长时间。陪我去看的人是搞遥感的，是他建议我去看的。后来我就问这位搞遥感的先生，我说这玩意我们试试看行不行？他说可以。其实他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我因为不懂就胆子大，认为找到办法了，我去找省科委，省科委的人一听也兴奋，说樊院长你要做成了，类似这些东西都可以保护。后来还找到国家科委。

我们就开始尝试，过程其实也很艰难，一度效果不大，后来我们又去找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合作进行敦煌石窟艺术数字存储。我要求高保真、高清晰，颜色、形状不变。西北大学的专家说：“最好胶卷也不用，用数字相机，可能能够保证颜色。”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调整，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在改进，另一方面是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比如后来的软件可以自动调颜色。这一过程中既有外国人的功劳，也有国内一些大学如浙江大学的功劳，但是最后还是得靠我们自己。现在全球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点击浏览敦煌艺术，而且是高清的。但我对此还不满意，为什么？只做到了信息化，还没做到智能化，还要往前。

我们做到现在，目的就是两个：永久保存、永久利用。保存下来干什么？第一，为我们单位的保护提供资料。第二，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那利用是怎么做？我就想，把数字档案配上音乐和故事，效果肯定好。其实我当时提的时候，技术还没达到，又过了几年才达到了。我说：“我要高保真，要通过数字叫大家来看，就要球幕，只有球幕才能达到临场感。”后来我们就奔着这个方向去做，自己花钱制作了两部电影，一部就是数字壁画的球幕电影《梦幻佛宫》，让大家身临其境地加以感受。另一部的产生是有缘由的，以前我自己做过调查，站在洞里听讲解员讲，看观众的表情，观众从洞里出来扎堆往外走，我就跟着听。他们就议论西方列强偷文物，在那里义愤填膺，基本上没人在谈这个艺术的价值，所以我认为他们没看懂。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建成洞窟，告诉他们历史的、文化的东西。所以又拍了一部讲故事的电影，叫《千年莫高》。

《千年莫高》电影片头

还没有做数字电影的时候，莫高窟早就实行预约制度了。我们提供多条游览路线，大约搞了10条线，参观的洞窟价值相近，都要预约。有了数字化电影以后，我们在模式上就改变了，原来来看洞的，现在先在球幕影院里看数字电影，把游客的兴趣也引出来了。两场电影看完，车子在外面等，然后到莫高窟，讲解员给你讲解。原来要两个钟头，现在一小时一刻钟，因为45分钟时间是花在看电影上了。游客一般看十个左右的洞窟也就满足了。所以我们等于改变了一种管理方式，这么一改变后，现在组织得很好。警卫说：“现在尽管人很多，但我们没觉得多，因为井然有序。”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不让太多人随便上核心区。因为莫高窟和数字展示中心有距离，要坐汽车过来。原来是想在莫高窟建数字展示中心，后来我们说不行，因为人不能都堆在这里，这里是莫高窟核心区。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数字中心，人还是要到莫高窟来，自驾车、大巴车、中巴车都来了，你怎么管理？现在观众看完电影以后还有四个展馆，一个博物馆、一个美术馆、两个陈列馆，还可以慢慢欣赏。

敦煌保护的规范化

关于敦煌的保护工作，我不敢说现在是内行，但起码我背了好多法律文件，什么《文物法》《国际文化旅游宪章》……我那全有，有时翻一翻，我就是靠它们的。事实上，地方上动不动就想对我们这个保护范围动脑子，甚至想要莫高窟入股上市。我当然不懂金融，但起码知道，入了股、上了市那就更麻烦了。假如没钱用了，可能就要求我卖一个洞。但问题是我没这个权力，这是国家的、人类的世界遗产，不能卖啊。

1998年，我马上就60岁了，还差半年退休时，当了院长。我开始以为就当个几年，谁知道一当就是十七年。我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在敦煌总共干了55年。我刚上台的时候，就安排起草一个条例，参考《文物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把一些重要理念放进去，比如完整性和真实性等。完成后，就找省政府法制办、省人大。总的来说他们态度还不错，2002年甘肃省人大通过《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2003年颁布。这个条例很好，包括保护对象、保护范围、管理机构、旅游管理、政府职责，都写了。这些依据《文物法》是必须要有的。我在国家文物局管法律司的学长认为，这个条例是很多地方性文物保护条例里搞得最好的，把国际上的一些理念都填进去了。举个例子，门票收入只能用于保护，不能移作他用，这都写进去了。因为动不动就有人看上我们的门票。我说我不能给你，保护文物的钱都不够，怎么能给你啊？还有人认为，莫高窟的外围范围划得很大。我说这又不是我划的，是国务院通过国家文物局派专家来划好，我现在就是照此执行。实际上这是为了留一个历史的空间、历史的环境，如果边界逼到门口，各种各样的事都来了，那能行吗？

有人说，敦煌研究院好像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吓唬人，但我怎么是吓唬你？我就靠法律呀。我老说，我靠的什么呀，第一，靠的是自律，我要把自己管好，不然我怎么带大家去干？第二就是靠法律，所以我那儿有一摞法律文书，经常看。

除了这个条例，我们同时还编撰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我们请有资质的规划师来搞，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三国合作，保证规划的科学性。这涉及全面评估，复杂极了，洞窟有多少数量，还有环境，通通评估一遍，人文研究工作也要评估一遍，开放程度也要评估一遍，管理也评估一遍，然后定出总的目标和分项目标，定出措施。我们的大目标就是要做成世界级的敦煌研究院，承担敦煌莫高窟这个世界遗产的保管责任。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世界级的遗产保护中心、世界级的开放接待中心。

有的人说“计划计划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我说那不行，咱们必须按照规划来。定的时候有总的分类，有目标，有计划，有措施，还有实施性。我们就要实施它，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去做事。编制总体规划的根本目的，就是对莫高窟实施科学、恰当的保护和管理。

保护条例和总体规划，使我们走上规范化的道路。所以这应该是我们管好莫高窟的两个重要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莫高窟时，认为敦煌研究院以非凡的远见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旅游管理的方法，为有效地保护莫高窟树立了典范。他们希望各国都了解这个案例。

什么是“莫高精神”

我曾经用四句话总结了“莫高精神”。研究院60周年的时候我就想总结。我觉得一定要把老先生们的精神给流传下去。我就总结了四句话，第一句话是“坚守大漠”，不是“艰苦奋斗”，大家都在艰苦奋斗，但研究院独特之处在于坚守大漠。第二句话是“勇于担当”，我们一定要让敦煌莫高窟这个不可移动的遗产得到有效保护，让它成为真正的世界遗产博物馆。保护、研究莫高窟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使命，落实到具体单位，我们是实际的担当人，就一定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第三句话是“甘于奉献”，我们不是无私奉献，而是甘于奉献，因为都是“自投罗网”来的，这种境界就更高。很多老先生就是这样，像常先生，他是留学回来的，本来好好地待在中央美院（当时叫北平艺专），但他来了就没走。段先生开始是想来看看，也没有人强迫他，最后他也留下来了。很多老先生都是自己甘愿来的。他们都默默无闻，甚至耽误了子女上大学，令人感动。这不就是甘于奉献吗？自己把自己的一生放在这儿。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他们到哪儿工作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他们不选别的地方，就来敦煌。最后，我们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目的是什么啊？就是“开拓进取”。咱们不唱高调，一定要开拓，不断开拓、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这16个字，就是莫高精神。这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来的，我只不过是总结了一下。我也是在他们的感召下留下来的。说实话，本来我也不是不想走。但是常先生那时这么困难，没房子、没电、没水、没交通工具，只有牛车、驴车，他留下来了；段先生进城拉个驴，回来的路上碰到一只狼，驴吓得不行了，慢慢僵持了一大阵，估计这只狼吃饱了，没过来，否则可就危险了。当时就是这么艰难的情况，但他们都留下来了。有前辈在前面，我为什么不能留下呢？

我认为敦煌是至高无上的，而我们多么渺小。敦煌是历时千年的文化瑰宝，我做了十七年院长，加上做副院长也不过三四十年，跟一千年能比吗？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我，我不过是个接力棒，不能把一个不好的棒传下去。敦煌太重要了，我们不过是做了一点事，就那么一小段，所以应该把它做好，对国家、对人类、对子孙后代负责。世界遗产一定要成为真正的世界遗产，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现在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呢？只能说往这条路上走。世界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研究院这么多年几代人的努力，做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容易。前面任重道远，路还远着呢。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编辑部2018年12月2日访谈樊锦诗先生记录整理稿，收录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激荡：一个人的四十年》，2019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