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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我在敦煌55年,前辈们留下的莫高精神就这16个字
送交者:  2019年08月31日03:01:07 于 [世界游戏论坛] 发送悄悄话


2019-08-30 08:25:17 字号:A-           A               A+ 来源:微信号“探索与争鸣”
最后更新: 2019-08-30 08:29:06

【8月27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示了“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名单。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入选国家荣誉称号公示名单。她也是唯一入选的文物行业代表。

樊锦诗先生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在2018年12月18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樊锦诗先生获得“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荣誉称号。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编辑部2018年12月2日访谈樊锦诗先生记录整理稿。观察者网刊发此文,听樊锦诗先生讲述她坚守敦煌,传承莫高精神的人生故事。】

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第一站就来到敦煌莫高窟。图片来自新华社

(口述:樊锦诗,采访:叶祝弟、杨义成)

我为什么到敦煌去

我先生在世时,我们俩人经常互相开玩笑,他说:谁像你这么“傻”?我说:那谁让你娶了一个“傻子”老婆?我这个人,其实比较简单。在我那个年代,简单也有它的好处。

我出生在抗战期间,不当亡国奴、打败日本鬼子的那种激情,对我们很有感染。比如说我们唱的歌是《松花江上》,听说日本人怎样残忍。我真的见过炸弹,天上扔下来一个黑黑的炸弹,就落在上海我们居住的屋子不远处。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忘。因为家里孩子多,我跟姐姐两个人寄放在外公外婆家,那个公寓就在愚园路。有一天傍晚,呜窿呜窿,一卡车日本兵,叽哩哇啦地下来,冲进了我们的公寓,过了好大一阵,就把那些高鼻子的外国人押下来。小时候家里人讲岳母刺字,刺的是“精忠报国”,还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什么叫汗青,我们当时也不懂,但这些东西,对孩子还是有影响的。后来抗战胜利了,我当时还不大,才七岁,跟大人一样,疯了似的庆祝。

樊锦诗先生接受《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记者采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大概十到十一岁。当时社会风气很好。不久抗美援朝,我们当然也不懂,但小学生中间也动员,让我们写慰问信和捐款。我们把一点儿小钱拿去捐了,然后学校又跟我们讲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有一个搞兵器的人叫吴运铎,身负重伤,被誉为中国的“保尔”,他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我们都看了。这个人身负重伤,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后来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对这些人都非常崇敬。我小时候特别爱看书,记得小学毕业的时候,《水浒传》《西游记》早都看完了,初中又看了一些外国书。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樊锦诗先生作为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受到表彰

那时候家里也比较民主。比如说我高考,挺可笑的,都没告诉我父亲。有一次他忽然想起,问我现在念几年级了。我说我都高中毕业了。——啊,你都高中毕业了?那你怎么打算?我说我已经高考都考了。——哦,你高考都考过了?你考的哪?父亲并没有责怪我。我说我报考了北大,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考上。我当时是脑袋一热就填了北大,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没考就要填志愿。父亲呢,也不管考上没考上,很兴奋。他说那好啊,你要考到北京大学,和现在就是完全不同,你的世界不一样了,眼界也不一样了。然后就很兴奋,把他在北大当过讲师的证书拿出来叫我看。

考上北大后一看,父亲说的确实不错。光北大的图书馆,里头就有许多藏书;我所在的历史系,里面有很多名家。我去的时候,北京大学历史系刚成立考古专业。老师讲课,就像现在咱们搞学术的这样,一讲到某个时代,他一定会讲这个研究过去是怎么做的,外国人是怎么研究的,中国人怎么研究的。然后指定一些参考书。学考古的一定要搞田野,这个田野有程序,怎么去开荒,怎么去调查,然后怎么下挖,挖到什么地方怎么做,出了文物又怎么做,有什么记录,有什么需要拍照,这样一套程序。老师那个时候也跟工人差不多,需要动土嘛。所以真的觉得,跟中学生时代完全是不一样的,真的是另外一个天地。

在那个时代的氛围下,我觉得我们学习就是要报效国家。这个不是大话,我们心里都明白,国家培养了我们;特别是周总理做了一个报告,说七个农民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国家培养的,也确实得报效国家,国家需要我们,当时真是这样。

1962年下半年,是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我选择了去敦煌莫高窟。宿白先生是我们实习组的指导教师。宿老调查研究了全国各地的石窟寺,首次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打破了过去仅限于从美术史角度研究石窟寺的状况。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听到了宿老的“敦煌七讲”,这次讲授为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赴莫高窟的专题考古实习,一直影响以后我对敦煌石窟考古的研究工作。1963年毕业分配,我就到了敦煌。

工作中的樊锦诗

在敦煌学管理

我到敦煌研究院后,实际上,最早的任务就是做《莫高窟考古报告》。在北大毕业离校前,苏秉琦先生专门找我谈话。苏先生是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为中国考古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慈祥地对我说:“你去敦煌,你要编写考古报告,编写考古报告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某某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很重要,必须得好好搞。”就这样,我带着一个北大毕业生的使命远赴敦煌。光阴荏苒,没想到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也没有想到,我承担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到新世纪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还在继续编撰,那可能是几辈子都做不完啊。

这里有客观原因,1960年代我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才开始熟悉,“文革”就来了,工作停顿下来。“文革”结束后,研究所的工作稳定下来。1977年我担任了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第二年便满四十岁,这时候我的研究刚起步,又去担任了管理工作。我从来不把它叫成领导工作,而认为是管理工作。对于管理工作,我一开始不了解,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并没有管理学的内容。作为考古人,当然有一套程序,也多少有一点管理。但是总的来说,对于一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我不知道怎么管理。那就慢慢学呗。实际上,当时心里非常矛盾,其实我留下来,就想搞点研究,而越投入进去搞管理,我就越没时间去搞研究。

1979年敦煌莫高窟对社会、对世界开放。当年想得也很简单,觉得开放嘛,就是当讲解员,告诉他讲什么,然后拿上个手电到洞里,不就完了吗?但是后来逐渐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最后只能学,慢慢学,特别是后来的“申遗”,使我懂了管理以及对外合作。我知道遗产的管理工作不是我原来想象的,既然那么重要,那我就干。这么一干越来越迷上了。

这里说一下背景。我们这个单位,1944年成立时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化部来接管,就说光叫“艺术”不对,应该是文物,就改成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84年,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的领导都觉得,一个小小的所,四五十个人,担任那么大的责任,又保护又研究,而且已经对外开放了,所以他们认为叫“所”太小,改名叫“敦煌研究院”。

1950年代 敦煌文物研究所清理窟区的积沙

水涨船高,我从副所长变成了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主管保护工作。保护不好敦煌,就是我的失职,因为敦煌太了不起,太珍贵了。从公元366年一直延续到明代,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怎么发现明代的东西,估计那个时候敦煌已经有点动荡。元朝被灭掉,蒙古人又回到了蒙古,但那些人决不罢休,经常来骚扰明朝北部边疆,所以明朝政府就加固长城。大约16世纪中叶嘉峪关长城修起来了。嘉峪关一封闭,敦煌就成为边荒之地,洞窟的开凿也就停止了。国内敦煌艺术研究所是1944年成立的,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400年无人问津。道光年间有一个县志还记载过它,如何如何地好,有个地理学家叫徐松,他写的《西域水道记》也记载了它。很多人还是知道它的,但是已经荒废了,没人管了,更没人去开窟了,就这样破败了。清朝同治年间,又来了一次大动乱,白彦虎这些人来了。比如那么高的壁画人像,眼睛被抠掉了。我们考古发掘发现过梭子的痕迹。还有,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有一拨白俄逃到新疆,他们有武装。新疆省跟甘肃省一合计,将这些人缴械,给他们划了一个地方,就这么让他们住在莫高窟。你说他们怎么住?肯定要搭炕、搭灶,然后乱写,写一些吓人的话。这么一弄,大概有一两年吧,搭的炕、灶就冒烟,有的洞就成了黑黑的,有的没有黑烟也罩了一层雾。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  1908年

为什么藏经洞发现以后就被盗了呢?没人管。政府要求就地尽量控制,王道士不是不知道,但是政府不管,他又没有文化,就不管了。那些来的外国人,其中有大考古学家斯坦因、伯希和等,他们把敦煌文物拿去研究。1910年清政府下令把留存的运到北京,这一部分有八千多件,保存在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所以敦煌文物主要有四大家: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再就是印度,其他都不多,零零散散。留在敦煌有多少呢?只有两三百件。常书鸿先生去的时候,敦煌已经成了一个蛮荒之地。

1946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勘察、维修洞窟

历史苍茫,这么宝贵的财富,它要是没有了,我们怎么交代?作为院长,真的有很大很大的责任。所以要不断去探索。实际上,这个探索持续了70多年。当初常书鸿先生是个大画家,看了敦煌,就来搞保护。他看到一片破败,没有离开,而是想办法。他觉得太珍贵了,先要保护下来,这就是大师啊。1945年抗战胜利,有名的画家都走了,专家也走了,常先生不走,他老婆也走掉了,他也不走。如果他走的话,这个单位就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会不会设立机构?会,但当时中国一片烂摊子,成立的也可能只是一个保管所,不会是一个研究所。但常先生没有走。所以接管的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来接管国民政府教育部管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文化部后来觉得太远,鞭长莫及,就将管理权下放给甘肃省政府,而且是有条件的,重大的业务举措要汇报。常先生留下继续当所长。常先生起点高,眼光也远,所以他不断招进来的都是大学生。如果他当时不招,可能我们也不会去。如果是一个保管所,弄几个小学教师甚至农民就可以,我们跑去干啥?正因为有他,所以敦煌研究院起点高,常先生做了20年所长,创业奠基的作用太大了。

1982年,段文杰先生上来,在人文学科上,真的是往前推了好大一步。1982年全国谁在搞敦煌学?没有。段先生一上来,就狠抓实干,再就是办杂志,《敦煌研究》就是他办起来的。他对人才也很爱惜,到全国招募人才,我老说他是爱才如命。他对我呢,也比较放心,跟国外合作是我的点子,他非常支持。前几任院长对莫高窟的保护都很重视,所以让我分管,我敢不重视吗?就我的性格来说,也不能不重视。

我们开始“申遗”是在1985和1986年。申请世界遗产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调动各国的力量,共同合作来保护它。我当时觉得申请一个遗产这么复杂,什么都要填,比如它的价值、相关病害、文献根据、经度纬度、地理位置,反正什么都要填;里面还有关于法律的,本国关于保护这个遗产有什么法律。第一部《文物法》是1982年颁布的,我们肯定填上了,国务院还出台过好多关于保护这类文化遗产的规章、办法,我也都填上了。这里很多篇幅是在说管理,然后我就慢慢理解,我们那个时候相关法律还很不健全。

我知道了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到底怎么管,我还是不懂。后来跟外国人合作,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大使是一个澳大利亚人。1987年,我们已经“申遗”成功了,我就找他。通过他找了美国洛杉矶的盖蒂基金会。我们跟美国盖蒂基金会是1988年开始接触,1989年正式签约合作。我本来的想法是希望他们提供技术,结果对方的专家认为我们缺乏管理。他说了一句,你们中国缺的是管理,我当时有点不服气。后来事实证明他说的是对的。

20世纪80年代,我们已经碰到了保护和旅游的矛盾。还没与外国人接触以前,我就已经体会到保护工作高深莫测。这是一个多学科的学问,还涉及到好多仪器,我们没有。保护工作是基础,保护好了,搞考古的、搞历史的就是水平很差,只要东西在,我做不好别人可以做,下一代人可以做。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了,以后做研究就全都谈不上了。我越是明白这一点,便越觉得管理任务重要。

所以跟外国人合作以后,有一个好处,我觉得他们确实有科学的理念。比如,我们中国人提倡修旧如旧,实际上这种说法会引起误解:它是旧的了,你们还要往旧里修。所以现在改成:保持原状不能破坏。你不能把它修坏了,画蛇添足也不行。所以对一些基本的理论,比如什么叫真实性,什么叫完整性,需要重新深入理解。为了这两个概念,国际上都有过争论。教科文组织下面的世界遗产委员会集中了各国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他们把智慧都集中起来,大家讨论,为了完整性、真实性的概念,专门出过文件。

简单地说,所谓完整性就是你现在这个状况,要完完整整地保存,不能去动它,动它不就把完整破坏了吗?还有,不能选特定时代保护,因为国外有过类似的教训,他们把某一个时代的留下,其他时代的就不要了,那也不对。所以对莫高窟,我们不管是哪个时代的文物,通通要保护,不能认为清代的不好,就完全不要它。还有,洞窟里不能去添加东西,那也是破坏;你也不能把它修坏了,修坏了也是破坏。所以这要求非常严格。另一个完整性就是环境的完整性。现在的问题是,好多遗产的环境被破坏了,不存在了。不管大小遗产,它都在一定环境之中,这个环境是跟遗产是共生共存的。认为莫高窟这个洞窟之外的地方可以盖商店,可以摆摊,可以做这做那,就会破坏环境。

什么叫真实性呢?就是说不能做一点假,修旧如旧就是真真实实地把它保存下来。这个要做到很难,真的很难。梁思成提出修旧如旧,他有很多好的理念。但问题是有几个人记得?他的故居都给拆掉了。

当时出国,到日本、美国去看,有很多触动。你看日本小小一个国家,对文物的保护做得这么好。你到他们的实验室,环境非常干净,而且做事情很规范。保护的确做得很好。然后又到美国去看,看人家的实验室。我对啥都有兴趣,因为是我负责啊,我必须得有兴趣。比如说看了一个东西,是金属的,它有裂缝,但表面看不出,有一个仪器能测出来,我说这个神。所以跟我们有关系的,我都注意看。我们也要有实验室。我们当时的保护工作没有几个人,所以赶紧把人找齐,多学科的,不是光搞化学的,还有搞物理的、搞环境的、搞建筑的、搞工程的、搞地质的,都需要。缺什么我们就搞什么,缺什么我们就办班,一边把实验室逐步建起来,一边把人员逐步培养起来。我们现任的院长就是1991年来的。

包罗万象的敦煌壁画

因为我的认识在提高,所以我才会有这些想法。我们要真正做到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这其中有好多规矩,比如要按程序办事,不能坏了就去修补;先要评估,要调查清楚,对材料、病害、气侯,都要弄清楚。拿出准确的调查报告后,可以提一个建议,之后还要论证。动手前,首先要去确定是这个材料还是那个材料合适。要实验,从好多材料里选拔。还要去现场看,之后才能动手,不然不就容易修坏了吗?所以整个过程非常严格。

卧佛 中唐 第158窟

我们现在的壁画保护已经到了一个科学而成体系的高度,不是想怎么补就怎么补。文物原来究竟是什么材料、什么颜料,里面拌的什么胶、什么草,我们都分析过。要知己知彼,不能随便修。这个壁画为什么有病害呢?我们做过研究,简单说是有三个问题:第一是风沙。风沙非常厉害,我们跟美国合作之前年年扫沙子,年年用牛车、驴车往外拉,现在也有,但不是那么多了。第二是岩体裂缝,有好多横的裂缝、竖的裂缝。敦煌在地震带上,一旦有大的震动,咣当一片连画都下去了。为什么要加固呢?预防地震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渗水,有的地方水掉到缝隙里已经一千多年了,有老的裂缝,有新的裂缝,这些裂缝还在发育。水进去以后不会蒸发,会慢慢移动,石头里的可溶盐类溶化了,移动的水就等于是盐水。莫高窟的画的制作过程是,石头上先抹泥,抹了一两层泥以后再上去画。这个地方特别干燥,如果没有水,草泥就像拉筋一样把它拉住了。如果有一点湿气,泥巴就胀起来了,要是干了它就收缩。经受了一千多年的胀和缩,还有水、盐的腐蚀,壁画产生了很多问题。有的老在那儿胀着,鼓起来但不掉;有的是一大块离开墙了,弄不好就粉身碎骨啥都没有了;还有的没有掉下来,但墙潮的很,一下就酥掉了,我们称它为酥墙。还有一种画,它的草泥有时有两层,有时有三层。表面上画了一层叫画层,也可以叫颜料层,比如上面画了一尊非常漂亮的菩萨,它起皮了,鼓起来了,翘起来了,很可能掉下去。那么怎么修?我们请来了一个捷克专家,捷克专家说把高分子的修复材料稀释,装在给动物打针的针管里,往里面注射,一点一点地注,然后把它压平。怎么能把水抽走?这个目前还没办法。有人出主意了,说你们搞个玻璃罩。怎么罩?这个壁画也要透气,完全不透气就把这个环境改变了,也要出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始终在解决这个水的问题,寻找水的来源,现在我的理解是下雨渗下来的;但还有别的水源,因为我们搞发掘的时候洞里有树根,是不是地下水的渗透?所以好多问题要进一步查证的。

我是越管越明白,壁画的保护具有高度复杂性。还有,就是要少干预。为什么说少干预?有的人说都要修修,但那不是随便修的。这些壁画,如果它是稳定的,最好不动它。若是一动,就跟人开刀似的。你得对它有十分的了解,搞清楚病害的原因,不能盲目地整修。我们现在是把它的本色、材料弄清楚了,已经成了一个体系。凡是要修,都要经过这个程序,再分析、试验,包括它的小环境如何,温度湿度多少等。

抢救性的科学保护体系已经建成了,还有预防性的,什么叫预防性?就是搞监测,通过传感器将数据汇总,传到监控中心,再传到管理部门。我们现在是常年监测,积累了无数的数据,最后通过数据看壁画的状态稳定不稳定。用风险管理这种理论,搞预警的防护体系,所以洞窟里要监测,外面的大环境也要监测。监测是有几项指标要求的,也有临界值的要求。有抢救、有监测、有预防,敦煌研究院现在做到了这个程度,我想很多单位估计都做不到。

探索数字化敦煌之路

只要敦煌洞窟存在,就永远要去保护它。但是时代不一样,采取的手段、科技也不一样。所以就要找到更好的办法去有效地保护它。敦煌的建筑、彩塑、壁画历经千年,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已患有多重病害。保护工作纵使能延长它的岁月,也很难阻止它发生劣化,很难永久保存。数字化实际上是预防性保护的一个重要措施。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文革”结束后,我作为副所长,发现研究所成立30多年了,还没有建立科学档案。《文物法》要求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做到四点:第一是保护范围,分为核心范围、一般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三层保护;第二是得有标志,表明这是保护重地;第三是要有博物馆机构,敦煌研究院就是博物馆机构;第四就是要有科学档案。那么科学档案怎么做呢?我的理解是一个洞做一个。做科学档案,应该有文字记载,有示意图,有什么病害也得标注,还要有证据。做的时候我就去翻老的资料,看过去的照片。伯希和拍了好多的照片,他出了一本《敦煌图录》,总共六本,这就很了不起了。斯坦因拍得很少。我们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拍摄。当时我们也去查了一下20世纪40年代的,比对以后发现,壁画有的没有了,有的模糊了,这就给了我一个信息:壁画是在退化的。我们得赶紧做档案。

做着做着,我们发现胶卷过上多年是会变化的,照片也会变。这就有问题了。壁画受到大自然的作用发生变化,是无法阻挡的。我们现在是跟它搏斗,但是有的是没法克服的。如果照片也慢慢变了,这个档案有什么用?我当时想要求高一点。我1978年开始抓这个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有了录像,我就请人去录像。后来说录像也会消磁,最后也保不下来。照片会变,录像要消磁,那么这个档案,只记下一点文字、一点示意图,那还有具体的东西吗?最后都没有了。所以我心里很不满意。

世人都希望莫高窟万寿无疆,但是这不可能。莫高窟在非常缓慢地变化,尤其是到后来,对外开放了。1979年参观者是一两万人,1984年一年是10万人,我们已经有感觉,怎么到了夏天这么多人?又过了15年,增加了10万,再过三年,参观的人数达到31万。我说这不行,15年增加了10万,这三年达到31万,说不定过几年就越来越多了,它会加速度的。我是2015年退下来的,当时跟2014年就不一样了,2014年是81万,2015年115万,2016年135万,2017年170万,2018年估计将近200万。所以想去想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控制人数。控制参观人数没错,国外就有相关经验,但是我们说要控制,有关部门却希望看到游客越多越好,这是不是矛盾?你老说保护保护,人家不爱听的。不让观众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那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可能苦恼了一两年,忽然有一天想到做数字档案。把数字档案复制到电脑里,可以带到北京看,可以带到纽约看,哪儿都行。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做出来?现在不像过去干什么都要进洞,能不能数字化以后配上音乐,讲上故事,叫观众看?

做数字档案的契机其实也很偶然。我喜欢关注仪器,关注科技。有一次出差看见电脑,我说这不是计算机吗,怎么它不是计算,而在放画面呢?我看了以后很有兴趣,最后快看完时,我说是不是没了?别人说不会的,只要把图像变成数字存在计算机里,它就可以永远保存。当时我不懂,但我看了很长时间。陪我去看的人是搞遥感的,是他建议我去看的。后来我就问这位搞遥感的先生,我说这玩意我们试试看行不行?他说可以。其实他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我因为不懂就胆子大,认为找到办法了,我去找省科委,省科委的人一听也兴奋,说樊院长你要做成了,类似这些东西都可以保护。后来还找到国家科委。

我们就开始尝试,过程其实也很艰难,一度效果不大,后来我们又去找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合作进行敦煌石窟艺术数字存储。我要求高保真、高清晰,颜色、形状不变。西北大学的专家说:“最好胶卷也不用,用数字相机,可能能够保证颜色。”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调整,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在改进,另一方面是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比如后来的软件可以自动调颜色。这一过程中既有外国人的功劳,也有国内一些大学如浙江大学的功劳,但是最后还是得靠我们自己。现在全球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点击浏览敦煌艺术,而且是高清的。但我对此还不满意,为什么?只做到了信息化,还没做到智能化,还要往前。

我们做到现在,目的就是两个:永久保存、永久利用。保存下来干什么?第一,为我们单位的保护提供资料。第二,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那利用是怎么做?我就想,把数字档案配上音乐和故事,效果肯定好。其实我当时提的时候,技术还没达到,又过了几年才达到了。我说:“我要高保真,要通过数字叫大家来看,就要球幕,只有球幕才能达到临场感。”后来我们就奔着这个方向去做,自己花钱制作了两部电影,一部就是数字壁画的球幕电影《梦幻佛宫》,让大家身临其境地加以感受另一部的产生是有缘由的,以前我自己做过调查,站在洞里听讲解员讲,看观众的表情,观众从洞里出来扎堆往外走,我就跟着听。他们就议论西方列强偷文物,在那里义愤填膺,基本上没人在谈这个艺术的价值,所以我认为他们没看懂。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建成洞窟,告诉他们历史的、文化的东西。所以又拍了一部讲故事的电影,叫《千年莫高》。

《千年莫高》电影片头

还没有做数字电影的时候,莫高窟早就实行预约制度了。我们提供多条游览路线,大约搞了10条线,参观的洞窟价值相近,都要预约。有了数字化电影以后,我们在模式上就改变了,原来来看洞的,现在先在球幕影院里看数字电影,把游客的兴趣也引出来了。两场电影看完,车子在外面等,然后到莫高窟,讲解员给你讲解。原来要两个钟头,现在一小时一刻钟,因为45分钟时间是花在看电影上了。游客一般看十个左右的洞窟也就满足了。所以我们等于改变了一种管理方式,这么一改变后,现在组织得很好。警卫说:“现在尽管人很多,但我们没觉得多,因为井然有序。”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不让太多人随便上核心区。因为莫高窟和数字展示中心有距离,要坐汽车过来。原来是想在莫高窟建数字展示中心,后来我们说不行,因为人不能都堆在这里,这里是莫高窟核心区。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数字中心,人还是要到莫高窟来,自驾车、大巴车、中巴车都来了,你怎么管理?现在观众看完电影以后还有四个展馆,一个博物馆、一个美术馆、两个陈列馆,还可以慢慢欣赏。

敦煌保护的规范化

关于敦煌的保护工作,我不敢说现在是内行,但起码我背了好多法律文件,什么《文物法》《国际文化旅游宪章》……我那全有,有时翻一翻,我就是靠它们的。事实上,地方上动不动就想对我们这个保护范围动脑子,甚至想要莫高窟入股上市。我当然不懂金融,但起码知道,入了股、上了市那就更麻烦了。假如没钱用了,可能就要求我卖一个洞。但问题是我没这个权力,这是国家的、人类的世界遗产,不能卖啊。

1998年,我马上就60岁了,还差半年退休时,当了院长。我开始以为就当个几年,谁知道一当就是十七年。我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在敦煌总共干了55年。我刚上台的时候,就安排起草一个条例,参考《文物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把一些重要理念放进去,比如完整性和真实性等。完成后,就找省政府法制办、省人大。总的来说他们态度还不错,2002年甘肃省人大通过《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2003年颁布。这个条例很好,包括保护对象、保护范围、管理机构、旅游管理、政府职责,都写了。这些依据《文物法》是必须要有的。我在国家文物局管法律司的学长认为,这个条例是很多地方性文物保护条例里搞得最好的,把国际上的一些理念都填进去了。举个例子,门票收入只能用于保护,不能移作他用,这都写进去了。因为动不动就有人看上我们的门票。我说我不能给你,保护文物的钱都不够,怎么能给你啊?还有人认为,莫高窟的外围范围划得很大。我说这又不是我划的,是国务院通过国家文物局派专家来划好,我现在就是照此执行。实际上这是为了留一个历史的空间、历史的环境,如果边界逼到门口,各种各样的事都来了,那能行吗?

有人说,敦煌研究院好像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吓唬人,但我怎么是吓唬你?我就靠法律呀。我老说,我靠的什么呀,第一,靠的是自律,我要把自己管好,不然我怎么带大家去干?第二就是靠法律,所以我那儿有一摞法律文书,经常看。

除了这个条例,我们同时还编撰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我们请有资质的规划师来搞,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三国合作,保证规划的科学性。这涉及全面评估,复杂极了,洞窟有多少数量,还有环境,通通评估一遍,人文研究工作也要评估一遍,开放程度也要评估一遍,管理也评估一遍,然后定出总的目标和分项目标,定出措施。我们的大目标就是要做成世界级的敦煌研究院,承担敦煌莫高窟这个世界遗产的保管责任。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世界级的遗产保护中心、世界级的开放接待中心。

有的人说“计划计划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我说那不行,咱们必须按照规划来。定的时候有总的分类,有目标,有计划,有措施,还有实施性。我们就要实施它,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去做事。编制总体规划的根本目的,就是对莫高窟实施科学、恰当的保护和管理。

保护条例和总体规划,使我们走上规范化的道路。所以这应该是我们管好莫高窟的两个重要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莫高窟时,认为敦煌研究院以非凡的远见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旅游管理的方法,为有效地保护莫高窟树立了典范。他们希望各国都了解这个案例。

什么是“莫高精神”

我曾经用四句话总结了“莫高精神”。研究院60周年的时候我就想总结。我觉得一定要把老先生们的精神给流传下去。我就总结了四句话,第一句话是“坚守大漠”,不是“艰苦奋斗”,大家都在艰苦奋斗,但研究院独特之处在于坚守大漠。第二句话是“勇于担当”,我们一定要让敦煌莫高窟这个不可移动的遗产得到有效保护,让它成为真正的世界遗产博物馆。保护、研究莫高窟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使命,落实到具体单位,我们是实际的担当人,就一定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第三句话是“甘于奉献”,我们不是无私奉献,而是甘于奉献,因为都是“自投罗网”来的,这种境界就更高。很多老先生就是这样,像常先生,他是留学回来的,本来好好地待在中央美院(当时叫北平艺专),但他来了就没走。段先生开始是想来看看,也没有人强迫他,最后他也留下来了。很多老先生都是自己甘愿来的。他们都默默无闻,甚至耽误了子女上大学,令人感动。这不就是甘于奉献吗?自己把自己的一生放在这儿。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他们到哪儿工作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他们不选别的地方,就来敦煌。最后,我们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目的是什么啊?就是“开拓进取”。咱们不唱高调,一定要开拓,不断开拓、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这16个字,就是莫高精神。这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来的,我只不过是总结了一下。我也是在他们的感召下留下来的。说实话,本来我也不是不想走。但是常先生那时这么困难,没房子、没电、没水、没交通工具,只有牛车、驴车,他留下来了;段先生进城拉个驴,回来的路上碰到一只狼,驴吓得不行了,慢慢僵持了一大阵,估计这只狼吃饱了,没过来,否则可就危险了。当时就是这么艰难的情况,但他们都留下来了。有前辈在前面,我为什么不能留下呢?

我认为敦煌是至高无上的,而我们多么渺小。敦煌是历时千年的文化瑰宝,我做了十七年院长,加上做副院长也不过三四十年,跟一千年能比吗?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我,我不过是个接力棒,不能把一个不好的棒传下去。敦煌太重要了,我们不过是做了一点事,就那么一小段,所以应该把它做好,对国家、对人类、对子孙后代负责。世界遗产一定要成为真正的世界遗产,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现在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呢?只能说往这条路上走。世界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研究院这么多年几代人的努力,做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容易。前面任重道远,路还远着呢。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编辑部2018年12月2日访谈樊锦诗先生记录整理稿,收录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激荡:一个人的四十年》,201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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