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武】

最近，观察者网的一篇文章，令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又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开始流行畅销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对书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批评“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如今，重新审视当年这个令我震撼的观点，感到充满了问题，借这个机会，希望和各位观察者网的读者作一个交流。

黄仁宇是有中国情怀的人，他为落后的中国寻找病源，却开出西方现代的药方，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但也决不是他要对古代和近代中国横加指责。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他就批评美国学者只是站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立场上，并不懂得对中国和亚洲的历史有同情的理解，他观察到在美国人那里“中国必须被视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美国人不愿意修正自己捍卫自由民主的象征”……

不过也应注意到，黄仁宇在感情上虽并不能接受西方现代性为唯一标准，却为古代中国开出现代数字化管理的药方，显然和他自己说的对历史“同情的理解”有矛盾之处。

他的一些批评，如：

无法积累资本持续成为趋势，再加上机制的缺乏，是中国人生活水准低落的主要原因。官僚管理依赖文化凝聚力来维持政治稳定，本身无法成为在本质上扩展国家经济的工具。

缺乏实质的中间阶层向来是根本上的弱点，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义、沉湎于伪装等现象，都肇因于在数字上无法管理的局势。如果没有掌握这一点，我们也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不仅过于局限在他所专长的近代财政史的研究视野，而且用以概括中国古代的社会问题并不合适，因为中国历史如此漫长，即便从两千年的视角看，与世界各种文明相比，衡量中国在数字管理上的得失，恐怕都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话题。难怪葛兆光说，这样的观点让人看出韦伯（Max Weber）理论的阴影笼罩，这种思路很容易把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看成两极。诚如其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念，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

而黄氏的“道德代替法律”，和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样，在我的学生时代，是流行的几种解释中国社会的“大历史观”之一。我不是历史专家，无意从历史上来证实或证伪黄仁宇的观点，姑且假定这个描述有符合历史事实的成分，但这是否就是中国社会的缺陷呢？

道德和法律，任何理想的社会都应该坚持，不可能选择一边来代替另一边。西方有维护程序正义的制度和法律，也有培养道德情感的宗教；同样，中国古代社会也是礼和法并重的。

黄仁宇曾为自己辩护：“《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

可见，黄仁宇实际反对的是“道德优先”。但“道德优先”恐怕正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勒纳德·汉德（Learned Hamd）说：“我总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求助于宪法、法律、法院、法官来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反复地告诫你们，这么做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义在人们的心中死去，宪法、法律、法院、法官谁也救不了他！”

著名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也提出了这个深刻的问题，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

西方的有识之士所看到的问题，正是中国古人早已总结的。这些经典的论述，值得一一征引，我们现代中国人都应该好好读一遍。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盐铁论》）

“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淮南子》）

“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

这些格言不仅仅是空口白话的道德教化，其意义是被历史所证明的。《史记》载，汉朝的兴起，免去繁文缛节而提倡质朴，法网宽疏得可以漏掉“吞舟之鱼”，可是吏治却蒸蒸日上，谁也不敢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定。

这正如《汉书》所言：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导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

中国古人重视道德，是因为看到了制度问题的背后，根本是人的问题；是因为懂得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是因为认识到，体制只是外因，领导才是内因。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

因此，中国古人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圣贤、君子，目的是为了抓住治理国家的本源，这个本源是人而不是法律，这样的认识，确实是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不同。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就认识到，人会靠不住，制度终究也会靠不住的。每个王朝的礼法制度虽然可以延续，但统治者变质了，王朝终究会腐朽。

认识虽有差异，做法却是相通的。儒家主张的“以德治国”，应该将这个“德”，与西方社会的宗教职能对应来看。当然，基督教道德不是世俗道德，但儒家同样也是一种信仰体系。

1973年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以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和黄仁宇博士三人为封面，做特别报道

黄仁宇认为，张居正天天给万历讲仁义道德，克己复礼，张居正死后，万历却发现这个天天给他讲道德的老师，原来就是一个好美色讲排场贪污受贿的人，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可是，张居正的例子，并不能成为指责一个社会“以道德代法律”的根据。天主教会的黑暗和罪恶，薄伽丘十天讲一百个故事都讲不尽，所以西欧社会就是用宗教代法律吗？男盗女娼，在西方社会就是人文主义觉醒，在中国社会就是道德虚无？好德如好色者确实是少见的，这恰恰是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而非否定道德教育的理由。同时，作为一种宗教的对应物，中国的圣贤教育必然包含超出世俗道德要求的内容，有人批评中国古代的圣贤教育缺乏人性，难道将独生儿子献祭的亚伯拉罕有人性？

正巧，我最近又看了一遍《大明王朝1566》，这是电视剧，里面的胡宗宪、海瑞当然不完全是历史。有一个场景，胡宗宪给海瑞念了两首诗，一首是给他的，一首是给自己的。

给海瑞的是高适的诗：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胡宗宪给自己的是岑参的诗：

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这两首唐诗本身当然是历史的真实。高适和岑参是唐代成就最高的边塞诗人，什么是“以德治国”，什么是“人心正则国治”，就在历史上这些诗句里。道德教育是一种情感的传递，有着穿越时空的力度，张居正给万历皇帝上课的例子，只是一种失败的教育，不代表教育本身有错。

西方社会的思想巨人，尽管表述不同，认识水平有差异，其实和中国的先哲具有相近的问题意识，研究道德、研究人心的热情远远胜过研究制度、程序和技术。我们不仅要看到主张“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的卢梭，也要看到写了《忏悔录》和《爱弥儿》的卢梭；我们不仅要看到以《国富论》成名的亚当·斯密，也要看到写了《道德情操论》的亚当·斯密。即便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西方的思想源头中，美德从来都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也是社会的正义源头。但是，从来没有人说《理想国》以美德代替国家统治的正义。

忽视道德教育的社会，在“法外之地”充满了各种反社会的行为和问题，比如校园霸凌、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另一方面，法律并不解决根本问题，“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美国前司法部长霍尔德曾感慨，美国只拥有世界5%的人口，但美国监狱关押的囚犯约占全球囚犯总数的四分之一。

程序正义只是形式上的正义，道德所追求的是正义的本质。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没有因为《万历十五年》的流行，丢弃了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恰恰相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力的增强和自信心的提高，我们更加重视了传统道德教育，并更深地与选贤任能、治国理政相结合，这确实是当今执政者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