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曹东勃】

前些时校报同事约稿，要我谈谈五四百年。思虑再三，终是婉拒。一来最近要么是开会，要么是下乡，静下心来想问题的时间实在太少；二来这个题目太过宏大，深恐表达不周，有所误导。不过，这倒不妨碍在这样一个“大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这里向各位朋友汇报一点个人记忆的片段和阅读思考所得。

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在历史的延展中逐渐清晰和凸显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水岭、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我们从小到大主流史观的定论，也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看法。

可是，五四之前，辛亥革命前后，尽管规模未必达到这种席卷全国的地步，类似抗争性运动也还是有的。何以五四的意义就如此特殊呢？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五四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先锋、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参与、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决定作用的一次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一带有些许“庶民胜利”性质的广泛政治参与，何以可能？

1942年的《世界学生》杂志有一期五四特刊，邀约了罗家伦、许德珩、王芸生等五四的参与者或见证者撰稿。其中，顾颉刚先生《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一文给人印象最深、启发最大。顾先生五四前后是北大的学生，五四当天虽不在北平，但对运动的观察独具慧眼。

顾先生开宗明义地点到：

“五四运动究竟有它的特殊成就，那便是文化建设的奠基。在五四运动以前，反抗强权是一件事，文化建设又是一件事，两者不生关系。大家只觉得别人以坚甲利兵来攻我，我们也只有用坚甲利兵去对付；可是在文化方面，我们自有历代祖宗相传的一套，不应该迁就别人，所以他们喊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但在五四以后，大家知道要反抗强权，这个基础是要建筑在文化上的，必须具有和列强大略相等的文化，无论是物质的和精神的，方可抵得住列强的侵略，于是激起了‘创造新文化’的呼声。”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在顾氏看来，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的发生，实际上也是破旧与立新两条路径的交汇，而运动所反映出的两条路径各自的幼稚病（照搬西方、食洋不化）和复古病（唯我独尊、天朝本位），在五四之后其实经历了进一步的碰撞与中和。

顾颉刚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城乡并起、妇孺皆知、全国动员，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当居首功：

“五四运动所以能配合文化运动，并不是参加运动的人都有这个明显的目标，乃是文化运动比五四运动早了一二年，正当它顺利推进的时候适有五四运动的发生，既有运动不能没有宣传，宣传的工作以白话文为接近民众的利器，而白话文运动乃是这个文化运动的核心。当五四运动在北京发动之后，各处罢市罢课，所有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成了这个运动的中坚分子，而这种中坚分子即是这一二年中涵泳于新起的白话文中的人，他们一发动，白话文就推进到每个城市和乡村里了。”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今天，《中国诗词大会》受热捧，《朗读者》受热捧，一些以文成名的“平民明星”也受到热捧。这些现象明白地提示人们，目下并没有什么古今中西之别、文言白话之争，倒是有一点共通之处：人们内心中那些最柔软的部分，很容易被朴素的语言和灵性的生命体验激活。当我们见证各类以文字为生的平民明星横空出世、“一战成名”时，应当感谢的绝不是什么“祖师爷赏饭吃”，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各位先贤干将。没有他们整整一个世纪前的艰难推动，就不可能有现代文学革命，更不可能有这类文化领域的“庶民胜利”。

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白话文的推广从标点符号开始。“句读之不知”似乎比“惑之不解”更低级。但是，当胡适等人试图引入现代标点符号来解决这个初级问题，竟然遭到那样强烈的抵触：“秤钩（指问号）也能入文吗？”

白话文革命的最根本动机和最深远影响在于达到“言文一致”的效果。所谓言文一致，简单说来，就是书面语言和口头表达一致。晚清的黄遵宪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胡适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人们常常用“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来描绘人的言行分离。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人们的言行分离之间还有一个过渡状态，就是言文分离。说的是一套，写的另一套；日常语言是一套，文化积淀又是一套。

“言文一致”有助于消除言说经过文字最终过渡到行为的中间环节。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并轨，当然是前者对后者的兼容并包、雅俗共赏，让文学飞入寻常百姓家，不离乎人伦日用。由此，从文学革命而至伦理革命，再由伦理革命发展到五四时期的政治革命。五四青年们的街头演说，一定不会是大臣们的奏折体，也不大可能是西游水浒红楼体，而只能是一种更彻底的平民话语体系。只有这种言文一致的文体能够发挥出政治动员的巨大能量。

大俗之中蕴含着大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要表达出某种民粹主义的腔调，那未免做作，也沦为乡愿。然而雅俗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通道。诗三百篇不过是时人口耳相传的歌谣，传至今日已被人们奉为大雅，正所谓“思无邪”；诗为正统时，词体被认为是轻佻浮躁，太过世俗，陆放翁生逢诗词相交之际，诗有九千首，词却不多，不过是用作世俗消遣；待后人将词奉入庙堂，民间的曲又成为世俗的代表；再后来是小说，然后是白话小说，到今日白话小说也已登上大雅之堂了。这雅俗之辨，实在是亘古不绝，绵绵不断。

为了推广白话文，当年胡适曾与古文派在诗歌层面上“斗法”。相对温和的保守派文学团体“南社”并不反对在小说和演讲中使用白话，但坚持认为诗歌是个例外，因为诗歌是“文学的高级形式”。胡适偏不信这个邪，闲来无事写了不少白话打油诗作，这些当时的旧派文人以为俗不可耐的作品有不少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其中就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流行歌曲《兰花草》。

我们完全无须抬高这些年不断出现的某些现象级平民文人，他们的文风之所以让人眼前一亮，并非有多么的清奇超凡。恰恰相反，这些“新风气”正合于陈独秀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摇旗呐喊时，所撰的《文学革命论》中那几句标志性口号：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第2卷第6期，第1-5页）

白话文的推广固然有新文化运动先锋们冲锋陷阵、左冲右突的功绩，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背景则是数量庞大的“阅读受众”群体被批量化地生产出来了。各类新式学堂层出不穷，培养出大量现代知识阶层，他们具有一定的购买力和阅读理解能力，是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

在当时的脉络中，农村被视为文化荒漠，没有哪家媒体是旨在为农民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今天则不同了。文盲几乎不存在了，文化传播的载体也一跃进入智能化、数字化阶段。技术进步貌似让世界变得更“平”、也给城乡设置同样的文化议程。因而，掌握了先进的文化手段和工具的农民，也可以在今天写出动人心弦的文字。

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今天热捧的很多平民文人，不过是做到了“我口道我心，我手写我口”这样的最基本要求，平实记述自己生活，居然就被大家如获至宝一般孜孜以求、推崇备至？难道说，一百年来，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成果遭到蚕食，以至于我们对这类返璞归真的文字感到新鲜、稀罕起来？抑或是，今天很多专“以文字为生”者，偏离这些基本要求太过遥远，以至于回归到“言文一致”、说真话、讲人话，似乎又成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再或者是，我们使用白话文一百年之后，又“增生”出某种文化的“赘疣”（官话、套话、空话、大话），以至于一些朴素的文字扑面而来时，有一种久违的感动，进而视如珍宝？

另一个大问题是，今天的阅读环境和氛围，在表面繁盛之下，也有着迥异于以往的乱象，这很像波兹曼对奥威尔和赫胥黎的比较：也许今天更值得我们担忧的，是那种淹没在一地鸡毛下的生活琐事、汪洋大海的信息浪潮之中的精神文化需求。

白话文运动一经开启，其潜移默化的再造国民认同之功业，就坚定不可动摇了。

顾颉刚说：

“白话文本极自由，不像文言文有许多格律，有习惯使用的一套话，因而向不入文的各种社会情态以及个人情感，都有了发泄和记载的机会。为了表示出社会的黑暗面，就此激起一般人改造社会的热忱，五四运动即与文化运动结了不解之缘。”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他在1942年写此文时，业已关注到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并由此谈及自己在“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后与一二同仁大办杂志，发行量竟也在短短五六年间破五千万册。凡此种种，都是直接间接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担负起文化改造的历史使命。

1942年，正是日寇大兵压境、席卷三分之一个中国的危急存亡之秋，其情其景较之五四的“外争国权”更为恶劣。这种紧迫感之下，顾颉刚也在此文中间接谈及自己在193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判断和政治建言。其问题意识的内在源头也在于对五四运动另一个重要意义的认知，那就是加速了中国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他讲到：

“我在这十余年中，时常到农村去，也时常到边疆去，目击耳闻，使我心头起了许多的悲伤和苦闷。例如，我们住在城市的人，大家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是毫不成问题的，如果说成为问题那是太可笑了。但是到农村里去，他们就很有些人只知道自己是某一村人而不晓得他的国籍，还有年纪大些的只知道自己是大清国的人。至于边疆地方，宗教既活跃，政教又合一，他们往往只知道自己是某一寺院的人，仿佛这个国家乃是内地同胞所专有的。更有甚者，外国传教士到了我们的边疆，他们用种种手段获得当地人民的欢心，知道他们与内地大隔绝，就造出各式各样的分化舆论来，当地人民受了他们的麻醉，竟然相信他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别一国的人。举此一端，可窥其余。”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又言：

“这种情形，教人看了如何不提心吊胆！谢天谢地，抗日战争激发了每一角落里的人们的心，他们会知道日本人正在攻打我们中国，也知道我们中国正在抵抗日本人的攻打。有了这一点简单的启示，国家民族的观念即已播下了种子。”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2011年，央视播出了李幼斌主演的一部电视剧《中国地》。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今辽宁省朝阳市清风岭地区的老汉“赵老嘎”，带领全家、全村以及后来投奔而来的人民，浴血奋战，后来在中共的关注和支持下，固守清风岭坚持14年之久未让日军占领的抗日传奇故事。这部剧非常真实地再现了一群边远山区的普通农民，如何在对外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民族国家观念的过程。他们从张作霖时代直至日据时期，始终是占山为王的“土皇帝”心态，皇权不下县，山高皇帝远，管他谁当政，地是自家的地，哪是什么“中国地”，只要你外部力量不“反客为主”，他就始终跟你虚与委蛇、相安无事。这种心态，与鲁迅笔下那些静观同胞被砍头的“看客”并没有多大区别。是斗争、战争教育了群众，也是教育、文化改变了观念，“中国地”的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动员力才能深深扎根。

《中国地》剧照

这个民族国家的观念从何而来？正是从“外争国权”的五四运动而来，从巴黎和会的“奇耻大辱”对知识分子“多年教育”的冲击而来，从白话文作为交流沟通载体推动现代教育更快更广的普及进程而来。观念变革驱动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对世界改造的加速，远比重点倡导“不随地吐痰”之类的新生活运动重要得多。

以语言教育为牵引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教育在偏远山区的普及，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我所挂职的滇西国家级贫困县，且不说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便是作为方言的地方版本“汉话”，也不能说达到全覆盖的程度。而在大市场、大流通的格局中，不会说普通话、不会写标准汉字，意味着隔绝于现代教育文化和市场体系之外，非但在自身文化水平提升上受到限制，也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接受程度和就业质量。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顾颉刚将讨论的重点回归到学术与教育，指出了两个“可怕的现象”。

一是教育“大跃进”诱发的整个大中学教育体系的质量失控。五四运动风云际会在北京大学的直接后果。那是因为五四时代只有北大一家国立大学，全国人才趋之若鹜。五四之后，国立大学增加，而不少专科性院校也都升格为大学。

大学“扩招”，大学教师供不应求，于是中学里一些优秀的教师转作了大学教员。兵荒马乱之际，大学教师碍于面子还能坚守岗位，中学教员本身社会地位和收入都不如前者，于是离岗或兼职经商者不在少数，加剧了中学教师的缺口，于是“剜到筐里就是菜”的滥竽充数就见怪不怪，中学教学质量的下滑便成为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顾先生忧心忡忡道：

“我亲眼所见，许多大学里初毕业的劣等生，论学则懵然无知，写文则别字连篇，这一类的废材居然一个个当了中学教员，而且校方求之不得、一提就成，初不必本人去钻营请托。我又亲眼见到，原有的中学教员，一教十年廿年，一本新书都不曾看，上了堂马虎敷衍，下了堂打牌吸烟，比朽木还要腐败，然而凭了这一点老资格，他们在学校里养老是没有疑问的了。中学如此有名无实，中学教员如此走向没落的路途，然而中学是有志上进的青年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又是恰当青年人最富热情而又最容易脱出正轨的时期，最适宜于学习而又最不了解自己责任的时期。把他们交付到一班衰老腐化的中学教员手里，我真为他们捏一把冷汗，觉得他们的前程总要给这班人断送了！”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顾颉刚指出的第二个可怕问题是，大学文科教育或我们今日广义上的通识教育的没落。无论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运动，都与北大息息相关，然而追根溯源，必须落在北大一众文科师生的肩头。北大文学院一时风头无两，领风气之先。

其实彼时的办学风格已然分为两个取向，以蔡元培的北京大学为一种，以郭秉文的东南大学为另一种。前者受留学德国的蔡氏影响，重基础、重学术。后者受留学美国的郭氏影响，重应用、重服务。两者并无对错之分，本是相得益彰。

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执掌北大，以兼容并包的方针大搞改革，本意针对的是当时北大的“精致利己主义”，所以他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学商科的不为发财，学法科的不为做官”，正是德国教育家洪堡关于“大学的真正成就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精神上的完善”的教育理念。

蔡氏关于“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文、理，学也；法、商、医、工，术也”的说法，更是直白道出他心目中大学的理想类型，就是致力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型大学。

顾颉刚时隔二十余载重提蔡校长的旧话，针对的是当时业已十分严重的职业导向或就业导向的专业选择，他认为大学应该是人才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由专科学校去办的。

五四之后到四十年代，中国大学里工科崛起并逐渐成为吸引学生数量最多的系科的状况已经比较普遍，而与此同步的正是文学院为代表的五四时期具有“领导性”的系科地位的相对下滑。无论是从实业救国的政治正确而言，还是从就业择业的出路角度来说，这其实是那个动荡年代很可理解和接受的一种变化。不过，身在文科的顾先生还是略感伤感地自问自答：

“有国文很好的学生吗？有，在工学院。”“有英文很好的学生吗？有，在工学院。”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他甚至颇有些颓废地说：

“好学生都投向职业教育方面去了，剩下来的平凡猥琐的学生，想进职业教育之门而不可得，聊胜于无，只有姑且进了文学院以取得大学毕业的文凭，作他年混饭的阶梯……优秀学生进了职业性的院系固然未始不可担任领导的工作，但一个人既进入了一种专门的职业，见闻所及必定囿于局部，他作广大领导的机会当然减少，就是做这领导的兴趣也定不会很高的了。这是国家的埋没人才，还是人才的自甘埋没？所以我觉得，这真是我们将来的隐忧，要纪念五四的人决不可忽略了这一点。”

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页

我们当然可以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指摘前人，认为这是过于狭隘地理解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而且是可以通过学制的合理设计与教学改革协调二者，致力于一种宽口径、厚基础的卓越人才培养模式。可是这种轻松的方案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其“何不食肉糜”的观感大概并不会更好一些。

顾文的最后，回归到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白话文小说那句著名的“救救孩子”上，尽管鲁迅与他之间矛盾误会甚深，此刻他只想说一句：“为了保持五四的精神，使它能达到将来建设使命，我们尤其应当救救孩子！”

总之，这场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新文化运动所引导，由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发起的朝野博弈的政治运动，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现代政党建设以及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化事业等培养和储备了众多人才。直至今日，关涉五四的诸多话题及其历史细节，仍是激荡知识界的重要课题。

百年“五四”，必然会得到隆重的纪念。一方面，由于国共俱为“五四”之子，不接过和扛起这面旗帜，就会让对方占去先机，因此必须如2005、2015年的抗战胜利纪念一样，争夺和牢牢掌握纪念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纪念好“五四”百年，也是两年之后纪念好“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实现和纪念好建党百年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必须以雄辩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