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9日下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21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刚刚获颁“改革先锋”称号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就“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新结构经济学”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作点评。

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林毅夫教授本人审定，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全文约2.2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下篇。】

胡鞍钢教授向林毅夫教授赠送清华大学『国情讲坛』纪念证书并合影留念

我主张“唯成乃真知”，如果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无法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就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我们就需要自己去认识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能够改造好世界的理论。

当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主张回到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到《国富论》的结论，而是回到亚当·斯密获得《国富论》的结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国富论》的研究研究方法，其实就一清二楚地写在《国富论》书名的全称上，也就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国富论》是从研究财富的本质，以及17世纪、18世纪时英国财富快速积累的决定因素而得出其结论。因此，当我们研究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也主张要去研究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而不是去研究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以此为标准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什么做不好，然后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做发达国家能做好的。

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怎么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呢？就是现有的产业必须不断技术创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必须不断涌现。任何国家早期时都是贫穷，那时都是以农业为生，采用传统技术，因此农业必须逐步采用现代化技术。但光在农业领域技术创新也不行，农产品的价格弹性低，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非农产业制造业不断涌现，可以把劳动、土地、资本从农业配置到非农产业，这是一种产业技术结构的不断演变。并且随着现代技术、现代产业的投资规模、生产规模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相应的比如电力设施、道路、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以及金融等软的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建立、完善起来。进而随着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广、交易的价值越来越高，还必须有合同，必须有合同的执行，这就要求法律、法制的不断完善。因此，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这正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

“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

我主张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发展问题，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按理说应该叫结构经济学，正如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研究农业就叫农业经济学，研究金融就叫金融经济学，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因为第一代的发展理论是结构主义，为了区分于结构主义，所以叫新结构经济学。类似的命名方式，在现代经济学里也有先例。上世纪60年代，诺斯开始主张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按理说应该叫制度经济学，但是现在大家都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因为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分于制度学派就叫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其实也是为了区分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即结构主义。

新结构经济学要研究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等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什么因素推动上述结构的不断变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水平非常高，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是自然资源比较密集的资源产业，或者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传统农业、制造业。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构差异呢？这种结构差异是外生的，还是有内生原因的呢？仔细想想，这是一种内生现象。发达国家为什么一定要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因为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资本价格相对低，劳动力价格相对高，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比较优势的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反过来看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政府没有干预之前，看不到资本密集产业，存在的产业基本上不是劳动力密集的农业和小规模制造业就是自然资源密集产业，实际上是因为在要素禀赋结构当中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由于要素禀赋在每个时间节点上是一定的，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相对丰富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就决定了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哪些产业有比较优势，有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

作为发展经济学，所要追求的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或者从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既然每个时点的产业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那么改变产业结构、改变收入水平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要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怎么样让资本从极端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或者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或是自然资源相对短缺？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应该增加资本积累。怎么样才能增加资本积累？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因为如果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就可以有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同时如果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话，交易费用也可以很低，这样比较优势就会变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以后就可以最大程度低创造利润、创造剩余，并且，投资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有最高的回报率，积累的意愿会最高，资本增加、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比较优势升级的速度会最快。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是经济学家的语言。企业家不关心比较优势，企业家只关心利润，利润决定于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如果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必须有一个制度前提，这个制度前提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竞争性市场。靠市场竞争决定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才会引导企业家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所以市场经济非常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研究的是经济的动态变化，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有先行的企业，先行的企业的成败都会有外部性，会比追随的企业冒更大的风险，因此必须给予激励。同时先行企业是否成功，取决于是不是经济中具备有合适的软硬的基础设施，这些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是企业家自己能提供的。如果要靠市场来解决，需要很长时间，或是根本不可能。因此，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克服在经济动态发展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外部性和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的市场失灵。所以，一个发展良好的经济，实际上需要是有两个制度前提，一个是竞争的有效市场，一个是克服市场失灵的有为政府。在此我也说明一下，很多人误解新结构经济学只强调政府、不重视市场，其实新结构经济学是先强调市场的重要性，然后指出在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也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是强调政府和市场的有机政府，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两者缺一不可。

从新结构经济学看“结构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失败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为什么失败就很清楚了。结构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让一个收入水平很低、资本短缺、一清二白的农业经济，去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的产业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如果没有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就会亏损，企业就不会有积极去发展。所以结构主义所认为的市场失灵实际上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这种产业在市场经济当中根本活不了，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内生性。东亚经济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正好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早期资本少、劳动力相对多，东亚经济体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都是积极有为的，正好去克服一些前进过程当中的市场失灵。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品可以出口到国外，所以变成了外向型，同时，按照比较优势政府又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改善软硬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就会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会积累资本，改变比较优势，就会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就不难明白华盛顿共识为什么会失败，而且失败这么惨。对于转型之前的那些扭曲，包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形成的扭曲以及对大型企业的国有化，这种扭曲都是为了把那些资本密集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的必要制度安排。华盛顿共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看到这些扭曲的内生性，认为这些干预都是外生的，所以可以随意改掉。但是在那些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产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没有这些保护补贴就活不了，如果把这种干预扭曲都取消掉，企业就全部垮了。这些企业垮了可不可以接受？垮的话就会有大量失业，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没有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怎么发展经济？而且当中不少和国防安全有关。如果没有资本很密集、很先进的大的重工业，你能生产飞机吗？能生产航空母舰吗？能生产原子弹、火箭吗？不行。所以如果让它们全部都垮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案例就是乌克兰，90年代完全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

乌克兰原来可以生产航空母舰，后来放弃了，把他们的瓦良格号卖给中国，变成了辽宁号。乌克兰原来可以生产全世界最大的飞机，从飞机头到飞机尾前后长达84米，直到现在全世界也没有这么大的飞机，他们同样放弃了。后来听说他们把生产大飞机的蓝图卖给中国，单单蓝图就十几吨重。中国这几年的歼几、运几能够发展这么快，我想也和此有一定的相关。乌克兰原来还能生产原子弹、核弹，也全部都放弃了。结果现在俄罗斯要拿回克里米亚，乌克兰一点办法都没有，东边边境老在闹独立，也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乌克兰之外，好像还没有国家“天真”到这个程度。

为了国防安全，这些资本很密集的和军事工业相关的产业，即使私有化以后也不能让它垮，但现实是不补贴活不了。所以问题是这些必然给保护补贴的企业，到底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在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关于这个问题，80年代90年代期间我在国际、国内和很多人争论，当时流行的是科尔奈的说法，国有企业亏损给补贴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有，跟政府的关系就像父子关系，儿子亏本父亲必须给钱，所以私有化之后、切断父子关系就没有问题了。

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政策性负担，事实上这些产业都有战略性政策性负担。如果所在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是国家战略需要的，有此政策性负担，不给保护补贴就活不了的情况下，到底是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当时我的推论是：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会比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少。

为什么这么推论呢？当国有化的时候，如果碰到企业亏损，厂长经理会跟国家要钱，说不给我保护补贴我就活不了，我活下来是国家的需要，国家只好给保护补贴。不过给了保护补贴以后，当时没有“八项规定”，厂长、经历多吃一点大概很难避免。但是能不能直接放在口袋里，不能说他绝对不会，但当时即使没有从严治党也是贪污。贪污的话，抓到要判刑，严重还要枪毙。因此如果是国有的话，哪怕要贪污，也只能偷偷摸摸做，既然不敢明目张胆，多数也就只能小打小闹的做。

而当私有化了以后，有没有私人老板补贴国家的？没有。私人老板以同样的理由，和国家说必须给我保护补贴，然而拿了保护补贴以后，他们放在口袋里面是天经地义，所以就会有更大的寻租积极性。寻租的时候，他就会跟政府官员说，你们那么清贫、每个月工资那么少，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保护补贴？然后我在瑞士或者巴拿马给你设个帐户，咱们“二一添做五”。所以为什么普京的朋友都是巨富、都是亿万富翁，无论是音乐家、画家、作家，只要是普京的朋友都是亿万富翁，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决定给多少租金、多少补贴。

90年代我跟很多人争论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直接民营化就好。我说，如果是在竞争性行业也许有道理，但是在自然垄断行业或者是违反比较优势但是与国防安全相关，这种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存在战略性负担，其实私有化以后效率更低。90年代时跟人家争论只是逻辑推论，现在则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以及东欧国家、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学家，都给出了大量实证研究予以证明。我2015年的时候在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发表过一篇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反思华盛顿共识的文章“Washington Consensus Reform: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可能是近几年引用率最高的,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的结果。遗憾的是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对实证经验的证据不太在乎，只是看到国有企业没有效率，认为私有化就好。但是实际上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从而导致腐败现象更严重，收入差距问题更厉害。

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

新结构经济学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结构和结构扭曲的问题，这种研究方式也给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认识是从人类的历史规律总结出来的，但是怎么运用于现代社会呢？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哲学，清晰描绘了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进入到农民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在现代经济当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怎么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找到了一个纽带、一座桥梁。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会决定上层建筑。什么东西决定生产力？马克思是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而在现代产业当中，生产力实际上是决定于这个社会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如果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的，那么生产力水平就高；如果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或者是自然资源密集的，那么生产力水平就低。

我前面谈到，为什么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产业结构和生产力水平不一样？实际上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如果要素禀赋中是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那么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所运用的技术也一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力水平就低。在农业社会里，资本非常短缺，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低。

这种要素禀赋结构，不仅决定了生产力水平，而且也决定了生产关系。当生产力水平低的状况之下，工资水平就低，工人和农民距离生存线就非常近，有工作才能生存，没工作就没有办法生存。因为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工资所得基本都吃掉了没有积累，有工作就能活、没有工作就不能活。劳动者跟地主或资本家谈判，没有谈判能力。地主和资本家相对比较富有，距离生存线较远，即使工人都不工作他会有损失但是不会活不了，可是工人没有工作就活不了。这种状况之下，工人和农民在谈判地位中处于不利地位，生活和待遇等等水平就会很低。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产业的资本和技术也越来越密集，劳动生产率水平越来越高，工资水平也越来越高。当工资水平高了以后，工人哪怕几个月、半年不工作，也不会活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资本家要跟工人谈判的相对谈判能力在不断减弱。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非常清楚，80-90年代开始的时候，是工人求着要进入这些工厂，这些工厂都是血汗工厂，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非常差。现在反过来了，是资本家必须哄着工人，工人才愿意工作，如果工作条件不好，马上到另外一家去，实在不行哪怕半年不工作也活得了。

因此，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水平，后者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而且，要素禀赋结构也会经由决定产业、技术结构而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合适的上层建筑有很多方面，这里我以金融为例。金融是当前最热门的专业之一，每个大学里都是读金融的最难考。现在教科书里面讨论的金融都是现代金融，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公司债券、大银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金融安排。但是金融教科书讨论的都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所需要的金融安排，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水平高，产业和技术的资本非常密集，资本的投入都非常大，所以金融安排必须能够动员大量资本。发达国家的经济要发展，也必须依托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可是其技术和产业都处于全世界最前沿，如果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必须自己发明，风险非常大，所以在金融上必须要有能够分散风险的制度安排。所以，这些金融教科书中所讨论的这些现代金融，都是适合于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需要。

而我们发展中国家有70%的劳动力都是在传统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形态以小农户或者是微型小型的制造业、服务业为主，资本需求并没有那么大。所有的行业相对都是成熟的，用的技术也绝大多数是相对成熟的技术，整个生产比重当中更大的这种小规模农户、小规模服务业和制造业，资本需求量非常少。金融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可是实体经济的特性不一样的话，相应的制度安排和金融法律法规也应该不一样。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对的，问题是我们过去不太注意不同的经济基础，相对应合适的金融管理、金融体制也应该不一样。这也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应该怎么调整，新结构经济学找到了一个相应的分析方式，让我们知道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中，金融体会、法律、法规应该怎么样安排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我可以再举个例子，比如财政。公共财政是现代经济学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也是研究经济运行的。公共财政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政府要不要进行反周期的干预？如果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下滑的时候，应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投资、去创造就业机会，让经济得以恢复。但是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这种反周期的作用是无效的，因为如果反周期的干预，即使政府投资创造了就业，但是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增加，赤字增加以后将来政府的税收要增加。一般人是理性的，会有“李嘉图等价”，也就是即使现在有工作有收入，预期将来税收要增加，为了让生活平滑，现在必须储蓄以应付未来税收的增加。从而造成了政府的公共支出增加，但是储蓄率增加，总需求不增加，最终仍然不能走出危机，而只是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所以理性预期派反对采用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这些观点在国外很有影响，在国内也有很多支持者。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上述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也许在发达国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则不见得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施主要靠政府，因为存在很多的外部性问题。政府什么时候做基础设施最好？是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因为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基础设施会创造就业，而且还能够消除经济增长的瓶颈，将来经济恢复以后，整个生产力水平都会提高，进而带来政府税收的增加，并且可以用未来的税收偿还现在政府赤字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避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所谓李嘉图等价。

这种可能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为发达国家普遍基础设施是有的，顶多就是比较老旧。把比较老旧的基础设施在经济下滑的时期去改造，形象比喻就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提高有限。可能漂亮一点，但是没有提高效率，不提高效率将来就不能增加政府财政税收。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到处都是，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什么时候最好呢？当经济很热的时候去做，经济会更加过热，相当于火上添油。而当经济下滑的时候去做，就可以把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超越凯恩斯主义”。时间所限，可以举的例子还非常多就不多举。

总的来说，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以及过去四十年发展来看，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基本上不能避免“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这些主流理论好像可以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但是真正按照那样去做，由于条件不一样，一般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候反而还把问题弄得更大。究其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理论模型自觉不自觉把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理论的明的或是暗的前提，这就非常需要我们自己总结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进行理论创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但是，成功一定有道理，这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最好的机会。只有我们自己进行理论创新，从自身的实践经验当中去了解成败背后的道理，所提出的理论创新才会对我们的下一步的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提供比较好的参考，这也就是昨天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讲话中所谈到的必须从我们的实践当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2016年5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也谈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有幸做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参与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奇迹，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就是不想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所以我也非常期盼跟各位一起抓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机遇，让我们为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而努力，让我们一起互勉不辜负这个时代，谢谢！

胡鞍钢：林毅夫教授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对新结构经济学做了介绍。无论是信息含金量，还是理论含金量，都非常巨大，相当于既讲授了发展经济学，也讲授了制度经济学，从历史视角、国际视角、理论视角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我是在1990年前后认识林教授的，当时我正准备去耶鲁大学，林教授也正好在那里做博士后，到今天已将近30年了。这一路走来，林教授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具务实主义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所有的理论创造、理论来源，不光来自中国的实践，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可以说，林教授所了解的视野和情况，已经超过了我们一般的实践。

为什么林教授昨天能够获得“改革先锋”奖章？我个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央的介绍词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林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应当超越“知行合一”，他提出了“知成一体”的新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整个70年的实践过程当中，凡是实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践行政治上的务实主义的都成功了，凡是超越国力、脱离国情都失败了。不光是毛泽东时代，也包括后来的改革开放四十年，都有过这样的历史教训。但是我们很少意识到，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一个务实主义问题，怎么样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理论创新、理论贡献。林教授今天的讲座，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明，特别是他讲到中国做对了什么，为什么会做对，做对之后这些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又是怎么样通过自身的理论创新持续的。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奇迹。而第一个点出中国奇迹的就是林毅夫教授，在1994年他和蔡昉、李周写的一本书里（《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当时全世界都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期待着中国是不是下一个苏联。90年代初我去耶鲁大学的时候，许多人也问我，说苏联都解体了，中国什么时候解体？

什么是奇迹，如何去理解这个中国奇迹？奇迹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今天林教授把中国奇迹说得非常清楚。从工业革命到今天，全世界有过四个奇迹：第一个是英国奇迹，计算下来年平均增长率为1%多一点；第二个是美国奇迹，1978-191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3.9%，一共持续了42年；第三个是日本奇迹，1950-197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而今天林教授介绍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些数据，已经打破了英国奇迹、美国奇迹、日本奇迹。

我非常敬佩林教授在1994年，就能提出中国奇迹这个命题，而且是在中国崩溃论的大背景下，这是难能可贵的。当全世界都看好中国的时候，你再说中国奇迹可以说增量不够，但是在一个相反的环境下就尤为难得。而后他从学术的角度，特别是从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不断持之以恒地探索中国奇迹背后的成因。今天林教授用了一个半多小时，把新结构经济学最精华的地方都表述出来了，当然在学术上可能有争议的，还需要实践地继续检验。所以，这就是说林教授不仅要超越知行合一，还要形成知成一体。

林教授不仅始终跟踪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进行理论的创造，同时也进行政策研究。我和林教授一直参与到中国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辩论以及制定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国家五年规划的决策过程中，1999年“十五”计划我们就参与了咨询，直到“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林教授和我都是专家委员会委员。对实际情况的理解，和对书本的理解以及一般的讨论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角度来看，林教授是在知行和知成之间，就有一个知识的获取、知识的创新、知识的应用，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他刚才所介绍的中国扩大内需的情况，1998年和2008年我们都参与到了内部讨论这些问题，而后又通过实践来更好地检验了我们的观点和理论。

实践本身既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谬论的标准，既是检验正确的标准，也是检验错误的标准。林教授在讲座的最后，特别谈到了还是要回到实践中来。理论是否成功，取决于能否成功地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如果可以，必将使得我们对中国奇迹更加充满信心，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务实主义的中国研究，或者说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论、认识论和实践论。

最后，林教授讲到2016年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我也参加了。当时林教授作为经济学界或者说是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代表，做了一个发言。实际上通过观察现在整个中国的发展进程，我们不难看到，包括我们学术界在内，很大程度上还是滞后于整个中国经济奇迹，当然不只是经济奇迹，还包括科技奇迹等等方面的实践。这就需要更多的学者，特别是更多的年轻学者，能够投入到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既是实践的舞台，更是理论的舞台。

郑京海：非常感谢林毅夫教授能够来到“国情讲坛”四十周年讲座系列，这算是一个压轴的演讲。我收获非常大，想谈谈三点体会。

第一，实际上林老师的观点很明确，但是这么多年来虽然林老师反复在讲，有时候媒体上还是有一些误解。所以我们作为学生或者年轻一代的老师，如果能够把林老师的理论吃透，那么也要抓紧各种机会去讲。

第二，林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动态的，很多对林老师工作的误解是来源于把它看成了静态。动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经济发展或者市场经济建立需要依靠价格机制，同时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比较优势也会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做出结构调整，政府就需要发挥作用。很多转型失败的例子，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建议把新结构经济学里面描述的最基本的原理，也就是市场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但是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之外，政府应该在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

林老师的研究工作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他的理论建立在现代经济学基础之上，现代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里头可以抽象出来的结构性变量有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目标、政府决策、收入分配等等，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这些结构性变量都会有变化。如何调整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林老师的理论构架，也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三，我想说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意义。首先，新结构经济学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范畴；其次，新结构经济学是动态经济发展理论，具有很高的政策相关性，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科学性和技术含量；最后，新结构经济学是对古典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总结。

Q&A

问题1：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比较优势，跟国外西方经济学所强调的比较优势有什么不同？

林毅夫：两者有共同的地方，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新结构经济学，在谈比较优势时都认为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这点是共通的。但是西方经济学谈比较优势的时候，一般侧重点是在贸易，你为什么会出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进口这个产品。我谈比较优势的时候，更多的是谈国内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怎么决定的。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即使是一个封闭经济，即使没有贸易，最优的产业和技术的选择还是决定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所以并不是说要有贸易才有比较优势，没有贸易的时候，产业和技术的选择还是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

此外，国外谈贸易的比较优势的时候，不太重视经济的动态变化。我在谈比较优势的时候，是以发展经济学作为切入点。每一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决定于在那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如果在每个时点上，都是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的话，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如果同时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也会低，就会有竞争优势。当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同时进行资本积累和投资的经济效益会最高，这样资本增加、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会最快，产业结构能够提升，收入水平就能够提升。

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谈比较优势，更多是从一个经济怎么动态发展的角度来谈，和一般国际贸易讨论的比较优势只是讨论静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同。

问题2：改革的渐进双轨制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种渐进双轨制的发展和转型模式是怎么变动的？

林毅夫：改革必须与时俱进。如何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初期，旧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不给保护补贴就活不了，所以当时的保护补贴是一种老人老办法的“雪中送炭”。同时通过采用一种渐进双轨的方式，以“新人新办法”来发展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加上政府是因势利导的，采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办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等以解决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就非常有竞争力，使得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结果就是我们1978年的时候人均GDP仅156美元，现在为8640美元。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不再那么极端短缺。

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大型的国有企业普遍是违反比较优势的，而今天普遍是具有比较优势。比如装备制造业：三一重工是民营的，它的产品在国际上可以和卡特彼勒以及西门子竞争；徐工是国有的，它的设备同样可以和卡特彼勒、和西门子竞争。如果在国际上能够竞争，肯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在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再继续给保护补贴，性质就变了。原来是“雪中送炭”，现在是“锦上添花”。从企业角度来看，你给我保护补贴多多益善。但是从社会角度来讲，要保护补贴，就要政府要干预、要扭曲、要创造租金，就会有寻租、腐败、收入分配的问题。

在这种新的状况之下，改革要与时俱进。这也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谈到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各种价格信号必须由市场竞争决定，各种资源由价格的高低来决定配置，政府在双轨渐进改革当中遗留下来的各种行政性的干预、行政性的定价、行政性的配置要消除掉。因此，渐进双轨制的改革，实际上是为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同时为中国过渡到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

问题3：您强调用新结构经济学来研究改革发展的问题，是不是别的经济学家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研究改革发展的问题？

林毅夫：我认为当然是可以的。任何一个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理论，都是“瞎子摸象”，谁也不可能把这个大象全部描述清楚。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就会有不同视角、不同观点，只有当各种理论、各种视角在一个开放的学术市场中相互竞争，我们才能够把问题了解得更清楚，并且各派理论之间也能够在争论当中不断完善。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应该垄断学术市场，新结构经济学应该是学术市场当中的一个理论流派进行讨论。

不过，应当把新结构经济学和来自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进行区分。大部分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整个经济只有一个部门，而且为了简化起见，整个经济当中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在只有一个部门和一种生产要素的理论模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只有量的差异，不会有结构差异性、特征差异性，而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有很多本质的差异性。

比如刚刚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罗莫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决定技术创新和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是因为创新在他的模型中是发明，发明风险非常大、不确定性非常高，所以要高人力资本，理论一环扣一环。但是，内生增长理论放到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合适？我们的家电行业、高铁等已经在世界领先了，这些行业如果要继续发展，只能自己发展新技术。但是我们还有大量的产业还在追赶阶段，去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有30多个展厅，每个展厅有各种产品，不难发现我们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技术差距。追赶期间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方式，和技术和产业已经是世界最前沿的创新方式是不必完全一样的，存在所谓的“后来者优势”。但是在内生增长理论上看不到这种差异，我不是说他的理论没有贡献，如果没有贡献也不会得诺贝尔奖。但是如果一味说要重视发明，衡量的方式就是全要素生产力，我们整个经济工作都围绕怎么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那就有误导。

现在的大部分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作为参照系。比如说现代金融，所有的教科书里面讲得都头头是道，你要去发展风险资本、发展股票市场、发展直接融资增加公司债。但是，你能叫一个小农户发公司债吗？你能用风险资本解决一个小农户的资金需求吗？你能让小农户上市在股票市场融资吗？现代金融不能说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按照那样的金融安排，是没有办法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也是80年代以后，包括我工作过的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犯下的错误之一。他们到处去推动现代金融，想用风险资本、股票市场、公司债权的直接融资方式去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普遍出现的后果就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相脱节。

新结构经济学想做的，就是从一维的经济学，或者是从现在大部分二维的把发达国家的发展平面作为理想的平面、只要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就是扭曲的经济学，变成三维的经济学理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构特性，这个结构是内生的，在每一个结构平面经济运行的道理并不完全一样。我前面已经讲了几个例子，金融不完全一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等各种政策都不完全一样。新结构经济学不仅研究怎么从一个收入水平低的结构平面向收入水平高的结构平面升级的发展经济学，以及，如何从一个有扭曲的结构平面转向没有扭曲的结构平面的转型经济学，也要研究在每个不同的结构平面上，根据其产业技术的规模、风险、交易等特性研究经济运行的合适规律，总的来说，新结构经济学想把现在一维或二维的主流经济学发展成为三维的经济学。

相对于其它理论视角，我只能讲新结构经济学会比较接地气一点，当然也并不能排斥其它视角。比如说要不要研究行为，现在的行为金融学我觉得非常重要。又比如说要不要研究利益集团，新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视利益集团的研究，我认为也很重要。但是，我想做的就是不管哪种理论，到最后都要把不同发展程度的结构差异性放进去，这才合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诚然，新结构经济学还处于萌发阶段，还有很多领域需要深入研究，也欢迎各位从自己研究的视角，补充新结构经济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