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号称史上最惨烈的春节档，《流浪地球》4天破10亿，逆袭票房第一，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中。

与电影院的火爆相互辉映，这部电影也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反响，赞誉者和批评者呈现明显的两级化，引发继《战狼2》后又一现象级讨论。

一部电影为何能引发如此尖锐的对立？《流浪地球》的横空出世，对中国乃至世界科幻电影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中国话语的表达背后映射出哪些现实变化？观察者网专访知名编剧汪海林，从专业角度解读电影《流浪地球》。

【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

观察者网：《流浪地球》上映后口碑炸裂，4天票房过10亿，也引发了很多讨论。您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汪海林：这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从整个电影史的维度来看，有很多评论说到这部电影是中国科幻元年的标志。在我看来，它就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超越了作品本身的意义，它的整个作品形态和表达方式以及在类型等各方面的突破，使得它必然已经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是首先要肯定的，这部影片已经奠定了它在电影史上的地位。

第二个层面，就影片本身来讲，也是一个上乘之作。影片最成功的地方实际上来自于刘慈欣的整个的故事架构，他在末日三部曲（《流浪地球》、《微纪元》和《超新星纪元》）里对人与宇宙关系的设定，包括《三体》三部曲中的世界观设定，其实就是对虚拟世界中的语境设定、故事情境的设定，都是一流的，所以这部作品的思想性是一流的，它本身的科学素养和想象力以及要表达的思想是最重要的收获或者说成果。

这部影片实际上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即便是在商业化市场中，思想性也是大于娱乐性的，思想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与《流浪地球》同档期的其他影片，有一些娱乐性很强，居然在它面前败下阵来，就说明了这一点，思想是无坚不摧的。

观察者网：这部电影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但电影最终呈现的情节，和原著差距很大，很多观众也指出了剧本有硬伤。从编剧的角度，您怎么看这种同名改编差距很大的情况？

汪海林：应该说刘慈欣的原著更残忍、更残酷，更具有科学理性。把原作品影视化，成为一个类型片时，创作者做了一个很好的改造。我注意到这个影片的监制也是刘慈欣，所以他本人对影片的最终走向和整个剧情的把握，还是有话语权的，对影视改编也是肯定的，而且我认为他也参与了。虽然最后的呈现距离他原来的表达距离较远，但这是一种正常的影视化调整，我觉得也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在刘慈欣把握大方向下的一种改编，这点很重要。我也再三强调因为有了伟大的刘慈欣，才会有后面的一切，他是这一切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原因。

当然，我们很高兴看到这样一种机制，就是思想者提供思想，提供他的宇宙观、世界观，再由我们很好的创作人，拿出最好的专业精神去呈现，这是一种很完美的合作模式。以往有些合作模式是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思想者或者文学内容，但找来的执行者却把自己凌驾于思想者、文学内容之上，最后呈现的是执行者的水平，这也是很多作品最终失败的原因。

所以这次非常好，也是因为刘慈欣本身的地位，大家对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这种尊重导致了这种成功。

刘慈欣原著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基石

观察者网：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也呈现了两极化，甚至上升到了文化战争的高度。有一种批评声认为中国的科幻电影肯定不如美国大片，拯救地球的只能是说英语的人。您怎么看这种评价？背后反映了这些人什么样的心态？

汪海林：我认为对《流浪地球》的批评要分两种，一种是从技术上分析，认为影片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在技术上、科学概念上有一些漏洞或者不准确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需要的，我们也不要捧杀这部电影。

但另外一种是很多人根本就没看懂甚至没看电影就来批评，他就是厌恶中国人成为主角拯救世界的故事，其实这部影片只不过主角是中国人，还写到了各国的共同努力，这是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只是片面认为这部影片写的就是中国人拯救世界，我觉得是不准确的，不足以概括这部影片，是一种不公平的评价。

这种不公平的评价来自于一种失衡的心理状态，这些人可能难以面对观众这种超出他们预期的热情，不仅仅是这部影片所表达的内容，而且他们发现原来自己掌控的那套舆论话语已经丧失了，他们也已经失去了对话题的操控权，而且是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属于他们的价值观传销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觉得这也是这部影片成为标志性影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在价值观的表达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观察者网：《流浪地球》一直被对标好莱坞。如果一定要和好莱坞标准作比较，您认为这部电影有哪些超越和差距？

汪海林：我觉得在一些细节上都还有待提高，比如一些幽默的细节和重要的情感内容，比如在紧张的时刻做到张弛有度，尤其是情感的表达上，离成熟还有一点点距离，可能还是导演和编剧团队、主创团队相对年轻，有些东西还是需要时间和经验。

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作品完不完美不是最重要的，它自己的个性特点最重要，尤其对于年轻的创作人来讲，这部电影已经充分表达了他的创作个性。而且主创团队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文化自信，这是最令人激动，也最令人高兴的一点，中国的年轻的创作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信，而且科幻文学总的来说来自于西方，中国人能在这个领域做出突破，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

这种突破首先在于刘慈欣，伟大的文学才能产生伟大的电影，《流浪地球》正是站在了伟大文学的肩膀上才获得了成功。其次在于我们年轻的创作人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信，而且在技术上的成熟度超越了他们的前辈。中国第五代导演在视听语言上做出了革命性突破，使得他们之前的电影艺术家们好像一夜之间过时了，因为视听语言更新换代了。到这几年，我看到我们年轻的创作人在商业片、类型片的叙事技巧上，包括视听语言、技术的成熟度上，已经明显超过了他们的上一代。上一代是从文艺片入手，然后转换拍商业片的，他们在商业片叙事的驾驭上还不如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上来就很成熟。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年轻的创作人如何去表达自己，或者说民族电影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民族立场、民族表达在哪里？以前我们在中国立场和中国表达上是缺失的，说实话即便我们的电影在国际上拿到了奖，但我们的中国立场没有了。现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年轻的中国电影创作人，他们更自信，不光有中国表达，还有中国立场，这一点非常了不起。我这几天非常激动，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

而且我一直觉得电影要良性循环，要后浪推前浪，要有良性的竞争以及淘汰，我特别欢迎这样的年轻人去取代老人、旧人。因为他们代表新的中国力量，这一点非常了不起，他们这一代已经不像前辈那样去迎合西方了，而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表达我的立场、我的诉求，而且一点也不偏执、不狭隘。我们看到《流浪地球》里写到各国救援队，它没有去贬低别人，也没有去突出自己，但是写到牺牲的时候，就是“让我来”这种舍我取谁的文化气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弘扬的精神。年轻一代能够做出这样的表达，中国电影就是有希望的。

就连剧中韩子昂的扮演者吴孟达，在拿到剧本时都很吃惊

观察者网：很多人会给这类影片贴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标签，但正如您所说，《流浪地球》里有很多展现团队合作的剧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您怎么看中国式英雄电影的独特叙事，和好莱坞英雄电影有哪些不同？

汪海林：《流浪地球》当然是一个中国式的价值观，写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英雄观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而不是某一个超级英雄。当然这里面我们看到有吴京式自我牺牲的英雄，在好莱坞的一些影片里也有，但好莱坞更多是去神话或者突出个人的作用，个人是为了解决自己或者家庭的问题，解决自己心爱的人的问题，顺便拯救了国家和世界。在好莱坞看来，直接诉诸于宏大的主题，它觉得它的观众无法接受或者理解不了，所以好莱坞式英雄始终是个人主义的，它也有爱国主义，但是从个人出发最终落到爱国主义上去。

但《流浪地球》不是写爱国主义，实际上写的是人在危机面前如何应对的问题，是人类的理性可以战胜一切以及勇敢献身的精神，而且这些牺牲都是非常理性的牺牲，是理性的选择，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就是说人不是盲目地去牺牲，是经过了理性的分析判断计算以后，觉得牺牲可以使更多人获救，是成功率最大化的一种牺牲，它表现了一种科学理性精神。

另外这部影片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们以前作品里不是太常见的，它也写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虽然中国被称为基建狂人，但我们有一种愚公精神，通过千千万万普通的个体去改变自然，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通过不断的坚持，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子孙后代建立一个美好家园，这种精神是很少有的。

其实我们看歌德的作品《浮士德》，里面写到浮士德和魔鬼有一个约定，魔鬼可以满足他的一切愿望，直到他认为满足了为止，那一刻他的灵魂也将被魔鬼收走。但所有东西都无法使浮士德满足，直到他看到了荷兰伟大的人工填海工程，看到人工对自然的改造，那一刻他觉得满足了，也这样死去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歌德也相信人改变自然的力量，其实这也是所谓启蒙主义以后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但这些年我们好像不那么强调了。我觉得《流浪地球》也具有这种思想，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都嘲笑这种精神，说愚公搬个家不就行了，这不就是智叟的想法吗？这个寓言故事本身已经嘲讽了看上去很聪明的智叟，批评了这种所谓的现实判断或者是追求短期利益的判断。

所以《流浪地球》有很多深刻的内容，首先这部影片对世界科幻电影做出了独特贡献，注入了东方哲学思想。通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去做一件事情，锲而不舍，这种精神也是东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子孙后代着想，而不是只为这一代此时此刻及时行乐着想，这是很积极的、很有价值的思想。

其次，这部电影展现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下，人类前赴后继、团结一致地去面对危机，积极的采取行动，改变原来设定的悲剧性命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我认为比那些好莱坞的爆米花电影更深刻，也更有现实意义。这其实挺了不起的，是中国人在科幻电影中注入的一种新的精神力量。

而且我觉得这部影片既不是一个所谓的民族主义影片，也不是一个所谓的集体主义影片，它描述的其实是全人类的精神困境，以及如何面对自己的这种困境，所以它不仅是一部了不起的中国电影，在世界上也是一部了不起的影片，不仅仅是在技术上做到了突破，使得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化水平大大提高，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为世界电影贡献了精神内容。

观察者网：从《战狼2》到《红海行动》，再到《流浪地球》，这些展现中国话语、中国自信的电影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接受和认可，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汪海林：这个原因就是世界话语体系已经发生变化，而我们很多知识精英依然停留在过去，没有跟上这个很重要的时代变化。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话语体系就已经在改变，现在更重要是文化冲突和资源争夺。其实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说得很清楚，世界上各个主要的冲突地带，就是文化的交界地带，比如说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交界往往就在打仗。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冲突和民族立场之间的博弈冲突，而不是原来的意识形态冲突，左右派的冲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民粹主义与精英政治的矛盾，环保、反歧视运动都是当下的新议题……国家利益冲突已经取代了原来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争夺资源的国家利益冲突、争夺世界话语权或者地区话语权的冲突，而且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依然停留在冷战时期，或者后冷战初期的话语体系里，包括民主/专制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所以他们反对战狼系列，反对民族主义，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影片回避了民主/专制这个唯一主题，回避了他们关注的唯一主题，他们恰恰不知道这个主题已经被取代了，甚至西方也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议题了。

而且年轻人对民主/专制的话语体系也不感兴趣了，而是对现在的民族冲突、民族立场的表达感兴趣，因为这是新时代的新话题，而《战狼》也好，《红海行动》也好，包括现在的《流浪地球》，很准确地切入到当下新的话语体系中。所以我们的公知以及很多知识界人士感到迷茫、失落甚至愤怒，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变化，没有准确把握住当下主要的、世界性的问题，时代已经变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