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在地面上，而地理学在人的脑子里，谈这个问题，我爱举《三国演义》失街亭斩马谡的例子。同样一个地方，街亭，马谡用兵的谋略和诸葛亮想的不一样，这是军事地理。

街亭之战

面对一个地方，面对一片大地，想的不一样，就是地理学发展史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这种“不一样”经常发生，街亭这件事不大，虽然也出了人命，但比起文明地理观来说，是很小的。

文明体现大群体思维，不同的文明群体面对这个世界，各想各的，所以得到不同的认知世界。美国地理学史家詹姆斯用一个英文词表达这些不同，就是all possible worlds，注意后面这个“世界”是复数，中文译作“所有可能的世界”，这些可能是思想中的可能。

讲思想问题的人爱提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应然世界，一个叫做实然世界。实然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实际的样子，它是我们所有人做事情、想问题的一个基础；应然世界，是人类的解释世界，解释之中含有价值观。

中国古代地理文献，《禹贡》可以对应应然世界，《水经注》可以对应实然世界。可能有人说《水经注》里面也有价值观，没有书没有价值观。没错。我们这里只是相对而言。

何谓“九州”？

谈中国的“禹迹”，我们从“九州”说起。“九州”是一个思想性的产物，在不同的中国古代文献中，“九州”的名单并不相同。

《尚书·禹贡》里所记的“九州”有：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这是最经典的一个“九州”。

《尔雅》则是另外一套：冀州、豫州、雍州、荆州、扬州、兖州、徐州、幽州和营州。幽州，就是今天北京这一带，营州在幽州的东边。

而《周礼》所记的“九州”则是：冀州、幽州、并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到《吕氏春秋》又不一样。

看起来，《禹贡》的时候没有幽州，后来出现了幽州、营州等。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最初定名单的时候，北方还没有得到像样的开发，所以没有幽州。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发达起来了，要找出一些州来，就找出一个幽州，又找出一个营州，还找出一个并州。

总之，北方的地位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是历史地理在州的体系上的一个大变化。

有古人对此做了一种“可能”的安排，将这几个不同方案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时代——《禹贡》是夏代，《尔雅》是商代，《周礼》就是周代。为什么反复用“九州”来表现不同时代的地理格局，这就是一个历史地理思想问题。

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其实，在夏、商时期应该还没有“九州”这个概念，是到周代才开始出现的，但是人们在回溯历史的时候，为了要推崇一种模式，为了要鼓吹一种思想，他可以篡改早期的历史，把“九州”塞到夏代，塞到商代去。

“九州”就是在华夏大地上分的九个区。一般的《禹贡九州图》好像都画得比较现实，各个州大小不一，由山川分隔，其实骨子里是一幅类似九宫格的原则：四正、四维和中央。

它不是八分，也不是十分。九分模式是一种重要的空间格局理念，在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它是人脑中浮现出来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九州”从何而来？《左传》上有一句话“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原来九州的后台是禹迹，是把禹迹分为了九份。

“禹迹”是什么？

那么，“禹迹”是什么？从字面上看，“禹迹”，就是大禹走过留下痕迹的地方，或者是他做过事情的地方。

禹是何等人，是上古圣贤，那么用禹的名字、禹的身份来命名一大片土地，有什么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儒家不推崇神仙，而是推崇圣贤，圣贤是道德楷模。用禹的名字来命名的一片辽阔的土地，就是宣告这是一个道德世界。这是用大禹的身份给华夏世界，也就是文明世界定了性。这就是禹迹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内涵。

我们今天用“九州”表示全国，而“禹迹”这个名称基本被忘记了。但是在先秦时代，它的名气非常大。在先秦时代的国君们看来，自己的国家若不在禹迹的范围内，就不算华夏正统国家，而是蛮夷团伙，这是丢人的事情。

禹迹，成为当时政治文化认同的地理指标，一种通过地理位置所表达的社会价值观。当这个价值观随着“禹迹”这个词被树立起来以后，人人都在意这件事情。它是夷夏之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公簋

在春秋时代，西方秦国的铜器《秦公簋》的铭文中提到“禹迹”，东方齐国的铜器《叔夷镈钟》铭文中也提到“处禹之堵”（也是禹迹的意思）。王国维说，东西二大国无不推崇禹。在那个时代，“禹迹”是华夏世界普遍使用的地理关键词。

在有些古书里，禹被描绘成一个具有神性的人物，但后来随着社会思想的发展，禹的性质逐渐定型，最后落实在道德品质上。这件事情发生的到底有多早？禹的名气、身份性质什么时候确定下来的？

燹公盨的铭文证明，至少在西周中后期的时候，禹的道德高尚的圣贤身份已经定下来了。在这篇不长的铭文中，一口气讲出六个德字。既然禹是道德品质的化身，那么，禹所经营的地方，当然就是一个道德世界。

燹公盨。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上有铭文98字，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专家认为这证实了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

“禹迹”就是从这么一个思路来的，这完全是思想中的运作，结果华夏世界就有了含有高尚意义的“禹迹”和“九州”的称谓。

华夏世界是一个道德世界，这里面，山是德山，水是德水，天有天德，地更不用说，厚德载物。这个“德”字用遍全世界，“德”成为一个世界制高点。这是华夏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构建。因为是圣人开创的，这个道德世界当然是“可能”的。《禹贡》最后说：“声教讫于四海。”

“华夏世界”的建构

“五服”也是《禹贡》里讲到的，“五服”是“九州”世界的另外一个结构，它不是一个平行的九分，而是从中心向外扩张的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我们都知道中央一定是都城所在，它不但是政治的制高点，也是道德的制高点，是一切的制高点。

然后从中心开始向周围四面延展，每过500里文明层次降一个等级，推了五次以后不再推了，再以外的世界不值得理会了，那是连蛮夷都不如的地方。“圣王之治，不在荒远”。

燹公盨

从各个方面看，“蛮夷”在古代都是被文明人嫌弃的，处于鄙视链的最底层，这不但对人，也对地，蛮夷呆的地方，穷天极地，鸟不生蛋。

而华夏这里，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在地理上应该居天下之中。所以说着说着，这个结构里面又推出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中”。

所谓“中国”，就是居于中央的国，天下之中的国。在目前所知的文字记载中，西周“何尊”铭文出现的“中国”二字是最早的，考古学家讲至少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有了。

何尊铭文拓片

当然，彼时“中国”的所指和今天又不一样，这是一个历史的演化过程。这样，从禹迹到“九州”、“五服”，现在“中国”又出来了。

华夏世界就是这么建设完整起来，这个建设不是地上的工程，是人们头脑中的工程，这个大工程叫华夏文明。从此，华夏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了，而蛮夷世界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了。由禹迹、九州、五服、中国构成的华夏地理，就是一个思想世界。

在古代中国，略有文化的人心中都会装着一个东西，就是地理中国，这也是一种“中国心”。这颗中国心是扑在一个地理结构上的，它含有一个价值观、价值等级，这个等级排列在大地上，它控制着典型中国人的方位意识。

中国人的身体、目光、行动都是朝向中央的，至少有志气的人都会这样。万里封侯，江湖之远，都不可忘怀京师宫阙。这种价值观对人文空间的选择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人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套具有文明特色的地理思想。比如边疆（frontier）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中和在美国的历史中意义很不一样。

在中国讲到边疆去，是到一个没有发展、落后、没有前途的地方去，但在美国说到边疆去，你可以一夜致富，那里充满发展机会。两个文明当中的“边疆”概念不一样，因为对历史产生的感受不一样。

我们刚才讲的只是禹迹、九州、中国、五服这几个概念，要把凡是和中华文明地理有关的词找出来，还有一大堆。这些是我们中华世界独有的一些概念和价值观，它们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独特的地理世界。

再举个例子，自然界里有山、河流、湖泊，但是中国人利用这些东西创造意境，形成“江山”、“山水”、“江湖”几个不同的概念。老外学这几个词的时候，会有一定困难。就是山和水两样东西，用字词做不同组合，意思完全不同。皇帝只能坐“江山”，不能坐“山水”，更不能坐“江湖”。这些词儿，代表不同的地理空间意境。

通过一系列政治、文化地理概念，世界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活生生的东西，人们穿行在这些概念里面，实际上就是穿行在一个文明之中，穿行在一个思想世界里。这是古代中国的地理学思想世界。

古希腊的地理思想世界

在古代希腊，有另外一种地理学思想世界。一个关键词是“人类的痕迹”。它来自一个故事。说苏格拉底派哲学家亚里士提普斯的船只在海中失事，一伙人爬到罗得岛上，亚里士提普斯突然看到海岸上画有几何图案，于是向同伴高叫起来，“让我们庆贺吧，因为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痕迹”。

美国地理思想史家格拉肯认为这个“人类的痕迹”有代表性，所以用这个故事的画面做自己著作的封面。什么是人类的痕迹？就是几何图形。几何图形怎么等于人类的痕迹？为什么不用人的足迹？这在希腊世界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把几何学作为人迹，说明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强调了人的一种理性品质。我们用禹迹强调道德品质，也是人的精神品质，但他们强调的是几何。几何是什么？理性，抽象思维的理性，遵循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

古希腊人推崇这种素质，主张用这种能力面对世界，世界要用这种方法解释，因为世界也“应该”是由理性建构的。几何图形只有人能画得出来，因为只有人有理性，所以人的痕迹，不在脚丫，而在头脑。

几何学与地理是有缘分的，有一种说法，“几何”是Geo的音译，也有说是“多少”的意译。不管怎样，几何学的发展，最初是与土地测量有关的。当然，到纯粹空间的地步，可以离开大地。

我们都知道柏拉图办了一个学院，学院门口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实际上就是强调“理性”。他认为具体的事物都是短暂的，一瞬间就过去了，而理念是永恒的，他们要追寻那个永恒的理念。

柏拉图学院

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希腊这些大思想家都是强调理性的，他们也谈地理位置的问题，但是人不称他们为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则像个地理学家，他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提出“地理学”这个词汇的人。

中国“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当然，这个“地理”和我们今天说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词是从这里来的。《汉书·地理志》是第一册用“地理”做题目的书。

埃拉托色尼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他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地理研究，就是测量地球的周长。那么，问题就来了，他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从柏拉图开始，甚至从毕达哥拉斯开始，他们就推论地球是圆的，认为球体的力量均匀，最完美。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善于观察。他说日食的时候，月亮上出现一个圆形的阴影，从月面划过去，这就是地球的影子。他还说，随着人在地面上南北方向行走，恒星的高度和角度会发生变化，这应该是球体的一种现象。

亚里士多德半身雕像

亚里士多德从日常现象上来证明我们脚下的大地是一个球。现在英文earth，又是大地，又是地球，在翻译的时候特别麻烦，什么时候翻译为大地，什么翻译为地球，要从上下文猜。

梅小侃在翻译《罗得岛海岸的痕迹》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麻烦。在古希腊上层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面有一个共识：大地是球形的。所以埃拉托色尼就说：我想办法算一下这个大地球有多大个儿。

怎么去测量无比巨大的球体？几何学来了。埃拉托色尼的测算，高明在这道几何题目的设定方法，题目设立出来，现在的初中生都会推导。埃拉托色尼测算的地球周长，很接近今天的科学数据。

世界要用理性解释，用理性表现。古希腊晚期还有一个人，叫喜帕恰斯，他解决了一个问题：既然大地是一个球的话，怎么表达球体上的某一个（任何一个）位置？他想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球面上的经纬网，用经纬数据描述任何一个球面位置。

后来的托勒密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地理学的书，里面大部分都是世界重要地点的经纬数据。这一套用经纬度的语言来叙述世界地理，在当时来讲是最先进的、最高明的。

今天看，托勒密所叙述的这些地点的经纬度数据基本都是错的，但托勒密这部书依然伟大。西方学术史经常认可这样的情况，某人的结论全是错的，但方法是对头的，依然价值很高。

托勒密体系的宇宙图

希腊人具有一种物格化的世界观。这是方东美的话。他们喜欢把世界看成是东西，中国古人则对世界赋予各种品格。方东美说，古希腊是近代欧洲文化之母，传下来一种重要的宝物是科学。科学精神是希腊人的根性，他们对于任何现象都要寻出一种理性的秩序。

那么人和自然界是怎样一种关系？这是与上面问题有关联的另一个地理学思想中的大问题。对自然界的不同定性，会引导出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自然二元论，是西方很长时间的思想特点。

格拉肯用了很大的气力，考察总结了西方思想史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史问题，写出名著《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中国古代讲天人合一，合在什么上，不是合在理性上，是合在品德上面。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罗得岛海岸的痕迹》

方东美总结说，自然在后期希腊哲学中是没有价值意义的中性世界，就西方近代科学主义而言，自然是指整个宇宙的机械秩序，这种秩序是遵从数学、物理定律支配的数量化世界。

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出现过一个计量高潮，就是要寻找纯粹中性的规律，而不顾任何真善美或神圣价值的意义。

方东美说，对于世界，中国哲学不执着于其自然层面而立论，不执着于其实然状态，而要不断地加以超化。对儒家而言，超化之，使它成为道德宇宙、道德天地、道德世界。对道家而言，超化之，成为艺术天地。从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开始，艺术感受甚至覆盖整个自然界。对佛教而言，超化之，使其成为宗教世界。

不过，古希腊思想家并非不重视人文，但没有把人文道德合到自然界去。自然界是理性对象，是工具对象，希腊诸神里面有工匠神，柏拉图赞扬工匠精神。

西方的地理思想世界，后来又经历罗马时代、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又有多样呈现。中国古代地理思想世界，传承性很强，但也有时代变化，比如蒙元的内亚视野，还有不同流派，比如佛家一大套，道家一大套，风水家还有一小套。

近代科学在西方诞生，试图将全世界地理学统一起来，洪堡的地理学几乎成为全球范例。但在对现代性研究的趋势中，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加上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地理思想（主要是人文地理思想）的多样性重又被关注，世界正在被重新解释。

【本文为唐晓峰教授在“东方的禹迹与罗德岛上的人迹：地理学中的思想世界”沙龙活动主旨演讲，原载于“活字文化”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