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

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大选，反对党马哈蒂尔上台。

7月26日，巴基斯坦大选，反对派伊姆兰·汗上台。

9月24日，马尔代夫大选，反对派萨利赫上台。

马尔代夫大选，反对派萨利赫获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些国家，都在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相应的，有关中国海外投资遇阻、两国关系“变天”的传闻开始透过西方媒体在全球传播，进一步唱衰中国。但实际上，每一届新政府上台，两国高层之间都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尽管有波折，但都平安度过。

但话说回来，海外投资不可能无风险，如何规避这些政治风险？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沟通交流，减少当地对中国的误解？观察者网专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解答上述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马尔代夫总统大选刚刚结束，反对派胜选，很多人担心中马关系出现所谓“反转”、“变天”。您怎么看马尔代夫政局变化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黄日涵：整个南亚地区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基本上都受到印度因素的影响，印度人在当地长年培植渗透，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印度并没有太多的财力支持当地发展，如果他们想要发展，还是得有外力的投入和支持。

我个人认为，马尔代夫新总统上来后，因为他是亲印度派，所以可能刚开始时中马之间的项目会有波折，但长远来看是不可能放弃或者颠覆的，包括中马友谊大桥，已经通车了。还有马尔代夫机场扩建项目，马尔代夫的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依靠旅游收入，但是你到马尔代夫就会发现，它的机场太小了，特别需要增加运力。承建马尔代夫机场扩建项目的是北京城建集团，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的运营和建设。一开始会有一些反复，但长远来看，不论谁在马尔代夫执政，都需要加强经济建设的投入，这一点是很难改变的。

上次巴基斯坦反对派上台时，包括柬埔寨、马来西亚政府换届后，也有过这样一波担忧，在您看来，沿线国家领导人更替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哪些影响？

黄日涵：巴基斯坦“一带一路”项目能保持稳定，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在那儿摆着。当然现在有很多项目因为政权变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包括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些国家不管哪个党上来，有一点很明确，他们往往都有一个希望就是发展经济，对他们来说民生很重要。

“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这种政权不是很稳定的国家，出现政权变更是比较正常的事情，这个相对会给很多重大项目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建的很多项目是大型项目，包括水电站、大型工程项目，是BOT模式，我们先帮他们建，然后我们来运营，挣了钱再转让给他们。这种风险就很大，因为时间跨度很长，有些修建就得十年二十年，然后再运营十几年，这是一个最大的风险吧。

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

中国一向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如果沿线国家的政权更替，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影响，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规避这种政治风险？

黄日涵：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确实已经存在，也是我们无法阻挡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这种事情，一是要签订双边保护条款，比如BIT双边条款模式，这样的话如果日后涉及到索赔，是有条约依据的。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在企业走出去之前，一定要做好项目风险评估。所谓的风险评估包括两方面，一是风险的识别能力，一个是风险管控能力。识别能力是在投资之前你就知道未来会有什么风险，因为一个政党不大可能永远执政，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研究。现在目前大多数的中央企业走出去，会投保险，也会做一些相应的咨询服务。

另一个是风险的防控能力，一旦出现政权更迭，企业方面要做工作，国家层面比如外交部，他们有一些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保证项目的运营和回收。当然有一些是不可抗力，是很难操纵的，比如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项目，因为马来西亚国内希望联盟的压力非常大，所以这个项目就算国家去协调管控，也很难再重启了。所以海外项目在前期要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很多项目不能盲目上马，不能为了一些成绩，不做评估就上马。

“一带一路”提出了“五通”，我们目前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多是经济联系，如何加强彼此之间的政治联系、文化联系？

黄日涵：我是特别认同在经济联系的前提下，文化和政治的沟通也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并不能带来两国关系的绝对稳定，还是需要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更多的合作，因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很多时候通过这种文化教育交流，包括留学生的培训，可以拉近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培养一批对方的精英，不能说所有的人都会有亲近感和好感，只要有一部分人有，在未来合作交流上就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种合作交流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应该投一部分精力和资金在文化交流和培训上。

“一带一路”所经国家和地区，政治构成比较复杂，像中东更多是担心当地的恐怖组织和政治经济稳定情况，欧洲更多是担心受到当地政府的抵制和误解。针对这些不同的情况，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过程中，该如何做到因地制宜，减少损失和误解？

黄日涵：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际上要做到一个国家一个策略，一定要有不同的针对性。中东地区可能恐怖主义威胁更多，东南亚要考虑排华风险和当地政权的变更，非洲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医疗疾病方面的影响因素，每个地区有不同的特点，要根据不同的特点，设定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是我一直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前期的风险评估，一定要找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做这个事儿，第二点是要加强中国智库建设，给予智库更多的权限，为更多专家提供出国条件，能够到所在国、所在地区做长期深入的田野调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这些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的针对性意见。

另一方面，也要发挥这些企业已有国别代表的作用，将他们的一线经验进行汇合整编，在国资委或者商务部的框架下，形成有效的经验总结，给更多企业提供参考意见。

同时，现在中国在海外利益保护上缺乏一个整体的协调机制，王毅外长说过好几次要加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包括很多部委也都在强调这一点，但是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管理机制，比如说中国海洋现在有中央海权办，网络有网信办，我想对于海外利益的保护，未来可能也要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相应部门的政策出台，包括海外一些相应的活动，必须得有这样一个机构来协调。

对企业来说，也需要在海外更多地做好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现在我们也要求中央企业走出去必须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样可以减少一些风险，更好地融入当地，更能随机应变处理当地发一些事情。

在投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到当地的需求，应该是循序渐进地投入，一开始在一些地方投项目的时候，在没有建成之前应该是尽量少去宣传，或者不去宣传，做成以后再去宣传，这样在当地带来的反弹力量越大，特别是国际的NGO组织或者是当地的反对势力，往往是带着放大镜去看这些项目的，报道的越多，反而出现的问题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