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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由安永（Ernst & Young）与印度商业与产业协会（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公布的报告指出，印度有高达93%的企管硕士（MBA）与80%的理工科毕业生是不够资格被企业录用的（Unemployable）；企业必须在雇用这些毕业生后另行规划基础训练，即使他们已经花费至少2至4年取得高等教育文凭。

另一份由顾问公司Aspiring Minds公布的调查表明印度有超过95%的理工毕业生不具备成为软件工程师的资格：在接受调查的3万6千名毕业生中，只有4.77%的学生写的程序码可以成功运作，高达2/3的人甚至写不出合理的程序架构。

印度的高等教育系统，以规模而言，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与中国大陆。截至2017年3月，印度有833所大学（University）、42047所学院（College）与11992所独立机构（Stand Alone）。大部份的学院是以“联合大学”（Affiliating University）的形式依附在大学之下：根据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Minister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公布至2016年3月的资料显示，印度的268所联合大学囊括了总共39071所学院；其中有17所大学拥有超过500个学院，以Chhatrapati Sahuji Maharaj Kanpur University拥有1276所学院与150万名学生居首。

印度高等教育有两个貌似互相冲突的问题：机会太少、但学校太多。印度有超过1亿4千万介于18岁至23岁的年轻人口，只有不到1/4，或3460万名年轻人，能在中学12年级后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造成了第二个问题：在看到有超过3/4的市场机会后，有太多无能、或无心的教育家、资本家加入了抢夺学生的战争。

举例而言，当你乘着车横越班加罗尔（Bengaluru）街头时，在每一个街角、每一条路上，几乎都能看到“某某学院”或“某某机构”（Institute）的招牌，摇摇欲坠地悬挂在某三层楼高的公寓阳台上，或是指向某个空荡卖场的一隅，不难想象这些学院或机构的基础设备或教学质量会是如何。这个情况在二三线城市或乡村地区更为严重，有许多家境贫寒的学生，指望透过高等教育来翻转家族在社会与经济上的弱势，但他们所寄望的对象们，很有可能只想要他们透过各种方式贷款而来的卢比。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Bangalore

即使是印度政府可能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学院与机构在各地“蓬勃发展”。前述的主管机关人力资源发展部为了掌握印度高等教育的情况，连续6年展开了全印度高等教育调查（All India Survey on Higher Education, AISHE），他们的做法是寄信给这些教育机构，以期“建立基本信息的数据库”；当主管机关连全印度有多间大学都没办法定调的时候，也不需要期待有任何人能为这些机构的教学质量把关了。

根据AISHE 15-16年报告，共有高达4成的独立机构并未对政府的调查作出回应。

传统华人社会与传统印度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对教育文凭的执着是其中之一。2015年时比哈邦（Bihar）政府逮捕数百名集体在中学毕业考中作弊的家长，这些家长攀附在数层楼高的教室窗边，为他们正在应考的孩子提供答案。

印度学生考试作弊 家长爬墙递答案（资料图）

这种学生、家长、教育机构三方同时在追求同一个目的的情况下，无怪乎印度会出现持有飞行员执照但不会开飞机的“飞行员”：据彭博社（Bloomberg）采访，阿努潘‧佛马（Anupam Verma）在2009年年底进入一间位于德里（Delhi）与孟买（Mumbai）之间的飞行学校接受商业客机飞行员训练。

“训练刚开始时，我被丢进副驾座开始35分钟的‘体验飞行’，”佛马说：“我一落地，学校就颁发了360小时的飞行时数证照给我。”佛马在之后的整个飞行训练期的总飞行时数约3个小时，他后来通过法律诉讼讨回了飞行学校的学费。

从理工、商业、艺术学位到医护、飞行等专科学校，这些教育机构就算质量再不佳、立校立意再可疑，在教育机会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每年仍以老旧的设备、过时的教材、令人无法信服的师资产出数以百万计与社会需求脱节的毕业生。因此，身为决定是否雇用这些员工的企业主管应该要清楚地认知到，在下判断的时候，千万不能只依据求职者手上的那纸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