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日视察中部战区陆军某师，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深入推进数字化部队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创新，聚力打造精锐作战力量，并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年祝福。

在询问数字化单兵作战系统的过程中，习近平主席还颇有兴趣地举起了部队装备的QTS-11单兵武器，这不禁令人想起一张熟悉的照片。

习近平在询问数字化单兵作战系统的过程中举起QTS-11单兵武器系统 央视新闻截图

这是1964年6月15日全军大比武时毛泽东的照片，也是他唯一一张持枪的照片，当时毛泽东主席在北京西郊射击场观看了神枪手宋世哲40秒内射出40发子弹、命中40块钢靶，其间还4次压弹射击的表演，毛主席高兴地端起宋世哲使用过的56式半自动步枪做了瞄准动作。

（刘峰 摄）

54年前开展的那场全军大比武，在解放军历史上是第一次，运动规模空前，对提高我军官兵军事训练水平、促进我军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据《中国档案报》报道，20世纪60年代初，经历战争创伤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恢复生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国防和军队建设逐步进入正规化日程，大量新式武器开始装备部队，建军指导思想转为“以我为主”，军事训练由“以战教战”转入“以训教战”的阶段。

这时候，由南京军区12军培养的“郭兴福教学法”应运而生。郭兴福是原南京军区的一名副连长。他的教学方法严肃、灵活而独特，能够充分调动起部队练兵的积极性，在实践中卓有成效。

“1961年初，我带着军师工作组来到郭兴福所在的二连蹲点，发现郭兴福的单兵战术训练很有效果，深受战士们欢迎。”当年担任郭兴福所在的第12军军长的李德生生前曾回忆道。

在训练中，郭兴福（左三）带领战士们一起苦练基本功

李德生是首先发现、培养了郭兴福这个典型。1961年10月，总参办的《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专门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并加了《既严又活》的评论员文章。为了方便部队战士的学习，这期刊物特意扩大发行至全军连以上单位。

叶剑英元帅看到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文章后，指派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南下视察、核实“郭兴福教学法”的情况。张宗逊看了郭兴福汇报表演后，连声赞扬，认为“郭兴福教学法”很好，应该在全军推广。当时，原南京军区抢先行动，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杜平迅速在原南京军区范围内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进而推向全军。

在训练中，郭兴福（右一）言传身教相结合

1962年3月，原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通知。11月，原南京军区在杭州召开训练现场会，检查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落实情况，论证郭兴福教学经验的可行性，并要求把郭兴福的教学经验运用到班以上战术训练中去，运用到技术训练和特种兵、海岛部队训练中去。　　

1963年12月，叶帅在江苏镇江召开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会议上全程观看了郭兴福的单兵进攻战术教学表演，称赞郭兴福带的这个班“军事技术好，个个都像小老虎”，还连夜向军委写了进一步向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建议报告。

6月15日，在观看完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步枪速射、侦察兵攀登表演后，毛泽东主席兴致勃勃地来到擒拿格斗场地。当他看到一个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时，笑着说：“这不是蒋介石吗，老朋友，久违了，让我也打你几拳。”说完，便连打了沙袋3拳。主席的风趣和幽默，给紧张的表演场带来了一阵笑声。图片由北京军区档案馆提供

毛泽东主席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这句话时，在下面画了一条杠，并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当看到报告中“‘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时，他指出：“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最后，毛泽东大加赞赏地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办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1964年1月3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并决定举行比武大会。

为迎接全军大比武，从1964年2月开始，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在全军展开了，各部队紧锣密鼓，训练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龙腾虎跃局面。

1964年5月15日，原总参谋部、原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向部队发出《关于全军比武问题的通知》。

某团红一连二排长周发先五大技术样样过得硬。比武投弹66.6米，超越障碍只用36秒就跑完全程。图片由北京军区档案馆提供

1964年６月至９月，全军性比武运动被推向了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参加比武共有3318个单位，在3766个项目中角逐。全军参加军区以上规模比武活动的3.3万余人，军内参观人员达到4.5万余人，地方参观人员4.2万余人；获奖单位1212个，获奖个人2257人；评出集体一等“尖子”289个，个人一等“尖子”545名。

某部摩托营在复杂地形上苦练过硬驾驶技术。图片由北京军区档案馆提供

1964年6月15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了练兵场。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全国各地领导人也来到了练兵场，观看原北京军区、原济南军区训练尖子的汇报表演，检阅军事训练，写下我军训练史上辉煌的一页。

5月20日，当周恩来总理看到20名军械员可以蒙着眼睛，把被混在一起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等3种武器零件娴熟而敏捷地结合起来时，连声称赞：“不错，不错！”总理还饶有兴趣地蹲下仔细观看，并故意把零件顺序打乱，以考验军械员的识别力。图片由北京军区档案馆提供

5月12日，贺龙元帅视察北京军区参加全军比武代表队的选拔。他拿起神枪手江新安的靶子，连声夸奖道：“打得好！好极了！”还转身对陪同的北京军区部队的各级领导说：“就是要把部队训练成这个样子！”图片由北京军区档案馆提供

毛泽东在观看了济南军区某部战士宋世哲40秒内射出40发子弹、命中40块钢靶，其间还4次压弹的射击表演后，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他端起宋世哲使用的56式半自动步枪，仔细地察看，又举枪做了瞄准动作。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来，为我们留下了唯一的一张毛泽东举枪瞄准的历史瞬间。

表演结束后，毛泽东在十三陵军事演练地召开会议。他对部队通过大练兵大比武取得的成果十分满意。他要求各级党委不能光议政，不议军，都要抓军事工作，并指示要在全军搞好普及训练“尖子”的工作。

某部步兵连夜间集火射击。图片由北京军区档案馆提供

某部七连七班在战术训练中，作风硬技术精，连续三年荣获“战术标兵班”称号。图片由北京军区档案馆提供

这次大比武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2000多名驻华使领馆人员及外国友好人士也参观了部分比武。

某部喷火连配合步兵冲击前进的情形。图片由北京军区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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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枪的故事》 文章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5年9月22日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过两个著名论断，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这两个论断中有一件共同的东西就是“枪”。可见，毛泽东对枪的作用很早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可毛泽东本人很少用枪。直到今天也很少见他佩枪的影像。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用“枪”和“人头”收服“山大王”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到农村去开辟革命根据地。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认为“深受压迫而起义反抗的富有正义感的农民旧式武装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武装力量，可以通过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把他们改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1927年9月26日，毛泽东接到江西省委来信，说在宁冈地区有一支党的武装———袁文才部。袁文才早年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了当地的马刀队并担任参谋长。1926年秋，马刀队被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同年9月，受湖南农民运动影响，保卫团在中共宁冈县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宁冈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

这年11月，袁文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就曾听说过宁冈和袁文才的情况，所以接到此信后决定向宁冈、井冈山一带进军并在那里寻求立足之地。9月29日，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三湾村，进行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与此同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袁文才。

袁文才接信后如临大敌。他忧心忡忡地召集部下共同商量应对之策。其司书陈慕平曾经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他向袁文才简单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关于毛泽东的一些情况。袁文才听后认为：毛泽东是党内同志，也就是自己人，既然来了信就理应去接头。于是，派龙超清和陈慕平等3人作为他的代表，拿着他的亲笔信去三湾见毛泽东。信中说：“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

毛泽东看信后立刻明白了袁文才的意图，他没有表现出怒意，而是平心静气地向龙超清等讲明部队上山的主张，表示不会威胁袁文才部的安全。相反，如果两支队伍可以合作，将增强革命的武装力量。最后，他慷慨地送给龙超清3人每人一支枪，希望他们能够将团结合作的想法向袁文才阐明。时隔不久，他率部进驻离三湾30里地的古城，召开了古城会议，确定了团结、改造袁文才部队的方针。代表之一的龙超清参加此会后便在毛泽东和袁文才之间奔走传递双方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沟通，袁文才终于同意在大苍村林风和家里与毛泽东会面。

10月6日，毛泽东一行七人来到大苍村赴约。尚未完全放下戒备的袁文才备下了一席鸿门宴等待毛泽东到来，还预先在林家祠堂里埋伏了20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毛泽东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但为了部队能够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明知有危险也要淡定赴会。毛泽东见到袁文才后，首先打消他的戒备之心，让他明白自己的到来并不会对井冈山地区造成威胁，相反会增加革命的力量。毛泽东还向袁文才谈了自己的斗争主张。毛泽东侃侃而谈，其渊博的学识和大将气度令袁文才十分钦佩，他认定毛泽东是个人物，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他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临别时，毛泽东提出赠送给袁文才部100条枪。此举令袁文才十分意外和感动，他当即回赠了毛泽东1000块银元，表示对革命军的感谢。并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医院和留守处。

通过袁文才的引荐，毛泽东还结识了袁的把兄弟王佐。王佐当时也掌握着一支武装力量，毛泽东再次通过赠枪的方式赢得了王佐的信任。不仅如此，他还用了一个十分绿林化的方式把友情筑牢。为了能与王佐搞好关系，他进驻茨坪后，指示已任王佐部队党代表的何长工在一日深夜突袭土匪尹道一的巢穴。这个尹道一作恶多端，也是王佐的“死对头”。何长工将尹道一的人头割下来送给了王佐。王佐十分感激毛泽东，当场表示“从此以后跟定了共产党”。

唯一的一次，毛泽东高兴地背上了“匣子枪”

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在随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兼十师师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同年5月4日，在井冈山砻市广场上，隆重地召开了井冈山会师暨红四军成立庆祝大会。在这次会上，一向不喜欢舞刀弄枪的毛泽东居然一反常态地挎上了一把匣子枪。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士榘将军回忆：“我清楚地记得，自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从来没有看见毛泽东背过枪。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不过，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

毛泽东“枪”下留人，上将有命

1928年，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手枪。这支手枪的表面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动了。教导队长吕赤见状开玩笑地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喜爱枪的陈伯钧舍不得扔掉，他把手枪拆开，用煤油反复擦拭，终于将锈迹擦掉，让手枪恢复如新。时隔不久的一天，吕赤外出回来一进院中，陈伯钧便笑着迎上去拿着枪得意地对他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接着，他拉动枪栓想向吕赤展示修复成果。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拉动枪栓的瞬间，枪膛中居然发射出一粒尚未退净的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顿时呆住。待缓过神来的陈伯钧跪倒在吕赤身旁时，一切已无可挽回。

吕赤是陈伯钧的四川老乡，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和陈伯钧一起上井冈山参加革命，在战斗中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陈伯钧误杀好友后，内心十分悔恨。事情很快被上报到上级部门，部队首长们非常震惊。为了稳定局面，上级指示保卫部门先将陈伯钧关押起来等待处理。

毛泽东详细地听取了有关人员的调查汇报，将来龙去脉弄清楚后深思良久，并未急于下结论。他找到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张令彬回答说：“很多人都要求杀。”毛泽东又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

张令彬立即回到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的话。接着，毛泽东又亲自通知部队集合，在战士们面前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毛泽东的话浅显易懂，又入情入理，大家听后觉得情有可原。

这时，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毛泽东说：“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随后，毛泽东让警卫员找来板子在众目睽睽下打陈的板子。据陈回忆，毛泽东是通过这种丢面子的方式来惩戒自己来平复战士们的情绪。他当时不喊不叫心甘情愿接受处罚。

此后，陈被调离教导队，降职到一团一连任副连长。而后的几十年间，陈以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行为回报毛泽东的不杀之恩，回报战友们对他的谅解和信任，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最终凭着赫赫战功成长为一名我军高级将领、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央警卫团手枪连居然没有一支好枪

红军转战陕北时，有一次，陈赓问中央警卫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你们有多少人？武器怎么样？”高为难地回答说：“有4 挺机关枪，24支冲锋枪，一人还有一支破短枪。另外，就是大刀了，一人一把。”常年带兵打仗的陈赓听后心想：在部队里，战士们要佩带大刀作为武器备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配备的枪支一定不好。他还听高说，战士们的手枪有时会卡壳打不响，有时会因为缺少子弹而无法射击。

陈赓对中央警卫团的武器配备情况忧心忡忡，便对高说：“这样，我们缴获了好多美式卡宾枪，给你150条，够用吗？”“够，我很愿意要，但我做不了主。”“给谁讲？团长？”陈赓接着问。“团长会同意的，只怕司令部首长不同意。”高富有担心地说。“这好办。”陈赓明白要向毛泽东汇报。

这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正在窑洞前交谈，陈赓也在旁边。他看到高富有走进来，于是对毛泽东说：“李德胜同志，我想给手枪连一人一支卡宾枪。”毛泽东看了高富有一眼，问道：“他给你枪，你要吗？”高富有没敢吭声。毛泽东说：“你要枪，不能从他们手里要，那是人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要枪要向敌人要。人家天天打仗，好武器有用场，咱们这里又打不了大仗。”

陈赓说：“我已经发电报让部队送来了。”“你敢！”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陈赓这时也不敢吭声了。毛泽东转过来对高富有说：“你敢要一支，我撤了你！”就这样，手枪连配备150支高级卡宾枪的事情泡汤了。后来，随着部队战斗力的增强，武器配备的水平也逐渐提高。一些地方上的部队会经常将缴获的较为先进的武器送给警卫连，但总是小批量的，再没有150支这样大手笔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当年也曾佩带过一支手枪，主要是在长征途中防身使用。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他把这支手枪连同剩余的40发子弹送给了当时吴起镇的游击队队长张明科，此后再没有配带过枪。

8341部队代号与毛泽东的步枪编号有关吗?

曾有这样的传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建立了一支代号为“8341”的中央警卫部队，即中央警卫团。传说这与毛泽东早年从军时所佩带的一支步枪有关。青年时代，毛泽东怀抱救国之志，参加了湖南的新军，他持枪的编号就是“8341”。

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8341”部队的代号其实跟毛泽东当年持枪的编号没有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每一支部队都会用一个代号来代替正式的名称。“8341”部队这个代号就是由总参谋部下达的。而且所有部队代号使用过一段时间后都必须更换。新的代号使用后，旧的代号就要停止使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警卫团恢复中央警卫师的番号，“8341”这组数字早就不再是中央警卫部队的代号。

1949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主席的持枪证

“甲字第一号”持枪证所有者根本没有领过枪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故居展览中，有一张写有毛泽东名字的持枪证，枪证的编号为“甲字第一号”。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我解放大军进驻城中。由于社会治安尚未完全稳定，从安全角度考虑，中央决定给每位中央首长配发一支枪，以备不时之需。保卫部门给毛泽东发了一张持枪证。毛泽东的枪证是“甲字第一号”。在枪证“注意”一栏中写明：“本区门卫，检验放行。机密证件，随身携带，如有遗失，绝不补发。”除此之外，枪证上“枪证”、“枪号”和“子弹”这些栏里都是空白的，没有写上任何的内容。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保卫部门在给毛泽东发了持枪证后，并没有给毛泽东配枪，所以有关枪支的具体情况也就无法填写。为什么没有配枪，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

由此看来，毛泽东拿着的是一张没有实质内容的持枪证。

善用兵却不用枪的军事家

毛泽东不带枪的原因，我们无法从他的口中或是写下的文字中探得，作为后人只能大胆揣度如下：

首先，文人情结，性格使然。毛泽东的气质与枪是不搭调的。喜爱读书的习惯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的床榻总有一半的地方摆放着书籍。书和笔是伴随他革命生涯的伙伴，他善于从书中获取知识，善于从实际的生活中发现智慧，善于从客观的实践中总结经验。通过博览群书他不仅增长了见闻，更加增添了一份指挥若定、处危不惊的淡然与从容。于是有了陕北御敌，行踪飘渺；四渡赤水，兵行险着；万里长征，苦若云浮；抗日战争，剑斩倭敌；三大战役，指点江山。

毛泽东的性格是自由不羁，天马行空的。《沁园春·雪》中流露出的大气磅礴、雄浑壮伟，足以让人们相信，他的骨子里带有的一种与天地融合的宽阔胸怀。所以，军人的严谨和刻板，并不适合随意、不拘小节的毛泽东。曾与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有过交往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里这样描述对二人的印象：蒋介石举止刻板，重风纪，住处井然有序，书法也是笔直正方；而毛泽东则躺坐漫无拘束，常常龙飞凤舞，信笔成书，房间也显得杂乱无章。

这就是军人气质与文人品格的截然不同。历史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军人出身、枪不离身的蒋介石输给了文人性情、笔不离手的毛泽东，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有趣结果。

其次，对战友、部下的信任。红军时期，林彪的部下缴获了一把白银做的袖珍手枪。它做工非常精致，样式也很漂亮。下级将枪交给了林彪，看到它的第一眼林彪就喜欢上了。后来，考虑到毛泽东身上没有枪，他就想把枪送给毛泽东。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看也不看就把枪扔在地上说：“到我用得着这把枪的时候，咱们红军就完蛋了！”这或许可以说明一件事情：毛泽东是深信部下的。他不带枪原因可能有不喜欢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对部属的充分信任。他相信将领，相信警卫，相信爱戴他的民众。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带枪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