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陆客】

回顾“捍卫中华民国”

1991~92年，在大陆仍被欧美国家封锁期间，我曾经计划至北大政治学系攻读，希望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拿到博士学位，如此我就可以成为台大政治系学士+北大政治学博士第一人。

当时已与北大政治系的副主任联络多次，并到北京见面商谈。除了至北大念书外，我也将全额赞助其国家八五计划中、北大负责的第一套大陆完整的各级地方制度调查报告研究专书，共20余册(当时经费总估仅需新台币30万以内)。

但是考虑再三，最终决定放弃此一构想。为什么？因为当时东欧巨变、苏联也于1991年底崩溃裂解成15个国家，中国大陆显然已成为美国下一个欲肢解的头号目标。

我倒不是像大多数的世人与台湾人一样，因为对中共政权的统治稳定性没有信心而放弃至北大念书。相反的，我对中共是否能挺过此一难关是持乐观态度的，因为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巡后仍决定继续走改革开放之大道。让我做放弃至北大就读决定的关键是：我对台湾政坛失去了信心！逼得我只好先留在台湾“捍卫中华民国”。

当时国民党的“外省非主流派”，正被李登辉的“本土主流派”各个击破、打的是丢盔弃甲。更糟糕的是，当时国民党的菁英们被李登辉的谎言迷惑，根本不知道其日本“皇民余孽”的身份、更不知其欲当“台独国父”的意识形态与企图。

李登辉暗地里联手民进党斗“外省非主流派”，并开放海外台独分子返台。这些台独分子于1991年召开了所谓的“第一届人民制宪会议”，主张将“国号”定为“台湾共和国”，并提出“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1994年于第二届“台湾人民制宪会议”中，更进一步选出新“国旗”《四族同心旗或称八菊旗》、新“国歌”《台湾翠青》。)

李登辉

1991年10月，民主进步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在基于‘国民主权原则’及台湾全体住民公民投票选择决定的条件下，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列入其党纲中，此即《台独党纲》。绿营独派分子的这些种种动作，就是意欲趁当时台湾从威权过渡到全面民主化选举的当口，推翻“中华民国”体制，然后建立一个新“国家”——“台湾共和国”。

李登辉还煽起反中国的民粹情绪，藉由完全控制媒体(当时仅有无线电视三台与联合、中时、自由三大报系，而有线电视与拨号网络才刚刚起步)、并纵容地下电台纷纷设立与煽动言论(最出名者为许荣祺的“台湾之声”)。

40岁以上的台湾人应当都记得，当时台北市的出租车上几乎都挂着“台独八菊旗”，乘客被迫听着宣扬台独的地下电台，稍有不同意见，就会被司机言语恐吓甚至暴力相向。新闻报导中最常见的，就是有许多外省老伯伯因为讲国语就被公交车司机赶下车，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

光靠对内搞民粹还不够，要搞台独当然要争取外援、倚靠武力。虽然在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因“联中制苏”的战略需要，表面断绝对台军售，但背地里暗中扶持台湾发展IDF经国号战机。等到1992年苏联垮台之后，美国再无顾忌，协调欧美国家对台大幅军售。

台湾凭借着当时GDP总量几乎等于大陆一半的经济实力，以及两倍于大陆的军费支出，除了“自制”130架IDF外，还买了60架法国幻影-2000、150架美国F-16。光这些第三代战机就达到340架，更不要说还有法国拉法叶舰、荷兰潜艇等先进武器。而中国大陆当时的第三代战机仅刚买了48架的苏27，其余皆是歼五、歼六、歼七等第一、二代战机。

不用说，李登辉当时是信心满满——在全球民主化与天鹅绒革命取代威权政体的浪潮下，他一定可以轻易推翻“中华民国体制”然后将其改建为“台湾共和国”；同时中国大陆对此也将莫可奈何，因为形势比人强。中共如果胆敢对台动武，不但军事上讨不了便宜，反而必将引起美国、日本联手介入。届时，中国大陆好不容易稍加稳定的国内政治局面必又大乱，甚至中国最终将分裂成七块，台湾自然独立，他就是“台湾国父”了。

在此情势之下，我先于1991年加入中华社民党，再于1993年加入新党，寻找那个能够力挽狂澜并在未来领导中国统一的“刘邦”。只可惜这两党领导人都有致命缺点：朱高正见林不见树、夸夸而言；赵少康、王建煊等则是见树不见林、短视近利。

尤其最令人失望的是，当时的“新国民党连线”从国民党出走创建“新党”，但在李登辉与独派势力联手打压宣传为“外省人政党”之后，居然连“中国”二字都不敢挂上。“政治金童”赵少康在代表新党参选1994年首任民选台北市长之初，更决定连“统”这个字都不能提，妄图只以市政议题赢得选举。

赵少康

但我没有选择，在李登辉与独派紧迫的台独时间表下，我只能“借腐生新”，期待找机会将新党改造为捍卫“中华民国”的中流砥柱。

终于等到1994年9月初在选举仅剩2~3个月时，赵少康的台北市长选情已经濒临崩盘了，支持度还不足15%，他甚至被自己最会美式选举操作的核心竞选幕僚团队抛弃时，我决定出手了。

藉着一位在社民党认识的老朋友李承龙之协助，我创设了一个地下电台“新思维电台”，以“向台湾共和国宣战”为号召，并提出“维持现状、迈向统合”作为国家目标。结果在短短两个星期内就掀起了一股“捍卫中华民国”的民粹狂潮，与十万人上街头游行的空前纪录，力压当时最会搞街头运动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水扁。

虽然最后的选举结果，因赵少康核心竞选幕僚团队的重新回归掌权并再度犯下致命错误而落败。但这一股“捍卫中华民国”的“民粹”狂潮，不久即从台北市扩散到全台湾，最终在1996年时使新党突破15%的得票率，这些投票者也成为日后蓝营的核心群众——“捍卫中华民国”的临界质量已然建立起来了。

各位40岁以上的台湾人应当都记得，在1995年元旦升旗典礼时，当时“总统府”前整个广场塞满一片黄澄澄的新党群众与旗帜。我还记得当时电视新闻与报纸上最有名的一幅景象是：镜头前李登辉脸色铁青地向“国旗”行注目礼，但他背后却是满满一片超过十万人的“捍卫中华民国”的黄潮。

我相信，在那一刻，李登辉就已经明白：他不可能推翻“中华民国”了，他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台湾共和国”的“国父”了！

“中华民国”已错过领导统一的历史契机！

1992~1996年，不但是“中华民国”，恐怕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一段时期。

如果当时李登辉推翻“中华民国体制”、建立了“台湾共和国”，则两岸将立即兵戎相见。当时两岸的军力相当，将演变成一场旷日费时的消耗战，两岸经济会同遭重创。

如此，不仅大陆在邓小平南巡后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将被迫中断，中国大陆也将丧失未来20年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那么实现中国梦恐怕将遥遥无期。

根据当时台湾“宪法学”泰斗胡佛教授的推断：如果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战略能持续下去，则按照未来的经济成长率来估算，中国大陆将在2020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中国梦的实现就不远了。

胡佛教授

与此同时，如果台湾能彻底解决“台独”问题，并真正建立一套孙中山等无数革命前辈曾畅想过的优质民主“宪政”体制，而非所谓的“美式民主”，则将来才有可能为中华民族政治制度的发展，为两岸“和平统一”时的政治制度建设做出贡献。

因此，20多年前我在新党所掀起的那一股“捍卫中华民国”的狂潮，不仅仅是一个“反台独”的民粹操作，其背后更有深层的民族发展大战略。

同样根据当时胡佛教授对台湾的选举行为研究发现：虽然当时台湾的国民党与民进党政治版图大约是7:3，但其中可开拓的“第三势力”空间约有25%，这就是我为何会先后加入中华社民党与新党的原因。

我的策略如下：

1.透过新党先凝聚10~15%的“反台独、捍卫中华民国”基本教义派群众，形成“台湾真正统派”的临界质量。

2.藉由“总统选举”的“衣尾效应”拉抬，促使新党在“立法委员”选举中也能完全开拓出“25%的第三势力”空间，形成三党不过半的关键少数。

3.与民进党合作联手拿下组阁权，如此不但可阻止后来往“总统制”方向的“修宪”，确保“中华民国”原先的“内阁制宪政体制”，还可使新当选的“总统”(李登辉)立即成为一个“虚位元首”，封阻其成为“台独国父”的图谋。

4.分裂台独势力然后与民进党的温和派合并为一个中间偏左的自由派政党——新进党；再加上国民党丧失执政权后，必然改革而将其地方派系黑金势力扫除出去，转变成一个中间偏右的保守派政党。如此台湾政治版图将形成4:4:1:1的新格局（新进党:国民党:激进“台独建国”党:地方派系势力政党），如此将彻底解决台湾政治圈中的“台独”与“黑金”问题。

5.全力建设台湾为发展模式的真正典范，并将台湾经济与中国大陆完全融合。如此在2020年时，台湾的人均GDP将达到4万美元以上，届时就可实现以“和平统一”了，而且台湾会站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上，甚至可能统一时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这其中的关键有二：

(1)完全开拓出“25%的第三势力”空间。

 在中华社民党时，只开拓出了3%；在新党时，已开拓出了15%；但是此“25%的第三势力”空间，却要到1995年8月陈履安宣布参选总统后才完全打开。这也就是为何那时我们新思维电台会忍痛宣布退出新党，而加入到陈履安阵营的原因。

陈履安

虽然我曾尝试整合新党与陈履安阵营，但因为新党领导阶层的短视自私而最后失败，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有25%的第三势力空间。

1996年的总统选举结果：新党支持的林洋港得票率为15%＋陈履安的10%＝25%，虽然最终证实了胡佛教授的研究成果，但在“立法委员”选举中，新党只拿到13%，陈履安阵营全军覆没。这25%的第三势力空间无法完全转移到“立法委员”的选举结果，导致后来“新党与民进党喝大和解咖啡拿下‘组阁权’”的设想功亏一篑。

新党与陈履安双方阵营都错过了这历史契机，最终也都一蹶不振。这25%的第三势力空间，先被2000年总统选举时的宋楚瑜接收，但他却因兴票案的失误，而致得票率仅以36.8%略输给当选的陈水扁之39.3%。

其后这25%选票被2008年的马英九与国民党完全吸收回去，形成了当时在“总统府”与“立法院”完全执政的基础。这25%，就是2000年国民党败选后能将李登辉扫地出门并于次年将其开除党籍的民意基础，也成为蓝营现今的核心基本盘。

(2)分裂台独势力，才能与民进党的温和派合组为新进党。

要分裂独派，不能仅靠权谋与利益交换，尚需以新的理论与价值来破解台独的意识型态，并为未来与其温和派的合并建立道德高度与群众基础。

因此，我在新思维电台创台的头三天节目中，与(当时最流行的)call-in(打电话进来)听众只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是否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问题其实是“台独”的“阿基里斯之踵”——它是台独理论的根本矛盾之处。

1.因为按照原先台独的主流理论——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并非一个“独立的国家”，且“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那么请问台湾的现状又是什么呢？台湾如果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必然是某国的属地或殖民地，难道意指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吗？

2.如果听众回答：台湾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请问台湾既然“已经独立”了，那么还需要搞“台独”吗？且现在的“国号”是什么？不就是“中华民国”吗？

我提出这个问题，除了要凸显“台独”理论的矛盾荒谬并破坏其神圣性借以分裂独派势力外，更欲藉“中华民国”来消化“台独”，以便未来能吸收合并民进党中的温和派。我更进一步提出“中华民国”未来的“国家目标”应是“维持现状、迈向统合”，作为未来引导民进党温和派逐步放弃台独，并进而转变为“统派”的理论基础。

这个问题之后促成了民进党的路线大辩论，造成了独派阵营的大分裂：民进党第一任“总统”候选人彭明敏阵营与台独联盟等激进派因而另组“建国党”。当时民进党当权的温和派施明德、陈文茜等，虽然采纳了我的主张与理论，但可惜最终也被民进党扫地出门。

施明德、陈文茜等最终何以会被民进党扫地出门，也跟大和解咖啡拿下“组阁权”的功亏一篑直接相关。因为没拿下“组阁权”，就无法掌握“国家资源”与筹码，当然也就不会有之后与新党合并的外在现实条件了。

每当回忆至此，仍觉万分可惜，我的精心规划一切按原先设想发展，但我在蓝营内却是一厢情愿、孤掌难鸣，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蓝营菁英重用反而备受打压，且视我为异类、离经叛道。我感叹蓝营内非但没有刘邦，连刘备也不可得。我的这番政治构想，注定无人赏识只能付诸东流。

1996年3月台湾第一届“总统直选”结果揭晓，当时代表国民党的李登辉以过半数的54%选票当选。我知道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虽然未能达成拉下李登辉的目标，但欣慰的是这25%的捍卫“中华民国”之中坚力量已经召唤出来，应该可以为台湾争取20年的安定而搞不成台独了。

虽然我也预知蓝营未来的主导权，将由国民党非主流势力取代新党与陈履安，同时能代表蓝营重新夺回“总统”大位的，将不出宋楚瑜与马英九二人之中。但我已不是当初那个满腔热血的政治门外汉了，经过6年政治圈的打滚，我那时便认定：宋楚瑜与马英九与其他所有蓝营菁英，都是只会空喊“捍卫中华民国”的“伪统派”而已！

宋楚瑜与马英九

时也、运也、命也、非我之所能也！1996年“总统”选举后，我就急流勇退，退出台湾政治圈了。

在李登辉当选后，台湾政坛就只剩下一个方向：统独对抗，也就是“台湾党”与“中国党”的对抗。这也就是1996年选后许信良接任民进党主席时，会“夜奔敌营(‘总统府’)”的原因。民进党选择与李登辉再次合作，促成了后来的七次“修宪”，也直接导致了这20多年来“台湾的失落与迷航”。

在这期间，台湾独派也完成了台独理论的转型，将“台湾是否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挑战加以修补与吸收，因而形成了现在的主流论述——“维持现状的‘中华民国式’台独”。

可悲的是，蓝营的领导菁英们，对此却麻木不仁，享受着20多年前我与同伴所创造的“捍卫中华民国”与分裂独派的成果，最终虽能在2008年重新夺回“执政权”，但对统一愿景却绝口不提，甚至对绿营理念诉求只会“拿香跟拜”。

我原先的理论是欲以“中华民国”来吸收化解“台独”，但在蓝营这群菁英的“领导”下，“中华民国”现在反而被“台独”借壳上市了，致使蓝营基本群众灰心失望，最终才导致近二年的大溃败。

可喜的是，中国大陆经过这2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如今已非常接近胡佛教授当初的推断，相信最慢在2025年前，就可以正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梦已近在眼前。

唯一遗憾的是：不仅我原先规划与期望的在相当程度上参考“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的和平统一早已没有实现的可能，甚至于现在的我必须向“中华民国”说再见了！

没有挣扎、没有感伤，就如同满清末年无数的爱国志士所做过的相同选择一般——是要“保中国”？还是“保大清”？今日的我，也依然选择“保中国”！

“中华民国”，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