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叶，女，现年70岁，一位执着的上访者。从2004年第一次上访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在乡村场域的语境中，她是一位地道的“神经病人”。

朱莉叶作为“神经病人”的社会身份，在村落里至少是成立的，尽管到目前止，仍没有权威渠道确定她的“神经病人”的医学身份。

我们在村落中驻村调查近一月，在她所在的村以及附近两个村，我们接触到的人都表示，她是一个“神经病”。以致于我们提出要亲自面对面地与朱莉叶访谈一个上午时，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眼神似乎在问我们，我们居然找一个“神经病人”访谈，我们的“神经”是否也出了问题？

在和朱的一次访谈中，朱对我们说，她丈夫以及她的三个儿子和儿媳们，也都认为她是个“神经病”，幺儿子和幺儿媳还以替她治风湿病为由将她带到神经医院检查，当她得知是检查神经病时，她笑着讥讽幺儿媳，平时不管她，此时却愿意花钱给她看病，才是真的有神经病。

一、报警及与警察纠纷

朱莉叶进入我们的视野，缘起于2013年7月我们到江南某省江洲乡派出所的一次调查。

所长介绍说，朱莉叶是该所近年来唯一一例涉警上访案例。

在当前的上访研究谱系中，大多均属于涉法涉诉部分的研究，对于涉警上访，关注者相对较少。

2012年4月8日，朱莉叶打电话到江洲乡派出所报警，说是自己的金耳环、金项链和玉手镯被盗。接电话的是警察小王，朱要求派出所所长亲自下来处理。所长说，他正在外面处理案子，实在脱不开身，问朱莉叶能否缓几天。

这并非朱第一次为家里失窃之事报警，从2004年起她就开始给江洲乡派出所不断报案。

因此，朱此前与所长有过多次照面，但对于所长的话，她无法判断出真假，只好作罢，但要求其他警察必须到场。

警察小王和村治保主任一起到朱莉叶家察看了现场，东头的门确实撬坏了，家里的场景似有失窃的可能。

一个星期后，朱莉叶来到派出所，她找到所长问东西是否找到了以及人抓到了没有。所长解释办案有个过程，并戏言，要不请朱把人抓来。

朱则反唇相讥，如果她能抓到人，她要找警察干什么？

半个月后，朱再次来到派出所询问，并十分气愤。她认为派出所办案拖拉，敷衍她。

没有得到理想结果，她就杵在门口不走。

派出所民警老曹问她又来干什么，她不接腔，装作没听见。

老曹就嘟囔了一句“滚”。

朱听了后非常气愤，并质问老曹凭什么要她滚。

她说，这派出所是共产党盖的，不是老曹私人的，她是到共产党的派出所来办事的，不是到老曹私人家里办事，老曹没有权力叫她滚。

朱的质问很有趣，其背后反映了普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要求党的干部为民办事的理直气壮。显然，即使是乡村场域中所“建构”抑或“真实”的一个“神经病人”，也能够善于运用国家的意识形态为自己说话。

因为朱莉叶此前长时间的上访和不断找派出所报案，老曹与派出所的同事其实心里都憋着一股火。朱的质问，让曹一时竟无言以对，便索性粗鲁起来大吼“你给老子滚，你滚不滚？”朱回应说“我硬是不滚”。

曹的粗鲁同样导因于他对朱作为一个“神经病人”的认定。

于是，他的粗鲁加码：“你妈的个X，一个神经病”。

这激怒了朱，她上前与之理论，被曹“推了一下”左肩。

这个在曹眼里的“推了一下”的动作，在朱的说法里是“打了一掌”。

究竟是“推了一下”还是“打了一掌”，定性是很模糊的，而这种模糊的空间为纠纷发生的双方提供了各自的解读理据。

一般来说，上访者之所以上访，大体上总还是“权利”多少受到侵害所致。但并非所有“权利”遭到侵害就会引起上访，两者没有必然关系。即使如朱莉叶这样一个在几乎所有人看来都是“神经病人”的上访者，她之所以发动针对警察的上访，也是在她的“权利”受到警察老曹的“侵害”后，在与整个派出所的互动中发生的。

老曹“推”的时候，所长刚好出来看到，朱莉叶对所长寄予了“厚望”，要求所长证实老曹“打”了她，并要替她“出气”。

让朱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的是，所长说没有看到。

在派出所，这一刻，朱近乎“绝望”。于是，她想到了上访。

处理人民“小事”的乏力与无方最终在互动中逐步将公权力也绑架进来了，图为“上访妈妈”唐慧

二、涉警上访

朱首先到县城的法医鉴定中心做了鉴定，花了400元，但没有验出什么伤情。

朱将法医鉴定结果作为证据。先是带着这份“证据”返回派出所，要求派出所赔偿她到县城的路费和鉴定费。

派出所无人搭理她，于是，她找到乡里，先是找书记，书记要她找分管的副乡长，副乡长要她找主管的综治办主任，综治办主任不断跟她说好话，很亲热地姨妈长姨妈短跟她做工作以安抚她。但在朱看来，好话一箩筐，并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不过，她觉得综治办主任的“敷衍技术”让她舒服很多。

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朱莉叶开始了上访。

上访的诉求很简单，一共三条：一是，要求老曹赔偿她400元法医鉴定费和往返县城的100元路费；二是，要让有关方面都知道有个叫曹XX的警察打了她；三是，有关方面应该对曹进行教育，以帮她出气。

上访的第一站是县公安局。

第一道阻力便是门卫，将她拦在外面，不让她进。

这让她很恼火，她大声质问，这是你门卫个人的公安局吗？这是人民的公安局，你凭什么不让人民进去？她说，她又没有背炸药，她进去是办事，不是要炸公安局。

朱的意志和毅力以及她援引的宏大话语，让她进门成功，但上访仍然未果。

此后持续一个月，她天天往县城和市里跑。

她显然没有再计算她每天跑的路费和误工，甚至问题得不到解决所带来的身心疲惫的成本。因为，这一成本远高于她要的500元。这也说明，她不纯粹是为了钱。“出气”，似乎是挑拨她“神经”的更为重要的考量，而这种“执拗”，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她作为一个“神经病人”的界定，反过来说，“神经病人”的社会身份又更加无助于她的问题得到解决。她的任何真话，在没有铁的证据面前，都很容易被人们当成胡话和笑话。

法医鉴定的结果，让朱莉叶明白一个道理，即她的“维权”仅能从上访这一特殊的行政救济中得到满足，而解决的可能性又取决于她不断地重复上访的坚持程度。

除了县公安局外，朱莉叶陆续到过县信访局，县政府，县检察院，县法院。在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她又上访到了市检察院，市纪委，市信访局，市人大，市公安局。在市一级的上访，其结果基本上都是让她回县里找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而在县里的上访，则基本上都是让她回到乡里解决问题。

然而，正是因为乡里“无法”解决她的问题，她才会到县里和市里上访。

吊诡的是，导因于维稳的“神经”，县乡两级对此均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甚至将朱莉叶纳入“特护期”中的重点包保稳控对象之一。

三、家庭纠纷

应该说，涉警上访的发生，是朱莉叶的访中访，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朱莉叶说她是个苦命的孤儿。

八个月丧母，十岁丧父，十一岁丧祖母，此后，朱莉叶跟随一个出嫁了的姑妈生活。

或许，童年的缺乏安全感，为其花甲之年后迈向上访之路埋下了种子。

个人安全感的缺乏，有时与对社会安全感的缺乏可能是同步的，寻找一种确定性成为人们克服不安全感的日常生活实践。

朱莉叶在姑妈所在的村子长大，并与该村一民办教师恋爱结婚。刚结婚时，她十分勤劳本分，她丈夫的主要精力是教书，而她基本上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与农活，并生育了三儿一女。

这些后来都构成朱莉叶针对丈夫上访的苦难诉说材料。

步入中年后，村民发现，朱莉叶精神开始间歇性地有问题。

有三个指标，基本反映了朱的不正常状态。一是，在与人争吵后，朱会缠上人家，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中，直到别人见到她就躲起来；二是，她开始偷东西，而且是喜欢偷小东小西，如村民家里的瓜果，集市上的鱼；三是，生活作风上有不检点的嫌疑。

这三个指标，让朱的丈夫如芒刺在背。夫妻俩因此而陷入冷战与热战相结合的漫长过程中。

2003年，朱的丈夫退休，因为早期转成了公办教师，退休后，她丈夫有一笔不少的退休工资，到目前为止，每月约有3000元。

在朱看来，这是一笔不小的钱。

朱的三个儿子均在市区买有房子，且生活相当优越，女儿远嫁在广东，但生活条件同样很好，孙子亦已成家立业，且也有很好的条件。因此，她判断，丈夫的钱既然不给她，又不可能给子女，就有可能给别人，这个别人最有可能是外面的女人。

这个判断让她抓狂。

最早的时候，朱发现家里的一个垃圾桶不见了，她怀疑是丈夫偷了给情妇。

于是，夫妻俩大吵，她丈夫觉得莫名其妙，并对她大打出手。结果是，夫妻分家，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生活。

但夫妻分家的结果更加让朱怀疑丈夫偷家里东西给别的女人，无论她丈夫如何解释，她都认为是狡辩，并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

朱让自己的生活作风更为“放荡”，但她以为是“秘密”，实际上，在邻近几个村都传为笑谈，她被远近村民讥讽为“每周一哥”，而这些“哥”们大多都是村里的老光棍，他们每次给朱支付数额不等的微薄费用。

2004年年初时，朱发现又丢了一个垃圾桶，她报警，并怀疑是她丈夫偷的。

后来，她又发现自己要做衣服的一块布不见了，这让她“千真万确”地“判定”是她丈夫偷了给了别的女人，她再次报警。

然而，警察不可能因为一个女人打电话报警说她丈夫偷了家里的垃圾桶或者一块布就出警，因为这在正常人听起来就觉得滑稽。可是，这在朱看来，她的垃圾桶和她的布是天大的事，她将自己等同于人民，认为人民的事，不管多小的事，人民警察就理应管管。

显然，朱对一个全能型政权乃至政党的期待，与现实无法完全吻合，这种张力，因为她的“神经”问题，而被放大到了极致。

公权力和普通民众都需要再教育

四、涉夫上访

因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朱的丈夫与她的儿子媳妇们对她都无法忍受，儿子媳妇们认为她给他们丢了脸，她丈夫最后搬到儿子那里住。

这一举动，让朱莉叶更加“坐实”了她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想象”，而且，她坚定了丈夫和子女都不管她的判断。因而，她开始找丈夫要“工资”，她说她早年含辛茹苦帮他生养四个子女，且承担了几乎所有家务和农活，现在老了，丈夫有退休工资了，理当应该管她。但朱的丈夫认为自己的钱要养儿子和孙子，这让朱觉得很搞笑。

一个要，一个不给。

于是，朱莉叶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她先给乡里派出所不断打电话报案，要求他们处理他丈夫，理由就是自己的东西被他丈夫偷了给别的女人了，这些东西，主要是垃圾桶，布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之类的。派出所开始还派警察下来察看，但通过从村民以及村干部那里了解，他们认为这个“神经病人”的话无法确信。

面对派出所的“消极态度”，朱开始到派出所上访。

派出所告诉她，上访要到乡里去找综治办。于是，朱便不断到综治办上访。

对于朱提出的很多啼笑皆非的诉求，综治办当然无法满足。

朱便开始找乡里的书记和乡长以及分管稳定的副乡长。刚开始时，他们都能耐心接待，并做她的思想工作，但渐渐地便无法忍受。

乡里亦曾派人会同村干部到朱莉叶家里进行调解，但是，朱的丈夫无法接受调解，他说，她就是个神经病，你们也信她的？

乡里建议，如果朱想找丈夫要钱的话，朱可以走法律诉讼渠道，他们告诉她，上访无法解决她的问题。

关键在于，她不仅要丈夫给她钱，而且还要求政府出面解决她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问题，她要求政府惩罚她丈夫，帮她出气。

所以，乡里的态度让朱莉叶很诧异，也很不满，她认为政府不可能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分明是被她丈夫收买了，不想帮她解决问题。

在乡里僵持不下后，她便开始到县里上访，在县信访局、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县妇联等跑了几圈后，县里找乡里了解情况，乡里如实进行汇报，开始时还为了让县里确信朱莉叶是一个“神经病人”，曾经带着朱的儿子一起到县里接访。

县里也开始逐渐对她“疲惫”了。

朱的丈夫和儿子们，更加忍无可忍，认为朱的作为，让他们在“全县”都颜面扫地。朱的丈夫要求和她离婚。乡里的领导亦建议朱可以与她丈夫离婚。

但朱表示，现在在还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她丈夫都不管她，且在外面还有女人，她如果离婚了，她丈夫就更加彻底不会管她了，也就彻底会跟野花好上了。她认为她不干这种傻事，她说，只要她不和丈夫离婚，她丈夫就得管她，野花也就始终是野花，总有一天会被风吹走的。

在朱看来，县乡两级都“坏”透了，竟然不管她的问题。

她相信，往上走，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她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帮她出气。

于是，她便开始到市里上访。

从市信访局开始，她走遍了市政府、市教委、市法院、市公安局、市妇联等部门，市教委说她丈夫已经退休了，无法管他的事，她很纳闷，她认为退休了也是教育战线上的退休职工，作为主管单位怎么就管不了呢？其他部门基本上都是批转到县里，县里再批转到乡里。但市妇联的领导亲自到她家察看了情况，并叫来她丈夫调解，尽管问题没有解决，市妇联的领导给她送了100元慰问金和1个水杯。

市妇联的“善举”让她相信自己上访是对的，更加坚定了她往市里跑。

朱莉叶长期往市里上访，让市里很“疲惫”，市里不断批转到县里，让县里“压力”很大，县里不断批转到乡里，让乡里“愁死了”。

在不断上访后，经县法院调解，从2005年开始，朱的丈夫答应每月给她300元生活费。

到2009年时，朱认为丈夫兑现不及时且赖账，于是继续上访追加讨要，并提出要像粮食直补一样直接打在她卡上以留证据。后经县乡调解，朱的丈夫答应标准上浮且打卡，后来，标准上浮到400元每月，但打卡支付的承诺实际没有兑现。

因此，朱继续上访。

伴随着朱莉叶不断臆想着丈夫偷了她的东西，她的诉求亦不断追加。

她现在要求：一是，丈夫给她的生活费要上浮到500元每月且每半年结算一次，要求钱直接打卡；二是，她丈夫躲着不见她，她要求政府帮她把丈夫找回来；三是，要求她丈夫回来后写一个保证书，内容写“凡是朱莉叶家里的东西丢了，都保证是丈夫XXX偷的”，并要求乡村干部在保证书上签字公证。

与此同时，因为频繁臆想失窃，因而频繁报案，派出所不胜其烦，于是才有了本文开篇时与派出所警察老曹冲突的故事。

也因之，从2012年开始，朱莉叶增加了针对江洲乡派出所警察老曹的上访。

五、其他

目前来看，朱的诉求显然是公权力无法解决的。也因之，朱莉叶的上访仍会持续。

朱莉叶的上访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恰恰如此，它才具有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的深度。因此，朱莉叶上访案例本身就具有理解当前农民上访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很难说，朱莉叶的上访不是在维权，尤其是在她上访后期。但我们也分明能够看到，她的上访并非维权那么简单。而当前学界在上访问题研究上却主要且普遍地停留于对维权的想象。

不得不说的是，朱莉叶上访之初并没有任何针对公权力的意图。其初期上访的动力机制实质上是家庭内部纠纷的延伸，其真实含义是求援。如果我们硬要界以一种类型以名之，或许可以叫做求援型上访，其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纠纷问题。

然而，针对如何处理朱莉叶求援的事情上，有关各方显然缺乏有效手段，更谈不上解决机制。这种处理人民“小事”的乏力与无方最终在互动中逐步将公权力也绑架进来了。因此，被求援者最终却戏剧性地又有几分必然地成为了求援者的被告对象。

这样吊诡的局面出现其逻辑其实并不吊诡。要想解决这种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还非常艰巨。那就是，在公权力与普罗大众之间应该构建一个清晰的合理的边界。当务之急，也许可以做两件事，其一是，公权力本身需要受教育，它必须明白，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无数个体，它无法做到全知全能，其二是，公民或者说群众同样需要受教育，他们也必须明白，公权力还真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公民或者说群众自己也不是幼稚的小孩，他们自己应该去探索自己日常琐事的解决之道。

当然，朱莉叶因其特殊的“神经病人”的特质，恰好放大了边界不清晰所带来的巨大张力。但也正是因此，其上访故事才显得十分有趣和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