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

最新文章书摘蒋介石2015-04-16 17:28我要分享23

[摘要]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

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

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属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近阅是编，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特付重刊，以备自反，或仍有助于将来东亚民族之前途乎！ 

中正

三十九年九月 

目录：

一、引言——中日间的僵局 

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一）日本如欲以海军力量封锁中国海岸，将成为全世界公敌 

（二）日本如欲造成第二第三「满洲国」，决非日本财力及军力所许可 

（三）日本如对中国正式出兵，仍不能达到彻底消灭中国的目的 

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 

（一）失却时机的错误 

（二）不彻底实行革命方略的错误 

（三）判断对方的错误 

（四）审察自力的错误 

（五）观察第三者的错误 

（六）内部凌乱的错误 

（七）感情用事的错误 

五、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 

（一）对中国目前国情认识的错误 

（二）对中国历史与时代认识的错误 

（三）对中国国民党观察的错误 

（四）对中国当代人物认识之错误 

（五）忽略中国国民心理的错误 

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之错误 

（一）脱退联盟而孤立的错误 

（二）亚洲门罗主义的错误 

（三）自造错觉的错误 

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 

（一）中国所应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二）日本所应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一、引言——中日间的僵局

世上论述中日问题论文，已经很多，就是中日两国政治家及学者所发表的意见，不论专门的或一般的，也已经不少。但我敢断言一句，两国公私各方对于中日问题的见解，真能从国家终极的利害上打算，不为感情或意气所驱使，或一时错误所蒙蔽的，实在太少。我们至少可以说，对于问题正面的认识，实在太不够。国际间许多悲剧，都是起因于一时毫厘之差，致酿成万劫不复之祸。为打开中日两国彷徨的僵局，免使愈走愈趋绝路，也为确奠东亚和平、消弭世界战机起见，对于中日问题，实在有作一番忠实的检讨，无避忌无隐讳的下一番坦白的批判之必要。 

我不是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专家，本文之作，完全在根据常识和事实，而作一种纯客观的真实事理的指陈，以供中日双方的反省。凡是一般政治学者所已经论到的，我无须赘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而不言的，此文将倾量尽述而无所隐饰，知我罪我，听诸读者。 

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的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但至今为止，不但没有打开僵局，以更新两国关系的征象，而且也找不到一点曙光，只是苟且迁延，得过且过，任令自然变化。人类已进步到了二十世纪，还不能直认事实，而却是遮遮掩掩的缺乏勇气与真诚，真令人大惑不解。 

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就中国方面说，现在支配中国政治的是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应该崇信中山先生的遗教，是没有疑义的。中山先生曾经说：「如果东亚没有日本，中国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说：「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为止，最多不过十天，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民族主义第五讲）其它证明中日两国辅车相依，合则两利，敌则两败的话，散见于各种讲演文件的还很多。本来从世界大势来看，如果中国从远大的将来?想，中日两国便应该相互提携而没有交恶到底的理由。现在虽然有许多国民，激于当前的仇恨，颇有愿与日本偕亡的气概，但中国国民党的当局，既然自任以全国安危之重，便应该从大处?想，堂堂正正的有忠于国家利害的打算。我们固然知道中日问题，主动完全在日本，当日本无意缓和时，中国无法单独缓和，但依目前所标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在只足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现在更有一类人，悬想到俄日或美日开战时，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中国将何以自处，因而有主张中国应绝对不参加战争且实行严守中立的。殊不知战端一启，中国决没有守住中立到底的可能，最可能的立场，大约将不积极的站在那一方面，而是反对那一方面，或者可以说有那一面强迫我们或破坏我们中立的时候，我们便不恤牺牲的反抗他。但这样仍然是与加入战团无异，这样不能保持中立而处于被逼参加的被动地位，于中国并没有何种的利益，而且必陷于最悲惨的绝境。所以我说与其说严守中立的话，还不如说是准备牺牲参加战争，若要说是站在那一方来参战，毋宁说是反抗那一方面之为当。因此可知中国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守住中立，或希望从中取巧，得到什么利益，就无异于痴人说梦。我以为目前中国，只有尽力消弭战机，纔是唯一可采之路。而欲消弭战机，至少须将足为引起战机原因之一的中日问题，求得一个解决。中日问题解决了，世界局势将为之一变，俄美与日本间之战争或者可以不发生，即使还有俄日或美日战争，在中国也可以有清清楚楚的立场，自由应付，而不受丝毫的牵掣。所以无论由中山先生的遗教及国家永久利害上?想，或是因应现在国际间局势?想，中国方面断乎不应听任中日僵局无期延长下去，而不谋解决之道。 

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再从日本方面说，自九一八以至于现在，自内田以至于广田，自从侵占东北四省，其后退出联盟，乃至去年四月十七日强硬的声明，以迄于最近，虽然中间一再有「增进及维持东亚和平」之口头的标榜，但所作所为，无不是增重东亚和平的危机，而且积极遂行其对华强硬之政策，始终没有改变的迹象。我们固然知道日本既然在三年以前向中国向世界投下如此惊人的一颗炸弹，现在已欲罢不能的在某种理想之下，迳行直遂的走去，彼国的政治家及军部，自有其对世界对中国的打算，或者其自身的计划已很周详，但我们局外静观，至少就日本对中国所取策略而言，可以直言日本的打算并不是算无遗策。论到日本对中国关系，我们必须将其对俄对美（与对英）之错综关系连带并论，盖在一方面，因为日本欲遂行其大陆政策，与独霸太平洋的理想，打倒劲敌，混一东亚，所以引起俄美的嫉视，在另一方面，日本当局所持以欺骗其国民者，谓如不取得满蒙，无以解除日本国防安全之威胁，换言之，就是日本为对俄对美备战，所以必须经略满蒙。我们现在也以纯客观的态度替日本打算一下，国际上无论在战略政略上说，正面以外，当然应该算到侧面和背面，侧背方面如其有了对敌，这对敌的兵力如果运用得法，就可以当得过正面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效力，这是世上无论任何政略家或战略家所了然无疑的。现在日本如欲东向美国启衅，中国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苏俄开战，中国即在其侧面，所以日本如欲对美对俄备战，如不消弭侧背方面的顾虑，岂但没有制胜的把握，直无开战的可能。但消弭侧背方面顾虑的方法，本来也有两途，一种是以力量绝对控制住这个邻国，使无能为患，一种是与这个处在侧背方面的邻国结成协调关系。现在日本人既不从协调方面与中国提携，则日本的打算，显然是采取以强力控制中国的办法，然日本能否绝对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呢？而且以我们所见，中日两国既已交恶到这般田地，只控制中国也还不是办法，而必须在对美或对俄开战以前彻底灭亡了中国，若日本不能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十天以内灭亡了中国，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因日本灭亡中国的时间，如要用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的期间，则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从容对付中国，而将迫日本以速战，然而我们就事实观察，日本占领东北，已有三年之久，不但东北义勇军尚不能消灭，而渖阳一县的民间枪械，何尝能如期缴清？由此事实推断，日本毕竟能否在最短期间，如十天以内，彻底的控制中国甚至灭亡中国呢？至于中山先生何以明言日本在十天内可以亡中国？要知中山先生之言，是看破日本早具有十天内占领中国要地之野心与其可能，故特加重其词，以警惕国人，彼亦何尝不明知日本只能于十天之内占领中国重要交通地区，而不能消灭中国四千五百万方里之土地，与四亿八千万之人民？吾人既明此意，则可就种种之事实与情势上观察，日本有无彻底控制中国或灭亡中国之可能？ 

（一）就控制中国来说——日本当然要先以海军力量封锁中国的海岸，但中国现在尚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欧美各国对中国有错综的政治经济的关系，尤其是英国的关系为更切，岂止关涉一二国的利害而已。日本如欲如此做去，将不止与中国为敌，不止与俄美为敌，而且强迫英国以及全世界作敌人。控制中国海岸本来为对俄或对美作战之便利，但在主战没有开始以前，便扩大敌对范围到全世界，是否为有利之战略？这是就海上说。 

（二）在陆上方面——我们可信日本所积极打算中者，即为造成第二第三的「满洲国」，亦即一般所传，将扩大侵占范围，以造成所谓「华北国」或「蒙古国」，但此是否为日本力量所容许呢？先就经济方面来说，日本自出兵满洲以至造成「伪国」以来，所支出的军费有多少的数额，这是世人所共知的，其国内财政上赤字数额的继长增高，也是世人所共知的，现在如扩大侵占范围，须知经略华北决不如强占东三省时可以唾手而得，一则当时事起无备，二则华北之民气民力与人民知识程，又与东三省久处日本势力之下，精神上早受影响者不同，日本如真欲在华北或蒙古造成其意想中之第二第三的傀儡组织，所消耗的兵力与支出的费用，视前必以倍计，而如内蒙一带，遍野荒凉，既鲜生产，毫无收入可言，强欲经略，倍多耗费，此就其直接经济影响而言。在间接影响说，日本如必须欲更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中国国民的抵货运动，将非任何力量所能抑制，彼时日本在华是否尚有商业或其它产业可以立足，也就不难想像。再就军事及所需兵力而言，先以「满洲国」为例，日本驻在「满洲国」的军队，表面上说是五个师团，实际我们知道在十万人以上，有十万人以下军队，至今尚不能确保所谓「满州国」境内的治安而时时要受义勇军的威胁，然则日本如再欲造成与「满洲国」同样的第二第三伪组织，至少也须派出二十万陆军，纔能对付得过。日本常备兵额总计十七个师团，全数调来尚且不敷，国内与朝鲜治安的维持镇慑，也还需相当的兵力，至此势必征调及于预备役及后备役，如此则日本就是与中国正式作战，与中国正式作战，就不是我上面说过，仅仅控制中国北部的范围以内的事，这样他就要以支战场作为主战场，就要完全抛弃他的主目的敌。日本如出此下策，就不啻自取败亡。此种有意义的牺牲，将非中国之所畏，且无宁为中国之所乐受而不辞。 

（三）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对中国正式用兵，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为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事的终结，但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但在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因中国尚在革命未成时期，俟下面再详论之）。日本至多也不过能占领到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决不能占尽四千五百万平方里中国全土。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于极度的困苦与牺牲，然日本亦何尝能彻底消灭中国之存在？即就东北四省被占为例，在中国国家丧失此重要之领土，当然为一极严重之损失，但以革命期内的国民政府的性质视之，一时的得丧几无关系，且无宁谓塞翁失马。盖吾人曾听到中国国民党当局说：「收复东北，革命党当然应负其责任，但失去东北，革命党不负其责任。」作者不是国民党党员，对于此话，不欲断言其是否为国民党自圆其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不过从前是有名无实，而今则并丧其名，但表面虽属沦亡，实际自东北被占以后，东北军队反得因此而完全统一于中央，东北人心，亦彻底认识民族主义的意义，精神上更密切归属于统一的中国之下。就此一段的证明，可以知道日本若以继续侵略蹙削中国疆土为得计，其结果不过使中国踵行放弃欧洲退保亚陆时的土耳其的先例，缩短战线，出死力以争生存，彼时两国人民的生命牺牲，惨烈不堪预想，但兵连祸结，日本毕竟能否达到彻底消灭中国的目的呢？ 

由于上面几点，可见日本无论为对俄对美备战，或为遂行其五十年前传统的大陆政策，而出于武力压迫中国或侵略中国之计，在日本立场上，决然为牺牲极大而毫无把握的企图。换言之，不论控制中国，或消灭中国，皆为不可能。至于国际上侧面而视，以及日本内在的危机，我此文已不用赘说。日本国内现在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十分忧虑于日本之将来的，但以我所见，日本实在没有非孤行到底不可的理由，如果撇开成见，认清事实，要改弦更张，那就回头是岸。 

国际上大错的铸成，有主因也有副因，往往不止一方有错误而必是双方均有其错误。我们综观自九一八前后以迄于今，不论中国方面或日本方面，均有其对大势及对彼我认识之错误以及措置上的错误，这些错误有已成过去的，有继续仍循?错误之路而还不断制造新错误的，本文既欲忠实的检讨中日关系，当然应将两方所有的错误，一一指出，而后可定应采取的解决途径。 

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

中国方面对于造成此巨大事变，虽然不能与日本负同样的责任，但回溯九一八前后以至今日，造成如此难解的僵局，中国实不能说一无认识上或举措上的错误，这种错误，有属于政府的，有属于民众的，有政府与民间所应共认错误的，现在概举如下： 

（一）失却时机的错误——当民国十九年以前，我们也曾听得国民政府有解决商租权问题的倾向，彼时日本还没有签认关约，一切悬案尚在待决的时期，后来听说因为国民政府内部意见的不一致，把商租权问题搁起。本来日本对国民革命，疑阻百端，中国国民党引不起对日的好感，是无怪其然的，但国际之间，友敌何尝有一定刻板的标准，苟利于国，应屏绝嫌怨而为之，可惜当局无此勇气，坐失良机，否则彼时日本军人派尚未抬头，政党威望，也未减低，两国关系或可藉此好转，九一八事件的诱因，亦或可不致发生。及至九一八事变既起，彼时中国舆情昂奋异常，但也有一部份人烛及危机，主张相机及早解决。例如胡适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据日本所提五项原则，毅然直接交涉的主张，当局终于迟回却顾，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渖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以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二）不彻底实行革命方略的错误——上面这一段话，或者有人以为事后论人，失之太苛，中国对日仇恨，造因既远，深刻普遍，再加以如此突然的重大刺激，当局综欲委曲谋国，何能抑制人民的反感，而免内部之不安，殊不知我们所言，乃以责望于革命救国自任的中国国民党。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史例具在，岂不闻列宁力排众意，与德国言和的往事。乃左支右绌，陷于既不能强，又不能弱的地位。我们反顾九一八以来的经过，纵不言当局无挽回危急之意思，要不能不认为缺少当机立断的勇气。于此吾人愈益追思国家当艰危之际，尤需要有伟大之政治家，今中国国民党当局既缺真诚，复乏智勇，结果自陷于进退不能的僵局，虽不谓为负国负民，亦何可得！ 

（三）判断对方的错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国民对于日本情形之判断，谬误不止一端。当时一般见解，以为中国兵力虽不如人，而抵货运动，即可为代用之武器，所以对日万不能妥协，祇要抵货运动支持一年半载，日本国内必大起经济及政治上之骚扰，虽欲不放弃东北而不可得。殊不知中国欲自固抵货运动的阵线，已将费甚大之力量，受很深的痛苦，而同时又没有看清楚日本支持能力的久暂，以及其军国主义支配下的国民心理，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再则中国在九一八以后，还以为日本虽肇此巨祸，毕竟不能不顾虑国际的反感，也不能完全抛却对国际条约的责任，而岂知日本这一个国家，为独霸太平洋，混一东亚的野心所驱使，处心积虑，早已视国际条约为具文，而且认各种条约为束缚其野心发展的锁炼，本不能以守约守信义的通常国家相看待。中国当时并且有一部份人以为侵占东北祇是日本军阀的主张，民间开明的舆论，必能抑制军人猖狂，所以当时中国舆论，还纷纷揣度民政，政友两党势力的消长，以为因应之标准。岂知日本并非通常政党国家或立宪国家而为一种由特殊阶级军阀，把持一切的特殊国家，这种错误到后来日本脱退国际联盟及五一五犬养白昼被刺以后，亦已完全证明，但在当时，确甚流行。 

（四）审察自力的错误——中国当时不但不知彼，实亦不知己，对于自身力量，不是夸张太过，就是信赖过甚，祇判断敌人的缺点，无暇反省，亦无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一般人民激于义愤，甚至自信短刀可以制飞机，单靠无近代配备的陆军，可以参加现代的战争，高呼宣战，力促出兵，使当时政府解释无从，因应不易。这种虚骄的呼喊，暴露自身外强中干的弱点，适以张日本军人的气势，固可叹惜，其实也不仅民间观察错误，就是政府判断彼我情形，也有矛盾错误的所在。当时军事方，在日本发动侵入热河之时，过信东北军队为有利用险要，相当抵御的力量，以为日本如不从他国内再运六师以上的兵力，决不敢侵入热河，初不知东北驻守热河之军队，精神实力，颓败至此，这是审察自力的错误。 

（五）观察第三者的错误——中国当时不但对彼我两方缺乏真切的认织，即观察第三者的实情，亦不能尽得其真相，当时中国自政府以至人民，总以为国联盟约具在，日本为联盟之一，如其悍然不顾，联盟必能依照约章，实施经济的制裁，同时又以为英美或其它国家，如友谊的斡旋无效，亦必能为保障盟约尊严，或保障世界和平，起而作有力之干涉。不知英美诸国方各有本身之困难，苏俄亦正埋头作外 

交内政之准备，显然不能有积极的行动，世界经济凋敝之秋，各国愈惴惴于和平之破裂，日本愈无顾忌。其后英美诸国之干涉固然不见事实，而国联除几次决议以外无表示，除所谓道义同情以外，亦更无力量，当时这种判断的错误，三年后的今日，也已证明。 

（六）内部凌乱的错误——中国方面彼时一方面既以虚骄不能自掩其弱点，同时复不能固守外交之秘密，往往政府尚未决策，民间已自喧腾，一举一动，世界咸得窥见其隐微。实力上顷刻之间不能强，而体面上又种种牵制不能弱，中国愈表示其虚骄，日本军阀气势愈盛，中国对于日本之??逼进，既耻辱又愤恨，自祇有诉于世界的公道，而日本的当局，遂以中国信赖联盟及期望英美的事实，向日本国民高呼「中国袭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以激刺日本国民的感情，使开明派的主张愈见没落，而事变扩大更无止境，其时中国内部，当局与人民不相一致，人民各派间不能一致，中国国民党与党外不能一致，甚而至于中国国民党内部，更于此时因外交主张而显现分裂，因之内乱与外患益见严重，吾人回溯往事，真觉不忍毕言。 

（七）感情用事的错误——以上所举认识上及判断上措施上种种错误，有许多已成过去，也还有一部份沿袭未改。关于造成过去局势的诸种错误，已无须追求，所重祇在自今以后能否不再沿袭从前观事不审，决谋不勇的错误，吾人默察国内，此事亦祇能作为一种期望，而目前尚难为肯定。作者上文已明言中日僵局必须打开，吾人明知中日问题主动完全在日本，打开僵局的第一步，必先日本有觉悟之诚意与放弃侵占的表示，但日本如果表示欲开始交涉时，中国方面恐尚有不能赞成直接谈判者，中国受此空前的屈辱与侵侮，感情之激张，自是意中之事，但我人认为「同归于尽」的办法，决不是办法，日本如横行到底，中国自然应该出死力以谋挣扎，凡在国民，谁不同感，但「死中求生」毕竟是最后无其它办法时的办法，如果能从「死里求生」，总应该抑感情以重理智，为国家民族计及于久远。此一观念如不解放，恐中日僵局，亦尚留多少障碍，不能彻底打开，长此以往，一味的因循僵持，终非国家民族之福。 

五 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

论到造成事变以迄今日不能打开僵局的原因，日本方面的错误，较之中国方面的错误当然更多。日本方面首先对中国的认识陷于根本上的错误。基于此种根本错误的认识，而下判断作打算，于是有种种计虑上的错误，现在且说日本对中国认识之错误： 

（一）对中国目前国情认识的错误——我前文曾说日本没有方法消灭中国的存在，其最重要的理由，即中国现在方在革命期间，在革命未成期间的国家，与通常已有强固而确定的组织的国家完全不同。日本人以通常国家视方在革命中的中国，与中国人以通常国家，视军权支配下特殊的日本，其错误正复相等。在通常已有固定组织的国家，谁都知道其要素为「土地人民与主权（或政府）」，但近世革命的史例，已昭示我们在革命期中的国家，与通常国家完全不同，其要素则为「主义、领袖与群众」。这三个要素，论群众，则中国有广大的人口，而因外侮的紧迫造成了许多民族意识坚强的爱国之士；论主义，则中国近七八年来三民主义毕竟已成为举国一致的国是，中国人容有不满意于国民党当局的措施，但绝少有反对三民主义者，中国的智识阶级，现在已公认唯有鞭策国民党努力自爱，中国始可以对外，而自九一八以来，在事实上中国已造成了一个可以提挈全国国民的党及其事实上的领袖。所以只要主义普遍深入，领袖健全存在，群众一致拥护，一时政府的成败或土地的得失，转成为次要问题。中国国民政府现在本自命为临时革命政府，而非革命完成后的政府，所以我上文说，占领了中国首都，不能制中国的死命，如果不能消灭他的领袖，则领袖之所在，即中国政府与国力中心之所在。日本人以为军事行动继续进行，国土日蹙，中国便不能生存，岂知革命期中之国家，不可以寻常国家相视。中国国民党尝鼓励国民，「已失之东北四省应认为一九二○年以前俄国之西北利亚」，我不是党员，对此语不愿下判断，但中国尚为革命期中之国家，则为不争之事实。由此以言，如领袖依然存在的时候，日本人决没有彻底消灭中国的把握，只可惜日本的中国通，对于中国事情，平时一切调查观察，异常精密周到，而独忽略此重要之一?。 

（二）对中国历史时代认识的错误——日本人自命能通中国的历史，以为汉族为主的中国，在六百余年前可以亡于蒙古人，在三百余年前亡于满洲人，何尝不可于今日亡于日本人之统治，此又为一种观察之错误。因在宋或明末时代，中国人民除少数儒者外，几直不知有更易朝，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一回事，但在二十余年前推翻满清的时候，则不仅革命先觉起而奔走，也有多数民众参加其间，满清统治的推翻，是同盟会「躯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所号召，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划一显明的时期，与从前易姓改代截然不同。自此以后，至少人民已了解民族主义的意义，至于今日全国在学的大中小学生一千二百万是具有深固的民族意识的，加以前清以来，凡是识字的成年国民，以总人口百分之十计算，也有四千八百万人，皆知道亡国是怎样一回事。就以日本吞并台湾朝鲜为例，在三四十年前，或者中国多数国民尚不知台湾朝鲜与中国有怎样关系，因而不感痛痒的，在今日有许多地方，即在田夫野老，也知道东北四省被占的事实，这不是任何力量，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即使以六千万人来说，其数量也已与日本总人口数相近，日本的武力虽强，终不能除尽此六千万具有充分民族意识的国民，而使全中国帖然服从日本作顺民，所以拿宋明亡国史例来推断今日之中国，实又是一种错误。再则日本人观察中国历史，往往祇从坏的方面去找中国的缺点，而不从好的方面去研究中国民族的特性。中国历代以来所以能屡蹶屡兴，不受制于外族，就因为中国有见危授命的民族精神和累世相传的所谓天地间之正气。这种精神和正气，在危亡末运之际，常藉忠臣志士可歌可泣的行为来表现，而历代师儒遗民着书倡导，播之歌谣戏剧，成为中国主要的社会教育，这一种递相传授的教育，根基异常深厚，几乎中国人的血液中先天就多少带些这种教育影响的。即如近代中国的主要人物中，也还有常常引用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以及「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说法，作为砥砺志节的格言。所以日本人不应该祇看见宋明亡国时的情形，而不看见元末清末中国民族再起时的情形，不应祇看见宋朝的秦桧张邦昌而不看见岳武穆与文文山，不应祇看见明末的洪承畴吴三桂而不看见史可法郑成功。到了近二十年民国时代，日本一般后起的中国通，更不应祇看见袁世凯等帝制自私的军阀行径，而忽视了孙中山先生等革命救国的牺牲精神。要知道这种精神和正气，向来瀰漫于中国民族之间，更加以近代民族主义的灌输，使这种精神更有所寄托而为更大的发挥，所以观察中国民族，决不能以少数无耻军阀官僚作代表，而以为一概可以威胁利诱的。这一层意义，在日本新进的「中国通」，实在太不了解，但日本现存的老师宿儒中间，还不少通晓东洋史实，了解中国民族的老辈，倘以此义相质，一定许作者之言为不谬。 

（三）对中国国民党观察的错误——日本方面还有两种错误的见解，其一以为中国国民党是发动排日势力的中心，其二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日本不能安枕，这又是根本的错误。我在本文开始时已说明：在中国，讲明中日两国唇齿相依的道理，要算国民党孙中山先生为最彻底。依理而论，日本在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时机，正是清算两国过去不快之关系，而彻底更新国交的绝好机会。在民国十六年以后的国民党，明白放弃容共政策，尤其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吾人从国民党历史及其人物之分析而观，实在看不出有排日成分之存在。平心而论，一个拥有百万以上党员的党，其党内各个份子行动之不能绝对一致，恐怕在世界各国皆然，伴于中日感情之恶化，国民党员与一般国民怀抱同样对日怨望之心理，当然不免，但国民党的干部人员，自孙中山先生以下，与日本公私各方有友谊交往与智识交换的，不在少数。所以在中国言，能理解东亚存亡关键，能理解日本并能理解中日应平等提携而不该交恶以两败的，国民党向来的理论是比较清楚的。即以近事而论，日本试一翻阅一九三一年以前的对华输出贸易额，并检取一九三二年以后各年的对华贸易额，而视其消长之数，即可见日本对华贸易数量显出逐渐恢复的趋势，（日货输华的数目，仅从海关统计，不能完全表现）即为国民党当局不愿两国关系更趋紧张的政策的反映。中国现在正有一部分国民对国民党此种缓和政策，深致其不满。余 

敢言国民政府如放任人民排日，两国关系益见紧张，固不待言，而日本在经济上之损失，必将不可以计数，所以日本如认国民党为策动排日中心，断然为一种错误。因此中国国民对日感情之恶化，一步一步都是日本自己所造成，决非国民党宣传鼓励之所能致，若谓日本不自动改善对中国之政策，而祇以排除国民党为消弭反日气势之手段，则我敢代表非中国国民党员之一般国民，直认日本此种观察为谬误。日本近来的用意，不知真如其表面所云为消除排日而要打倒国民党呢？抑或认定国民党为使日本不能绝对支配中国之障碍而要打倒国民党呢？无论由何种方面说，中国国民党在此十年以内是没有一种力量所能推翻的。试看在九一八以前，中国国内，还不少有反对国民党与蒋氏的呼声，而自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外侮日深，国民党之根基反愈见巩固，至今反对国民党与蒋氏之言论行动，转见其减少，国民党内部之支离破裂虽依然深刻，而国民则因日本倾力欲打击国民党，反从而表示其同情与爱护，这岂不是一个极明显的例证？且中国国民党之能存在于中国，自有其必然的理由，换言之，其存在的根据不全在于其本身，而无宁谓寄于客观之形势。国民党内部之一盘散沙，无可为讳，其组织与精神，违反近代式的地方也很多，甚至于各争意气，自相残害，即其内在的矛盾，实属不胜枚举，但外人欲以皮相之观察而断定其运命，则为不切于事理。试观民国二年以来北方军阀迭次假助外国最强的力量以谋消灭国民党者，无所不至，而每次压迫的结果，转使国民党的势力益见扩张，虽以最阴鸷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亦不能达到消灭国民党的目的。民国十五年三月以后，苏俄鲍罗廷且自谓没有看清楚国民党内有如此坚强的人格，至于今日，则更非任何外力所得而推翻。因国民党今日所以能屹然存在，是依于三种的因素：一为历史的使命，有中国如此之历史，即必然有中国国民党。二为时代的使命，在今日的世界与时代，就必然在中国有担负时代使命的国民党。三为民众的心理，因中国处于如此情况之下，民族意识就自然要求有一个领导中心的力量和组织。所以无论国民党决不能推翻，即使推翻以后，中国也还必然有领导民族对外的一种组织，无论国民党的领袖不能消灭，即使消灭以后，也还必有第二第三的或者更为坚强有力的领袖继之而兴。由此推论，如日本尚有此种误解，以为祇须推倒中国国民党或打击其领袖而使之没落，则中国即无对外之中心势力，此实倒果为因之论。即如日本人之意，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将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倒，然国民党目前之困境，为以一种革命的组织而正面当国家之难关，受了政治责任上的牵制与束缚，遂到处表露其竭蹶矛盾之态，一旦不居于政府地位，顾忌一空，行动自如，则其对外的力量必较居于政府地位时为尤大。日本必能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且国民党既居在野地位以后，其百余万党员及所能支配之军事力量，被迫而取不顾一切的手段，日本亦不难想像其结果为如何。所以日本如真为其本国利害?想，此种谬误，应当要根本纠正。 

（四）对中国当代人物认识之错误——对于人物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之强，这是日本人所向西方人自豪的。但对于中国主要人物，吾人殊未见日本人能认识正确。即以日本外交时报等刊物屡次对于蒋氏之论评为例，在日本人的评论中，常以与中国过去人物如袁世凯李鸿章相提并论，这真是拟于不伦。袁世凯及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各自的地位，此处不必加以讨论，但蒋氏与袁李所处的时代，至少相隔一世（在中国以三十年为一世），无论其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环境不同，即其所处之时代，尤绝对不同，袁李两氏是帝制时代或科举时代出身的，蒋氏自幼年时代，即已参加革命组织，以后三十余年间，在人生可型性最丰富的期间。始终不曾离开革命的事业，其教育其思想可说一手由孙中山先生所陶铸，其生涯始终没有脱离过革命的环境。吾人不认世界有所谓超人，每个人都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蒋氏之为蒋氏，完全是在革命环境中成长出来，可说其血液其脑筋中没有一点前期帝制时代的意识习性之遗留，蒋氏与袁李之间的距离，可说是一个近代民国与几百年前专制国家间的距离一样，是属于完全不同之两个时代两种型式的，今以蒋氏与袁李两氏并论，以袁李的习性与识解来推断蒋氏，真如中国古语所称「老子与韩非同传」一样的滑稽。我所以断言日本人对蒋氏实在没有认识清楚，因为没有认清时代与人物，遂欲以从前所施于帝制时代遗留人物的方法，施之于现在，而希望得到同样的效果，这是不言而知其不可能的。我在此处且举一例，我非中国国民党党员，当然不知国民党的对外方略的内容与底蕴，但知国党之所谓对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贯的策略的。当济南事件以后，曾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闓责问当时的军事统帅蒋介石「既要死守济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弃济南，何以又留一团兵力来死守济南城，而最后又命其退出？」蒋氏答称「这就是我们革命军的战略，第一当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第二是要顾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牵制北伐的进行。第三是要保全中国军队，不作无意义的牺牲，只要济南抵抗三天之后，日本强占行为已暴露全世界，则目的已达，所以到后来仍命死守的一团冒险撤出，且使外间知我们要以一团人的力量，来对抗福田整个的一师团的兵力。」吾人观察蒋氏对日本用兵，自上海、长城战役，以至最后退出密云之抗战，可说都是济南事件以来之一贯精神，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垂手而得渖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我们一再研究蒋氏对日本外交方针，回想到他民国二十一年一月间所发表的意见书，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张对日本外交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极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始终不变的。然而这种政策并不是彻底的，国内当时亦有人极端反对，但由今追昔，不能不说这个政策比较是无法之法，因为国力兵力绝不相等的国家，只可用这个政策和战略与之相周旋。日本如明白这个道理，应知日本若再欲以武力威胁中国而得到屈服的结果，可说是不能达到目的。此并非革命当局有如何突过前人的本领，就因为时代不同，从前帝制时代或军阀时代，遇到危险时期，就因为当局者有保全自身利益名位的观念，不能不畏怯而屈服，现在中国革命期内民族意识的高涨，已绝不容当局有一毫之自私，既然抱定「与国同殉」与「死而后已」的观念，还有什么畏怯顾虑的地方？中国方面采取这种「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的革命战略与方针到底，相持不下的结果，也必使日本同归于尽。 

（五）忽略中国国民心理的错误——由日本近来对中国所取的种种步骤而言，不能不说「相煎太急，而相知太疏」。日本人一面造成中国国民党绝不能与日本妥协的错误的前提，因而认为唯有消灭中国民族，日本纔可以安枕，而且认为消灭中国，非出以极毒辣之手段，使万劫不能翻身不可。关于第一点，我敢断言中日之间并没有绝对不能转圜的情形，此不必远征其它，即就中国对于英国来说，中国国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当然要竭力挣扎以求得真正之独立平等的，英国为帝国主义领袖的国家，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又是由对英鸦片战争而起，英国其始以杀人的毒物害我，其继以不能摆脱的锁炼困我，这是中国国民深入骨髓的仇恨。若说中国国民自二十一条以来对日交恶有十余年的历史，那么对英交恶就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但是在今日中国，可以说反英的感情并不如何浓厚，这固然因为英国近来已改变鸦片政策，最大原则由于英国近几十年来对中国没有土地野心，所经营的祇在商业经济方面，所以祇要许多不平等条约得以更正，中国是愿与英国为经济的互利而与之友好的。日本人祇要认识此一点，便知道中国没有百世不可解的仇恨观念，而好恶友敌，完全可以事实相转移。日本如真能放弃土地侵略的行为，中国对西方各国，尚且愿引为朋友，何况同洲同种之日本？但日本为东方民族，应明了东方心理，东方人的特性，尤其是中国人，就是重感情，重气节礼貌与道义，今日本以占领中国土地极端伤损中国感情与尊严，复为防制中国复仇而施以违反道义的行为，中国即欲与日本提携，亦何能忍受此种屈辱形态下之提携？日本人唯其对中日关系看得太悲观，以为绝无挽回希望，所以日本为猜防中国，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个方针之下，日本人一方面则用种种方法使中国疲于奔命，不但使用兵力，而且直接间接放任莠民扰乱中国各地的法律秩序，破坏中国的善良风俗，以制中国目前之死命；在另一方面，又不惜用极残忍方法，企图残害并断绝中国民族将来之生命，中国各地海洛英的贩卖，多由日本商民经营，至少日本官宪是放任的。中国受鸦片之害，民族健康已受斲丧，至今对英国，虽恢复感情，但此一仇恨，百世亦难磨灭其痕迹。日本现在踵行其事，毒害愈烈，将使中国世世子孙永难忘却。日本为消灭中国复兴力量，现在并且假手于各地无知汉奸或军阀官僚，来仇视并加害于中国知识分子，不知中国知识分子永难除尽，而日本此日利用最下等的汉奸，此等汉奸将来亦即为日本之大患，出尔反尔，其道正复相同。且日本所深恶者为共产党之方法，所标榜者为东方民族之特性，现在日本常常想利用中国过去的无聊军阀官僚，在各地造成日本式的政治，或成为日本傀儡的政权，此事正令中国人民回想从前第三国际，想在武汉、广州造成俄国式政治的情形，毕竟广州或武汉至今尚存有这类外力强造的政治痕迹没有？还不是因为民众共愤，起而驱除，归于昙花一现？吾人敢正告日本，凡是有特性有国家意识的国民，最难忍受的行为，即为欲消灭其民族性与历史文化。东方民族为讲道义的民族，东方人应尊重东方的习惯思想，凡是违反道义，出以暴力强制而近于虚伪残酷的办法，都不是东方人所能容忍的办法，日本如不欲在中国种下世代的深仇，我以为应平心自反。 

总之，日本的错误，在乎以通常国家视革命期中的中国，在乎误认二十世纪为十八、九世纪而依然采用前世纪的手段或传统政策，在误认革命势力而视同帝制时代之遗留，在以对待官僚政治的手段而对付革命策略，而不悟日本之武力压迫，只能胁制无知识之官僚军阀，而不能屈服民族主义正在发达之国民。在另一方面，对于两国关系的恶劣又认为太悲观，而不悟迷途未远，只要抛弃武力与土地侵略，两国国家间与人民间关系之好转，实大有可能。 

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之错误

以上已备论日本对于中国认识的错误，现在愿进一步指出日本在对付国际所取举措的谬误，因本文为讨论中日关系而作，故祇以由对中国问题而引起者为限。 

（一）脱退联盟而孤立的错误——日本对中国既造成一发难收的形势，于是一方面则拒绝友邦的劝告，一方面则排斥国联的决议，甚至不惜脱退联盟，出以惊人的举动，在日本所以自己说明者，即为日本有独自之立场。但吾人局外观察，日本口头上以独立为标榜而实际则得到孤立的结果，实在就日本以言独立则可，孤立则不可。现在世界的趋势，为国际合作的趋势，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孤立于国际集团以外，譬如对于国际联盟，苏俄以主义不同的国家尚且断然加入，美国也放弃其传统的不合作政策而倾向于加入国联，今日本乃适在这个时期退出国际集团以外而愿意孤立起来，溯其原因，由于欲贯彻占领满蒙混一东亚，与独霸太平洋的政策所致，而不知完全陷于违反时代趋势的错误。世界上祇有一般革命未成的弱国，不得不主张独自立场而愿意孤立于国际集团或条约以外，因国力不等，加入以后不能取得均等的地位和利益，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宁以不加入为得计；若在已有基础的国家，断没有自愿孤立于国际以外的。日本在脱退联盟以前，谋及重臣，咨及学者，可知也认为问题严重，但欲罢不能，最后终出于毅然之一决。自从广田登台以来，虽然自命以各别折冲代替国联的束缚，但日本既不惜投一重大之暗影于世界和平之上，在此国际关系日益密切之时，自己造成举世侧目的地位，终不是日本国家的福利罢？ 

（二）亚洲门罗主义的错误——吾人仔细观察三年来日本的举动，便知道日本人要以对外雄飞独霸的企图，渡过国内的难关，而第一步则要做到亚洲绝对支配者的地位，从而对内对外，时时发露其东亚门罗主义的抱负，但吾人终认为一九三五年的今日，与一八二六年美国高唱门罗主义时代不同，不但时代不同，而情形也绝不相同，因为英国与法国彼等在美洲还没有如何了不得的深切利害关系，加以地方上辽隔重洋，彼时交通工具与技术没有像今日这样进步，所以，令美国人高唱美洲人之美洲，而实际以一国支配两大洲的政治与经济，但事实上美国在现在也不得不放弃当时门罗主义的政策，现在日本如果为便利控制中国而高唱亚洲门罗主义，则在中国尚未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以前，欧美诸国对中国是有错综复杂而且极深厚的政治和经济利害关系，甚至在军事上也有深切的影响的，日本此时欲排斥列国，以东亚人之东亚的口号而置中国于绝对支配之下，如此不仅美俄已敌视日本，欧洲诸国都要敌视日本，尤与英国利害极端相冲突，美国控制全美洲是与英国独立战争以后，而取得支配者的地位，日本的强大，则是受英国保育的结果，这是日本人、亦是英国人所不能忘的，今日本若悍然不顾，而以东亚主人自居，其结果非造成世界之上全是日本的敌人而不止。 

（三）自造错觉的错误——日本为鼓励鞭策其国民，统一其国内的舆情，从前既以种种夸张不实的理由，指满洲为日本生命线，九一八以后，更以日本生存受到威胁为词，辩解其侵略中国为不得已；一面向日本国民狂呼其空前国难。不思此种国难，即或有之，亦为日本所自己制造的，如欲解除，易如反掌，只在日本心理一转移之间。日本常指中国施行排日教育，实际中国除叙国耻历史以外，并没有如何深刻的排日教育，而日本自造错觉，对其国民普及深刻排华的心理，几乎要每个日本少年与儿童的思想中，注入「有中国即没有日本」的心理，这样为达到一时国策之方便而制造普遍深入的幻觉，必有极严重的后果，吾人就事实而论，日本如果真正顾到其生存发展，照现在的做法，可说适得其反的，因日本如果不能整个消灭中国，使无一人之存留，则今日的悍然不顾，决不能如从前之灭亡朝鲜时代，朝鲜亡后至今三十年，然朝鲜人民今日犹不能说真正归属于日本，现在对于中国，如其侵略到底，永久占有满洲，或再扩大范围，一方面再以零星宰割办法，置中国于死地，则中国国民岂但三十年，即三百年亦不会忘却，如此在紧接近邻的中国，种下百世不解的深仇，这才是日本百年存亡大计的威胁，反之，日本如果真有自动更新国交的诚意，则日本国民生存上之困难问题，正可在解决中日悬案，确立中日关系，及保持东洋和平上谋取极合理的解决。中日两国地理民族相接近，风俗习性亦略相似，祇看两国国民通婚者家庭关系的美满，以及中日普通商民间相与来往之亲切融洽，可见本为兄弟，无不可合作之理，日本维新时代自强自立的好例，给与中国觉醒的国民以不少的鼓励，日本在学术文化产业经济各方面优越的成就，中国方面并不否认日本为先进，中国今在复国建国时期，需要经济文化之提携正感迫切，而日本刻苦勤俭的习性，又适为中国所易与合作，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国或见为过剩，反之，日本之所能供给，或适为中国之所需要，所以在经济上言，两国如真能以平等互利相提携，两国民族生存发展上之问题，便可以完全解决，平心以思，实在没有相阨相制以同趋绝灭的必要。 

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

明白了我上文所说的中日两国的诸般错误，便知道事变演化，以至造成僵局的原因，而僵局的不可再令延长，不待赘言，错误的反面即为真理，只要由上文所举的几点在反面上推寻，便可以发见中国与日本应认识之点，及其应取之途径，上文所论已极详明，所以祇须概括的举出如下： 

（一）中国所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打开中日僵局的主动，当然在日本；但假定日本诚意表示时，中国方面应该怎样？我以为中国所应认识者，虚骄不是办法，拖延不是办法，僵化不是办法，期望或倚赖他人不是办法，为感情而牺牲理智也不是办法。过去的事就误于虚骄，所以今后举国上下应认清事实，自己的将来应有自信，自己的弱点不可忽视，再则国家民族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一时的荣辱得失，只要不碍及根本，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所以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它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人民应洞明大义，不作苛求，当局应忍辱负重，掬示忠诚。至于期望国际间发生波澜，以为中国可乘此以求收获，则须知日本战胜非中国之福，日本战败以至于灭亡，也非中国及东亚之福。目前日本自伦敦海缩谈判破裂以后，四面楚歌，已成众矢之的，完全陷于孤立的层围中，因此也有一部份人，以为多行不义，终必自毙，中国亦何惜一时痛苦，宁为瓦砾之场的比利时，亦使日本蹈欧战时德国之覆辙，而遭更大之惨祸。故为中国计，处此形势，更须坚持，且当长其骄矜，以观其敝。作者之意，则以为人类意义不在相阨，而在共存于世界进步，应视正道重于意气。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顾，有类于狂夫之趋井，吾人视之孰不洞如观火，然中国本其固有之道德观念，唯有以自力挣扎图生存，无取乎因人之利以就便，应知日本所为，虽不惜以害人害己，而中国则应堂堂正正，秉持正义，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势可能，且当为日本开觉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如果不是日本逼迫中国同归于尽，中国应从生路中求生存，不宜随狂澜以俱到，相牵率以共趋于错误。若说留得强敌压迫的事实，可以鞭挞国民之志气，依我看来，祇要国民以昨死今生之决心，自力振作，再不像从前散漫萎靡、自乱步伐，虽无外患亦可复兴。至于饱受教训以后，还不脱观望国际形势，或存倚赖他人的心理，则非但不智，亦适以表示中国之无志气无觉悟。譬如现在仍有一部份人士，注意日本对九国公约及华盛顿条约之态度如何而随之为欣戚，其实须知所谓领土完整之保全及门户开放等等，如须保障于国际协议，这已是中国的危险所在，列国之所以为此协议，岂在为中国打算，表面上无非是维持均势，保护商业，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处置次殖民地的唯一方法，如果中国不能以自力复兴，还一味依赖此等条约，则时势推移，即可为瓜分或共管的先兆。须知日本目前的悍然不顾，是要夷中国为保护国，其要求为独霸；而欧美对于不能自强自立的中国，则其意想中之结局，为瓜分或共管，其口号，则为利益均沾；由中国立场言，无论为独占、为均沾，都是国家民族不能忍受之危害。中国所能自为计者，唯有依于自力，艰苦图存。对于当前障碍，尤其与日本之间的葛藤，应该当断则断，速图解除，而对于自强自存之至计，则不可丝毫懈怠。须知唯自己站得起来，才是安全之保障，至若激于悲愤，动于意气，袭用亡清末年的口号，以为宁亡于欧美，不亡于日本，则须知中国为独立国家，寸地尺土，不能灭亡于任何国藉之种族。所以一切都似为次要，唯一要求，即为保持国家独立与完整。 

（二）日本所应认识及应取的途径 

日本所应首先认识者，第一应知有独立的中国，始有东亚人的东亚可言，故第一要义应彻底扶持中国真正的独立，才为日本百年不敝的国策，有独立的中国以平等地位与先进的日本相提携，而后日本为能善用其在东亚之特殊地位与利益（广田之言），中国亦可发挥其对东亚的使命。第二应知时代变迁，明治当年的政策，不复适用，为彻底更新中日关系，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第三应知过去中日关系的紧张，中国方面如有十分之四的责任，日本方面至少也应有十分之六的责任，而九一八事件以来，日本为贯彻主张，更由中日间紧张关系而造成与国际间的紧张关系，此种原因，实由日本对遥远而未实现的企图太乐观，而对于切近可能的解决，又太悲观之故。吾人相信国际间动荡的风云，实起于中日问题，而中日问题的解决，只须日本一念之转移。日本如真能觉悟长此僵化以共趋危亡之非计，勿再以浮词掩饰，勿再制造种种不实的理由，强作自慰自解之词，即应切实表示其「保全中国统一」且「对于中国之独立或利益，绝不予阻碍且无加害意思」（日外务省声明及广田谈话中语）两语的诚意，断然归还东北四省，使归属于中国的版图，一面解决中日两国之间的悬案。这种交涉，当然应由日本率先提议，但无妨由两国直接谈判，定议以后，即由中国报告国联，国联为维持和平，必乐于接受。同时退出国联的原因既已消灭，则应重新加入国联，以消除因退出联盟而引起诸般困难问题的存在。如此则中日两国间的恶感，必可烟消，而世界上战机紧迫的惨雾愁云，也可立见澄清，世界人类，皆将受日本之赐，此于日本尊严及原来立场毫无损伤，而一面可免除后来无穷的荆棘，为日本计，唯此始为最妥善的国策。 

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本文之作既不是策士式纵横的辩言，也不是专门家谨严的着述，在作者自信，并不夹杂有丝毫的偏见或成见，更没有什么忌讳，只是平平实实的就两国真正利害，也为东亚局势与世界和平作打算，所指陈的，没有如何精奥的理论，实是一种平凡的庸言，但世界上真理之所寄，往往就在这些平庸道理上面。两国政治家如果有博远的胸襟和深切的识见，即应不顾一切的排除障碍，起而实现上段所说的途径，以打开今日的僵局，但是这个责任，几乎完全在日本方面，因为问题的前半段姑且不，后来一切解决途径的阻塞，是日本拒绝一切劝告的结果，自此以后，第三国或其它机关，固然大家只好束手，而中国方面既在国土被占的屈辱状态之下，也更无打开僵局的可能。我以为日人应知前路荆棘，皆由日本所自造，及此回头，坦途立现于俄顷，中国古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打开难关的责任，毕竟还须日本来承当。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那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