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親自寫的“賣國”文章

[摘要]這篇文章當中，暗藏着怎樣的抗日策略？

圖註：三十年代蔣介石與宋美齡合影

短史記第329期

蔣介石撰文《中日關係的檢討》，借他人名義發表，被魯迅指責“賣國”

1934年末，一篇洋洋灑灑，長達近兩萬字的文章——《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在中國主流報刊媒體，迅速流傳開來。文章旨在檢討中日關係，認為彼此交惡，對兩國都不是好事，長遠而言，“中日兩國……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我敢說，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①

此文引發了國內輿論界的熱烈討論，批評者尤其之多。如魯迅在給友人的信函中，即指責該文“賣國”，如此譏諷道：

“你記得去年各報上登過一篇《敵乎?友乎?》的文章嗎？做的是徐樹錚的兒子，現代闊人的代言人，他竟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了，懷疑的結果，才決定是‘友’。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②

然而，魯迅所不知道的是，此文雖署名徐道鄰（“徐樹錚的兒子”），但其真實作者，卻是蔣介石。去台後，蔣曾撰文回顧該文的出爐始末：

“民國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後關頭，極思設法打開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屬（囑）布雷同志筆錄其詳，以此為中日兩國朝野作最後之忠告，期其警覺，克免同歸於盡之浩劫。惟以當時政治關係，不便以布雷名義出之，乃托徐道鄰君印行。”③

在華北日軍不斷製造事端，步步蠶食中國主權的現實背景下，《敵乎?友乎?》這篇文章逆民意而動，倡言“中日友好”，自難免讓魯迅一流人物視為“賣國”、“漢奸”。這也正是文章雖是由蔣介石口授、其秘書陳布雷筆錄，但刊登時卻要借用徐道鄰之名的緣故。然而，蔣介石卻並不認為自己寫這篇文章是在“賣國”，相反，是為了給“今日最後關頭”的中日局勢“打開僵局”而作，這又是怎幺回事呢？

若能對照《敵乎?友乎?》之原文，與同期之蔣介石日記，則不難發現，蔣介石寫這篇文章，確實有着極為深刻的挽救民族危亡的用心。而這種用心，因不能明言宣傳，故難為滿腔憤慨之愛國青年諒解，也在情理之中。

蔣動念寫作此文，至少可以追溯到1934年11月28日。當天，蔣“以牙疾休養在家”，苦思如何緩解戰爭一觸即發的中日關係。其思考重點，在如何利用“日本內部文武兩派”——“使文派抬頭，以制軍閥？抑（或）使軍閥橫行，以促其孤立乎？”，最後，蔣決定採取一種策略——“對倭諒解，使其對俄”。④略言之，就是通過營造、推動“中日友好”氛圍，來緩解華北所承受的日軍進逼壓力，並推動日、俄衝突加劇。

圖註：1935年時任日本外相的廣田弘毅

作為局外人，魯迅並不了解該文背後，蔣介石所隱藏的抗日策略

在蔣看來，實現“對倭諒解，使其對俄”，首先必須“對倭說明以華制華之謬見，與以夷制夷之誣妄，以及以華制夷之得計。”⑤意即，必須讓日本當局明白：1、支持中國地方軍閥，顛覆南京中央政府，“以華制華”，是一種無利可圖的“謬見”；2、中國政府無意引入歐美勢力，用“以夷制夷”策略牽制日本；3、中日攜手，“以華制夷”，共同對付蘇聯，才是兩國真正的共同利益。

《敵乎?友乎?》這篇文章，正是按上述思路而作。為“對倭說明以華制華之謬見”，文章以三千餘字細緻論述了日本滅亡不了中國的理由，斷定日本“如欲以海軍力量封鎖中國海岸，將成為全世界公敵”，“如欲造成第二第三‘滿洲國’，決非日本財力及軍力所許可”，“如對中國正式出兵，仍不能達到徹底消滅中國的目的。”

為“對倭說明以夷制夷之誣妄”，文章對日本當局“坦承”：此前藉助國聯及歐美勢力制約日本的政策失當，“當時中國自政府以至人民，總以為國聯盟約具在，日本為聯盟之一，如其悍然不顧，聯盟必能依照約章，實施經濟的制裁，同時又以為英美或其它國家，如友誼的斡旋無效，亦必能為保障盟約尊嚴，或保障世界和平，起而作有力之干涉。……其後英美諸國之干涉固然不見事實，而國聯除幾次決議以外無表示，除所謂道義同情以外，亦更無力量，當時這種判斷的錯誤，三年後的今日，也已證明。”

為“對倭說明以華制夷之得計”，文章寫得非常露骨：“現在日本如欲東向美國啟釁，中國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蘇俄開戰，中國即在其側面，所以日本如欲對美對俄備戰，如不消弭側背面的顧慮，豈但沒有制勝的把握，直無開戰的可能。消弭側背方面顧慮的方法，本來也有兩途，一種是以力量絕對控制住這個鄰國，使無能為患；一種是與這個處在側背方面的鄰國結成協調關係。現在日本人既不能從協調方面與中國提攜，則日本人的打算，顯然是採取以強力控制中國的辦法。然日本能否絕對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呢?而且以我們所見，中日兩國既已交惡到這般田地，只控制中國也還不是辦法，而必須在對美或對俄開戰以前徹底滅亡了中國，若日本不能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十天以內滅亡了中國，則日本地位甚為危險……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從容對付中國，而將迫日本以速戰。”

此文發表後，在蔣的授意下，不但在國內主流媒體刊出，在日本也傳播甚廣。日本當局也收到中方暗示，知曉此文乃蔣介石所作。作為呼應，蔣還在接受日本《朝日新聞》採訪時，明確表示：“中日兩國不僅從東亞大局上看來，有提攜之必要，即為世界大局想，亦非提攜不可。……中國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無排日必要之理由。”⑥同時，對媒體刊登排日文章、民間抵制日貨運動等，也作出了限制。但在日記中，蔣卻始終堅持認為，“倭寇欲望無厭，侮辱如昔，何得望其變更夷華侵凌之方針，惟望其緩和時間足矣。”“倭寇方針決不能變更，吾人惟在爭得時間，望其略為緩和可。”⑦

不過，蔣此番“對倭諒解，使其對俄”策略，並未能夠產生明顯效果。其主因在於，此一時期的日本，軍部為自身勢力的擴張，斷不容內閣對華“親善”；內閣既無力制約軍部，且受國內狂熱民意影響，除了不斷追認軍部對華侵略行為的“合法性”之外，已無別事。次因則在於，中國地方軍閥，為自身利益，與日軍勾結，不惜挖中央政府之牆角。如1935年1月，西南軍閥領袖胡漢民，公開告誡日方：“南京對日僅是假意親善”。胡的這一告誡，在上海的日本報紙發表後，引起中外大嘩，國府中央政治會議要求胡公開更正其言論，卻遭拒絕。⑧

圖註：1929年，蔣介石（左一），胡漢民（左三）在南京合影

注釋：

①《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下文引自此處者，不再另注。②《致蕭軍、蕭紅》，1935年2月9日。收錄於《魯迅書信集》（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P751。③蔣介石：《中國之命運》附錄，1950年9月。④《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4年11月28日。⑤蔣介石日記，1935年1月17日。⑥《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P172-173。⑦蔣介石日記，2月“反省條”、2月25日。⑧鹿錫俊：《蔣介石與1935年中日蘇關係的轉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返回騰訊網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