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左）访华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建国之初，共同倡导不结盟运动、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印两国是“好兄弟”，这也是印度领导人尼赫鲁的原话，在抗战时期印度给了中国很多帮助，中印两国的亲密合作为什么会演变成印度持续的军事行动，直至两国开战？“为什么尼赫鲁要搞我们？”这个问题，不但普通中国人难以理解，毛泽东也十分费解。
尼赫鲁的美好幻觉
中印两国从来没有明确地协商过边界线，尼赫鲁不愿主动向中方提出这条中国人根本不承认的边界线，他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跟中国人提这个要求，因为他从来都认为“麦克马洪线”是中印边界，并深信不疑。他在印度议会上明确地说过：“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绝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
尼赫鲁认为，如果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明确提出边界线的话，肯定会使中国加紧对西藏的控制，并与印度发展出敌对关系，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单边确定又回避双边协商，结果只能是客观上搁置了争议。
这段时间，中印在国际上合作也远多于分歧，经常互相帮助。尼赫鲁努力与中国发展友好的国家及领导人私人关系，他认为维持与西藏地区和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是保证印北边疆和平稳定的最经济办法，否则与一个敌对的近邻保持如此长的复杂边境线绝不是件轻松的事。
应该说尼赫鲁的做法足以显示一个政治家的不凡眼光，他也确实做到了，尼赫鲁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深厚的私人友谊，中国政府也同样希望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维持现状，使中国有一个平静的西南后方。中国的反应让尼赫鲁认为中国人已经在部分地默认“麦克马洪线”。尼赫鲁的真实想法是既能团结中国实现他的国际抱负，又让中国政府逐渐默认他的领土要求。他并不想与中国开战，但他的处理方式显然高估了中国人与他的默契程度。
西藏问题反转了中印关系友好局面
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解放军开进西藏，武力平叛。尼赫鲁认为既然中国“拿走”了西藏，作为对印度的补偿或者安抚，中国至少应该承认他所主张的边界，以此来回报印度先前对中国的友谊和帮助。但从“一寸河山一寸血”拼杀过来的中国人守土有责、身土不二，完全不能理解尼赫鲁的奇特想法。中国人在领土问题上的毫不退让使尼赫鲁产生被“背叛”了的感觉，中印双方领导人也就从这时起开始频繁地来往书信，隔空对话。
1959年3月，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用一张印度单方面画的边境地图向中国提出总共为1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
1959年5月13 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中国外交部关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的谈话，不惜自亮底牌：“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
但是尼赫鲁的回应完全没有国际谈判的灵活，毫无商量余地，一意坚持其领土要求。
以更加强硬来迎合选民
中方的建议注定不会得到回应。印度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但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英式政党选举制。选举制对外交最大的影响是容易造成政治人物向民粹屈服。民族主义高涨的印度民众认为，尼赫鲁应该像印度古代英雄一样披荆斩棘，而不是像个生意人一样与“敌人”讨价还价，人民向来都喜欢对外强硬的政治家，这一点在选举国家再明显不过。
印度政治复杂，执政党国大党内部左右翼斗争激烈，因为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倾向，左翼如国防部长梅农、印度情报局长马立克、陆军参谋局长考尔、外交秘书德赛等比较得势，构成了尼赫鲁的核心圈子。而右翼也有不同政见的内政部长潘特、财政部长德赛、粮食与农业部长潘特尔等人，这些人平地都要起三尺浪，边界问题更成为右翼抨击左翼的活靶子，右翼通过攻击国防部长梅农和印国防政策来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
据同济大学邱美荣教授研究，印度除了执政党外还有4个反对党：1. 社会主义党要求“采取坚定的不妥协的立场，积极行动，拒绝 1954 年中印友好协议，拒绝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2. 自由党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共倾向的大资本家保守党，政见接近国大党右翼；3. 印度人民联盟是一个印地民族主义政党，经常谴责政府没能驱逐中国的“侵略”，认为“印度的中国政策是极为可悲的灾难”；4. 印度共产党是声调最高的反对党。印共没有因为与中共同气连枝而友好，也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几乎所有主要印度政党都在表达自己的强硬立场，很明显，越强硬、表现得越像个爱国的英雄，选票越多。
偏偏国大党的铁票仓是在印度北部，如印度毗邻西藏的北方邦：阿萨姆邦（Assam）、孟加拉邦（West Bengal）、山地邦（Bihar）和乌塔帕拉德什邦（Uttar Pradesh）。山地邦和乌塔帕拉德什邦还是印度最大的邦，对选举尤为重要。北方邦对边界问题最为敏感，叛乱后逃到印度的西藏人更加剧了他们对所谓“中国威胁”的直观感受。西藏平乱后，内地与藏区的经贸联系加强，再加上边境管理加强，北方邦与藏区的贸易大幅下降，直接影响了不少北方人的收入，因此这一地区“普遍好战”的态度也使国大党深受影响。
印度国内政治越来越主导尼赫鲁的外交行动。政治家不得不以更加强硬来迎合选民。国防部长梅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的任何一点妥协都别想指望得到印度国内舆论的谅解。尼赫鲁政府的政治回旋余地几乎没有了，他只能摆出比民众更强硬的姿势来处理这个问题。
“前进政策”与战略误判
在印度国内舆论的高压下，印度军警在边境地带与中国边防人员的磨擦越来越多，擦枪走火的事件变得不可避免。
1959年西藏平叛时，当中国军队追击叛乱分子至“麦克马洪线”时，没有停下脚步，在朗久地区遭到印军阻碍，并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
1959年8月25日-26日，在朗久附近，印度武装部队向驻守在马及墩的中国军队发动武装进攻，遭到中国军队快速反击，酿成“朗久事件”。1959年10月20日，印度3名武装警察，侵入空喀山口以南地区，被中国军队解除武装并予以扣押。次日，70余名印度武装警察再次汹汹而来，意图报复，向中国军队进攻，遭到反击，印方死9人，被俘7人，受伤10多人，酿成“空喀山口事件”。这两次流血事件让中印矛盾升级，并在印度民间掀起了更大的好战舆论。
对于尼赫鲁来说，边境问题再也无法搁置，印度人不答应。
“尼赫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每当他觉得公众的情绪过于强烈的时候，他就屈从于公众的情绪。更有甚者，他还会反过来对那些他过去谴责过的做法，进行无保留的、甚至是热烈的鼓吹。”尼赫鲁转而开始高调谴责中国“侵略”印度，同时声称印度是军事强国，早已做好战争准备，随时准备清除“印度领土”上的中国军队。尼赫鲁的言论逻辑正将他逼到墙角，既然政府认定是“侵略”，既然武备已齐，战之能胜，为什么不开战？因此，开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尼赫鲁不得不发表越来越赤裸裸的、刺激中国的战争言论来安抚民众。
他准备好进行一场军事冒险，他认为国际形势对印度非常有利。
当时，中国拼尽全力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了一场，与苏联的关系也跌到谷底，两大超级大国与中国都不是友好的关系，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在中国东南沿海不断进行军事骚扰。1959年9月9日正准备访美的赫鲁晓夫为了撇清与中印边界冲突的关系，不顾中国劝阻，当天发表了“塔斯社声明”，谴责中国，袒护印度，“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争议时，苏联如此表示，是十足讨好印度，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讨好印度，向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表示，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中，苏中有根本区别。”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公开谴责中印边界冲突是‘可悲的'和‘愚蠢的'，使他‘遗憾'和‘痛心'”，之后更直言中国的做法是“狭隘的民族态度的表现”，赫鲁晓夫大力加强了苏印反华同盟，军援力度翻倍，美国人更不必说，遏制中国使扶持印度的理由无比充足。
两大超级大国都支持印度，反对中国，这让尼赫鲁信心倍增。他从印度情报部门及驻华大使馆、美国情报简报也获知，中国国内一片混乱，虚弱不堪，1958年“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伤害很大，导致1959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尼赫鲁看来“这些问题似乎严重得足以阻止中国对外实行冒险主义”，他笃定印度可以实行蚕食中国领土的“前进政策”，而中国方面不会反抗。尼赫鲁希望以此改变边界现状，造成既成事实强加于中国。
忍到极点
当时的中国外交很重视意识形态的认同，印度与中国同为受到过奴役的第三世界国家，尼赫鲁还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威望很高，中印国家间曾经的亲密合作关系使中国政府选择了克制和忍让。但印方却不断在争议地区增加哨所，步步为营。中方的克制反而加强了尼赫鲁对中国不会应战的预期。印度国内舆论吹捧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尼赫鲁的亲信、情报局长马立克不断向他提供中国不会应战的信息，他自己也认为中国不可能在紧张的东部之外，在西部开辟第二战场，两面作战。依靠布哨，“前进政策”实施很快，尼赫鲁认为“印度要向它所认为的中国侵占下的‘领土'上派遣军队和增建据点，以此来改变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并最终赶走中国军队。”前线荷枪实弹的印度军人在中国据点后修筑工事的新闻很能安抚国内的反华情绪。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冒着被西藏流亡分子刺杀的风险亲往印度，同尼赫鲁就边界问题进行高级会谈，但仍然没有结果。
为了避嫌，尼赫鲁公布了一份外交《白皮书》，毫无保留地公开了中印在边境问题上的所有外交文件，他的本意是向人们证明他一贯对华强硬，未做丝毫让步，更没有秘密交易，但这等于将中印的政治博弈完全置于舆论和民粹的枪口下。
1962年9月中旬，毛泽东同周围的人谈话时说，想了10天10夜，总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毛泽东将印方小口蚕食的“前进政策”形容成赖皮战术，提出了16字对印方针：“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以此来反蚕食。可以说，直到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愿意刺激印度，希望印度收手。
但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中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方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脊作为边界。9月17日至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我军哨位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20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我军干部1人，打伤战士1人，我军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29日。10月8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10日进攻我军各哨所。到20日前，共打死打伤我军边防干部战士47人。
毛泽东实在忍不下去了，指责印度“搞了我们这么多年”，向部队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
10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战争至此正式打响了。
（参考资料：陶季邑，《美国学术界关于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研究述评》；刘会军，《忍到极点，毛泽东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马荣久、牛军，《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分析框架》；邵青，《中印边境战争史实辨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