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席亞洲】

本周，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台灣海峽。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將竄訪台灣的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中美兩國間緊張態勢。解放軍針鋒相對的多次軍事演習已經開始。而我方的調門在幾天內不斷上升，終於，在我國輿論場有着“特殊地位”的一位同志直接向美方放出了“如果美軍戰機護送佩洛西訪台，就是侵略，解放軍有權強制驅離佩洛西座機和美軍戰機，包括發射各種警告彈，做阻礙性飛行動作。如果驅離無效，就可以擊落他們”的聲音，搞笑的是，如此一條表述清楚，內容明確的警告信息，卻被推特阻礙，於是這位同志一不做二不休，重新發的推文乾脆就把調門進一步提高到了：“如果依然無效，我認為擊落佩洛西座機可也”。

這位同志重新發表的這條裡面也明確說了：“然而我把該傳的信息傳達到了”。

胡錫進推特被刪

這意味着什麼，我相信我們也不必再多做解讀。中方已經攤牌，對於此次行動我們的處理方式將會是如此，而美國方面的反應呢？

到目前為止，佩洛西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自己對於此行很“興奮”，但要在“途中”才公布其具體行程。

那麼這個意思也很清楚了，來吧，小雞遊戲。

一場危機真的要來了，美國媒體在今年3月就援引有關人士的話說，今年夏天中美將迎來一場風暴，好的，現在風暴經過一整個夏天的醞釀，終於來了。

解放軍有首新軍歌，“來吧來吧風暴，來吧來吧巨浪，我們早已準備好”。

這場危機，有很多人表示擔心，包括我們國內的很多網民，已經非常激動，今天列車長也接到有朋友給我直接打電話說，聽到我在節目裡說到“戰略定力”一詞，他很不高興，甚至表示要我們這些媒體人，乃至於是黨和國家，不要光是參考那些歷史上的國際衝突和危機，而是要“考慮考慮巴黎和會，考慮考慮五四運動”，認為只要佩洛西落地，“我們就輸了”。

這種激動當然是理所應當的，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思想根源，就直接來源於五四運動，我國曆次革命戰爭的正義性，也就直接來源於驅逐一切在中國領土上的外國侵略者。

個人認為呢，這位網民發出這樣的聲音，一個潛台詞依然是某種“不自信”。

我們應該認識到，“韜光養晦”是一個策略，而不是“祖宗規矩”，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過度“韜光養晦”已經不合時宜。況且，即使是“韜光養晦”的時代，我國在核心利益和關鍵問題上依然是不惜一切代價的。因此在這件事上，我們應該具有高度的信心，十四億人民的意願不可違。

那麼，這次危機的決定性因素在哪裡呢？我們該如何認識這場危機呢？

這裡先給大家推薦一本書《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本書當然也是一本美國人寫的理論著作了，內容肯定不如網絡小說那麼令人興趣盎然，但是各位關心國際危機的朋友，關心美國如何在國際上屢屢挑動危機，並從中收益的朋友們，去讀一讀。雖然美國政府今天已經不會再按照這些“過時”理論採取行動，但其中一些觀點，反而更加契合今日的實際情況。

當然了，這本書也很老了，初版於1981年，已經屬於比較“過時”的國際關係理論框架內的東西，或者叫做“大戰略”理論框架。但今天美國已經沒有“大戰略”了，只有應激反應。但是在今天國際局勢當中，那些“新派”理論正在陸續失敗的前提下，我覺得大家還是應該回過頭來，重新認識一下這些構建冷戰框架的基礎理論。

這裡就說裡面的一些觀點。首先，國際危機的根源何在。

本書的作者認為，國際危機的根源在於領導人的情緒性判斷和行為超越了理性。

“領導者在弄清他者的目標和籌劃上存在巨大困難，並一貫低估他們政策的風險”。

作者將這些“決策病理”的根源歸於領導人的“知覺錯誤”，而這種“知覺錯誤”的根源在於三個要點：官僚機構的政治化，簡單說就是“小團體主義”盛行。國內政治的首要地位，就是領導人以國內政治需要為首要驅動力，產生了低估國際風險的傾向以及民族自我形象的角色，換句話來說就是出於對本國實力的自負，做出一系列災難性的決策。

以他書中提出的一系列導致領導人“認知閉合”的條件，有幾點對於我們管控這次危機不利的因素。首先，“過去相似情況下的成功”。

美國在過去幾十年裡多次有高層領導竄訪台灣的事件，這強化了美方對於“高層領導竄訪台灣不會引起中國強烈反應”的認知。

由此帶來了他們對成功的預期，以及忽視我方關切的傾向。

但真正關鍵的因素是，“領導層的癱瘓”，美國目前正處於一種典型的“癱瘓”之中，領導層當中無人可以做出終止危機的決斷。

如果我們回顧過去幾年中美之間的危機，我們會發現，特朗普更符合本書中關於領導層“認知閉合”的描述，因此特朗普的行為在關鍵時刻仍有“剎車”。而民主黨當局，由於領導層癱瘓，實際上是一種更可怕的情況，就是“失去控制”，導致“政策凍結”，一輛失去剎車的泥頭車已經轟隆隆開過來了。

實際上此前的俄烏危機中，美國採取了關鍵性的步驟，將不可言說的東西弄到了烏克蘭，徹底戳穿俄羅斯的底線，導致危機的結果不可避免的走向戰爭，這已經是一個極為惡劣的“失控”先例了，但他們尚未從這場危機當中獲得足夠的懲戒，或者說負面反饋，甚至可以說他們還從中收穫了一些利益，所以指望他們主動扭轉失控局面，目前沒有足夠動力。

可以說從這一點上來說，現在的民主黨當局要比特朗普當局更加惡劣。

當然現在去說美國人決策有問題，這個是很容易的，但它既不能預防決策失誤，也不能作為追究責任的根據，關鍵問題在於我們如何應對。

在美國的決策已經毫無疑問存在失控問題的情況下，唯一能阻止戰爭爆發的，只能是軍事手段，尤其是軍事威懾手段了。

有很多朋友都會簡單的認為“威懾”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實際上威懾並不是靈丹妙藥，威懾也會引起 一定的反作用。

軍事威懾如果操作不當，反過來就會強化對手先發制人的傾向，形成“威懾失敗”，這是威懾的弔詭之處。

俄烏衝突的爆發，就是一個典型的俄羅斯和美國雙向威懾失敗的後果。不過這個問題在中美台海問題上並不存在，因為在台海問題上，美國對我方威懾認知不足，是美方採取行動的根源，要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加強威懾是重要的一步。

這裡稍微詳細分析一下，在本書中，影響軍事決策的要點有幾項，“對戰爭不可避免的感知”，“軍事平衡的不穩定”、“所認知的軍事優勢”，“所認知的軍事選項”和“對戰爭本身的厭惡”。

《和平與戰爭之間：國際危機的性質》作者理查德·內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

這五個基本要點的平衡，將會影響領導層判斷“是否願意接受戰爭作為危機結果”，而選擇的結果就是“願意甘冒風險”或者“願意承擔軍事劣勢風險以維護和平”。軍事和政治決策中只要有一個層面強烈否定戰爭選項，那麼就會存在較強的危機管理的意願。

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了，美國在政治層面上由於失控，已經無法產生危機管理的足夠意願，那麼唯一的管控意願只能是來自軍事。

那麼美方軍事評估的情況如何，首先我們以上述五個要點來評估一下俄烏戰爭前俄方的決策過程，看看這個評估的流程是什麼樣的。

首先，美方越線的嚴重挑釁行為，導致俄羅斯強烈預感到戰爭不可避免。

其次，短期內俄方沒有改變軍事平衡的能力。

第三，俄方判斷，自身對烏克蘭擁有絕對的軍事優勢，而美國雖然對俄羅斯有軍事優勢，但在運用軍事優勢方面存在限制，因此綜合而言，俄方有優勢。

第三，俄羅斯對於自身軍事選項的認知是，有可能通過一場短期快速的軍事行動解決烏克蘭問題。而他們認知的美方軍事選項，明顯不包括直接出兵烏克蘭與俄羅斯交戰，也不包括對烏克蘭進行大規模援助改變俄烏力量對比。

第四，出於對國際經濟、政治態勢的評估，俄方認為自身有可能進行一場戰爭，並且能夠從中收穫戰略利益，因此對於戰爭沒有強烈的厭惡。

可以說，五個要點裡，唯一能夠促使普京做出戰爭不利於己方判斷的因素，只有美國的軍事優勢，但這個優勢可以設法削弱。從事情的發展來看，應該說這個判斷偏差不大。

結果，俄羅斯最終做出了採取軍事冒險行動的判斷，他們甘冒風險。

那麼我們再來評估一下美方目前對於中美在台海問題上的判斷過程。

首先，美方認知中，我國短期內不會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但長期來看，衝突無法避免。

其次，軍事平衡變化問題，中國目前已經對美國在台海地區取得優勢，並且美方短期內無法扭轉這一局面。但美方在核武器問題上對我方有優勢——這裡要說一下冷戰時期傳統的國際關係認知當中認為核衝突是絕對要避免的，但是隨着時代的發展，美國如今很多人認為核問題可以成為軍事平衡問題上制衡中國的一張牌，原因就是，我們的核武器尚不足以和美國分庭抗禮。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這種目前美國的核優勢很快就會被削弱，乃至消失。但是至少在“現在而今眼目下”，由於中國的“風力發電廠”尚未進行新型導彈的試射和展示能力，所以美方仍然會判斷軍事平衡問題上，雙方算是半斤對八兩，但可能會在短期內更加不利於美方。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意圖竄訪台灣 圖自視覺中國

第三，認知的軍事優勢，美方政客和部分決策層認為自身對我具備軍事優勢，雖然美軍和美國政治界內對軍事問題有比較深理解的人明白中國在軍事上的優勢，但這個認知並未形成共識，在拜登和佩洛西等人的個人視角內，仍然會認為美軍在存量上具備優勢。尤其是近期美方也有一些“底氣”，他們的“里根”號航母前不久的一些行動似乎給了他們中國優勢並沒有那麼強的錯覺。

第四，美方所認知的軍事選項，美方認為，中國的軍事選項當中，不包括擊落佩洛西座機，不包括全面攻台，最可能的選項是戰機飛越台灣島上空，或者擊落台軍飛機，或者奪取澎湖、金門乃至一些更小的“離島”。

第五，中美的貿易戰和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從某種角度而言，對美方都是有收益的，因此雖然美國絕對不願意打一場毫無勝算的戰爭，但卻基於“中方可能不做反應”或者“中方只有小反應”的軍事選項，對於可能觸發嚴重危險的事實估計不足。基於上述判斷，美方對於戰爭並沒有足夠的厭惡。

最後的結果，美方甘冒風險。

我們再來判斷一下我方的傾向性。

其實，從政治分析過程來說，對於我方來說，過去相似情況下的成功，並非沒有。首先是2016年南海危機，然後就是蓬佩奧竄訪台灣未能成行，以及今年3月佩洛西竄訪台灣的“陽遁”。

可以說，按照上面的這個方法可以推斷出，我方有很強的意願，要堅決維護我方的核心利益。並且我們也沒有出現失控問題，我們有很強的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

軍事上，大家也可以試着按照上面提出的示例判斷一下，我們會發現，我方實際上在軍事問題上也處於甘冒風險的狀態，但我方也有採取危機管控的動力。但是美國對此的認知卻可能是，中國可能接受劣勢以維持和平。

危機管理行為的弔詭之處在於，必須雙方同時採取管控，才有可能“體面”的避免戰爭，否則單方面的危機管理就會讓對手得逞，從而將自己置於嚴重劣勢之中。

所以關鍵問題在於，我們能否採取足夠的軍事措施，從而改變美方的判斷，使之更傾向於願意“承擔軍事劣勢風險以期維護和平”。

我方必須採取行動，在短時間內讓美方認識到他們上述判斷過程中幾個關鍵性的缺陷，以及其必然導致的災難性結果。

首先，某位同志的放話——如果美方軍機侵犯我國台灣省領空，我們將會擊落美機，甚至擊落佩洛西的座機。此外，大規模軍事演習，改變美方對於中方可能軍事選項的認知，我們必須展現出必要時不惜吃“夾生飯”的態度和實際能力，通過實際行動修正美方對於“認知的軍事選項”的錯覺。

同時，進一步來說，我們還可以改變美方對於軍事平衡的認知。個人猜測，這次危機的最高潮到來前，可能還會有一些新的“戰略性”示威行動，降低美方對於自身軍事優勢的預期。

如果能夠改變上述認知，那麼美方對戰爭的厭惡程度將會大幅度上升，從而產生較強的危機管理的動力。

從這本書裡分析的27個案例中，個人認為這次危機比較接近於古巴導彈危機，而不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七月危機”。

因為古巴導彈危機中，雙方客觀上有進行危機管理的動力和能力，在美方巨大的威懾下，蘇聯最終選擇了妥協。而“七月危機”中，過於複雜精密的外交操作降低了各方危機管理的能力，並且各方衝突意願也更加強烈，最終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劇。

當然，前提是，美方仍有進行危機管理的能力，畢竟當年蘇聯和美國都不存在政治上的失控問題，所以我們無法照搬古巴導彈危機的經驗說這次事情一定沒事。

這裡要說一下本書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反駁。在該書中，將戰爭的原因分為直接原因和深層原因。中美之間存在着結構性矛盾，這構成了潛在衝突的深層原因，這不假。但用該書中文版出版方的一個淺顯比喻來說：“就像我們常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般認為，這樣說是對的。但是對於精細的農業專家來講，這是不準確的，如果你控制住水分、空氣和溫度的話，種下去的‘瓜’、‘豆’可以不生根發芽，即使生根發芽了，也可以控制其成長速度，直至完全抑制它的生長。”

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年來在中美談判中我們已經不說十年前老生常談的“中美間不存在結構性衝突”，而是強調“管控危機”，因為在美國不遺餘力的塑造之下，雙方的結構性矛盾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問題只在於雙方的“瓜農”是否足夠勤快，是否能夠管理好田裡已經客觀存在的“瓜”了。

問題是，美方是否還有採取危機管理的能力——從此前幾次危機來看，美方目前仍有危機管理能力，只不過前提是，與對手發生衝突過於危險，且結果必然對美國不利——如果美方對這個問題有了另一種判斷，那麼俄烏戰爭就是前例。所以現在中美間的問題是，中方是對於危險的“瓜”，是進行着精心的管理的，希望它們在更合適的時機再成熟，而美方現在則由於“瓜農”躺平了不幹活，“幫工”則拼命澆水施肥，出現了瘋長的局面。

但這裡面，“幫工”和“瓜農”的角色是可以互換的，在俄烏問題上，美國的“幫工”沒發揮太大作用，但是“瓜農”積極工作，甚至狂撒“金坷垃”，終於催生出了戰爭之瓜。而在台海問題上，現在美國的“瓜農”卻在躺平，雖然已經躺的不踏實了，但他們還是躺着，不去阻止積極的“幫工”，這就是現在局面的弔詭之處。

那麼好吧，反正我們也不是說完全不想，或者實力上不能吃瓜，如果我們採取的一切措施都無效，那麼好吧， 吃就是了。

當然上述這些粗淺的論述，也僅僅是基於對一些“過時”國際關係理論基礎的推演，但歷史在2022年正在瘋狂倒車，現在我們是倒回了1969年，還是1914年，也還真是說不準。

如果這次危機得以化解，我也希望，本書中關於危機本身也是一次學習過程的說法能夠發揮作用。

如果是這樣，那麼危機是危也是機，它是一次改變美方傲慢態度的機會，一旦美方根據這次危機中出現的避無可避的事實重新修正了對我們的評估，它未來的決策就有可能會出現改變，就如同1969年古巴導彈危機後美蘇關係相對緩和那樣。

問題只在於，這個“機”得是在危機成功得以化解的前提下才會到來。

最後的結論，這次危機，美國政治決策已經失控，如果沒有新的因素，美國的政治決策已經在向危險的方向狂奔了。所以，可能決定性的因素就是，解放軍能夠給美國施加多大的軍事壓力，迫使他們那邊有危機管理能力的“瓜農”起來幹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