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期間發生了什麼？

“大躍進”慘敗了，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堪稱“人禍”的大飢荒。始作俑者毛澤東非但不自省，其個人威望數年後不降反升，還積累了發動“文革”的本錢。以今人眼光觀之，這似乎是咄咄怪事。但考諸當時的歷史背景，卻自有本原。

自中共建政以來，中國政局曾經發生過幾次重大轉折。如1957年從“大鳴大放”的“整風”到“反右”就是個轉折。另一次重大轉折是從“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與本文有關的是后一次轉折。“七千人大會”召開的時間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時間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兩次會議相隔不到8個月，可會議的基調卻發生極大的變化。單少傑認為：1962年對毛澤東本人來說，是“一個在其執政生涯中堪稱轉折的年份”。在這一年中，毛澤東“先是低頭退卻，后又昂首進擊，從而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轉變：由主要搞經濟建設轉變為主要搞階級鬥爭”。[9]

“七千人大會”的主題是檢討“大躍進”的缺點錯誤。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書面報告和講話，坦承經濟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關於黨內民主集中制的長篇講話，好歹做了點自我批評，還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營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強調“發揚民主”。八屆十中全會雖然也通過了關於調整經濟的若干決定，但毛澤東卻發表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全會公報宣稱：“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會議的基調變成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從“發揚民主”到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無疑是個重要轉變。正如李志綏所說：1962年秋季對毛和共產黨來說都是一個轉折點。“七千人大會”剛形成的開放氣氛頓時消失殆盡。毛於此時所提“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理論，在“文革”開始時成為清算劉少奇等人的指導綱領。[10]如此重要的轉折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毛何以能在半年多的時間裡就扭轉局面，化被動為主動，重新贏得政治主導權呢？丁抒在《人禍》里寫道：“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他用‘階級鬥爭’、‘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等似是而非的詞彙唬住了中央委員會。”從此，再也沒有人敢批評“三面紅旗”，再也沒有人敢追究造成三年大飢荒的“人禍”問題，再也沒有人敢公開議論毛的是非了。[11]

應該考察的是，“階級鬥爭”與“兩條道路鬥爭” 的話語何以有那麼大的威懾力？為什麼劉少奇也要對毛有關“階級鬥爭”的提法立刻附和緊跟？考諸當時的國內外政治背景，造成這一轉折的原因在於“大躍進”遭到極其慘重的失敗。在內部，從黨員幹部到群眾都滿腹怨氣；在外部，西方世界猛烈抨擊，蘇聯則無情嘲笑，誓言要“反攻大陸”的蔣介石趁機宣稱要“解民於倒懸”。此時此刻，不僅毛澤東的個人權力，連整個共產黨的權力都面臨1949年建政以來的最大危機。正是這種深刻的危機意識激發起中共上層的命吖餐�感。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具有強化政權威懾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黨內同僚的支持。

以下對在“七千人大會”與八屆十中全會之間發生的幾件重要事情作一分析。

“七千人大會”后，毛澤東南下武漢，劉少奇和周恩來分別主持了兩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一次國務院擴大會議。這幾次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並且提出一整套調整經濟的措施。隨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3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彙報。毛同意了多數常委的意見，但強調不要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 ”。表面上看，毛和劉等人對形勢的估計有所不同；其實，毛何嘗不知道形勢嚴重，他只是反感別人把形勢的嚴重性講出來，因為那意味着他的錯誤更嚴重、責任更重大。

接下來，6月的一天，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先後召見了田家英和劉少奇。田家英主要講的是農民“包產到戶”的問題。事實上，當時中央的多數人（尤其是陳雲和鄧子恢）都比較傾向於“包產到戶”。毛先是靜靜地聽田講，一言不發，然後突然問道：“你是主張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田家英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來后對逄先知說：“主席真厲害。”[12]毛對田家英的質問不是就事論事地討論“包產到戶”是否有利於恢復經濟，而是把問題變換成了要集體經濟還是要個體經濟這種“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政治問題”，頓時就使田家英、陳雲、鄧子恢等人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動之境。當年的共產黨人信奉的基本教義是集體經濟優於個體經濟、公有制優於私有制、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這也是共產黨鬧革命、奪政權、從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信念基礎。1949年以後，中共匆忙地結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在農村大搞集體化，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如今要回到“包產到戶” 的個體經濟，否定農業集體化，豈不等於走回頭路，自己否定自己？據說當時陳雲私下裡就講過：“看來農業集體化是搞壞了。但這個問題現在不好說，政治風險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農業集體化了。”[13]

那一天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游泳池邊的對話更值得分析。毛明知劉是主張退夠的，但是他一開口卻質問劉，“為什麼不頂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劉解釋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雙方的情緒都很激動。劉衝口而出：“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毛反問：“‘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你怎麼辦？” 毛這樣講是在提醒劉，作為毛指定的接班人，他們的命呤锹摾M在一起的。其實，劉少奇何嘗敢把自己當外人，他說的是“你我”，這就表明他承認自己和毛是一夥的。毛的意思也很清楚：是不是否定“三面紅旗”，土地分不分，不是經濟問題，而是關係到“我們”的位子坐不坐得住的問題。話點明了，劉還能說什麼呢？最後劉提出以下方案：“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毛也同意繼續進行經濟調整。兩人達成妥協。[14]

2、中共高層的危機意識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究竟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 要不要？”然後又進一步提出：“從現在起以後要年年講階級鬥爭，月月講，開大會講，黨代會要講，開一次會要講一次，以使我們有清醒的馬列主義頭腦。”在8 月9日的中心小組會上，毛澤東把話講得更白了。他一開講就是：“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這就明確點出政權危機問題。接下來毛說：“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幹了23 年，垮了台，我們還有幾年。”毛這樣講，是不是危言聳聽呢？未必。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似乎固若金湯。其實，中共高層對問題的嚴重性是一清二楚的，因 此他們都有危機意識，自然不會認為毛的講話是危言聳聽。

“大躍進”既然造成了曠古未有的大災難，親身經歷着饑饉和壓迫的民眾，難道毫無觸動？後人研究大飢荒這段歷史時，最費解的可能就是當年何以不曾爆發大規模的反抗。據說劉少奇講過：要不是中國的老百姓太好，早就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劉少奇當然明白，與其說是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說是控制得太嚴密。劉少奇所說的，“餓死那麼多人”、“人相食”，只是高層才能掌握的“國家機密”，老百姓不得與聞。無論是經濟崩潰、人口大量死亡，還是國際社會的嘲笑抨擊，民眾均無法從媒體上知悉。那時候的報刊廣播以及各單位的領導所作的報告，口徑高度一致：數年大饑饉被說成是“國民經濟遇到暫時困難”，原因則是 “連續3年特大自然災害”再加上“蘇修逼債”；中央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已經大見成效；總的情況是“形勢大好，尚有困難，前途光明”。那場標榜為“發揚民主”的“七千人大會”，原本就是一次關門會議，說是要“讓人講話”，但其實不過是讓黨內幹部在封閉的會場內向中央講點實話而已。這次會上的各種講話與發言都對外保密，就連會議本身媒體都沒有報道一個字。

早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高幹們說得明明白白：“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好幾十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的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農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後來萬里也說過：“ 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15]大飢荒結束后，周恩來曾反覆叮囑要把有關因飢餓而死亡的統計數字銷毀。因為他知道，如果人民知道了這個可怕的數字，絕不會原諒共產黨；千載之後也不可能得到歷史的原諒。

在這樣的制度下，當時黨內的務實派面臨極大的困境：一方面，他們知道黨犯了大錯，不改不行，而且希望改得徹底一些；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正因為黨犯的錯實在太大了，一旦打開了糾錯的口子，會不會引發連鎖反應，局面還控制得住嗎？這種危險是存在的，除非大家都堅決地維護黨的統一，在有限度糾錯的同時強化政 權的威懾力。也正是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李銳對黨中央徹底失望了。他說：我覺得悲哀、失望。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在這樣重要的歷史關頭，整個中央委員會，除了幾個挨整的當事人，竟然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講一句公道話！真是大寂寞，大悲哀……。[16]然而，這豈只是為一個人講公道話的問題，這是關係到億萬中國民眾有沒有飯吃、會不會餓死的大問題。那些中央委員們在廬山會議上豈只是不肯講公道話，而是不將民眾的命當作生命。

當然，即便當時民眾充分了解到大飢荒的可怕真相，在政治高壓下，又能怎麼樣呢？1957年，青年學生原本自以為是幫助黨“整風”，“大鳴大放”僅持續了一個月，而且“放”的程度還相當有限，只不過有一些公開的批評聲音並披露了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於是很多人一夜之間就成了“右派”。其實，中共的高幹們又何嘗 不擔心政治打擊的威脅呢？從“文革”時期劉少奇對家人講的一句真話，可以看出他的恐懼。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整肅后，即將與王光美訣別，那時王光美估計自 己也會進監獄，放心不下6歲的小女兒，便對劉說，如果她也要坐牢，那就只好把小女兒帶到監獄里，“《紅岩》里不是就有個‘監獄之花’嗎？”劉少奇聽了苦笑：“那是國民黨的監獄，不是共產黨的監獄。”由此可見，作為這套制度的創立者之一，劉深知“我們共產黨”比國民黨黑多了。但直到訣別之前，他從不敢把這種話對朝夕相處的妻子講過。

按照漢納•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比喻，極權社會好比洋蔥頭，越是外層的人越天真輕信，越是核心的人則越是犬儒化。人們要了解中共高層人物的內心，不但要看他們公開講了些什麼，還要看他們在內部講了些什麼；不但要看他們講出口的話，還要聽他們的弦外之音，找出潛台詞，否則就無法了解他們的心理，無法解釋他們的行為。

托克維爾早就發現，專制政權最脆弱的時候，常常不是其政績最惡劣的時候，而是它開始糾正錯誤或改革之時。因為政績最惡劣之時，往往也是民眾最沮喪消沉、最絕望之日。而一旦統治者不得不大規模糾正自己的錯誤或改革原有體制，那就會使沮喪的人們燃起希望。不是苦難，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們起來抗爭。統治者出來糾 錯或改革，就是公開暴露自身的弊端和弱點，釋放它原來壓抑的某些力量，這就會導致統治者威信的降低和異議力量的加強。由於糾錯或改革，民眾開始有了自信，原本朦朧的不滿情緒會迅速上升為明確的批判意識，他們的慾望和期待也隨之提升，並由此而產生出進一步改革的要求。東夫在《麥苗青菜花黃——大飢荒川西紀事》一書中曾記述，恰恰是在1961年共產黨開始糾正“大躍進”時期若干極端措施的時候，特別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來自黨內的和社會上的異 議聲音才大量浮現，而且日顯激烈。“文革”期間稱此為“1961年到1962年牛鬼蛇神大出弧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