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过后，广州已经很热了。毛搬到三号楼大厅内。为了降低室内温度，厅内放了五个大桶，每天运来人造冰放在桶内。我的睡房用一支电风扇，吹的风都是热的。

蚊子又多，不放帐子，咬得凶。放下帐子，就更加闷了。

为了蚊子太多，毛曾经发脾气，责怪卫士们不打蚊子。李银桥又将责任推到医生护士身上。蚊子会传染疟疾，所以是医生们的责任。

问题是小岛地处珠江三角洲，河汊水塘多，无法彻底灭蚊。广州招待所屋子很高。窗子多，窗帘是三层绒的，里面藏蚊子。入夜后，就出来肆虐。拍打蚊子根本徒劳无功。最后省公安厅派人去香港买了不少DDT，这样才暂时解决了蚊子问题。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都受不了了。他们叫我去劝毛早点回北京。毛说：“我不怕热，还有些事没有办完。再等等。”

我当时听了，猜想一场政治风暴可能正酝酿着要席卷中国。毛离开北京期间，许多中央领导发表了“反冒进”的言论，《人民日报》社论更主张工农生产应稳定渐进①。中国人民当时和我一样，不清楚这些高级领导抨击“冒进”其实就是在批评毛。坚持农村迅速合作化的主张是毛提出来的。

过了两天，罗瑞卿、汪东兴叫我去，问我珠江水干净不干净。我一下子摸不清头脑，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有回答。汪解释说：“主席叫罗部长和我去谈过了，他要在珠江、湘江、长江游水。陶铸同志说珠江水脏，王任重同志说长江太大，有风浪旋涡，不可游。我们都不主张游，可是挡不住。你看珠江水脏不脏？”我说：“这里是珠江三角洲，在广州工业区下游。不可能干净，脏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他们问我有什么办法检验，并要我将检验报告尽快做好。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卫士突然来叫我，说：“主席发大脾气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为游水的事。罗部长、汪副部长都在三号楼主席那里。”

我走到三号楼卫士值班室。罗、王二人刚由大厅走出来。两人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汪尴尬地笑着对我说：“不要化验珠江水了，主席马上要在珠江里游水了。”

这时毛走出三号楼，上身披一件白色绸睡袍，穿一条白绸短裤，赤脚穿一双旧皮拖鞋，甩开两臂大步走上码头旁的游艇。陶铸、王任重、杨尚昆都随后上了船。我也立即跑过去。

罗和汪，陶和王，都身负保护毛的安全责任。出于保护毛的安全，他们不赞成，毛在江中游水。但毛仍一意孤行，非游不可。

游艇向上游驶去，不久便停驶。附在艇旁的四支舢板都分别解缆，排列在游艇两旁。毛走下游艇舷上挂着的悬梯。罗、陶、王、杨一一下水。一中队的队员下水后，将毛围成一圈。因事出突然，只有毛穿着游泳裤，我们全只穿内裤下水。

这里的江面大约一百多米宽。水流缓慢，水可真脏，水色污浊，偶尔有粪便从身旁流过。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个气箱，全身松弛，两腿微曲，仿佛睡在沙发上。他随水流漂浮，只有时用手臂打水，或摆动两腿。

毛见我游得很用力，他叫我游到他旁边说：“身体要放松，手脚不要经常划动，只在变换位置时，划动一两下，这样既省力又持久。你试试看。”我试了试，不得要领。毛又说：“你大概怕沉下去，不怕就不会沉。越怕越紧张就要沉。”杨尚昆和王任重都前后游着，他们很快学会了这种游法。我是练了多次才能在水上飘浮，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这次在珠江口漂浮了将近两小时，将近二十几华里。回到游艇，冲洗了身体。江青在艇上等着，大家在一起吃饭。

饭中，毛十分高兴，好象打赢了一场仗。他转头对罗瑞卿说：“你们说，李大夫讲这水太脏。”我说：“是的，我旁边就漂着大粪。”毛笑得合不拢嘴说：“照你们医生的标准，人都活不下去了。生物除了太阳是热力总供应者以外，离不开空气、水、土。这三样就那么纯，那么干净，我不相信，没有纯空气、纯水、纯土，里面总有杂质，就是你说的脏。鱼要是养在蒸馏水里，能活多久？”我默然无以应。这明明是无理搅三分，但是要用几句话说明干净与脏的概念，是很难办到的。

晚上在三号楼，我去看他。他讲：“我要在珠江、湘江、长江三江游水。罗瑞卿、汪东兴说，三条江都不能游。今天游了珠江。罗和汪就说，长江浪大，旋涡大，掉进去，捞不上来。陶铸说，不要在珠江游。我说能不能在湘江游。他不吭气。王任重说，不要在长江游，我说能不能在珠江湘江游，他却说可以。”

众人会有这些分歧是管辖范围内的责任问题。罗和汪总理毛的安全工作，不希望他在任何一条江中游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自然不要毛在珠江游水。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则对毛的长江游水提心吊胆。

毛气呼呼的又说：“我说不要你们这样的保卫。你们没有底，我有底。我派韩庆余和孙勇到长江去试游，回来向我报告。”韩庆余是一中队队长，孙勇是警卫科科长，两人的泳技都不错。游长江真的是非常冒险。长江水流湍急，旋涡大，连船都很难行走。从来没有人试游长江，毛是第一个要游水横渡长江的人。

大约过了十来天，韩庆余和孙勇从武汉回来了。韩、孙二人都说，长江可不比珠江，要卷进去，真捞不出来。而且还有日本血吸虫病。罗向王说：“你向主席报告吧。”王摇着手说：“还是让他们两人讲比较好，我说不能游，主席还会不相信。”罗对着韩、孙二人说：“你们可要讲真正情况，不能顺着说。”二人唯唯说是。

我们一起去见毛。

很紧张，是山东人，说话不清楚。毛打断韩的话，说：“你不要讲了，我问你回答。”这下韩更紧张了。毛问：“江宽不宽，大不大？”韩点头说：“宽大。”毛问：“旋涡多不多？”韩说：“多。”毛问：“掉进去，捞得出来吗？”韩连连摇头说：“这可捞不出来。”毛问：“不能游吧？”韩点头说：“可不能游。”毛拍着茶几说：“我看你就没有下去，你还做我的一中队队长呢，你给我滚蛋。”我看韩的脸都吓白了，他站着未动。毛又吼道：“你给我滚蛋。”韩倒着退了出去。这时室内空气似乎凝结住了。

毛回头转向孙勇说：“你说说情况。”我看孙好象胸有成竹，不慌不忙说：“主席，可以游。”孙刚说完这三个字，毛就微微一笑。孙勇接着又要说，刚一张嘴，毛就说：“有那句话就够了，不要多说了。你好好做准备。”　　孙退出来到值班室。汪责问孙：“你怎么这样回答，事先不是说好了要如实讲吗？”孙胀红了脸说：“汪部长，你看见老韩了吧，我要照他那样说，我也要滚蛋了，这有什么办法。”韩嘟囔着说：“这不是把我卖了？”汪安慰他说：“怕什么，你是共产党员，党了解你。”但韩庆余自从这次游水事件后，调离一中队。

一九五六年，由广州乘专列到长沙。毛准备游他故乡的湘江。这时长沙的气温已到摄氏四十几度。住下后的第二天游了湘江。

湘江正在涨水。江面足有二、三百米宽，水流急湍。从岸上走到江边，有一段砂砾地。地一天下水前，在江边行走，跟在毛身后不远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祥，突然被水蛇咬了一口。大家骚动了起来，有人叫道：“快送他去医院。”

毛毫无反应。但罗、汪和整个警卫人员都紧张起来，一齐围到毛的身旁。罗问我带没有带防治蛇咬药，我说带了。罗并不是为李祥问这句话，而我也不能替李厅长急救，因为我只负责毛的保健。

罗又说：“为什么警戒布置，事先不将岸边都仔细看看。”我说：“我听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说，原来布置在岳麓山对面下江，谁知主席临时要停车，走下来了。”汪接着说：“主席不肯听别人的安排，他要干的事谁也别想拦住，以后定这么一条，凡是游水，沿江上下十里都要彻底调查。”

下水以后，水势很急，毛仍然用他的姿势漂着，慢慢游向江心。湘江当中有一小岛，就是橘子洲。毛游到橘子洲上了岸，巡逻艇随即靠岸。随从递给他袍子、拖鞋和香烟。我们赤足上岸，只穿着游泳裤。

小岛上破破烂烂几座小茅房，根本没有橘子树。毛走到一间破屋前，正有一位穿着补锭衣服的老太婆，坐在屋前缝补衣服。毛坐下来，吸着烟，谈了起来。毛问：“日子过得怎样？”那老太婆不知道眼前这位就是毛主席，自顾自补着衣服。毛又问了一次。她勉强说：“马马虎虎。”她根本未抬眼瞧毛一眼。

有不少小孩和大人围了上来。毛谈起他年轻时常游来橘子洲的往事。那时岛上就已是一片荒芜。

我们后来一九五九年六月又回来时，橘子洲变得毫无人烟。原来毛突然在橘子洲上岸，把当地的公安厅搞得胆战心惊。在毛走后，公安厅和军区派出一队士兵，去岛上清除“坏分子”，迁走所有的居民。公安厅在岛上种满了茂密的橘子树，秋天橘花盛开，整个岛成了花团锦簇的大花园。我问李祥那个老太婆到哪里去了。李推说他不知道。我想李一定知道，只是不想说实话而已。

第三天游湘江，又发生了一件没有想到的事。大家正顺流下浮时，韩庆余忽然大叫：“不要到这边来。”原来湘江没有涨水前，江边挖了一些储粪池，江水一涨，淹没了粪池，老韩不知道，游进一个粪池中间，弄了一身大粪，大家放声大笑。

晚上我向毛说：“这样游水很安全，可是大粪池到底有些……”我话没有说完，毛大笑说：“湘江太窄，游长江去。”

过没几个小时，我们便坐上了往武汉的专列。

王任重为了游水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仍住在东湖招待所。王抽了一条渡江的“东方红号”轮船专用来搭乘人员。甲板宽阔，船舱里有床，可以睡卧休息。一个小盥洗室可以洗澡。毛、其他领导、毛的卫士及当地警卫一起在一座工厂内登上轮船。厂内原有的工人全被驱离，里面满满都是警卫。轮船拖带了八条木船，另有四艘小汽艇往来巡逻。

船到江心，也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的地方，毛从舷梯走下水去。大家纷纷下水。一中队队员有四十多名，在毛周围游成一个圆圈。

我走下舷梯，两手刚松开梯栏，水流立刻将我下冲，瞬息下漂有四五十米，根本不需要划游，只要保持身体平衡，自然就迅猛顺流而下，既没有波浪，也没有旋涡。在水中感觉水很宁静，炽烈的太阳正在头顶。身上似乎融合在水里，感到无限轻松。

我在游水的人群中，听到轮船上许多人大声喊叫。我抬起头，看到许多小木船纷纷划近距轮船大约一百米处，一些水手从船上跳下水去。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游在毛的旁边，毛问我船上有什么事，我又问身边的人，大家都莫名奇妙。

等到游完回到轮船，才知道是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大家下水时，他踌躇不决，等大家游远，他才决心下水。他入水后，水急下冲，他慌了，喝了几口水，等到木船上的人们将他拉到船上，他已经是筋疲力竭了。

这次游水向下漂流一个小时后，罗瑞卿、汪东兴在轮船上叫我，招呼我说：“你同主席讲一下，已经游了一个小时了。”我游到毛身旁告诉了他，毛说：“长江并不可怕吧！”我说：“这样游法，是不可怕。”毛说：“看起来，再困难再危险的事，只要做好准备，就不可怕。不准备好，容易做的事，也会出问题。”

我想他不只在指游水一事，也在影射政治。两小时过去了，罗、汪又叫我向毛打招呼，并且又说：“王任重书记说再下去就是血吸虫疫水区。”毛闪闪眼说：“什么疫水区，还不是想让我上去。”我说：“两个小时也差不多了。有的人来以前没有吃饭，游这么久，饿得也够受了。”毛说：“那好，上去吃饭。”

轮船缓慢驶入人丛，毛由舷梯向上攀去。我问了当地的水手游了多远，他说足有四、五十里，还说：“像这样在水上漂着游法，还是第一次，越游越冷。”杨尚昆游近舷梯，对我说：“这不是游水，是在水上飘流，倒是不用费力气。”

毛上船后领导们都松了口气。汪东兴先前特别紧张。他后来同我说：“这次游江是没有出什么事，如果像陈再道那样，喝几口水，我岂不是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了？”

孙勇也同我讲：“我说可以游长江，真是捏一把汗。如果主席游水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命不还是要送进去。”

在轮船上，毛十分高兴，菜摆上来了，毛说大家一起吃。王任重给毛斟一杯酒说：“主席喝一杯驱驱寒气。”毛哈哈大笑说：“这么热的天，有什么寒气。酒可以喝一点。大家都喝一点吧。”说完，他喝了一口酒，又说：“陈再道同志，你倒是应该驱驱寒气。人应该顺潮流而动，你怎么逆潮流而动呢？”陈咧嘴，吃吃半天，说不出话来。

王任重得意地说：“主席啊！我们跟你这么多年，就是不知道主席游水游得这么好。像主席这样有魄力，我想到主席年轻时说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真是这样，今天一游，其乐无穷。同主席在一起，真是受到教益，主席今后多批评教育我们。”

罗瑞卿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在主席教育下，仍旧是教而不化。我可不像主席说的，有些人是花岗石脑筋，一定改。”

汪东兴说：“主席，我们该检讨，只想到安全，不想到游长江给全国的影响多大，全国会从这事上，想前人不敢想的事，做前人不敢做的事。”

毛真是高兴极了，说：“你们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事情就怕认真对待。你们要记住，任何你们不熟悉的事，不要一上来就反对，反对不成又犹疑，就是不认真准备。王任重同志由不赞成，转变到积极准备行动，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江青是最后说话的。江青开始也一再反对江中游水。后来看毛为了游水发脾气，江青才冷冷地说：“游水有什么可怕，这些人吓得似乎天塌地陷。在广州你们不赞成游水的时候，我就同你们不一样，我是游水上的促进派。”

以后毛常讲：“只有江青完全赞成我。”

我侧眼旁观这些共党领导同志。我想起有一天毛同我谈论时说：“他们是向我争宠。他们对我是好的。我有用他们的地方。”我很难想象在这么伟大人物的身旁，竟都是些阿谀奉承的人。毛究竟要他们有什么用处？

这些人不只是在奉承毛的游水功夫，也在阿谀毛的政治能力。毛为中国画下的未来蓝图，规模宏大，大胆冒险；毛坚持中国必须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此立场与其他中央领导的小心谨慎成为对立的状态。毛说“不熟悉的事，不要一上来就反对”，便是在批评北京的那些保守派。毛认为在农村合作社化和城市经济重建两事上所遭遇的难题，完全来自于“不认真准备”，而不是毛所倡导的改革政策本身的错误。在三江游水，再困难、再危险、只要做好准备就不可怕；同理，中国若勇于大胆改变其经济和社会总结构，便能重振雄风，荣登国际舞台。如果中央领导们不支持毛这个远大的计划，陶铸和王任重这些地方首长会愿意跟随毛的脚步。毛常说，在北京住久了，头脑空虚，像工厂没有了原材料；到外地走一走，原材料就来了。

毛一九五六年夏季的巡行，打了一场大胜仗。

毛用他游水的方式统治中国–毛坚持实行一些前所未有，猛进危险的政策来改造中国，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此时在一九五六年六月，毛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腹案还未完全成形。但在武汉，毛第一次游长江后，我开始模糊地察觉到毛心中乌托邦天堂的冰山一角。

我在武汉时，随毛会见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林提出在长江的三峡下流修建系列水坝，以引流分洪，避免水灾。毛说，要在三峡修成大坝岂不一劳永逸。林即表示，这才是彻底解决长江水灾的办法。于是三峡大坝的修建就这样定下来。林是老干部，不是科学家或工程师。我个人觉得，三峡的改建须经过精确的计算，这庞大的筑坝工程的结果也难以掌握和预料。但毛很热衷这个规划。毛对我说：“将来三峡就没有了，成了一个大水库。”

在当晚毛写了一首词，即《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墙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②以后毛对我说：“这词中的两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有人说我引的孔老夫子的话，表示忆古抚今，流露出的心情与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差的多，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孔夫子在这两句话下面，还有一句，”不舍昼夜“？大江奔流，不能不给人一种奋发进取的精神，怎么会给人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呢？《禹贡》上说，大禹疏通九江。大禹有无其人，还有争论，大禹不可能开通三峡。但自古传下来的大禹的故事很多，这些确是积极进取，很鼓舞人心的。”他又讲：‘高峡出平湖’一句是林一山他们的话，还是恩来同我谈起这一设想。我是没有把握，这才请他们来谈谈，他们计划在巫峡筑坝，引水到华北、西北广大缺水地区。也有人提出来，这一来，四川境内长江水位提高太大，重庆朝大门码头只剩下两级石阶，重庆以下的农田全部要淹没，我是很想追溯黄河、长江而上，探河源之源。常说‘不到黄河不死心’，我是到了黄河心不死。“北京中央领导的”风吹浪打“挡不住毛的英发气势。就像秦始皇修理万里长城，毛要为自己留下一个不朽的巨大纪念碑–那就是长江三峡大坝。不久后，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了三峡大坝的规划。他们知道毛对大坝的梦想，异口同声地向毛保证此工程行得通。我想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不会如此草率便赞成这个规划。果然，后来国务院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属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诚实地表达了他们的保留看法。但这项规划仍在毛死后十五年，一九九二年四月通过。第二天和第三天毛都到江中游水。毛在长江下了三次水后，突然决定要回北京。那时正是七月。我对毛的政治战争毫无留意，也从不主动探问。毛的医疗保健才是我的责任。我是从毛和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田是我的朋友)口中、党文件中，一点点拼凑出当时正横扫全国的巨大变动。我深知等我们回北京后，我便难再置身度外。

注释

①在毛的鞭策下，一九五七年中国将粮、钢年产量指标拔高：粮产量预计将从三亿吨增到五亿吨，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到三千万吨。与一九八四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秋收(粮产量只有四亿吨)相较，毛的计划显然是”冒进“。钢产量则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达到三千万吨。②这首诗实际上是毛对中央其他领导提出”反冒进“批评的回音。

15

回北京后，毛更加信任我，考虑要我当他的秘书。有一天毛与我谈话时说：“我没有病，你的事不多。我看你还不错，你做我的秘书，再干点医以外的事。”我会做类似林克的工作，毛要我除了读读“参考消息”外，还要做政治研究，写报告给他。

我心里非常不愿意。当秘书可就会卷进政治的是非旋涡里去了。我不想卷入其中。汪东兴劝我接受。但我考虑，当医生已经处在“受嫉”的地位，再兼上秘书，就要成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了。做医疗工作已经是十分艰难，怎么自投罗网，兼上秘书呢？

我跟毛说：“政治上我不行，不如林克。我还是干医生，这方面我在行。”

一九五六年去北戴河前，毛叫我把两个儿子带去。

我说：“小的太小，大的太顽皮。而且北戴河都是首长，我带孩子可不好。”毛咧嘴一笑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么谨小慎微，怪不得江青说你为人太拘谨。别人能带孩子去，李敏、李讷和远新都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带孩子去？”

我在卫士值班室见到叶子龙和李银桥，告诉他们毛的话。两个人都显得那么别扭，叶说了一句：“你就带嘛。”我觉得不妙，赶紧到汪东兴宿舍，将这事的原委告诉他。

汪沉思了一会说：“这事还得照主席的话办。不过，你带孩子影响太大，工作人员不许带孩子。你到保健局，他们派医务人员到北戴河值班。你告诉他们，主席让你带孩子去，我的意见让他们带去。这样，警卫局的人没有话可说，也免得我为难，不至于抱怨我。”

我那时的领导上是汪东兴的警卫局和中央保健局。由于大部份的领导人夏天都去北戴河避暑，保健局也派人随行在那设立一个门诊部。保健局里答应替我把我六岁的大孩子李重带到海滨。小儿子在北京由娴和我母亲带着。

走前，江青要汪东兴转告我，想请我给李敏(毛与贺子珍生的女儿，当年十九岁)补习数学。李敏小的时候在苏联的中国幼儿院长大，没有受到完善的教育，人却是很朴实忠厚，十分有礼貌。一九五六年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数学、物理和化学，特别是数学跟不上。汪东兴帮我答应了下来。

我也没有异议，但江青还有别的要求。江青知道慎娴的英文好，想请她教李讷学英语。汪也答应了。

我一听不由得吃惊。教李敏数学不难相处。但李讷对人欠缺礼貌，慎娴恐怕没有能力教她。　　汪东兴一再怂恿我答应。他说：“我已经答应江青同志了，你可不能不同意。”

那时娴已经由她老师安排在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工作，常得陪同外宾到外地参观。

我坚决地说：“吴慎娴工作太忙。她不是党员，出入主席的家，很不合适。加上她家庭出身是地主，兄弟姊妹在台湾，这些都是大问题。”汪又说：“罗部长可是也同意了。而且经过保卫处审查，你说的这些都不成问题。”

我仍然不同意，我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已经够困难了，不能再把吴慎娴也派来工作，这样更不好相处。”汪很不高兴了，说：“你不相信组织领导吗？罗部长和我都同意，你就是不同意。你这不是使我们为难？”我说：“我不是使你们为难。这事干不得。江青是翻脸不认人的人，李讷性情别扭了一点，再加上叶子龙、李银桥这些人，平常没有事还要惹是生非。吴慎娴是个很纯朴的人，她应付不了一组这么复杂的认识关系，来了会引起大麻烦。”

汪这时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说：“算了，我找吴慎娴谈，你不要管了。你叫她到我这里来。”我看到事情已经要弄僵了，说：“我叫她来。”我赶紧回去，将大体情况告诉了娴。说：“你现在到汪部长那里去谈话，你不能答应教李讷英语，你强调工作太忙，每天下班回来太晚，决不要松口。”娴匆匆去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娴回来了。看她脸色和缓，我放了一大半心，问她谈得怎么样。

她说：“谈得很好，我将目前的工作情况告诉汪部长，特别时常有接待外宾的任务，还要陪同到外地参观，时间上保证不了给李讷上课。”我完全放心了，说：“你倒是会讲话，汪部长怎么说？”娴说：“他仔细听我讲完，他说这倒是不好办，以后再商量吧。”我就回来了。

第二天江青又找我谈，她说：“你爱人这么忙啊。”我说：“是忙，特别是来访问的外宾多，常常回来很晚。”江点点头说：“教英语的事以后再商量。那么，你可以教李敏了？”我说：“可以，每天两小时。”

一九五六年七月下旬，我与毛坐专列前往北戴河，毛和江住在八号楼。李敏、李讷和毛新远住在张家大楼，据说这原属于张学良家的别墅。我和林克，住在八号楼后面的十号楼。

北戴河景观迷人。我和慎娴在一九五四年夏天曾经到这里休假一星期。没想到那是我们往后二十余年中唯一的假期。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北戴河原是渤海湾的一个小渔村，满清末年英国人经营唐山开滦煤矿，发现了这个小渔村，便修了避暑游场，盖了些别墅，此后中国的豪门大吏也修了一些。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些都收归国有，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暑期活动地。在海滨迤东一带开设了商店和饭馆，成了一个很繁华的市镇。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经过这里。英国人盖的红砖别墅四周长满了常绿植物。红房绿荫与蓝天白云相映生辉。海面无边无际，海天迷茫，蓝中微微闪出银灰色亮光。渔夫告诉我，那亮光表示有带鱼群出没。

前次慎娴与我来北戴河时，我们总在凌晨二、三点落潮时分，到沙滩上捡海鲜和海螺壳。四点时，渔夫聚集叫卖，我们顺便买当日的食物回去。此地的蟹蚌非常美味，但慎娴与我偏爱比目鱼。

一九五六年离开酷暑中的北京，觉得北戴河真是清爽宜人。海风拂面，微咸而湿润。别墅前的砂砾海滩向东西各延伸七里，偶尔有一两叶白帆浮沉在波光涛影中。

住处周围都是树林和灌木丛。门前两旁有四棵李子树，到八月都结了实。每个李子有鸡蛋大，皮紫红色，肉瓤深黄，味香甜，随手摘食，满嘴清洌。这是在北京无论如何买不到的水果。每当雨后的清晨，我们到松林中采松蘑，这种松蘑大而香，似乎充满了松林中的清凉松香气。两三个小时往往可以摘到一两斤，拿回来，交给厨房，加上虾米，可以煮成鲜美的清汤。毛对汤素无兴趣，但江青却极爱好。

日子过得既有生气，而又闲散。平时晚上有电影，映些国内外新发行的影片。每星期三、六晚上在浴场大厅有舞会，厅外的大阳台也成了舞池，这是为毛准备的，刘少奇、朱德有时也来。我每天上午两个小时给李敏补习数学。下午随毛和三、四十个办公厅人员和一中队队员到海滨休息游浴，警卫在离岸约两千米的海面上，放置一张有一间屋子大小的平台，四周用铁锚定住。毛首先游到这里，休息一度再游回去。

七月底八月初，常有暴风雨，乌云低低压在海面上，即使在这样的天气，毛也去游过两次。汪东兴与罗瑞卿劝阻无效。我也游过。风浪太大，在水中奋力漂浮。有时候觉着游出去很远了，可游来游去实际没有超过沙滩地，不过是随浪沉浮。一个大浪将人似乎推向云端。浪退下去，人又似乎沉入海堤。狂风夹着海水，在耳中咆哮，呼吸间两肺翕张，好象无限地膨胀起来。

象这样地游过以后，毛往往问我：“你觉不觉得在大风浪中搏斗的乐趣？”我说：“以前没有体验过。”毛说：“平常说乘风破浪，不就是这样吗？”

海里多鲨，一中队在平台外围了安全网防止鲨鱼游入。有时警卫们捕获鲨鱼，他们想这可以使毛打消游太远的念头。汪东兴清楚，越是劝毛别往远处游，毛越会去冒险，于是将鲨鱼在浴场外展示，这比劝阻有效多了。毛常在浴场休息室看文件，与领导同志谈话，傍晚回八号楼。

这个暑期，李重真是高兴。一夏天晒得又红又壮。他同一中队的队员们已经混熟，常同他们一起去游水，晚上去看电影。李敏很喜欢他，常带他去玩。他很懂事，晚上我回来的很晚，他在睡前总是将我的床整理好，将换下的衣服也洗干净晾起来。

其他领导也在北戴河，但常见的只有刘少奇和朱德。其他的领导人感到毛这里太拘束，他们大多去东山国务院管辖的浴场舞场游水或跳舞。他们很少来找毛，我也从未去拜访他们。毛要求一组的人只效忠于他，如果我们和别的领导人走得太近，毛会怀疑我们要“通风报信”。

朱德偶尔到毛的休息室和毛谈谈。朱不会游水，常带一个救生圈在水中漂游。朱喜欢下象棋，没有对手时，我的孩子李重常和他对局。朱对我非常客气。朱每次见到我，总要问毛休息得好不好。

刘少奇也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可是精神矍铄。他身材细长，背微驼。一般在下午三、四点以后游水。刘那时是毛的钦定接班人，主管国内事务，为人拘谨庄严而小心谨慎。毛和刘公事往来密切，但在北京时也很少见面，只有公文的批阅往返。

党中央缮好文件，先呈送刘少奇批阅，刘看好后就送往机要室，最后才送到毛那。

毛加注他的看法，公文在辗转送到刘那去执行。

刘的最后一任妻子王光美常常陪他①。王那时大约三十几岁，头发黑而浓，脸微长，门齿微露。毛在的时候，王总是很热情地走来看望，也常陪毛游到海内平台。

每当这个时候，我注意到，江青坐在阳台上，一脸的不耐烦和不高兴。江不会游水。最多只在沙滩旁近海处“泡一泡”。她每次下水都穿上橡皮软鞋，因为她右足有六个足趾，不愿意别人看到。

刘的前后好几位妻子给他生了不少孩子。刘的第二任妻子王前生的女儿刘涛那年夏天也在北戴河。刘涛很纯真活跃，那时大约已是十六、七岁的姑娘了。她常同毛一起游向远处，晚舞会也常请毛跳舞。毛对刘涛一直很中规中矩。但江青对刘涛的开放活泼作风，又嫉又恨。

江青常常发怒，我吃足了伺候她的苦头。没想到十年后，她压抑的嫉妒和不安全感全爆发出来，一心一意将刘家人逼于绝境。

毛和刘对刘所扮演的角色看法很不相同。毛觉得他是至高无上的领导，刘少奇不过是在他的御杖下工作的人。刘则自觉和毛平起平坐，为治理国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一九五六年是毛刘关系的转折点。我和毛的关系受到重大打击之后，我才间接察觉到这一微妙的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