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山关

娄山关原名高岩子，又名黑神垭。关名可追溯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称娄山为“不狼山”。据清末遵义著名学者郑珍考证“不狼山”即娄山，亦称大娄山。《桐梓县志》载，唐·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太原杨端应朝廷之募，率领令狐、成、娄、梁、赵、韦七姓族乡人收复播州，撵走南诏势力，分土世袭。其部将娄殿邦分地世守其土，子娄姗与另一个将军梁宗理之子梁关为表兄共戎高岩子，时称娄珊梁关，年久讹称娄山关，以此得名。明时播州杨应龙（杨端29代孙）叛明，被朝廷平定，曾改娄山关为“太平关”，但人们仍习惯称为娄山关

据娄、梁二姓族谱记载：唐僖宗乾符三年，等天祖之八世孙梁宗理同郎舅娄殿邦同为副将，奉旨随大将军杨端平蛮入播，驻守遵桐连界之高岩山黑神垭，其后殿邦之子娄珊，宗理之子梁关继承父业镇守黑神垭，再后娄珊、梁关奉令南征，在安顺一带立业。黑神垭一带百姓怀念与娄珊、梁关驻军的鱼水之情，逐将黑神垭更名为“娄珊关”，后称之为“娄山关”。

1932年，时任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的黄丕谟（黄道彬）题书“娄山关”三个草书大字錾碑立于川黔公路遵义与桐梓两县交界处。

198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遵义县政府在娄山关东北侧石岩上制作了大型摩岩石刻“娄山关”。“娄山关”三个字是中国著名书法家舒同题写的。摩岩全长11米，字径2．3米，笔力雄浑遒劲，阴刻描红，辉映于雄关青松间格外醒目。

自唐宋元明清以来，战事频繁，烽火不断。明代万历年间，播州土司杨应龙在海龙囤大兴土木，构筑营盘，与明王朝分庭抗礼，又在娄山关“排栅挖坑”，建造13座木关，令骁将苗军踞守。

娄山关 (2张)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二月，明朝廷派官兵都司王之翰率兵进剿，被杨应龙军击败，血染娄山关。第二年（1594年）春，四川派遣参将郭成，总兵刘承嗣统兵征剿杨应龙，败于娄山关以南白石口，全军覆没，仪郭成身免。其后杨应龙聚万兵马进攻四川，血洗綦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春三月，明朝廷以李化龙总督川、湖、贵三省军务，讨征杨应龙，调集24万兵马，分八路进攻播州。蜀将刘　由綦江出兵，攻克虹关，九盘子、捷阵溪、石虎关、直抵娄山关。杨应龙派其子杨朝栋在娄山关上设了13道排栅、挖深坑，凭险守关。刘　仰视娄山关叹息。关上箫笙鼓乐，猜拳行令，竟安然无恙。翌年5月，刘　间道攀藤爬岩，偷袭娄山关，夺得天险，为平播之役打下基础。

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永宁土司奢寅周起兵反明，陷重庆，其中将扶国祯，破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

清顺治四年（1647年）李定国、孙可望率农民起义的“大西军”，经綦江进攻娄山关，大败守关清兵，横扫大西南。

清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九坝杨龙喜率农民起义军，攻下桐梓，占据娄山关，直捣遵义。当时著名诗人郑珍写道：“杨旗娄山关，饮马板桥水。”描述义军在娄山关的声势。

咸丰九年（1859年）号军攻占娄山关，袭据鼎山城。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属曾广依部，为支援贵州各族农民起义，由四川向贵州进发，攻占娄山关与西南黄号，白号军共同奋战，所向披靡。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由南向北分三路突破乌江天险。1月6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城。为了建立黔北防御，保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追歼北窜之黔军侯之担部，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县城。命令一下，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即到遵义城北门四团驻地部署了战斗任务。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当即率部队北进。部队抵板桥，消灭敌人一个前哨排。同时对娄山关敌情进行侦察，决定采用一路正面强攻、一路绕关东小道抄袭的战斗攻克娄山关。1月9日，四团由板桥分道出发。一营长李光顺率一营担任正面主攻，沿公路以梯队形式展开向关口推进。二营为二梯队集结山脚待命。侦察队长潘峰率侦察队和工兵连从关东侧小路向敌人侧后前进，意在截断敌后路，并袭扰桐梓县城。扼守在娄山关上的敌人，是从乌江防线溃退下来的黔军第三旅林秀生部两个团，胆寒若惊弓之鸟。

红军尚未攻关，敌军即用电话向其军部请求增援，敌军部电话命令守敌“不准后撤一步”，并命其注意警戒关口东边小路，提防红军从侧后袭击桐梓。时正下雨，红军通信班战士搭电线于敌人电话线上，窃听敌人通话，知敌人东侧空虚。耿飚团长即命正面部队暂缓进攻，命令关东侧侦察队、工兵连迅速断敌退路。通信班又窃听到敌人军部命关上守敌撤退的电话，知道守敌要弃关退守桐梓。正面强攻部队即以密集火力，从关南发动总攻，迅猛杀上娄山关。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妄图死守关口，向北退却。红军冒着枪林弹雨，冲入敌阵，与敌人白刃肉博，占领关口。敌人向北狼狈逃窜，沿途丢弃武器、烟枪和大量军用物资。四团乘胜追击下关，经南溪口、红花园直扑桐梓县城。潘峰率领的侧翼部队已克桐梓，俘敌数百，缴获大量物资。当天，红二师师部进占桐梓，娄山关战斗大获全胜。1月10日，红军追歼敌人，在新站与敌侯之玺部两个团激战一整天，并击退川敌廖海涛部，11日进占松坎。红一师与第十团亦从遵义赶到，进驻桐梓、新站、松坎、酒店垭与川军对峙，组成了遵义的北面防线，为保卫遵义革命中心区的安全和党中央在遵义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歼灭黔军四个团，攻下娄山关，揭开遵义大捷的序幕，赢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展示了遵义会议的曙光。从此，红军战斗过的娄山关，便成为黔北著名的革命纪念地。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但是，蒋介石从各省调集40多万兵力，分七个纵队四面八方扑向黔北，妄图把3万多红军“聚而歼之”。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军委制定了在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19日，红军分三路离开遵义北上。1935年1月29日，红军在土城浑溪口、赤水元厚渡口胜利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长江沿线敌情严重，不利红军渡江，中央军委电令各军团转移到敌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蒋介石令川军、滇军向红军侧击，并在川南部署兵力合围红军。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离开扎西、挥戈东进。2月19日，左纵队和右纵队分别在二郎滩和太平渡渡过赤水河。2月14日，红一军团前锋一师一团消灭黔军王家烈第四团一部，攻占了桐梓县城。红军回师迅速，打乱了蒋介石在黔北的军事部署。

1935年2月25日晨，中央军委发出“应乘虚占领娄山关”的指示，命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负责指挥一、三军团及干部团进攻娄山关。彭德怀接受任务后立即命三军团第十三团主攻娄山关，一军团第一团向关东侧石炭关迂回，其余各部随前锋向娄山关挺进。25日上午9时，十三团在向娄山关疾进途中，在红花园与赶赴桐梓增援的黔军杜肇华旅（王家烈的主力部队之一）的第六团遭遇，敌且战且退，由南溪口退守娄山关。其团长刘鹤鸣急命“双枪兵”进入隘口两侧高地，右翼由第二营扼守，左翼由一连防守，阻止红军正面进攻，并掩护敌一、三两营在关上构筑工事。敌旅长杜肇华退驻关南黑神庙指挥。敌师长柏辉章命宋华轩率第十团向娄山关右翼增援，令十五团驻守板桥，防止红军从东侧抄袭后路，还命令敌第六团团长刘鹤鸣“固守娄山关三日”，以掩护吴奇伟部由贵阳渡乌江驰援遵义守敌。红军由红花园进抵关北南溪口，经侦察决定，由十三团主攻关口，红十团及一军团一部从两侧包抄，断敌后路。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苏振华率领红军攻关，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发起猛烈仰攻。一营攀悬崖进攻制高点金山，两个冲锋梯队喊声如雷，投出排排手榴弹，端着刺刀冲出敌阵，经过激烈肉搏战，终于打垮守敌，攻占点金山高地。敌军组织强大火力，拼凑“敢死队”反扑，敌军官以手枪督战，逼“双枪兵”冒死攻山。红军与敌人在点金山和大尖山一线进行了反复拼杀的拉锯战。下午4时，红军在军团组织的火力掩护下，发动五次冲锋，击毙敌督战官，乘势猛冲，连续攻占了娄山关两侧的十多座山头，完全突破敌防线，在黄昏前牢牢控制了关口。刘鹤鸣收拾残兵败卒，退守关南黑神庙一线。25日晚，为夺取娄山关战斗的最后胜利，中央军委命令谢嵩、钟赤兵率领三军团十二团从桐梓楚米铺连夜赶赴娄山关，接替与敌人血战一天一夜的十三团一营；命令张宗逊、黄克诚率领红十团从娄山关东侧，由小箐、牛王屯迂回打击板桥驰援之敌十五团；命令邓国清、张爱萍率领红十一团远出娄山关西翼，由小水田经混于场直播高坪大桥，截断板桥和遵义的联系，断敌退路。26日清晨，娄山关上笼罩着浓云密雾。盘踞关南的敌军精锐第四团，排成密集队形向关口发起集团冲锋；刘鹤鸣第六团残部也蜂拥攻关，企图夺回点金山高地。敌旅长杜肇华令第十团宋华轩部、十六团金祖典部，分从左右两翼包抄关口，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发动6次冲锋，占领了娄山关口以南沿公路的军事哨和小哨。红十二团居高临下，击溃敌人多次反扑。敌人仰仗兵多弹足，又多次向娄山关猛攻，作垂死挣扎。红军正面出击，左右迂回包抄，前后夹攻，沿公路向南纵深追击。战斗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五时，红军牢固地占领了关口，在关口至板桥一线，歼灭和击溃敌人四个团，满山遍野和公路上摆满了敌人的尸体、武器、轿子和烟枪。红军乘胜猛追，在高坪、董公寺一线又歼敌四个团。傍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策马登上娄山关，又先后下马观看刚结束战斗的战场。毛泽东突然想起一月前经过娄山关时哼过的几句新词。他再次跨上马背，续完了《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935年2月27日，红军占领遵义新城。28日晨，红军在城南红花岗、老鸦山与赶来增援的伪中央军激战，歼灭吴奇伟五十九师、九十三师大部，并将敌赶到乌江以南，胜利结束了遵义战役。娄山关激战与遵义战役的胜利，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地位，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川、滇、黔边区全歼红军的梦想。遵义战役后，红军又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冲出绝境，实现了北上会师的伟大战略计划。

红军长征期间，于1935年1月攻下遵义城，在这里，红军战士得到极其宝贵的12天休整。遵义会议前后，红军的处境非常艰难：面对没有根据地而被迫长期艰苦的行军作战，战士大量伤亡失散，而物资、医疗补给也存在很大的困难。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出征携带的药品都用的差不多了，需要大量补充。红军买光了城内太平洋药房的所有药材，动手术需要大量酒精消毒，就用本地出产的酒替代，当时遵义城比较大的酒坊，就是董公寺窖酒（即后来的董酒）。董酒成为了救助红军伤员的重要物资。一支红军来到遵义城郊董公寺一带，发现这儿的酒质量很好，既能挡寒，还能解乏。一些轻伤员们直接用那窖酒来擦拭身体，消毒化瘀、缓解疼痛，第二天又能精神抖擞的出发了。自此，董酒的妙用便在红军里传开了，离开遵义时，许多红军战士把随身水壶都灌满了董酒。[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