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身為國家領袖,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愛戴,他的豐功偉績,讓他成為一代偉人。瞿秋白和毛澤東都是早期革命領導人之一,卻在風華正茂時犧牲了。一個是沒有留學經歷的自學者,一個是“海歸”的優秀才子,他們之間能有多少共同語言?
1939年,蕭三回到了延安。一天晚上,他同毛澤東在月下散步,談起犧牲的瞿秋白時,毛澤東無限惋惜地說:“是啊!假如他活着,現在領導邊區的文化運動該有多好啊!”
1942年的一天,李又然在延安的窯洞裡同毛澤東談論文藝界的問題。毛澤東一聽,臉上顯出愁容,一聲不響。隔了許久,他動情地說:“怎麼沒有一個人,又懂政治,又懂藝術!要是瞿秋白同志還在就好了!”
毛澤東兩次都感嘆的懷念起了瞿秋白,而且都涉及到文化界。這讓很多人會產生疑問,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領導人,為什麼又涉及到了文化界?瞿秋白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毛澤東為什麼如此的看中瞿秋白?
作為湖南共產黨代表的毛澤東,和從蘇聯回來的瞿秋白,他們共同參加了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也就是在這次大會上,他們之間有了第一次的默契。
大會在討論全體黨員是否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時,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反對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陳獨秀為代表,主張把共產黨合併到國民黨中,馬林也持這種意見。
瞿秋白
毛澤東、瞿秋白等同志認為,為了推進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應該同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實行國共合作。他們二人在沒有提前溝通的情況下,竟然默契的意見相同,而且他們的正確主張,得到了與會代表們的採納。
也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瞿秋白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瞿秋白還是大會通過的黨綱起草人之一。隨後二人都到上海,一道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
他們二人還一同出席了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召開黨員代表大會這方面,共產黨走在了國民黨的前面。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瞿秋白、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李大釗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以戴季陶為首的右派政治代表,開始排除共產黨、反對工農運動。這時候的毛澤東、瞿秋白二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刊物,又不約而同用相同的觀點駁斥國民黨新老右派的言論,呼籲“全國革命派團結起來”。
1926年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瞿秋白、林伯渠等出席了會議。休息期間,戴季陶與毛澤東握手時,毛澤東笑着說:“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腳啊”弄得戴季陶十分尷尬。在一旁的瞿秋白對毛澤東幽默風趣,且不失大將風度的氣質所折服。
在與毛澤東的接觸中,瞿秋白髮現彼此很多主張都驚人的相似,這讓瞿秋白很感慨。他曾說:“我與毛澤東接觸不多,但就在幾次不多的接觸中,我確認他是一位既有原則又講策略的黨的優秀工作者。”
瞿秋白的這種思想才是個開頭,在接下來的農民問題方面,他們二人再次走到了一起。由共產國際派回來的人員中,受蘇聯革命的影響,對馬克思的思想理論教條照搬。他們認為革命的力量主要是以工人階級為主,卻忽視了中國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的實際情況。
瞿秋白
毛澤東經過實踐提出應該重視農民問題,受到其他蘇聯派回的代表們以及陳獨秀等人的反對。而瞿秋白卻站在了毛澤東的一邊,認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也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中心問題,確信中國農民的偉大力量和對中國革命的重要作用。
由於陳獨秀等人的排擠,毛澤東被迫離開了中共中央,回到了湖南老家進行實地調查,並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陳獨秀看罷害怕“有損與國民黨的合作”,下令停止刊登。而瞿秋白看後,十分讚賞毛澤東的觀點,並公開站出來批駁陳獨秀的觀點,他提倡“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
之後,瞿秋白對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了序言,在瞿秋白的堅持下,漢口主辦的長江書店出版了題為《湖南農民革命》的單行本,在黨內發行。而且他將毛澤東的這篇文章,推薦給妻子楊之華,並深情地對妻子說:“你好好研究這幾本小冊子,這是我在武漢與你見面的禮物。”
瞿秋白和夫人楊之華
1927年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時,大會由陳獨秀主持,毛澤東提交大會的意見遭到陳獨秀的拒絕。不久瞿秋白主持召開的中央常委會,他極力推薦毛澤東為長江局成員。
黨的六大會議是在莫斯科召開的,毛澤東沒有參加,瞿秋白在代表會上再次向與會代表推薦,讓大家好好看看毛澤東的調查報告。瞿秋白在維護和傳播毛澤東關於農民的論著上不遺餘力,用心良苦。然而,就是在這次會議後,瞿秋白也被排擠出中央。
到了蘇區,瞿秋白擔任中央執行委員,實為教育人民委員。此時毛澤東也因受排擠,離開了中央政治局,而且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政治政委職務和中央主席一職。從三大開始,他們二人在許多問題上都有相同的見解,眼下,二人更是有太多的共同感受。據馮雪峰迴憶:“有一次他們彼此談了一個通宵,話很投機,兩個都是王明路線的排擠對象”。
王明
一個通宵的談話,他們二人都談了些什麼?是黨的路線問題還是紅軍的前途問題?是詩人間的心靈溝通還是對革命文學的探討?無論是什麼內容,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們彼此在思想認識、文學理論等方面有太多的共同語言。拋棄政治觀念不說,就是詩詞歌賦也會讓他們的關係更進了一步。
毛澤東發現瞿秋白看上去是個文弱書生,可骨子裡有着詩人的氣質和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氣概,這些是其他人所不具備的。而瞿秋白也沒想到毛澤東看似一個農民,其實是一個通古論今的學者。他倆有時坐在樹蔭下或草坪上,背靠背,互相吟詠酬唱。這也是他們二人相處最輕鬆愉快的人生中最後10個月。
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員期間,在毛澤東直接領導和支持下,制定了整個蘇區的教育計劃,健全了各部門的文教組織,兼任蘇維埃大學校長,對於提高工農群眾的文化水平,培養大批革命幹部,做出了很大貢獻。也就是這個時候,毛澤東對瞿秋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更新的認識......
小時候的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誕生在江蘇省常州府陽湖縣一個世代相傳的仕宦之家。5歲的瞿秋白進入莊氏塾館讀書,瞿秋白天資聰明,活潑機敏,學習十分認真。瞿秋白6歲,轉入冠英小學堂,這個學校是新式教育,所設課程,除了國文課外,有算術、博物、歷史、地理、格致、體操等課程。由於他很好學,很快他成績名列前茅,門門皆優,國文尤其出色。
1910年春,11歲的瞿秋白考進常州府中學堂。學校開設的課程十分的廣泛圖畫、篆刻、崑曲、軍樂、園藝、測量、地圖繪製等,這對愛學習的瞿秋白來說,是個難得的學習機會。中學畢業前,他已經學會了笛、笙、簫、嗩吶、二胡等,還有篆刻、崑劇等,成為一個多才多藝的學生。從小學到中學,不僅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而且吸收了新知識和新的觀念。
後來在他堂哥的幫助下,瞿秋白在北京政府外交部所屬的俄文專修館學習,因為這裡的專修館入學無須交學費,畢業後也便於找到合適的工作。他對這來之不易的讀書學習機會,十分珍惜,他發揮了自己的學習語言的天分,很快他的俄語成績就名列前茅。除此之外,他還刻苦地自修了英語、法語。
瞿秋白
在業餘時間,他還會常去北大當旁聽生。北大中有很多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觀念,讓瞿秋白大開眼界,也引起了他的強烈的興趣。自幼喜愛文學的瞿秋白,學會俄語後,就開始翻譯一些俄國文學作品。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蘇聯的文學作品和一些先進的思想文章,都是他翻譯的內容。
俄國十月革命引起世界的關注,也給瞿秋白獲得了一次出國的機會。瞿秋白在俄文專修館尚未未畢業,但由於他自身素質好,俄語水平也很高,具有敏捷的思維、知識面廣、文學功底厚等特點,他被《晨報》和《時事新報》所聘用赴蘇俄進行採訪。這對瞿秋白來說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十分的期待此次行程。
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裡,瞿秋白踏上了前往蘇俄的列車。窗外是暗沉沉的荒原,漫無邊際的積雪,卻沒有影響到瞿秋白渴望的心情。他在列車上閱讀了《俄羅斯共產主義黨綱》等理論書籍和雜誌,對蘇俄社會主義革命又有了新的認識,他不斷的吸取着革命的思想,感覺頗有收穫,精神也隨之振奮起來。
列寧
在蘇聯,瞿秋白一行先後進工廠,到學校,深入社會進行了全方位的採訪調查。一次他們在第三電力勞工工廠參加工人紀念十月革命的集會時,列寧走上了講台,這讓瞿秋白感到十分的驚喜,他聆聽列寧的演講,心潮澎湃。當全場人員唱起《國際歌》時,他熱血沸騰,他被現場的氣氛調動起來,他感到“偉大的力量在生長”。
接下來,他的同事們開始了日以繼日地寫作,每個通訊報道,他都會進行深刻的分析。他的通訊報道遠遠不斷的,通過電波傳回了國內,讓更多的人分享十月革命後蘇俄革命成果。他的報道在國內引起廣泛的關注,他在學術界、文學界的影響也很大,知名度也有所提高。
為了能夠更好完整地將他在蘇聯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他開始了文學寫作,先後完成了《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兩篇散文。優美的文字,配上細膩的人物刻畫,還有激情戰鬥的基調,勾畫出一個新的文學天地,就像一股清流,沖蝕了舊的文學體裁,顯示出瞿秋白的創作才能。
瞿秋白的畫
1921年5月,張太雷來到了莫斯科,他是代表中共參加國際“三大”的籌備工作的。他的到來,讓瞿秋白徹底地走向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在張太雷的介紹下,瞿秋白加入了共產黨,並幫助張太雷完成了國際大會的長篇報告,這對後來瞿秋白的政治生涯有着重要的影響。
在蘇聯,瞿秋白完成了對革命理論的學習,他先後參加很多國際組織的重大會議,參與會議文件的起初翻譯等工作。1922年陳獨秀到了蘇聯,參加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列寧親臨大會作了篇報告,大會氣氛十分熱烈。在接下來的日子,陳獨秀被這個才華橫溢的小伙子所折服。在他的說服和開導下,瞿秋白終於答應了陳獨秀回國,他們二人於1923年1月13日抵達北京。
回到祖國後,他住進了堂兄瞿純白家裡。雖然人到了家,但他的腦海里的《國際歌》時常縈繞在耳邊。當時《國際歌》已經翻譯過好幾個版本,由於歌詞與曲調不能很好地結合,唱起來不是很順口,所以沒有流傳開來。他又重新對《國際歌》進行了翻譯,並將翻譯的詞與簡譜一同發表,很快國際歌就流傳開了。
瞿秋白翻譯的《國際歌》
瞿秋白謝絕了外部及其他報刊有豐厚報酬的工作,卻選擇了一個薪水低的上海大學。上海大學位於狹窄的青島路309號至317弄,前身是私立東南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因舊的體制管理讓學生不滿校政的混亂,在學潮中,校長被驅逐。在中共中央的協調下,這所學校由國民黨接收管理,于右任任校長,瞿秋白任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系主任。
在國共合作期間,上海大學備受關注,孫中山對開辦這個學校給予厚望,孫中山自己擔任名譽校董,學校經費由政府資助。雖說是國民黨開辦的,但在瞿秋白、鄧中夏中國共產黨的培養引導下,大批的學生加入了共產黨,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有人把上海大學看做是共產黨的第一所大學,一點不為過。一時間,上海大學成立全國優秀青年所青睞的學校。
就在學校開班的紅火的時候,蔣介石對共產黨痛下殺手。瞿秋白被通緝,雖然他躲過了一劫,但他從國外帶回了書籍刊物以及很多的手稿,被國民黨收走並燒毀。
瞿秋白
武漢國共分裂,陳獨秀離開中央,瞿秋白臨危受命主持臨時中央工作。從此他走上了中共領導崗位,那年他28歲。一個青年才俊,一個白面書生,在革命最艱難的時候,用他那瘦弱的軀體擔負着黨的重任。
從瞿秋白成為中共領導人的1927年7月到1928年5月間,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中國革命在政治上發生了三次重大事件。那就是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三大起義不僅在政治上、軍事上挽救了共產黨,也標誌着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開展武裝東征和土地革命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他每次都參與決定和指導各個地區的武裝起義。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瞿秋白因為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和幫助,臨危受命,成為中共中央的領導人物。同樣他為了執行共產國際組織的決議,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主張,教條式地服從共產國際。又為了組織的原則,不得不與共產國際組織做抗爭。最終在共產國際組織掌控的“六大”會議上,他退出了中共中央,從此他的政治生涯跌入谷底。
陳獨秀、李大釗
當是非混淆的時候,人們往往表現出的第一反應就是推責,這是人性的弱點。但瞿秋白卻很好地克服了這一弱點。他不為強權,在多人“告狀”盲動帶來的危害時,他沒有推責,將功績歸於他人,所有的錯誤自己獨自承擔。還為其他同志申辯,表現出無私無畏、光明磊落的品格。
在受到王明路線的排擠後,瞿秋白很坦然地接受了這一切。之後,他與魯迅一起領導了“左聯”工作。因為他在黨員中的威望和在文學藝術上造詣,加上他與魯迅的密切合作,很快出現了令人稱奇的現象:左翼文藝運動在上海開展得如火如荼,左翼文化以馬列思想為主導,即便是在白色恐怖下,依然在革命文學道路上,取得輝煌成就。
毛澤東對瞿秋白了解得越深,就越能感受到他是個黨內不可多得的人才。即便是不擔任領導職務的瞿秋白,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特別是他在蘇區文化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起草了二十多個相關的教學大綱、簡章、文件等。這些文件體現了瞿秋白的教育思想,對完善蘇區教育和文化制度,對教育、文化的正規化、法令化作出了重要貢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瞿秋白、魯迅
紅軍開始戰略轉移了,臨行前毛澤東代表中央宣布了參加長征的名單,名單中卻沒有瞿秋白。瞿秋白很失落,當時就和毛澤東提出要隨部隊一起走的要求。毛澤東只是淡淡地說了聲:“你這個問題下面再說。”瞿秋白明白了確定走與不走不是毛澤東所能決定的。毛澤東曾經為瞿秋白隨部隊一起走的事找過博古等中央領導人,可遭到了拒絕。
毛澤東向中央提出,自己要留下來打游擊。當他的決定一提出,博古就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連夜趕到毛澤東住處,二人談了個通宵。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對博古說:“他同意走了”,多餘的話沒有。周恩來是如何說服毛澤東的?毛澤東又是如何轉變了思想的?這一切都是一個未知數。
只是毛澤東和紅軍一起長征,受毛澤東牽連被排擠的人,除了鄧小平一人隨軍外,其他的曾和毛澤東共患難的身邊親近的人都留在了蘇區。包括弟弟毛澤潭,好友何叔衡、瞿秋白,還有謝唯俊、古柏等,他們都全部犧牲。如果不是毛澤民掌管中央銀行工作,估計也和他們是一樣的命運。
瞿秋白、何叔衡
紅軍走後,留在中央蘇區的瞿秋白,仍然不顧個人安危,夜以繼日地抱病組織教育文化工作,他主編的《紅色中華》報照常如期出版。他還領導文藝工作,繼續開創了新局面。他在中共的文化教育工作崗位,戰鬥到最後。
瞿秋白被捕後,敵人曾勸降他,用顧順章的例子來引誘他投降。可瞿秋白卻說:“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你認為他這樣做是識時務,我情願做一個不識時務笨拙的人,不願做個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同為中共領導人的向忠發、顧順章,在被捕的那一刻,就已經失去了信仰,而讓人感到最沒有縛雞之力的瞿秋白,卻大義凜然,坦然地面對死亡。
紅軍長徵到了遵義,毛澤東打電報給蘇區同志:“要妥善安排秋白同志”。可毛澤東最不想看到了悲劇還是發生了,瞿秋白犧牲後毛澤東認為:這是王明、博古他們有意把瞿秋白當作包袱甩給敵人造成的。
瞿秋白犧牲時的照片
瞿秋白犧牲的消息被公布後,震動了整個上海文化界,魯迅、茅盾、鄭振鐸、葉聖陶都紛紛開始悼念活動。為了悼念瞿秋白,魯迅等人集資將瞿秋白的書稿作品整理並出版,以此表示對瞿秋白的尊敬和懷念之心。以蘇聯為代表的各國共產黨組織,發表悼念文章並對國民黨提出抗議。
解放後的1950年,毛澤東親筆為《瞿秋白文集》題詞:“......他的遺著的出版,將有益於青年們,有益於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
毛澤東和瞿秋白是兩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共同的革命思想理念,將他們緊緊聯繫在一起。在革命征途中能夠像他們這樣,既有共同的信仰志向,又有深厚的國學文化底蘊,既有遠見卓識,又有志同道合的默契,十分難得,也是他們彼此人生的一種幸運。
如果不深入地去解讀瞿秋白,就無法理解偉人為什麼那麼看重瞿秋白,他過早地犧牲,是中國革命的一大損失。毛澤東念念不忘瞿秋白,除了個人感情外,他看重的是中國的革命事業、文化教育事業中,少了一個可靠的政治家和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