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茂松】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党、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庄严宣言、庄严承诺，同时也是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老一辈革命家、革命先烈、革命烈士，向近代以来的所有仁人志士，向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历代先圣先贤、民族英雄豪杰的致敬。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百年大党，其命维新”这一高度自觉的历史文明意识。

一、百年大党，其命维新：百年大党的“可大可久之道”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乃是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年大党。大党之为“大”，是“大就要有大的样子”；百年是“久”，百年大党意味着大而能久。既大且久，则必有其理，必有其道，这就是“可大可久之道”，而这也正是中国文明传统一以贯之的文明原理。中国共产党自觉继承中国文明传统并发扬光大，这就是毛泽东所说“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即“其命维新”。“维新“之要义，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可大可久之道”也意味着自觉的深厚历史意识。故欲究百年大党何以能大而又能久之道，则必须在大历史、文明史的视野下观其始，“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就是要在文明史、大历史视野下，深刻思考中国共产党是在怎样的历史大势、国内国际形势下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发展、壮大，如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展、壮大，又是看到了在历史中潜藏的什么社会力量，依靠着什么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又是怎样的事业，又如何是正义的事业、伟大的事业？这一切的目的，乃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可大可久之道。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图片来源：新华网

二、“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共产党对于近代遇到的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三重困境的克服

大国要有历史，要经历起落，中国文明在历史上经历了一次次兴衰起落，其中有“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文明危机，这主要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及其草原帝国的冲击，但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每一次都能衰而复兴。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及其背后西方文明的侵略，面临着文明困境、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三重困境，这也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遇到的三重困境。如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到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中国共产党正是为解决这三重困境应运而生，毛泽东总结党的创建的历史时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解决文明困境的问题要先通过解决最大的国家困境的问题，然后是解决社会困境的问题，最终文明困境才能得以解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反对内外敌人的双重革命性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得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解决了国家困境。中国的革命、人民解放战争也是通过最广泛的社会组织动员的方式，同时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所发挥的高度组织力、凝聚力，中国共产党深深地融入于社会。

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国家就要解决社会问题，以解决社会困境。这个过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也制造了一些新的问题。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有有钱人与穷人，但再也没有强固的资产阶级力量。中国虽然开放市场、金融，但也不会放任资本的野蛮生长，因为这样的话，最后必然会走向美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也不会让国内资本成为跨国资本的买办，因为这样的话，中国就可能在实质上、结构上回到旧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为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原因所在。马克思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结构，所以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存在，但在实践中具有中国化的品格。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以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现代化，同时也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现代化所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结合为一体、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将形塑新的文明，这就是对于近代以来文明困境的克服。中国近代文明困境、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三大困境至此彻底克服，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建构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新文明，在长时段而言将取代西方过去五百年文明，开创未来五百年的文明想象，甚至是新的千年文明想象。

唯有在中国共产党开创新文明的意义上，建党百年之际，今天的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改变了五千年中国历史方向的重大历史论断，他说：

“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三、中国共产党高度自觉的文明意识：忧患锻炼斗争精神，忧患检验磨练“初心”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根本上是必须完成文明的复兴。历史、人民为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上是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高度自觉的文明意识、历史意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意识是一种历史忧患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历史忧患意识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忧患、危机中锻炼出“永远奋斗”的“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途中的湘江血战、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残酷的大扫荡、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等各种内忧外患的挑战，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抗美援朝、美国封锁、苏联成兵百万等外患的挑战，改革开放时期则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初美国制裁，新时代则遇到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以及去年的抗疫，但中国共产党越是在忧患中，越是能激发出其内在的斗争精神与斗争能力，诚如孟子所言“生于忧患”。

《毛泽东选集》“是血的著作”

毛泽东20世纪60年代曾说《毛泽东选集》“是血的著作”，《毛泽东选集》可以说无一字不是伟大的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总结斗争精神贯穿于百年党史：“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忧患”与“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辞典中可谓是孪生词。

这种忧患意识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行将解放全中国时，毛泽东极端冷静地提出上京赶考与“两个务必”，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新的赶考”。忧患意识包含着安不忘危与转危为安的安危互相转化的两面性，故而“生于忧患”的反面则是“死于安乐”。

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被认为是“忧患之书”，忧患考验、锻炼、增进着德性；而德性的本源所在，就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一体相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初心”是发心、发愿，发的是宏大誓愿。

初心是觉悟之发心，首先是自我觉悟，进而是要引导广大众生觉悟，也就是普度众生，这尤其是中国大乘佛教之根本要义所在。《大智度论》说：“初心未摄，未能深爱众生故。”《宗镜录》说：“若离初发心，则不成无上道。所以云一切功德，皆在初心。”佛教之初心，与儒家、道家的赤子之心是相通的。《孟子·离娄下》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道德经》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原本来自梵语的初心被翻译为“人之初性本善”之“初心”也是有所取自儒家。

“初心”不止来自于佛教中国化的中国大乘佛教、来自于儒家、道家，在根本上更来自于《五经》之首的《周易》，这就是《周易》首卦代表创生天地万物的乾卦卦辞所说的“元亨利贞”之“元”。“元”代表初始，是纯粹、至善、无私的初心、仁心，“亨”是事业的不断亨通广大；唯有葆有“元”之初心，方能至于广大。事业大发展则有大利益，“利者，义之和”，“利”不是少部分人的一己私利，而是天下最广大百姓的普遍利益、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纯粹利他而毫无特殊利益的；“贞”是慎终如始、永久保持初心。

“元亨利贞”作为整体，唯有始终保有初心，方能“可大可久“。“元亨利贞”是不仅大还要能久的可大可久之道。这是来自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大心量。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纯粹，使得中国共产党能由1921年的五十几位党员而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今天世界第一大党、第一强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