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有碍“两个毫不动摇”的陷阱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针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困难和认识上的偏废指出：

【“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1]】

中国在探索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提出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丰富和发展。然而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形式多样的错误观点的干扰。有直接的，如直接主张私有化、把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份额降低至10%以下，或将消灭私有制教条化；有隐蔽的，如刻意强调或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垄断僵化、不能与市场经济融合、应限于公益性领域和退出竞争性领域，刻意强调或认为民营企业落后、一段时期内放大少数民营企业违法乱纪现象，脱离历史场景抽象地讨论“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等。为纠正这些错误观点，我们有必要增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自觉和自信，还原历史本来，用改革开放四十年真实的历史，清除有碍公有制经济或有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陷阱。

一、不能掉入用暂时局部波动评判谁退谁进的陷阱

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关于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对立替代的认识都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对立不只是一国内部的矛盾，还成为范围更大的两大社会形态阵营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封锁，试图以此扼制中国的发展。从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跨国资本利益出发而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全面私有化，对逼迫中国选择私有化形成强大的围攻。不仅如此，还主张对中国实施直接渗透干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直截了当地说：

【“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虽然这段时期内双方都有进展也有挫折，但是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中国双重经济的前途正处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如果我们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消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2]】

可见，资本主义阵营要将中国私有化的意图及实现路径的设计是非常清楚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践的基础上，跳出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对立替代的逻辑。这一逻辑的跳出，有历史基础，即1956年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的“三主三辅”经济构想[3]。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从实践方面进行突破。改革初期，允许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允许发展“三资”企业。在这些成功实践的基础上，中共十三大作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为更加积极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奠定了认识基础。中共十五大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013年11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4]的定位。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

【“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党章都写明了这一点，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5]】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下，也是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有暂时和局部的波动现象。就公有制经济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配置资源易于推进与国有企业改革复杂需要一定时间的不对称，加之国有企业承担了非公有制企业不承担的办社会负担，国有企业发展面临一些困难。由此，199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抓大放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根据这一思路，国家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调整，一方面支持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将一些属于配套服务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根据国资委的统计，全国各种类型国有中小企业的数量，由1995年的31.8万家，减为2006年的11.6万家。就非公有制经济而言，非公有制企业由于是在市场经济中发育起来的，再加上国家出台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机制灵活，在改革中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大量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技术装备水平不高，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吸纳了大量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就业，避免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引发经济社会严重动荡的危机，对国有企业改革起了支撑作用，人民的总体福利没有因实施这一改革而下降，反而呈持续上升态势。

尽管如此，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对立替代说还存在，在一些时候还较为突出，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进入21世纪，国家以告别长期短缺经济为契机，实施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开始着手淘汰安全隐患重、能耗高、污染重的落后产能，在这样一种一视同仁的政策下，国有企业的落后产能有部分退出，但总体呈稳步发展态势，而有的非公有制企业，由于实力弱，难以完成转变而停滞不前，甚至一些行业或地区的非公有制企业还较多退出。最明显的是私营小煤矿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停业，部分被国有企业收购。这些暂时、局部波动本来只是市场机制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结果，然而却被转移至“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论中。这一争论的目的不在于“国进民退”是事实，还是“民进国退”是事实，而是为私有化营造舆论。在主张私有化的人看来，公有制经济就是不能存在，发展不好无疑是问题，如认为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在于公有制；而发展好了也是问题，如将效益高归于垄断利润，是与民争利。实际上，进入21世纪，国家进一步加大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支持，国务院于2005年2月19日发出《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5年后，于2010年5月7日又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以避免在“国进民退”、“民进国退”争论中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视为对立替代关系的问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基本经济制度与“两个毫不动摇”统一起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201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2016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实际出发，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关配套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6]】

2018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回信中指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7]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通过制定和实施与之配套的政策，激发了各类投资的热情，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再被视为对立替代的此消彼长关系，还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融合发展，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联结朝着互相依存、互为唇齿方向发展。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实现了快速发展。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国有资产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突破160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50万亿元；非公有制经济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8]“两个毫不动摇”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跳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对立替代思维，进一步发展为“两个毫不动摇”的进程，不能掉入用暂时、局部波动评判谁退谁进的陷阱。

二、不能掉入单纯以经济效益高低评判谁优谁劣的陷阱

对于公有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应考量其经济效益，同时还应从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以及以下三个具体方面加以考量：

一是承担实施国家战略的重大使命。尤其是不少国家战略任务是难以在短期内得到相应经济收益回报的，有的由于在初创阶段效益低而风险大，有的还有很强的外部性而私人部门只愿“搭便车”，国有企业在这些方面都能勇于担当，不辱使命。

例如，大型国有企业不仅注重应用技术研发，还承担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中的前沿基础研究，把应用技术研究与前沿基础研究统筹结合起来，这是在很长时期内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不愿意做的，或是没有能力承担的；又如，大型国有企业攻克重点领域或关键技术的瓶颈，担当起培育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任，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再如，在日益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大型国有企业在保障国计民生上发挥支柱性作用，承担起保障国家重要产业安全的功能。

二是承担办社会的责任。公有制企业曾经有人员过多而导致成本高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承担办社会的责任。在20世纪80年代短缺经济条件下，受需求拉动，国有企业产销两旺，经济效益较好，办社会的负担能够承受消化。也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能力强，而非公有制企业还处于发育成长阶段，国有企业相对来说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人们在就业时往往优先选择国有企业。

90年代后期，随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短缺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有企业办社会与非公有制企业不承担办社会负担的政策差异，使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重的问题开始显现，加之计划经济下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不如市场经济下发育起来的非公有制企业灵活，导致国有企业发展困难。

中央对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和地位有高度认识，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以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标，而是从长远的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和短期的社会稳定发展出发，在对其实施改革的同时，也着力解决其办社会负担重等问题。随着国有企业分离社会职能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重的压力得以缓释，但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方案》，方案分析指出，目前全国范围内仍然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办社会机构，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厂办大集体改革等历史遗留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人员管理、运营费用负担沉重，已经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因此，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仍然是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国有企业轻装上阵，公平参与竞争，集中资源办好主业，更好发挥其在攻克科技前沿课题、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推进“一带一路”设想等国家发展战略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是国有企业要承担与非公有制企业不同内涵的社会责任。非公有制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国际通行的企业社会责任大体一致，其主要目的在于打造企业形象和品牌，是实现更好营利的举措之一。而公有制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除非公有制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外，还分担不以营利为目标的政府责任。

例如，国有文化企业需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和促进正能量的形成，在此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9]；国有企业在减少职工时，如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近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分流部分职工时，从再就业技能培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安置补偿等方面给予一定支持；国有企业要参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扶贫攻坚等战略的实施。实践表明，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跨越发展[10]、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中，已经而且仍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对国有企业的效能进行了高度概括，他强调指出，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11]】

简言之，公有制经济有多种效能，不能掉入脱离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对其要求及较好实现的事实，单纯以经济效益高低评判优劣的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发育成长起了华为、腾讯、百度、吉利、三一重工等创新能力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非公有制企业，它们也具有较强参与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同时，也应看到，生产经营规模小、技术研发能力弱、创新能力不强、处于产业链低端和价值链低端的非公有制企业为数众多，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仅以此评判非公有制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实际上，正是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这些特性，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企业相比，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和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等方面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回信中指出，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12]】

例如，中共十八大以来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所孵化的微小农产品电商企业，促进了就业，培育了振兴乡村的带头人，也促进了人民多样化需求的满足。换言之，非公有制经济有吸纳就业能力强和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等功能，不能掉入单纯以生产技术或技术装备水平高低将其评判为落后企业的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13]】

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互为补充的效能，正是“两个毫不动摇”的必要性所在。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效能各有侧重和互为补充的进程，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掉入单纯以经济效益高低评判哪类所有制企业优劣、谁适合竞争性谁适合公益性逻辑的陷阱。如果不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效能上各有侧重而相互补充的真实历史，而仅仅从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谁适合竞争性或公益性考量，或仅仅从生产力水平考量，要么会掉入否定国有企业的陷阱，要么会掉入否定为数众多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的陷阱。

三、不能脱离历史场景和历史逻辑掉入片面评判谁先进谁落后的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互学互鉴，缘于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实现各自更好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治理机制方面，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互学互鉴。改革初期，公有制企业学习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的经验。在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企业按照自上而下的计划进行生产经营，形成了职工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铁交椅”用人制度。与公有制企业不同，在搞活经济改革进程中发育成长起来的非公有制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主聘用员工、自主分配，这些灵活的机制，给非公有制企业带来活力。以此为借鉴，国家对公有制企业实行了逐步增强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改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优胜劣汰机制的逐步形成，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都加快了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进程。针对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的困难，政府推动了构建产权清晰基础上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公有制企业由此也逐步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同期，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一些家族企业在实现一定发展后，遇到了产权封闭、家庭成员间产权不清晰、治理能力较弱、难以吸引社会资本等发展瓶颈，为走出困境，一些家族企业在国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引导下，也选择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非公有制企业还学习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和发展社会主义企业文化，以增强企业发展的凝聚力。

在创新发展方面，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互学互鉴。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注重人才建设、研发创新、科学管理，并经历长期积淀，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创新发展能力和管理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一直坚持这些做法，加之体量大，也有一定经济实力支撑技术研发的开展。国有企业从实施赶超发展的追赶者，发展成为与国际强大企业同台竞争的并行者，在很多领域还成为领跑者。公有制企业人才、技术、管理的优势，对于改革初期处于发育期的非公有制企业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先期是请国有企业的“星期天”工程师帮助。[14]随着人才、技术市场的发育形成，非公有制企业可以从市场上招聘成熟高端人才和购买先进技术，其中不少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就是由国有企业培养输送的。

现今，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创新发展形成新的格局：一方面，面对市场竞争激烈和产品更新换代加速，非公有制企业注重长期培育人才、研发、管理，但总体而言，规模小的非公有制企业为数众多，支撑长期培育研发人才、统筹推进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的能力仍然有限，国有企业在很多方面仍发挥着引领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业在人才引进和使用上具有灵活性，加之给予相应的高报酬，规模较大的非公有制企业，成为技术和产品研发创新的引领者。国有企业也开始学习借鉴非公有制企业的人才引进和使用机制，对通过市场机制招聘的高端科技人才实行相应的激励政策。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互学互鉴，并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不能脱离历史场景和历史逻辑掉入片面评判谁先进谁落后讨论的陷阱。

四、不能掉入脱离坚持党的领导及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历史而

抽象探讨发展公有制经济还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陷阱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党的领导和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因为吸取了国内外教训。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是资本至上，视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为对立替代关系，害怕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形成了与资本至上相对应的国家治理体系。新中国政权建立初期，我国仍然是私有制经济，资本家利用拥有大量资本的优势，在上海等地控制金融市场，对粮食、棉花、煤炭搞囤积居奇，以牟取暴利，最终达到动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目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动员各方力量，打赢了与国民党组织资本家掀起的这场经济战。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在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对立替代逻辑下，将公有制经济全面私有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才有了提出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政治勇气。改革初期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无疑是在公有制主体的条件下推进的。针对有人担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顾虑，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非常坚定地指出：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15]】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有制经济比重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16]】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能够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对立替代思维中跳出，创新性地提出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两者能够互学互鉴、效能各有侧重而相互补充，是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了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形成了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通过国家发展战略、具体制度和政策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积极探索多种所有制资本服务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有效实现形式。

不仅如此，中共十八大以来，通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变了以往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非此即彼的逻辑和政策体系，促进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合发展。国内外实践表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对立替代还是共同发展，是与哪种经济成分占主体地位联系起来的，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经济才有保障，实现两者效能互补也才有保障。[17]实践还表明，“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不可割裂的，忽视公有制主体地位就会落入私有化的陷阱，忽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陷入经济活力不足的困境。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进程，不能掉入脱离坚持党的领导及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历史，抽象探讨发展公有制经济还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陷阱。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艰辛探索，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明确这个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并坚持丰富发展了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两个毫不动摇”，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这些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发展，正是中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互学互鉴、效能各有侧重而充分发挥，进而实现不断发展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

注释：

[1]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

[2]〔美〕理查得·尼克松著，刘庸安、李烨等译：《透视新世界》，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3页。

[3]《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5]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

[6]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

[7]《习近平回信勉励广大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2日。

[8]《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接受采访——谈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0日。

[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9月15日。

[10]郑有贵：《公有制的建立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基石——基于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地位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7期。

[11]《共同为改革想招 一起为改革发力群策群力把各项改革工作抓到位》，《人民日报》2014年8月19日。

[12]《习近平回信勉励广大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2日。

[13]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

[14]邬鸣飞、李志勇：《上海“星期天工程师”忧喜录》，《暸望周刊》1988年第16期。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17]王佳菲：《摒弃“零和”思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红旗文稿》2012年第12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