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确定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方针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学校的大门向工农开放，普通教育和工农业余学校同时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展现出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气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我国的扫盲运动从战争时期就开始了。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从1949年到1960年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1950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那时，无数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

1951年，山西省芮城县妇联在县城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东岩村几个妇女结伴去县城开会。她们看见有个人从南边提着一束麻花走过来，忙问“麻花从哪儿买的？”那人胳膊一抡，顺手一指：“那边。”

走着走着，她们看见一处地方用苇席围着，很多人出出进进，心想这肯定就是卖麻花的地方了，就懵懵懂懂往里走。

没想到，里面蹲着个男人。男人一声大喝：“干什么？”妇女们也愣了说：“我是来买麻花的。”其实，门外就写着“男厕”两个斗大的字，她们愣是不认识。

还有更严重的，因为不识字，发生了放走敌特的事件。

1949年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些真实故事背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占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来；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

正是因为这样，早在1945年，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就指出：“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在广大工农群众和解放军中开展的扫盲识字运动，解放军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大大加快了识字的进度。

1964年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举措。工农速成中学招收工农干部、劳动模范及工农青年入学，施以中等程度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教育，以便使他们毕业后能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

中央教育部于1950年1月直接领导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工农速中——“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后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前身。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从1950年1月筹备，到4月开学，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工农学生年龄大，20多岁入学还算年轻的，有的已30多岁，成家有子女者多，生活负担重，记忆力差，文化水平真正达到小学毕业的极少。他们说，背枪扛锄都不怕，握起笔来就觉得重，额头上要流汗。常常课间不休息，熄灯后在路灯下、厕所里看书，甚至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学习。这些工农学员政治素质高，多数是共产党员，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学习刻苦。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中有59人升入人民大学各系，21人考入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其他高校。

北京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在学习

到1954年，全国已有工农速成中学87所，招生6万多人。仅在第一届1680名毕业生中，就有1622人升入了高等学校。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工农速成中学为共和国初期培养工农出身的建设人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