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疫苗领域恢复计划体制和国营企业

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只是手段而已。因此，要充分解放思想，不应该把他们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作为信仰和目标，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期、什么领域适合用哪一个就应该采用哪一个。

比如智能手机，更新换代快，直接面向消费者，好不好大家一评测就都知道，差的大家就不买，这样的领域就很适合市场化。

但是疫苗这种，被打疫苗的人自己往往是体验不出疫苗好坏的，除非一段时间之后发了病，但是也是少数人，也很难确定和疫苗质量是否有关。因此，在疫苗领域，消费者无法做到像手机领域那样，能清晰分辨产品性价比高不高。而且，手机买了个不好的，下次换了就是，但疫苗如果打的不好，那是危及健康甚至生命的。

私人资本，一向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产业中更是如此。在发达国家或者优势行业中，由于技术上的领先，还存在着以技术优势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但发展中国家的弱势领域中，既然没有技术优势，但私人资本家还想着获取巨额利润，那么在利益驱动下，就容易产生违法冲动。尤其是像疫苗领域这样，短时间消费者无法看出和感知到产品好坏，也就难以产生反馈信号，市场就会失灵。

那提高监管水平，狠狠处罚，是不是一条可以走的路子呢?首先，监管水平是必须提高的，罚个倾家荡产也是应该的。但是要知道，这毕竟是事后监管的路子，检查也只能是抽查，仍然存在漏网的可能，而且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们天生就有资本增殖的冲动，比如长生生物，一年的科研投入只有一个多亿，却花了二十多个亿买理财产品，私人企业的钱怎么用，没人能制约的了他们，到头来出了事故，你就算罚死他，那企业员工也跟着倒霉，事故也已经出现了，很可能受害者都有了，对受害者来说，就算罚了，能减轻对他们的伤害和痛苦吗?

所以说，严厉监管，狠狠处罚，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只有这些，就足够了呢?

是否可以更进一步，从根本的制度改革层面去解决问题呢?

私人资本天生贪婪，当然，这种贪婪在很多可以市场化的领域，是有利于以激烈竞争的方式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但疫苗领域，更讲究的是安全，不出错，是服务人民，不是挣钱。

国家可以考虑组建疫苗领域的国营企业，注意，是国营企业，而不是现在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仍然是要考虑赚钱的，领导也是有经营成绩考核的，如果是上市公司，一定程度上还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国有企业虽然在社会责任层面相比私企会有一定的倾斜(比如中国的移动通信覆盖率高，比如在人口很少的地方引入电力)，但是它仍然也要赚钱，也要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在市场中参与竞争，以利润为目标，这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隐患。

而统购统销的国营企业则不同，国家可以设立这样的国营企业，以计划的方式指导它的生产，比如山东省疾控中心每年需要多少多少的百白破疫苗，国家就直接给它下指令生产多少。这样的国营企业甚至可以不需要养任何跑市场的销售人员，国家让它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它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当然，质量同样还是要监管)。

这样的国营企业，从领导到员工，一律吃大锅饭，一定时期内的工资由国家确定(当然，随着时间也可以由国家调整)，疫苗产的多也是这些工资(当然适当的加班费还是应该有的)，产的少也是这些工资，全部由国家拨款，领导和员工不需要考虑任何和“挣钱”、“盈利”有关的事情，你就老老实实把国家交代的疫苗生产任务完成，不出事就行。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吃大锅饭的企业，吃那点死工资，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吸引到员工吗?这没关系，还可以在这样的国营企业里面，恢复企业办社会的做法，国营企业员工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分房子(当然，不能上市买卖)，企业办托儿所，生下来就可以送过去，企业里面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健身场所，医院，养老院，企业员工家属可以在这些地方照顾就业，一应俱全，总之就是恢复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国营”的做法。这样，员工工资虽然低，但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就可以招到愿意享受安逸平稳，但是对消费要求不高的员工。

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搞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大国营企业都完蛋了，原因之一就是当年很多国营企业是相对充分竞争领域的国企(比如纺织、机械、轻工等等)，这样的国企养这么多的附属机构，担负了很多社会职能，以至于和轻装上阵屁都不管的私营企业竞争时，成本太高。而现在在疫苗领域新建的国营企业就避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本身压根就不需要参与市场竞争，只执行国家指令生产和收购，因此就不会存在当年国营企业“负担沉重”的问题。

而且，国家的投入也不需要太高，这样的国营企业，员工的工资可以设定成一般水平，而企业办社会，相应的福利服务也就不需要市场化货币化，比如企业所属的幼儿园就是一种企业福利，不需要私人幼儿园那样需要割很大一块收益给资本家，因此支出并不需要像私营幼儿园的学费体现的那么吓人。并且，现有的资本家生产的疫苗是很暴利的，国营化之后，本来归属资本家的收益，和国营企业福利两项相抵消之后，疫苗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价格未必会上升，还可能下降。

有人可能又会说了，这样的国营企业，或许完成生产任务还可以，但是创新呢?他们都吃大锅饭，是不是就安于现状，不搞创新了?那新的疫苗的研制怎么办呢?

这其实并不正确。首先，并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不搞创新，比如当年的青蒿素，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搞出来的。在创新层面，计划经济体制真正的问题是在消费品领域由于缺乏市场反馈导致不知道该怎么创新，比如手机如果全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国家下达生产任务并统一收购，那么手机生产厂商就不知道手机哪些功能、哪些APP、哪些型号、哪些颜色才是消费者喜欢的需要的，就容易出现全国只有少数几款手机的情况。而且更麻烦的是，有些手机的功能其实消费者自己都没有想到，只有手机厂商在激烈竞争下想出来了，投放到市场，消费者一看，靠，还有这种玩法，真牛逼，厉害，这种“创新需求”就被制造了出来。而在计划经济玩法下，没有市场反馈，厂商怎么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创新呢?

而疫苗领域和这些充分竞争的消费品(手机、服装、轻工业品等)不同，它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反馈比较弱的领域，而且事关人民生命安全，这本身就非常适合采用国营模式。

因此，这样的疫苗国营企业同样可以进行创新，只不过是在国家指令下创新，比如国家可以下达任务，研究艾滋病的疫苗，这不需要市场反馈去指示创新方向，因为对艾滋病疫苗的需求是人所共知的，它不像什么伸缩式摄像头、什么滑动式操作、什么大屏幕之类，需要市场反馈才能明确是否需要。

计划经济模式在这种领域往往是有效的，比如原子弹、氢弹，它对中国自身而言同样也是创新，是中国自己摸索搞出来的;而且，原子弹氢弹同样不需要面对市场竞争，不需要什么工业设计漂亮，也不需要买二送一，吸引消费者青睐之类的，它只需要各项参数达标，威力大就行。

还有人可能会说，那现有的私人疫苗企业怎么办呢?这可以参考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制的思路。

国家设立疫苗国营企业之后，可以大幅提高一类疫苗进入疾控中心的门槛，同时向国营企业下达一类疫苗的生产指令，收购到的一类疫苗，全部下发到各地的疾病控制中心，这样，很短时间内，资本家的企业就可以被挤出一类疫苗的市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类疫苗是最为基础的，让有赢利企图的资本家参与，这增加了不可靠性，长春长生的例子，应该让国营媒体反复拿出来讲，天天讲年年讲，动不动就拿出来搞忆苦思甜教育，堵住那些反对搞国营化的人的嘴。

当然，私人资本也不是就不能涉足疫苗领域，他们可以去生产一类之外的疫苗(一类疫苗的名单应该适时更新，确保更多群众需要的疫苗能被纳入一类疫苗中)，当然了，监管应该更加严厉，国营疫苗企业如果发现问题，涉案人员应该被追究严厉的刑事责任(如有必要还可以考虑设立《国营企业法》并修改《刑法》来保障这一点)，如果有私人疫苗企业出现问题，应该罚个倾家荡产，涉案人员法办，还可以考虑对其强制国有化并国营。

在这样的环境下，少数表现良好的私营疫苗企业，可以通过持续创新，在一类疫苗之外研发出高端产品，来保障自己的赢利，这是合理的。那么如果私人企业由于不能生产一类疫苗，同时由于监管严格而导致经营不善，资产贬值的，可以考虑参考当年国企改制的思路，廉价对其进行收购，收购后变为国营企业，合理安置员工，这样也不会产生附带的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创举，其伟大之处，其中之一就在于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思维固化。但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思想却又朝着另一个方向固化，市场至上，市场万能，把什么都交给市场，都去产业化，尤其是像医疗、教育这样根本不符合市场化条件的民生领域。这样新的思维固化，同样需要通过大力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去客服它，这也是改革的应有之义。我们有必要更加深入地学习和领会邓小平理论中对“计划”和“市场”的工具化思维，从而为用计划经济思维来改造疫苗工作扫清思想障碍。

“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场席卷全国舆论的疫苗风暴中，更要求我们的政府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的魄力。

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用更深入的改革去解决它。只有国家能在疫苗领域推动进一步的深层次改革，在源头上、制度设计上，让一类疫苗生产者没有盈利冲动，不想利润，对市场没兴趣，大家不为房子孩子发愁，安心做自己的事，才能彻底避开由于资本逐利在基础民生领域带来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