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这本寓言小说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他却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老高按：日前偶然看了一段朋友在微信群发来的上海复旦某研究院的四位男女学者讨论的视频，讨论题目是“中国继解决挨打问题和挨饿问题后，现在要解决挨骂问题”（大意。抱歉：看到的视频只是片段，无头无尾，不知是什么机构，也不知学者的姓名身份……等等）。“挨骂问题”怎么解决呢？他们献计献策：对民主、法制、人权这些概念的解释权，不能被西方国家垄断，不能总是老外扣我们“不民主”的帽子，我们就把“不民主”的帽子戴在头上。中国必须探究和扩展民主的内涵，拥有中国的话语权——要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中国现在走的，就是一条民主道路！
　　几位学者其实说的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近一个世纪以来苏俄中共就反复论证：资产阶级民主是假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才是真民主；西方的自由是假自由，中国的自由才是真自由；从毛泽东论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新民主主义”，到八十年代不得不将人权这个概念解禁了，又要反复论证“西方的人权”多么虚伪，片面，我们“中国的人权”何等彻底、全面……这几位复旦学者，不就是延续这个路子而来嘛，只不过更拙劣而已。他们的前辈都失败了，他们如果没有权力的强力支撑，在言论开放的政治环境中，一定会被驳得体无完肤。
　　我看到就在节选视频的下面，就有观众调侃：“太监要拥有性生活的解释权。”
　　我在我的推特（＠GaoFalin）上介绍了复旦学者的上述看法和观众那句调侃，推友马上跟帖，有一位笑曰：“中共的学者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幽默感的学者”！另一位则锋利冷峻地说：“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离1984越远，离《1984》越近。”
　　这后一位的前三句话，正是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其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所说的名言。而“离1984越远，离《1984》越近”，一句话胜过万语千言，真叫一针见血、振聋发聩！
　　我曾经在老高的博客上回忆过，认识奥威尔，是读了他的《动物庄园》，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妻子很有幸地得到一本《动物庄园》中文版，是某位中译者送给她的。读后如醍醐灌顶！那之前，我对奥威尔一无所知。而后来足足过了十年，经过多次寻觅，才在美国读到《一九八四》，再次感到震撼。而后，在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中与奥威尔邂逅；而新泽西才女作家五月，在东南亚孤身一人漫游，特地去缅甸寻访奥威尔遗迹，写了文章，拍了照片，让我更深地了解了这位奇人……
　　很巧，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民间历史》网站上，读到徐庆全、康慨的文章《奥威尔的中国漫记》，介绍了中国人认识奥威尔的历程，转载于下。此文是2013年所写，时过六年，2019年的我们，可喜的是离奥威尔更近了，可悲的是离他的寓言也更近了。
　　这篇文章最后写了止庵（他是中国当代水平最高的读书人之一）的看法：他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止庵所说“不走这条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大家明白了”。迄今为止，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大家明白了吗？


　　奥威尔的中国漫记

　　徐庆全、康慨，《民间历史》网站，转自《老衲读史2》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2013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在中国初识《一九八四》

　　1949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一九八四》，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1979年4～7月，《一九八四》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一九八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一九八四》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作“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

　　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一九八四》。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一九八四》。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一九八四》。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一九八四》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