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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新回忆录删去的中共高干特务案
送交者:  2018年06月13日12:14:0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聂元梓新版回忆录编著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增删,都是其权利。但要指出:新版回忆录将旧版第七章全章删除,致使新版中“与康生、曹轶欧的纠葛”一节严重失真,缺失了文革初期聂与康、曹关系重要一环。让我们重温聂在旧版回忆录中怎么说

  老高按:前一段时间万维有网友转载了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对之高度评价)领衔签署者聂元梓的一篇自述。她披露,后来加诸她头上的许多罪名,其实都不应由她负责,她不过是紧跟最高领袖的战略部署而已,最后被当成了替罪羊。
  这种事情,其实在中共治下司空见惯。罪魁祸首是毛泽东,但是邓小平以降,不便直斥毛泽东,于是便把矛头对准讲过同样的话、办过同样的事的人,一通猛批猛打,倒霉的就是这个替罪羊。
  但是具体到聂元梓,情况要稍微复杂一点。记得文革中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到北大串联才知道,“新北大公社”一号勤务员、最早扯旗造反的聂元梓,并不是个普通教师和学生,她17岁(1938年)就加入中共,国共内战时在东北已经是地方中层干部,1953年被定为行政12级,进入高干序列。而且她再婚嫁给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吳溉之,虽然很短时间就离了婚,但让她有机会在中共高层扩大人脉……得知这些,让年轻幼稚的我吃了一惊、大开眼界,朦胧感知:“造反有理”似乎是“有叫无类”,“造反有功”可就大有名堂!
  前一段读到著名文革研究者余汝信,在中国民间电子刊物《记忆》上发表的文章《聂元梓与安子文“特务电台发报案”》,其中提到聂元梓的两本回忆录,恰恰这两本我都没读过,从余汝信的文章中,间接了解了不少有趣的内容。
  文革中民众到底有多少是自发抗争,有多少是奉旨造反?早就有大量史料。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了解到聂元梓与高层许多人尤其是与康生的关系。这对她何以卷入被毛泽东激赏的大字报事件的背景,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文革的起源,我们有了更多了解、有了更多做出判断的依据。
  聂元梓是1921年出生,今年已经97岁。难得她如此高龄,还有这样的记忆力!她必定还知晓许多历史秘辛,希望能在她离去前能披露,将历史的真相留下来。


  聂元梓与安子文“特务电台发报案”

  余汝信,《记忆》第213期,2018年2月15日

  2017年10月,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署名聂元梓的《我在文革漩涡中》一书,此书可视为聂元梓的第二本纸本回忆录。
  《我在文革漩涡中》共959页,其中真正属于聂元梓本人的回忆部分392页,占全书篇幅的41%,其余567页为文献和附录,占全书篇幅的59%(对于一本回忆录来说,该书正文与附录部分的份量其实有点儿本末倒置)。与2005年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首版纸本《聂元梓回忆录》相比较,新版回忆录删除了聂到北大前的经历部分,同时删除了旧版回忆录第七章“小家庭骤起大波澜”全章。
  本来,聂元梓的新版回忆录编著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而对旧版回忆录的增删,都是其应有的权利,外人毋庸置喙。惟我们需要指出且可以评论的是:新版回忆录将旧版中的第七章全章删除,致使新版中“与康生、曹轶欧的纠葛”一节严重失真,缺失了文革初期聂与康生、曹轶欧关系中的重要一环。
  关于这重要一环,让我们重温一下聂在旧版回忆录中是怎么说的吧。

  一、聂元梓称“这个女人不寻常”

  在“小家庭骤起大波澜”一章中,聂元梓称,“1965年的深秋,我和老红军干部吴溉之结了婚。”“当时,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经常到吴溉之家里去,有时候在一起聊天,有时候几个人打打麻将。”“安子文来打麻将,经常带个女的,叫邓觉先,她妹妹叫邓觉慧,也是常来常往。”
  聂又称,“邓觉先的丈夫叫张仲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任领导工作,后来我们也认识了,他很好。”
  这里,聂元梓搞错了!邓觉先的丈夫不是共产党人张仲瀚,而是民主人士张振汉。聂的第一本回忆录曾经过笔者的过目修改,惜笔者当时也未能觉察聂元梓在此其实是摆了一个大乌龙!
  直到2009年后笔者才得知:
  张振汉,1893年生,江苏徐州铜山人。职业军人。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4月23日任国民革命军第41师师长。1932年与邓觉先结婚。1935年4月授中将衔,6月在湘鄂西围剿红军,在忠堡之战中负伤被俘,参加红军,并任红军学校战术教员,随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抗战爆发后回到国统区,1943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1945年11月至1947年4月任江苏连云港市长。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历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湖南省政协常委,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1956年秋,张振汉、邓觉先及儿子张天佑一家三口离湘北上,1957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下住进了北京西城丰盛胡同38号宅院。1965年初搬到了西四北三条报子胡同里的小绒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1]
  聂元梓接下来称:
  交往多了以后,我发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很暧昧,而且在人前也不避讳。比如说,安子文身为中央组织部领导,人却经常在邓觉先家里,中央组织部派人找安子文,要是到吴溉之家里找不着,就到邓觉先家里找,一找准能找到。安子文要出差,都是从邓觉先那里走,他出差回来,也先到邓觉先那里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么时候回来,邓觉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点什么消息,就找邓觉先,问邓觉先,准能知道。有时候,邓觉先居然代替安子文处理工作,安子文分管党的组织工作,管干部,是党的要害部门,有时一些老同志找他谈工作,因为安子文不好找,就先找邓觉先,然后才能见到安子文。安子文的有关意见,有时也是通过邓觉先传达。这完全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呀!
  其他的人我不多说,吴溉之自己,爱人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一个人生活,孤单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学的孙子调到北京,调到身边来,但户口等问题不好解决,要安子文帮忙。他和安子文那么熟悉,三天两头就凑在一起,两个人的办公室也挨得近,可是吴溉之自己不对安子文讲,却先和邓觉先讲,邓觉先再和安子文说,才给他办了这件事情。
  这样的情况一再地发生,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吴溉之这个人不关心这些事情,即使当着他的面发生什么,他也不放在心里。或许是他和安子文相识多年,对他的事见怪不怪,我却觉得不可思议。你安子文是党的中央组织部领导,有什么事情应该是交给中央组织部的人去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邓觉先去做?邓家姐妹也不是党员,这么重要的党的干部工作,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插手?邓觉先年龄不算小,自称五十岁了,经常打扮得很漂亮,抹着红嘴唇,穿的也很时髦,这在当时都是让人反感的。党的工作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来做?
  我和他们渐渐熟悉以后,安子文和邓觉先的暧昧关系就不在乎我了。我眼中的怪事就更多了。有一天,几个人约好上邓觉先家里打牌,吴溉之一时去不了,要四点钟才能到,吴溉之就让我先去。安子文和他的夫人刘某某,邓觉先,加上我,正好一桌。我们四个人就坐一辆车子去了,我坐在前面,他们坐在后面,三个人在车上嘀咕家里的什么事情,开始我没有太注意他们说什么,后来就听到刘某某发脾气了,她说:“这个家我管不了,你让邓觉先管吧!”没有想到安子文竟然回答说,邓觉先你就管吧。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刘某某是完全明白的。
  ……
  随着了解加深,我对邓觉先产生了怀疑。她自己在测绘局工作,管管资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条件很优越。她有什么必要这么繁忙地在这些党政要员的圈子里活动,与这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周旋?而且,她和安子文的关系搞到这种地步,几近于公开?
  这段时间,有一位给首长开车的司机(名字我记不清了),也和我讲了很多关于邓觉先的事。他说,他经常开车拉着她跑来跑去,她与什么人交往,和什么人有密切关系,和什么人好,都瞒不过我们司机。再说,中央干部的司机们也相互认识,直接间接地就知道了很多事情。这位司机对我说,这两个女人可坏了,特别是那个姐姐,净挑拨老干部闹离婚,某某就受过她的挑拨。还有,前几年,一个领导常常和邓觉先跳舞,从来不带自己的夫人,那房子也是那位领导给她找的。这位领导下去了,她又抓住安子文了。这些事情我弄不清楚,也不敢跟别人说,我就跟吴溉之说,要他提醒一下安子文,吴慨之说,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说了也不管用了。我就说,你和安子文这么熟,你为什么不早提醒他?吴溉之说,都是好朋友,这些事情,开始是不好意思说,等到后来,木已成舟,就是说也没有用了。
  这时已是一九六六年春天。不久中央召开会议,揭发批判彭真。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传达以前,我也是先从邓觉先那里听说的。她还能说出中央会议上的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了等等。她说,对于彭真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邓觉先显然是从安子文那里得到了信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党的机密都让邓觉先这样身份的人得到了,这怎么得了?
  还有一次,也是三四月间,有一天,邓觉先打电话来,邀我和吴溉之到她那里去打牌,她说已经约好了安子文。我们正要出门,吴溉之的单位打电话来,说中监委要开会。于是,我们就打电话给邓觉先,说去不了了。可随后又接到通知,说会议改期了。我和吴溉之就坐车到邓觉先家里去,没有再通知他们。因为是老熟人,到了邓家,直接就进去了。我们在客厅里等候,就看见安子文、张仲瀚和邓觉先三个人在里面的房间里,对什么东西又捂又盖的,神情很是紧张,还有些鬼鬼祟祟的。他们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么东西?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怀疑。”[2]


  二、聂元梓向康生检举安、邓

  当其时,安子文是有妇之夫,邓觉先是有夫之妇,他们两人的关系,在旁人眼皮底下是否如聂元梓所述般如此暧昧有加,不堪入目?聂所述是否仅为一面之词?今日已难以查证。惟我们知道的是,无论如何,聂元梓已经开始了她自己所称的检举行动了!
  聂元梓首先将她对安、邓俩人的怀疑,告之密友杨惠文,杨的丈夫白介夫(时任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也从中得知其事。夫妻俩十分紧张,杨劝聂离婚,白非得要将此事报告所在单位中科院的保卫部门,并关照保卫部门向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汇报。聂随后又将此事告诉了她认识的老同志郝德青(原中国驻朝鲜大使,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郝认为,“谢富治怎么好过问这样的事?这种事情,只有康生才能管得了。”聂说康生不好找,郝说,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现在不是就在你们学校蹲点嘛,你给她讲一下,转告康生就可以了。[3]
  有关向康生检举安、邓的整个过程,聂元梓自己称:
  这样,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拿定了主意: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次,我已经跟杨惠文和白介夫讲过这件事,白介夫又告诉了保卫部门,谢富治是否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这事情已经开了头,我也不好退却。因此,我还是找了曹轶欧。我对她说,有一件事情要对康生汇报。曹轶欧问我,是什么事。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她说,你给康生写个字条吧,我给你转交。我心里慌乱得很,我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当面讲都未必能说得清,写报告怎么写得清楚?我就写了个纸条,说有关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重要情况,需要向康生汇报。
  曹轶欧把我写的纸条交上去,康生约我去面谈。是曹轶欧传的话。下班的时候,我坐着她的车子,和她一道去见康生。康生当时住在钓鱼台。他们都是晚上办公,我和康生谈到半夜,在他那里吃过夜宵,喝了一杯牛奶,就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康生那里吃过饭,就是这一次吃夜宵。我跟康生汇报了情况,康生告诉我,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你还照常到邓觉先那里去,该吃饭就吃饭,该打牌就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
  康生还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正所谓“口说无凭”,要调查和处理这件事,要有文字报告为凭证。从康生那里回到学校,我就琢磨着怎么写这个报告。正巧,这时郝德青又来了,我自己起草了一个材料,郝德青帮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给曹轶欧,转交给康生了。
  我和康生谈话,时间是在“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前。后来,关于邓觉先这件事,我给康生还写过两个条子。一个条子就是在六月初写的,主要内容是说,毛主席肯定我们的大字报并向全国公布以后,邓觉先给我和吴溉之打过一个电话,向我们表示祝贺,称赞了我一通,说大字报怎么怎么好。另一件事是她到吴溉之这里来,这一次没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以为这是她的最新动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所以就向康生报告了。两张条子都是经过曹轶欧传送的。
  到了九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说,现在查清楚了,邓觉先是英国特务,她还有电台。更多的情况,康生不讲,我不了解,也不能问。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吴溉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我替吴溉之分辩,说吴溉之对邓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们来玩来打牌,吴溉之总是先把文件锁起来。如果要审查吴溉之(我不能说不要审查他,这是党的决定啊!),最好不要隔离,吴溉之年纪大了,一旦隔离起来,恐怕身体承受不了。我和吴溉之分开,不是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内部出问题,而是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因此,我对吴溉之心里既负疚又无奈。我向康生表态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4]

  这里有一个疑问是:曹轶欧等人到北大调查是秘密进行的,当年的资讯也很不发达,郝德青与曹轶欧、康生又都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他怎么会知道曹在北大“蹲点”?笔者推断,曹到北大,应该还是聂告诉郝德青的吧?
  在旧版回忆录中,聂元梓称,“在我的记忆中,曹轶欧到北大来的时间比较早,大约是在当年的四月份左右。”“曹轶欧到北大来,到处找人谈话,有一天,曹轶欧派人通知我,要我到专家招待所去见她。曹轶欧告诉我,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问题还是应该继续解决。”故此,聂是知道曹到北大调查而且见过曹的,郝德青却大多不可能知道。
  据曹轶欧带领的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负责人之一刘仰峤的回忆,曹轶欧和他是1966年5月14日到北大的,在专家招待所只住过一个晚上,以后就住在西頣宾馆。[5]而《北京大学纪事》一书亦确认曹轶欧等人到北大是在5月14日。[6]
  由此可以推断,聂元梓旧版回忆录中有关向康生检举安子文、邓觉先的时间有误,不在1966年4月而应是在当年的5月14日之后。惟检举的举动却确有其事。

  三、聂元梓检举的后果

  1966年8月19日,安子文被“打倒”。据一位参加当晚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大会的中组部干部日记记载:“晚上,到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参加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有陶铸同志、曹轶欧同志(康老的夫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调查组组长)、中监委钱大姐。部的安子文、李楚离、赵汉、帅大姐、乔明甫、陈野萍、杨以希等,和大家一起坐在台下。会场气氛极度紧张。”“在打倒安子文反革命集团的口号声中,陶铸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今天的会是很好的大会,是揭盖子的大会。……’‘组织部的问题是严重的,不是一般的工作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你们的问题是党不管党,独立王国,不是一般问题,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曹轶欧和钱瑛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曹轶欧说:‘中组部的盖子揭开了,安子文的问题揭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7]
  安子文八月中被打倒,与聂元梓的检举似乎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与聂有关的,是安子文其后的一大罪名——“特务电台发报案”。
  在安子文被审查后,从他家里搜出一部曾当作收音机使用的英制旧电台。这是彭真于1948年经贾震送给安子文的。安子文在河北平山南庄和北京解放初期曾当收音机使用过,后因零件严重损坏而搁置。被搜出后经有关部门鉴定,认为零件严重损坏,是不能用来发报的。惟在安子文家搜出此发报机后,中央专案小组编造了一个“特务电台发报案”,牵连涉及与安子文有工作关系的多位高级干部及安的家属,张振汉夫妇全家受到牵连。安子文本人则在其后被正式逮捕,被带上手铐,投进秦城监狱。[8]
  1966年8月22日,邓觉先、邓觉慧姐妹俩与张振汉夫妇的儿子、在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工作的张天佑同时被捕,并同时被关进秦城监狱,各自单独囚禁。12月,原在家中被软禁的张振汉也被关进秦城单独囚禁。
  中央专案组认为,张振汉一家(包括邓觉慧)是冒充的一家人,是一群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具体的活动,是利用安子文家的电台,由张天佑进行“特务发报”。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安子文等人被指为“叛徒”。
  5月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工作人员时,谈到了安子文与邓觉先等的关系并表扬聂元梓称,“中组部实际上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安子文与一些特务邓觉先、张××[9]、邓觉先的妹妹等人的问题,组织部的同志应该是首先察觉的,但这件事我比你们知道得早,……这件事是聂元梓同志在5月25日,她贴第一张大字报以前就告诉我的。据监委的同志说,有人向监委报告过,被钱瑛压住了。同志们想一想那样的一个特务,怎么能自由出入中央组织部?同志们的革命警惕性那里去了!?而且不是一个短时间,从55年就开始了,已达11年之久,特务分子在安子文家里如同家庭成员。同志们想一想,难道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我们共产党员的政治警惕性到那里了?!许多秘密,同志们不知道,安子文却及时迅速地告诉了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这说明对安子文叛徒集团,同志们的揭露,批判做得不够。”[10]
  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亦表扬聂元梓称,“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功劳:第一张大字报是其中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徒集团。”[11]
  10月25日,康生在京西宾馆接见中组部和中监委工作人员时,再次谈及安子文与邓觉先关系及安家中的电台称,“同志们要警惕,安子文不仅是叛徒,混进党内到底干什么?为什么和特务分子那样密切?和邓觉先、邓觉非[慧]那样密切,而且是长期的,就是因为安子文有电台。安子文的电台还由陆定一的弟弟特务陆根一修理过。要警惕,有少数坏人混进来。内蒙王逸伦就是特务。安子文是不是有现行特务活动很值得怀疑,所有的秘密先告诉邓觉先,为什么?”[12]

  四、结局

  聂元梓在旧版回忆录中有所反思地称:
  现在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以及有些事情处理不当,违背组织原则;不太可能有什么政治背景,邓觉先也不可能像康生说的那样是什么英国特务。
  把这种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推测邓觉先搞特务活动,确实是一种杯弓蛇影的思维方式,应该反思。其实不止是我一个人,当时杨惠文、白介夫和郝德青也都以为邓觉先是“特务”。在“文革”前夕,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这种氛围里,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搞混了,过分单纯的头脑把事情想得过分复杂了。虽然出发点是保卫党的纯洁性,但造成的后果却是严重的,不但当事人受到过于严厉的惩罚,也给我的个人生活带来新的波折。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至于康生把这件事情无限扩大,整人,那是我当时始料不及的。

  可惜,以上这一段检讨性的语句,在新版回忆录中连同“小家庭骤起大波澜”全章被完全删除了,好像历史上不曾发生过这件事。
  现将聂元梓所不了解的张振汉一家后来的有关情况简介如下:
  张振汉于1967年5月26日在秦城监狱中病故。邓觉先在被关押审查期间于1971年2月17日病故。张天佑于1969年6月30日结束两年零十个月单独监禁的生活,回到原单位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接受改造”。文革结束后,历任北京新技术应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总工程师,国家中药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代分离纯化技术实验室主任等职。
  1979年11月8日,国家测绘局为邓觉先召开了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大会,局领导在会上宣读的《关于邓觉先同志的平反决定》称:
  邓觉先,又名邓道生,女,汉族,1915年生,湖南长沙人,1955年参加革命工作,原国家测绘总局资料员。……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怀疑邓觉先同志有特嫌问题,于1966年8月22日将其逮捕审查。邓觉先同志在被关押审查中,于1971年2月17日病逝。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在1975年5月6日对邓觉先同志的审查结论为蒋匪内政部调查局的特务,混入我内部的特务分子。经复查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挠和破坏,对邓觉先同志残酷迫害致死,并作了错误的审查结论。现决定:一、给邓觉先同志平反昭雪,撤销原审查结论,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恢复政治名誉,补发逝世前的工资。二、召开邓觉先同志平反昭雪大会,骨灰盒安放到革命公墓,按规定给家属补发抚恤金,给其原供养的母亲沈裕君发一次性生活补助费。三、邓觉先同志的亲属子女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要按照党的政策改正过来。
  国家测绘局
  1979年11月8日[13]

  据新华社1980年1月31日电,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仇鳌、楚溪春、黄雍、张振汉、康心之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追悼会由王首道主持,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致悼词。悼词说,“张振汉同志是江苏省徐州市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国民党军队师长、指挥等军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工农红军作战被俘,即留在红军中工作,并随军长征到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党组织送回国民党统治区。一九四九年曾为湖南省的和平解放做过一些工作。解放后历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务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悼词并称张振汉等为“对人民革命事业有所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14]

  张振汉邓觉先夫妇泉下有知,应可瞑目矣!

  注释
  [1]见张天佑、陈贤庆、黄自荣:《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年1月版。
  [2]《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页95-99。
  [3]见《聂元梓回忆录》页102。
  [4]《聂元梓回忆录》页102-103。
  [5]王效挺、黄文一:《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载《文史精华》2005年第12期,页19。
  [6]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页642。
  [7]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自印本)第一卷,页91。彭健飞,时任中组部第五处负责人。
  [8]见陈野萍、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页196-197。
  [9]原文如此,应指张振汉。
  [10]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第一卷,页396-397。
  [11]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第二卷,页571。
  [12]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第二卷,页624。
  [13]《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页243-244。
  [14]《人民日报》198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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