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赤化过程中，美国终于醒悟了过来，发现如果对苏联的革命输出置之不理，那么世界各国的多米诺骨牌将逐一倒下。出于这种恐惧，美国出兵台湾，出兵朝鲜半岛，出兵越南……历史演出了戏剧性一幕。今天对中国崛起是否也应同样看待？

　　老高按：最近一段时期的国际时事，具有多年来少见的戏剧性，让我们这些吃瓜看客简直眼花缭乱：上合组织峰会与Ｇ7峰会的多层面对比，川普在这样规格的会上提前退场和食言拒签协议，金三从全球共讨之的“火箭人”一变而成列强竞相结交的宠儿，中兴九死一生，竟然逃过灭顶之灾……就连金三去新加坡乘坐的专机，也充满张力——Fox一个记者评论说：“金抵达新加坡，搭乘的是中国飞机，因为上面贴着中国国旗；可那其实是美国的飞机：波音747。恐怕现在金的心态就是这样！”

　　时事越是纷至沓来、瞬息万变，让人接应不暇、心神不宁，越是要拥有历史的视野，才能辨别，哪些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哪些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不至于无所适从。毕竟，21世纪是从20世纪延续而来。今天读到冯学荣的一篇短文《20世纪东亚演义》，觉得虽然过于简略，尤其是对苏联一手操办创立、而后又竭力操纵的中共在东亚变局中的作用，几乎不置一词，不知是因为忌惮中共的“文网恢恢，密而不漏”，还是视作苏俄傀儡，既然文中讲了苏联的用心，对中共就不屑一提？但我看，中共在四十年代后期部分摆脱了苏联的遥控，有了自己的目标和动力，应该得到更多剖析。

　　另外文中说日寇侵华导致中国“三千五百万伤亡，堪称浩劫，空前绝后”——“空前”或许是实（例如，太平天国及同时代战乱如捻军暴动、陕甘民变、新疆民变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中国人口锐减，一般认为在2000万到5000万之间，甚至有说一亿的。但有清政府丢失了对大量人口和税收的控制权这一因素，未必都是战乱导致死亡）；但说“绝后”肯定不对，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饿死者总数虽然没有具有权威性的精确数字，但学界公认的数字差别很大，就算死者只有一两千万，也比冯学荣文中所说的“三千五百万伤亡”——有伤有亡——要大得多得多。

　　不管怎样，这篇文章让我们从一个过去注意和考虑不多的角度，了解20世纪东亚博弈的过程，在川金会（或称“特金会”）举行之际，不妨读一读。

　　文中说，“在亚洲赤化的过程中，美国也终于醒悟了过来，它也发现：如果对苏联的革命输出置之不理，那么世界各国的多米诺骨牌，将逐一倒下”——如果删掉“革命”二字，如果将“苏联”换作“中国”，是否也可以看作当今美国的心态？


　　20世纪东亚演义

　　冯学荣，冯学荣读史

　　日本帝国（The Japanese Empire）在20世纪初的国策，基本上集中在满蒙（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其主要目的有二，首要目的为抵御俄国对日本的威胁，其次为拓地殖民，其中首要动机含有自卫性质，次要动机则显然不是善举，但当时的世界奉行的就是丛林法则，日本帝国拓地殖民的行为，与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等扩张国家拓地殖民的行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正是出于这个国策，日本帝国于1904年对俄国开战，将俄国从南满驱逐了出去（此前的俄国于1900年借口义和团破坏中东铁路，将整个东北地区霸占了四年之久）日本帝国打赢俄罗斯帝国、并占南满之后，缺乏不惜与美国翻脸的决心，因此由于忌惮美国，没有将满蒙据为己有，而是决定遵守了当时国际上的游戏规则，将南满交还给大清帝国，但是依据《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沙俄手中“继承”了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以及部分林矿产，并立即向东北移民和驻兵，这支驻守南满铁路两侧的部队，后来叫做“关东军”。

　　日本帝国的潜台词是：我辛辛苦苦打退俄国，必须在南满拥有军事据点，对俄国形成均衡，否则他日俄国卷土重来，日俄战争就白打了。

　　从日俄战争直至国民革命（国民党接受苏联援助，发动内战，推翻北洋政府，并驱逐英日帝国主义的事业，称为“国民革命”）这二十年间，日本帝国的对外国策重心，都在经营满蒙。1911年大清帝国爆发辛亥革命，神州战乱，显然是日本吞并东北的大好时机，当时不但有浪人向日本政府提议莫失良机，而且当时作为清军将领的张作霖，也向日本政府提议出兵侵占东北（张作霖手上有革命党血债，引日据满是为了自己安全），但是日本帝国当时通通予以婉拒，正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国策，仍然侧重于国际协调，即遵守国际秩序。

　　问题是：日本帝国从东北打跑俄国人的时间是1905年，而中华民国从大清帝国继承东北的时间则是在1912年，所以当时的日本精英认为：由于存在这样的先后历史，中华民国应当承认日本臣民在东北全面殖民的特权，日本精英也认为：东北地区和长城关内十八省汉地，必须区别对待，但中华民国的精英则认为：尽管并非“自古以来”，但东北三省既然是从大清帝国继承而来的，则也是中华民国的神圣领土，不容任何人侵犯它的主权与行政的完整，国民革命之后二十年的中日交恶和战争，根源就在于这一点的鸡同鸭讲之上。

　　1923年，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决意与苏联合作，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以及政治指导，于是从1924年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一大之后，国民党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号，并宣扬收复大连、旅顺、南满铁路等一系列的日本特权，将日本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国民党精英将这个事业理解为“救国”，而在苏联的算盘中，这只是苏联赤化亚洲这盘大棋的第一步而已。

　　国民党的铁腕“革命外交”，触动了日本帝国在东亚大陆的根本利益，假如日本势力从东北退出，那么不仅日本帝国的国民经济要退步，而且日本将无力阻挡苏联在亚洲的革命输出事业，如果听之任之，最终日本也难逃被苏联赤化的危险，正因为如此，日本帝国对于1927年迁都南京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寸步不让的方针。

　　国民党的排日国策，于今天回首一看，无疑是一场豪赌，它赌的是在大革命时期被唤醒的中国民气、以及九国公约等国际体系，能够对日本政府构成威慑和牵制，并迫使日本让步、从而从东北和平撤走，这是胜局；而败局则是日本的军事反击。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们并不是不懂得败局的危险，但是国民政府的外交精英，因为多半是从北洋政府留任（例如王正廷），他们为了表明自己“政治正确”，做出了比国民党人更为激进的“救国”姿态，但是作为中华民国全国来看，这盘大赌局显然底气不足，因为中华民国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培养国力、重整军备，才能有底气对日本帝国叫板，国民政府在这一点上，显然未能做到审慎和稳重，这正是国民党精英的误国之处。

　　苏联在远东棋盘布局短短八年之后，远东局势果然如苏联所预期，国民政府的排日外交尽管使日本政府一筹莫展，但是却激怒了日本军方，导致日本军方决定抛开日本政府单干，于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北三省全线沦陷，日本军阀在东北扶植了一个新的国家：“满洲国”。

　　国民政府显然无法承认“满洲国”，因为承认“满洲国”，不但意味着国民党合法性的丧失，而且更意味着国内各路军政势力的离心离德和内战风险，届时中华民国内部将会分崩离析、战乱频仍，情况远比承认“满洲国”更糟。但是不承认“满洲国”，日本军阀则认为日俄必有一战，届时国民党从华北向满洲国发动进攻，日本将背腹受敌，十分不利，所以日本军阀就要求“华北自治”，也就是要求在中华民国和“满洲国”之间，拉出一段距离，华北自治运动遭到了华北爱国学生和爱国官兵的抵制，后来的“卢沟桥事变”，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爆发的。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认为日本要吞并华北，因此中日大战无法避免，既然中日大战无法避免，那么中华民国应该在上海开辟新的战场、力图使西方列强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当“和事佬”，以牵制日本，出于这种策略，国民党在上海点燃战火，打响了淞沪战役，而在日本军阀的眼中，上海战火的点燃，是继“卢沟桥事变”之后的又一次“侮日”行为，所以日本举国出动，“膺惩暴支”，结果南京沦陷，中国被打得稀巴烂，前后三千五百万伤亡，堪称浩劫，空前绝后。

　　国民党在灭亡之前，遇到了回光返照的好运气，那就是美国对中日战争的卷入。正是因为美国的卷入，中华民国才得以侥幸赢得战争，但是战争刚刚打赢，日本人在20年前所说的话，立马灵验，日本势力从东北退出之后，整个东亚根本就无法阻挡苏联的革命输出，结果，亚洲开始了它长达四十多年的赤化历史。

　　而在亚洲赤化的过程中，美国也终于醒悟了过来，它也发现：如果对苏联的革命输出置之不理，那么世界各国的多米诺骨牌，将逐一倒下，正是出于这种恐惧，美国出兵台湾，出兵朝鲜半岛，出兵越南，历史演出了十分戏剧性的一幕：美国在战后的亚洲，实际上是扮演了日本在战前的亚洲所扮演的角色，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