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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策划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骗局 zt
送交者:  2015年06月12日07:12:0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在旅美学者冯胜平看来,在长征后期两个中央的对峙之际,毛泽东逾越党内斗争的底线,精心策划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对张国焘发号施令,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骗局。毛泽东堪称心理学大师,这个长期隐瞒的神话,改变了一个党、一代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老高按:2014年3月8日,旅美学者冯胜平写出了又一篇关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的考证文章:毛泽东靠什么对付当时军事实力为自己20倍的张国焘,在两个“中央”的对峙中最终赢得胜利?他的结论是:毛泽东靠的是精心策划一个惊天骗局,让刚刚回国的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用几十封电报对张国焘发号施令,最终蒙骗了、降伏了张国焘——张国焘不服毛泽东,却不敢违逆“共产国际”。
    冯胜平写道:如果说张国焘(关于武力解決毛泽东的)“草地密电”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待进一步史料的发掘,张浩“假传圣旨”则早已真相大白,是一个公开的事实。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在档案中发现,张浩“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人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与国际之间也没有电讯联系。
    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冯胜平指出的这一事实:面对新发现的史实,国人无动于衷。甚至还有人发表盛赞张浩临危受命、智斗张国焘的文章《张浩“假传圣旨”化分裂,张国焘解除伪中央》(载共识网)。冯胜平感慨:对中国人来说,真相从来就不重要。他们被骗过太多次,不在乎再多这一次。生活在谎言中,人们早已麻木。不要说什么历史真相,历史没有真相;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他们相信“成王败寇”的古训:成功者创造历史,“胜利者不受谴责”。
    这篇文章,冯胜平先在朋友圈中散发,然后自己再三修改。2015年4月,在《新史記》第25期上刊出,6月在明镜新闻网、《明镜时报》和《明镜邮报》上分段转载;据冯胜平介绍,一家中国大陆杂志也发表了——但不知是否做了某些删改?这篇文章中的某些措辞,我相信在中国大陆是难以问世的。
    下面我刊出这篇文章的节录。感兴趣了解全文的朋友,请看《新史記》和明镜新闻网。


毛泽东利用张浩假传圣旨降伏张国焘
冯胜平,《新史記》第25期,2015年4月


    1942年3月6日,张浩(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逝者备极哀荣:由毛泽东提议,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三天。3月9日,张浩下葬。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战友执绋抬棺。之后,毛还亲笔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张浩(1897—1942年),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入党,长期从事职工运动,1933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1935年11月回国,随即参与中央政治局工作,假冒“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同张国焘电报往来,最后促其取消“第二中央”,带兵北上。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政委,1938年回延安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2年病逝。


张浩(林育英)。


张国焘另立中央

    张浩1935年7月离开莫斯科时,中共红一、四方面军还没有分裂。他回国后由于电讯不通,张浩和陕北中央一样,也断了同国际的联系。如果说张国焘在四川另立的中共中央没有经过国际批准,属于“非法”,毛泽东等人在遵义另立的中共中央同样没经过国际批准。事实上,自1934年7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电台被破坏后,中共就同共产国际断了联系,重新恢复电台通讯是1936年6月16日。在此之前,张浩所有“代表共产国际发布”的意见、指令,都属盗用名义,假传圣旨。
    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精心策划、长期隐瞒的神话,这个神话改变了一个党、一代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张国焘至死不知道这是一场由毛泽东导演、张浩出面的骗局。非常可能,受骗终生的还有左路军将领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等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后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假传圣旨”的史料,是直到他们去世很久以后,才公布于众的。
    事情的起源是张国焘另立中央。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两个月后的12月5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布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称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报来,以便批准。】(注1)
    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没有受到多数人反对。据张国焘回忆,会议有3000人参加。(注2)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原属一方面军的红12军军长罗炳辉。罗“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注3)继罗发言之后,李卓然、何长工登台。据宋侃夫回忆:“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注4)
    多年后,毛泽东在北京见到何长工,说:“草地上那点事我早忘了。”何心领神会,继续谦虚谨慎。
    中共党史对卓木碉会议讳莫如深,因为它涉及太多人的难言之隐。此刻——1935年10月——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草地会师后,毛本想利用中央威望,控制张国焘和他的8万部队,却不料事与愿违,不仅丢掉了自己1/3的部队,还赔上了老搭档朱德。毛张草地分裂,是一场7千对8万的对决,而毛失去的,不仅是军队,更是人心:不辞而别,单独北上,被抛弃的几百名伤兵(他们随即被马家军全部杀害)会怎样想?原一方面军5、9军团的3千官兵会怎么想?留在左路军的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会怎么想?四方面军8万官兵又会怎么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心向背,不问而知。
    要收拾失去的人心,毛泽东必须同张国焘放手一搏。

张浩的三封电报

    利用张浩,假传“共产国际指示”,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豪赌。输了,身败名裂,不齿于天下;赢了,统一红军,执中共牛耳。
    1935年12月22日,张浩给张国焘发了第一封电报。作为试探,张浩表示赞同张国焘召开中共七大的提议,建议把一、四方面军的分歧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在这封电报中,张浩没有贸然代表共产国际发言,而是以个人身份与张国焘沟通:“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宜弄得太尖锐;第二,国际认为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覆!”(注5)
    为配合张浩,毛泽东1936年1月1日致电朱德:“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皆不实——笔者注)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注6)
    平心而论,张浩的第一封电报立论公允,提出的方案——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不失为解决两军分歧的一种办法。也许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张国焘接受了张浩的建议,在次年1月6日的覆电中表示:“党中央(指张国焘自己的第二中央——笔者注)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注7)
    得知张国焘态度,1936年1月16日,在毛泽东授意下,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假传圣旨,给张国焘发出第二封电报,全文如下: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过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注8)
    ——你张国焘敢自称“中央”,我毛泽东张浩就敢自称“国际”。政治斗争到了这个份上,已无原则可言,遑论正确。
    从任何意义上说,这封电报都逾越了党内斗争的底线:共产国际没有派张浩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因为共产国际根本就不知道一、四方面军有问题;张浩不是共产国际授权的代表,他只是一个信使,负责恢复国际与中共的电讯联系。潘汉年1936年8月到延安后,曾告诉张闻天,“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注9)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共产国际是上帝。冒充上帝假传圣旨,这种事只有杨秀清之流能做。问题是,杨秀清代上帝降旨是为了自己,张浩又是为了谁?
    官方说法是,为了统一红军。可红军由此受益了吗?张国焘被迫北上,时刻担心被清算,不想同毛泽东待在一块,于是驱兵西进,企图打通国际路线,结果祁连兵败,全军覆没。细究西路军兵败原因,毛泽东有责任,张国焘有责任,难道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假传圣旨就没有责任?

孤注一掷,不顾后果

    1936年1月20日,张国焘发电质疑张浩:“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注10)
    无法回答张国焘的质疑,张浩一不做,二不休,于1936年1月24日第三次致电张国焘、朱德: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注11)】
    此时的张浩已是孤注一掷,不顾后果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根本不知道陕北中央的政治路线,怎么“完全同意”?“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一方面军到陕北时人数不足4千,如果这算“胜利”,四方面军的8万官兵算什么?“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这也就是说,直属张浩;而张浩又属于谁?直属毛泽东。
    毛泽东战胜张国焘,靠的不是党,也不是枪,他靠的是电报。历史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和刚回国的张浩散步,说:“有些事是可以追认的。”笔者推测,毛说服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时,一定用了“先斩后奏”、“事急从权”之类的说辞,而张浩也做过最坏的打算:事若败露,个人负全部责任。以上三封“假传圣旨”的电报,皆由张浩一人签名。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并未联署。以后双方所有往来电报,也一律把张浩(林育英)名字放在第一位。此时的张浩,俨然已是一个“太上皇”,受共产国际委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愿当孙子就要认孙子的命

    张国焘不怕毛泽东,但他怕共产国际。愿意当孙子,就要认孙子的命。在无序状态下,政治在中国是一场流氓比赛——底线越低,胜算越高。项羽的底线是人不能吃自己的父亲,刘邦越过这一底线,轻而易举战胜项羽。张国焘的底线是共产国际不可冒犯,毛泽东跨越底线,让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发令,迫使张国焘向陕北输诚。
    其实,四方面军不乏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人,即使共产国际没人来,他们也可以派人去莫斯科,申述另立中央的理由。但张国焘没有这样做,而是服从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解散了“第二中央”。他到死都不知道,张浩只是毛泽东的木偶;没有什么“共产国际代表”,自始至终,他都是在同毛谈判。更糟糕的是,在得知“共产国际”态度后,自陈昌浩起,“第二中央”的委员们纷纷倒戈,与张划清界限。与此同时,目睹毛、张斗法,以张闻天为首的“陕北国际派”对毛五体投地,心悦诚服,真正领教了什么叫中国政治。这种政治是他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永远学不到的。至此,未来已无悬念:中国革命的领袖,非毛泽东莫属!
    张国焘怕共产国际,毛泽东不怕。毛没见过斯大林,但他比张更了解斯大林。毛知道,莫斯科喜欢强人:要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必须控制红军。至于怎样控制,手段并不重要,反正很多事情是可以追认的。李德的任务本来只是给中共送款,他都能成为太上皇,张浩为什么不能代表共产国际?既然张浩可以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发几十封电报,与张国焘讨论红军北上南下事宜,日后声称张国焘也有一封给陈昌浩的“草地密电”又算什么?反正双方有那么多的电报往来,谁能分得清是非真假?谁又有资格到共产国际去查证?
    作为心理学大师,毛泽东以张浩名义发给张国焘的每一份电报,都经过仔细推敲。张不想北上,毛就欲擒故纵,说北进是上策,但南下或就地发展也可自便。(注12)张怕算老帐,毛就承诺“过去的分歧不必谈”。(注13)知道张有意西进,毛就顺水推舟说:“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注14)为促使张解散“第二中央”,毛甚至同意朱德的建议:两个中央暂停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注15)总之,不惜一切代价,诱使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听“共产国际”调遣。


张国焘与毛泽东,谁更有霸气?

效果超出了毛的预料

    张浩假传圣旨的效果,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在人数和声势上,张国焘的中央远胜过陕北中央。张浩来电后,张“急谋统一”,同意了朱德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表面上双方各退一步,实际上对毛有利。毛当时最担心的,是张一意孤行,不接受调和,而国际鉴于四方面军势大,可能最终承认张为“中央”的既成事实。毛没想到,“共产国际圣旨”有那么大的威力,张不仅取消“第二中央”,而且含泪北上,做好了被开除党籍、被军法从事的准备。这一下玩笑开大了,险些无法收场,张到陕北后,毛没有再次假传圣旨,置张于死地。(即使毛真想这样干,恐怕他的“国际派同盟”也不会同意。当初毛说服他们一起欺骗张国焘,用的不外是“化解分裂”、“统一红军”之类的理由。现在目的达到,国焘俯首,愧疚之余,他们没有理由再打落水狗。)然而,以后的历史证明,凡事皆有自己的逻辑,尚方宝剑既已出鞘,就必须见血。即使毛不想一意孤行,他也没有退路。
    在心理素质上,毛泽东远胜张国焘。徐向前说:“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注16)“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注17)内部众叛亲离,外有“国际”压力,张国焘心理崩溃,不战而降。
    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还是个书生。四方面军决定北上,不是因为毛泽东正确,而是因为“共产国际”威力。张出身北大,服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毛来自民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奥妙。搞中国政治,《三国演义》显然比《资本论》好使。
    1936年5月30日,取消“第二中央”前夕,张国焘最后一次向张浩核实:“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现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注18)没有查到张浩回电,却看到毛泽东6月15日给彭德怀一封密电,“我们同友邦通讯联络快要成功,特闻。”(注19)翌日,6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信联络正式开通。7月22日,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集体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电台联络从6月起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的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注20)
    基本可以肯定,7月22日电的签署人,就是张浩骗局的知情人。发电的目的是未雨绸缪,以防不测。此电在“不经意间”,回答了张国焘最关心的问题——“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这是一封长电,内容分甲乙丙丁,甲谈陕北紧急战况,乙论三大主力会师光辉前景,丙讲西北大联合的伟大局面,最后在丁处附带提到,与国际联络近已“畅通”。“畅通”字面意思可理解为,以前也通,只是不畅。电报作者心思之缜密,令人叹服。

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

    未能识破“畅通”一词的奥妙,张国焘几经反覆,终于北上。会师后未被责罚,反而受到欢迎,张倍感意外。深知“共产国际”家法严酷,张曾做过最坏打算。北上途中,他哭著对陈昌浩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注21)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抵制张的西进计划,虽是执行中央指示,也多少含有取而代之的意图。
    会师后的情形是,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毛泽东把张国焘这条大鱼钓到陕北,却没地方安置:张浩说了太多的谎话,一旦谎言穿帮,后果不堪设想。更令毛担忧的,是张国焘还有4万人马,陈昌浩、黄超、李特都是狂热的教条主义者,唯斯大林马首是瞻,他们如果知道张浩“假传圣旨”,必定不会善罢甘休。无奈之下,毛只好顺水推舟,同意张国焘的西进计划,使两军保持距离,让时间来解决问题。
    如徐向前所说,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并非张国焘“擅自决定”。但更想西进的是张,恐怕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对张来说,离开陕北,无异是逃过一劫。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后来批判张国焘“逃跑主义”,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想借刀杀人,有意造成西路军失败。但西路军的覆灭的确为毛泽东解决了一个难题:至少,不会再有人追问张浩“国际代表”身份了。
    1935年10月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大约是1比20(4000对8万),毛泽东处于绝对劣势;1936年10月会宁会师时,这一比例升为1比4(1万对4万);1937年3月西路军兵败后,这一比例再升到1比2(1万对2万)。加上二方面军的支持和四方面军上层的分裂,毛此时已控制了红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发动整肃张国焘运动,在党内高层抛出“草地密电”,指控张曾企图以武力挟持中央,为自己在草地的不辞而别做了政治交代。一年后,张国焘叛逃,共产国际追认毛泽东在反张国焘斗争中的一切做法,而张浩全身而退。

谎言的代价是党的堕落

    张浩“假传圣旨”,的确统一了红军,但代价是党的堕落:不择手段成了手段,欺骗成了常态,说谎成为必须。如果说毛泽东掌权之前党文化的主要表现是教条主义,掌权之后则是弄虚作假,对此张浩难辞其咎。从1936年到1976年,经过延安整风、反右、大跃进、“文革”,以功利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伴随以假、大、空为特征的党文化,在中国上演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直到今天,不少人仍以欺骗为荣,撒谎为业。现成例子是共识网上一篇盛赞张浩临危受命、智斗张国焘的文章《张浩“假传圣旨”化分裂,张国焘解除伪中央》。联想到祁连山下的森森白骨,能为欺骗写出这样的颂词,一定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就是为张浩执绋抬棺的毛泽东,事后也不愿谈及张浩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列宁说:“撒谎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个限度。”什么是限度呢?好心人会说,张国焘到陕北后,毛泽东应坦诚相见,告诉他张浩是“假传圣旨”,其动机是化解党内分裂,统一红军。遗憾的是,政治不是好心人的游戏,它有自己的逻辑。可以断言,毛如果真实情相告,结果一定是自取灭亡。在中国,政治是你死我活,没有双赢。
    开弓没有回头箭。1936年10月30日,在两军会合、张国焘见到张浩后,毛泽东批评张浩:“对张(国焘)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注23)
“不要太软”,是怕穿帮,引起张国焘怀疑;“也不要太硬”,是怕激化矛盾,不好收拾;“诚意相处”,是叫张浩掌握火候,继续欺骗;“避免硬化”,是让张浩小心维系与张的关系,保持沟通。很明显,毛泽东决心欺骗到底。赌博即已开始,就只能按自己的逻辑结束,谁也经不起翻盘的风险。
    张浩完成了任务。终其一生,张国焘视他为挚友。30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张闻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注24)

“胜利者不受谴责”

    张闻天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应付张国焘这位野心家。”张这里指所的,可能是“草地密电”,也可能是“假传圣旨”,亦或两者兼之。
    非常可能,张浩的故事也瞒过了陕北以外其他中央领导人。其实,就算朱德、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何长工等人日后识破了张浩骗局,他们又能怎样?草地分裂后,与张国焘一起另立中央,担任要职,呼口号“打倒毛泽东”,已使他们抱憾终生,那里还敢旧事重提,挑毛的错!
    如果说张国焘“草地密电”(武力解決毛泽东)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待进一步史料的发掘,张浩“假传圣旨”则早已真相大白,是一个公开的事实。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在档案中发现,张浩“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人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与国际之间也没有电讯联系。
    此时毛泽东、张国焘早已去世,事件的当事人也都退出了政治舞台。面对新发现的史实,国人无动于衷。相信“成王败寇”的古训,真相,对中国人来说,从来就不重要。他们被骗过太多次,不在乎再多这一次。生活在谎言中,人们早已麻木。不要说什么历史真相,历史没有真相;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成功者创造历史,“胜利者不受谴责”。
    张浩“假传圣旨”,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骗局。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最前者)为张浩(林育英)抬棺。


注释:
1,《张国焘致毛泽东电》,1935年12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8页。
2,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22页。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但官方党史说的四十余人也不确切。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明报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43页。
4,宋侃夫:《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未删节版,引自宋晓荻博客,2012-02-02。
5,《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5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69—70页。此前张浩还有一封给张国焘的电报,没有公布或已遗失。
6,《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同5,第74页。
7,《张国焘致林育英电》,1936年1月6日,同5,第77页。
8,《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1月16日,同5,第81页。
9,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46页。
10,《张国焘致林育英电》,1936年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82页。
11,《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1月24日,同10,第82页。
12,《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同10,第92页。
13,《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5月20日,同10,第104页。
14,《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同10,第92页。
15,《张闻天致朱德电》,1936年1月24日,同10,第83页。
1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56页。
17,同16,第356页。
18,《张国焘致张浩电》,1936年5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112页。
1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15日,同18,第121页。
20,《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7月22日,同18,第142页。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74页。
22,陈昌浩:《北上和西进的争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第166—167页。
23,《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604页。
2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95—496页。此处提到的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实际上是朱德的提议,中央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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