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史学和宗教社会学一个宏大主题是：历史上主要的宗教运动都展现出普世主义的强劲趋势，几大教派都以拯救全人类为己任。共产主义也一脉相承，毛泽东自信他所领导的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新中心，文革给这一宏大远景注入新的血液


　　老高按：前天介绍了陈意新教授的文章，简明勾勒了西方学术界（指在西方国家或西方学术体系里以英语发表著述的学术界）对中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饥荒的研究概况。今天我再推荐丁学良教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关于在海外开文革课程的三篇系列文章：《麦克法夸尔的文革世界》、《哈佛校长的建议：中国文革有世界含义》、《西方学生上文革课常发“奇想异见”》。
　　三篇文章不是丁教授这个系列的全部。我原来一直想等他写出最后一篇（尤其是他预告了：“本系列短评的最后部分列有提议研习者阅读的双语书目”，让我很感兴趣！），再来集中推荐，但看来遥遥无期，而且虽然每篇都不太长，但如果全部集中起来，文字量也太大。今天就先选这三篇来介绍吧。这三篇文章刊出的时间跨度很大，从2012年10月到今年11月。
　　出生于皖南农村的丁学良，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通讯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麦克法夸尔的文革世界

　　丁学良，FT中文网
　　
　　2012年10月29日，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雅名为马若德）应邀来香港，为他的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译本首发，在中文大学行政楼祖尧堂作专题报告。这场报告会的最佳地点应该是毛泽东曾指挥文革的首都北京，第二佳地点应该是薄熙来曾唱红打黑的雾都重庆，可惜这两地都开办不成，只好在第三佳地点香港举办——香港虽然不是中国文革的中心城市，却早已经是全球文革研究成果出版发行的最大中心。位于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集有汗牛充栋的文革第一手材料，几十年来，全世界的文革学者都得来这里苦读苦抄苦思苦撰。
　　麦克法夸尔出身于英国贵族世家，可年轻时热衷于社会公平的政治潮流，加入了属于左翼的工党，成为议会下院议员。他一度供职于英国外交部，以高级文官身份于1971年首次访华。前此他还担任过BBC国际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并且参与创办了后来享誉全球学界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在政界、传媒界、学界均积累了亲身奋斗的丰富经验。当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重新推向世界的时候，西方研究中国的重镇哈佛大学就把麦克法夸尔请回去，执掌当代中国政治的教学和研究。他早年在此校跟随西方的中国史学大师费正清读研究生，回到母校，心甘情愿。况且他在这里读书的年代，又幸遇研究中国问题的才女爱茉莉（日后任《经济学人》杂志的波士顿站长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国际版主编），结成良缘。
　　麦克法夸尔最早的研究领域其实是国际关系，成名作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磨擦冲突，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和美国的麻烦关系。然而，有着亲身从政经验的他，对政治大趋势的敏感度非一般的书呆子可比拟。中国文革一启动，他就感觉到此一事件非同寻常，于是从1968年起就把研究文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课题，由此而奠定了他作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文革的领军人物。1974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1983年，他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在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1997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领导层在1961至1966年期间的严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来将近一千七百页，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让人望而生畏、叹为观止！它们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1999年度倍受尊敬的Joseph R. Levenson Prize殊荣。这位于1969年不幸英年早逝的Levenson生前在西方被认为是当代最有才华的治中国史的杰出学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探讨中国现代化之文化价值观困境的三卷本巨著：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以他命名的这项学术奖，专为英语世界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优秀研究成果而设。麦克法夸尔不但以著作获得Levenson奖，他在哈佛大学还获得过Levenson杰出教学奖，可谓双奖一身，名至实归。
　　中国内地对于麦克法夸尔的文革研究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北京的求实出版社于1989至1990年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首印发行量共11万册，盗版则难以计数。麦克法夸尔贵族世家出身，对钱财不怎么在乎，一分钱稿酬版税也没有索取，只希望他的文革研究成果能够被深受文革之苦的中国人民广泛阅读。可惜1989年“六四”之后，中国内地的言论空间急速压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译本的第三卷（副标题是“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一直难以问世。幸亏还有个香港，于是就有了本次第三卷的首发及报告会。新世纪出版社同时还修订了第一卷、第二卷的译本，把被内地出版社砍掉的部份补足。三卷齐发，以满足各地中文读者的渴求。
　　华人社会里有句流传极广的悲怆之言：“文革虽是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是在海外”。西方世界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麦克法夸尔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工作。远在1980年代的中期，哈佛大学校方就正式向他提议，可否在该校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专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如果开成了，这将是全世界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到那时为止，虽然西方大学其他的课程中也有中国文革的内容，但都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或中国现代史的一小部份讲授的。
　　虽然这个建议对麦克法夸尔颇具诱惑力，但他却心中无底——中国的文革是那么的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怎么好给美国本土生、本土长的大孩子们讲清楚呢？比如说吧，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的头排猛烈炮火——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被罢官的时代是16世纪中叶，那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了两个多世纪。怎么能够对美国的本科生讲明白，在毛泽东的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都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小仆人呢？
　　谁料想首届题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注册号码是“外国文化 48”）于1988年春季开课时，哈佛本科生中主动要来上的几达千名。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学生才只有六千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倒是给校方后勤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校园里没有这么大的常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Sanders剧院里上；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我们接受博士学位证书的仪式便是在那里面举行的。
　　我记得正式注册修首届中国文革课的学生是830名左右，仅助教队伍就有22名，包括本人在内。这次从美国、欧洲、北京、蒙古等地赶来香港参加29日报告会的，有好几位都是当年的助教或学生。那时候还没有现成的课本，麦克法夸尔就组织助教们认真挑选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时期的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常为一个译法之取舍争论老半天。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具硬译风格的capitalist roaders（字面上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有的美国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按此标准，香港的“走资派”实在太多了！
　　麦克法夸尔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革迄今二十余年，这门课已经成为哈佛的经典课程之一。后来的学生更幸运，因为他们有了一部专著当课本，这便是麦克法夸尔与瑞典籍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功力深厚的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作，劳作经年完成的巨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几近700页的英文原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发行，中文译本三年后问世（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均受到西中学界的高度评价。
　　不过，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似乎并不带来财运。自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问世后，访问哈佛大学的中国政界和学界重要人士，只要有机会面晤麦克法夸尔，都会向先生索取该书。麦克法夸尔自己掏腰包，多次请人从香港购书空邮。随着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中译本出齐，麦克法夸尔的送书支出又要上升一个新台阶。
　　经常阅读英文报刊的人或许会注意到，今年初（2012年）“王立军-薄熙来事变”以来，麦克法夸尔就成为国际主要媒体采访最多的西方资深学者。倒不是他与重庆有什么特殊关系，而是因为他的文革研究为解读重庆事变提供了最贴切的背景和深层脉络。薄、王那一帮领导干部利用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舆论制约、更不受道德制约的黑帮式权力，为别人造就了一片红色恐怖，同时也为自己埋设了一串烈性炸药。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引爆——爆炸是一定的，爆炸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则是不一定的。于是，从第一声锣鼓报幕起始，全世界的观察家们就在等着看好戏。读过麦克法夸尔有关文革研究多部著作的人们应该有所意识：这台戏还没有演完，大家还得熬点夜，说不准就在你犯困不已、呵欠连天、上床便倒头酣睡的那一刻，挺精采的一出戏又上演了。
　　半个多世纪之前，麦克法夸尔的老师一辈就对他们这些刚入门的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研究生说：你们选择了这个专业，以后几十年可就有苦活干了。语言难学、资料难找、关系难建、论文难发、著作难写，等等等等。不过也有诱人的回报：你把中国政治疏理好几遍了，有点不耐烦了，突然一切都变了个样，认不出来了，于是又磨拳擦掌去探索刚涌现的神秘和新奇。所以，研究中国政治是永远不会乏味的。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麦克法夸尔对我们也说过类似的话。如今，我对来自西方东方的学生们讲着相同的话。


　　哈佛校长的建议：中国文革有世界含义

　　丁学良，FT中文网
　　
　　要总结在大学里教中国文革课28年的体会，得从自己最早受到的知识刺激说起。与以下内容相关的背景，笔者已经在FT中文网2012年10月15日的《麦克法夸尔的文革世界》、2009年3月27日的《四十年研磨出的文革通史》里提及。现在把更多资料充实进来，提供一幅完整的图景。

　　中国的文革是世界性话题

　　1988年秋季哈佛大学首开文革课时，在该校每学年发行一本、厚度近千页的课程手册里，对该课程的简介是：“从1966年至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民众之间的争吵斗争、学生的暴力行动、政治领域的密谋诡计、军队里面的图谋不轨折腾到分崩离析的地步。这个国家一度看起来是全世界纪律最严谨和最稳定的专权政体之一，而在上述的十年间，显得是快要瓦解成碎片、陷于无政府状态了。导致这种状况的，恰恰是对建立这个专制政体作出首要贡献的那位毛主席。本课程将追踪毛泽东的目标，挖掘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深层次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中国人有意义，对我们也同样有意义”（Courses of Instruction, published by Official Regis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ambridge, MA, 2005 -2006, p. 4）。
　　以上的简介不是纯粹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当代大学生应该了解中国的文革，而是从全人类的角度作这样的论证，视野之开阔非同一般。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内地音译“麦克法夸尔”）告诉我，此一视野是当年哈佛大学校长Derek Bok最初提议他开这门课时特别强调的。校长是著名法学家，但与中国研究毫无关联；校长这么强调，完全是着眼于中国文革涉及的基本问题之深层含义。事实确实如此，文革作为设计中的“革命之母”，它本来要解决的难题和由此引发的更多难题，其中有诸多元素是现代人类社会普遍面对的问题，即便各自所处的发展水平和政治状态有别。从尽可能超越性的视野讲授中国文革课，是我始终追求的目标。
　　从1988学年开始，马若德在哈佛大学本科生院讲授中国文革课整整20年，它成了该校的经典课程之一。我做这门课的助教是开头那三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在哈佛本科生院当讲师，教的课程是东亚工业化的比较。随后我被新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招聘来讲授社会科学课程，于是就把中国的文革作为首选课之一提请校方审批，理由是：既然美国的大学生要了解中国的文革，作为中国人社会的香港，大学生更应理解文革的中国根子及世界性含义。可是当时我并无把握，因为香港科大不是综合性大学，申请开文革这样非专业的课程，资源受限制。幸好该校创校的那一代华人里，有好几位是1970年代在北美搞“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属于西方意义上的“左翼”或“置身海外的（Diaspora）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文革课程非常看重，立马就批准了我的申请。
　　当然，我在香港拟定的文革课教学提纲，只是参照了哈佛大学的那一份，并非照搬，因为教育对象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以后每年的提纲都有部分的更新调整。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大多数年头我都在该校讲授中国文革课。在1996–1998年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期间，我也对研究生班讲授过中国文革课程的一部分。

　　文革课的教材最好是双语兼顾

　　在上述三所大学里讲授文革课程，至少有三大方面的显著区别，足以给往后有意在中国人社会里开设文革课的教育者深思（这正是笔者撰文的首要心愿，但愿不至于落空），也有助于文革专题著述的出版者参考。第一方面的区别是教材，包括课本和课外阅读资料（要求学生必读的以及推荐学生参阅的）。我在哈佛大学当教学助理的期间，本科生基本上都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教材只能是英文的，即便那时已经有不少内容实在的中文著述发表，出自文革参与者或受害者或研究者的回忆或分析，可是难以及时翻译成优质的英文用于教学。英文的文革研究作品都是依据1980年代初以前收集到的资料，因为到那时为止，西方学者还难以在中国内地作长期实地调研。他们基本上是靠阅读中国的公开报刊和流传到海外的官方文件及红卫兵宣传品，加上到香港采访从中国内地过来的合法非法移民，来描述和分析文革。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三年期间，这方面的情况稍有改进，但大体上还是和美国差不多。
　　在香港讲授文革课，最大的优势是教材多元化带来的内容丰富及素质提升。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香港和大陆之间的交往逐渐宽松，出自内地人手笔的文革回忆录和研究作品，一直是以香港为首选的出版地。外文（英文为主、也有少量法文和日文）的文革研究作品之中译本，也是首选香港出版，这个商业城市成了全球有关文革作品出版发行的第一重镇。不过，这种盛况到了2006年即中国发动文革的40周年以后，逐渐衰退。一是归于年岁不饶人：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到了这个年头多半已经是精力不济或辞别人间了，出自他们手笔的高素质文稿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内地有关文革研究和教育的空间愈益压缩，这不仅令已有的文稿难以送到海外出版，更关键的是，缺乏公众关注的持续刺激，许多原本有意撰写文稿的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也慢慢消解了写作的动力，失去了支持的资源。经济学论证的“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的普遍规律，在学术研究和出版领域也不例外。对文革档案的严密控制、对散失在民间的文革实物及印刷资料的损毁（如博物馆图书馆里的相关内容被封）、对读者和作者互动渠道的堵塞、对公共论坛的关闭，等等。十几年下来，当年八亿多中国人用泪和血换来的文革经验和教训，就这么被冲洗得愈益晦暗不明。
　　台湾一度也对中国大陆的文革史料和研究作品、特别是外文作品的翻译出版发挥过重要功用，可是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罕见该领域的新书问世。这不能单单埋怨台湾出版界，这还是要从经济学“需求刺激供给”的原理作理解。近20年来的台湾，民间越来越缺少对中国大陆事务的关切，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虽然时热时冷，两岸之间的安全、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却是以隔阂加对抗为主。对于出版中国文革主题的书籍，台湾读者的兴趣变得像久旱地区的地下水一样，日渐枯干。
　　虽然香港科技大学的法定校规是以英文作为教学工具，一般不允许使用中文书刊作教材，包括像中国文革这样纯粹以中国事务为主题的课程也不例外，但我在列出英文教材为主的同时，总是尽量配以它们的优质中译本（如果有的话），并且从数量庞杂的由中国人撰写的文革史和研究作品里挑选课外阅读参考资料。这样，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就有多元的、相互对照甚至互为反光镜的知识来源和分析视角，刺激他们发展出对文革方方面面的独立见识。近30年里，我挑挑拣拣反复权衡（因为不能太多，否则会吓走一些学生），一批代表性的著述构成了我使用的主要教材，本系列短评的最后部分列有提议研习者阅读的双语书目。


　　西方学生上文革课常发“奇想异见”

　　丁学良，FT中文网

　　我讲授文革课程的西方东方三所大学的第一个区别体现在教材，第二大区别在于学生群体的特质。仅就智商和学习能力而言，毫无疑问，哈佛大学本科生的水平位列最佳。然而在1988-1993年我在那儿当教学助理时，美国青少年对中国事务的背景知识太缺乏，也少有美国学生来中国参与交流，而这些在目前已成为美中教育互动的一大领域。

　　哈佛本科生的特质有时导致意外效果

　　哈佛本科生对中国的背景知识欠缺，常引发令人开怀的效果，如以前举例的他们中有人对“走资派”（Capitalist Roaders，字面意思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的解释之异想天开——“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但更多的困惑是来自中文的文革术语译成英文后，极易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术语难分彼此。“红卫兵”的英译Red Guards，与十月革命中的“赤卫队”完全一样；“文化革命”的英译Cultural Revolution，在十月革命后，是指苏联在文艺领域里发起的破旧立新滚滚红潮。对于这些难分彼此的术语，我要耐心解释：其实中国文革期间的部分观念和行为，最初源头是来自十月革命，即便红卫兵自己未必都清楚其中的血脉连通。
　　然而，这些本科生最鲜明的素质是思维独立不羁，联想对比的活跃度非同凡响。我记忆最深的案例之一是江青现象。在哈佛大学中国文革课程的阅读资料和马若德的讲课里，以及我们教学助理的辅导课全过程中，江青都是一个被严厉批判、彻底否定的极左派代表人物。尤其是像我这样来自皖南保守文化传统的中国留学生，对江青还多了一份厌恶，就是她说话、举止的风格之狂妄嚣张。可是到文革课结束前那星期的辅导课上，有位女学生郑重其事地作了一个口头报告（这是要计分数的功课），题为：“江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报告大意是：中国的传统两千年来始终都是尊男贬女，1949年以后延续了这个传统，中国的权力机构里，女性所占比例一直太低。这种状况只是在文革期间才有明显改变，从中央到基层的党政机构里，女性代表比1966年之前的任何时期都多。这种改进要归功于江青个人的榜样发挥了正面影响力，若无她这样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政治人物呼风唤雨，中国的女性绝无机会在文革十年里崭露头角！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各界对江青的批判那么强劲，其中就有男权主义的传统观念在起作用——中国的男人们最看不惯女性成为强势的公众人物。
　　这位女学生的报告立刻激起了我主持的那个二十多人的小班（One Section）的火爆辩论，将近两个小时激辩下来，倒是赞成女同学观点的人数大增，尽管还不过半。虽然我不能完全接受她的观点，却对她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很赞赏。而且很多年后，我确实读到了西方资深学者的研究，从独特视角来比较20世纪的两大激进政治运动：极右的纳粹主义和极左的共产主义，发现在二者的意识形态里，都有强烈的misogyny（厌恶女性主义），两大体系的宣传品都高扬所谓的Super Men超人形象，而所有的“超人”都绝非女性（Jack Holland, A Brief History of Misogyny: The World's Oldest Prejudice, Chapter 7, London: Audible Studios，2013）。
　　前一篇评论里，笔者引述了哈佛校长的建议，强调“中国文革涉及的基本问题有诸多元素是现代社会普遍面对的，即便各自所处的发展水平和政治状态有别”。眼下全球关注的津巴布韦危机便是鲜活的实例：该国反对派人士William Muchayi三年前就发表长文，称总统穆加贝夫人格蕾丝为“江青转世”，二者都凸显了革命成功后第一代领袖长期掌舵，年轻夫人干政揽权，图谋继承王位（“津巴布韦：军方和第一夫人谁主沉浮？”Deutsch Welle 2017年11月17日）。津巴布韦军队首领11月18日在国家电视台直播讲话时表示，军方出手的目标并非总统，而是威胁总统的身边人，这些“犯罪分子”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损害。执政党多次强调本国没有发生政变，只是经历了一场“没有流血的政权更迭”，“副总统姆南加古瓦将带领执政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北京：“海外网”11月19日综合外电消息）。这些做法说法，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非常相似：由于欠缺最高权力和平转移的宪政机制，老革命老战友们被迫动武，以挽救革命政权。

　　“解放人类、一统天下”的宏大愿景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听中国文革课的学生属于另一种类型，是硕士生班，大多数来自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他们最关切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文革的国内层面，而是它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和更大范围内国际政治的影响。因为在那期间，尤其是头三年的红卫兵运动阶段，中国有激进的输出革命的作为，闹得有些周边国家反弹激烈，往往导致暴力冲突和军警镇压，并殃及海外华人社群。
　　我在课堂讨论中，提醒他们注意比较史学和宗教社会学里的一个宏大主题：历史上主要的宗教运动都展现出普世主义的强劲趋势，尤其是在兴起扩张时期。当今世界的几大教派，都是在此一核心主题上做得特别成功的，都是以拯救全人类为己任，所以在历史上有Christendom（基督教世界），它超越世俗王国公国的边界，涵括欧洲旧大陆的绝大部分。随后伊斯兰教兴起，穆斯林以利剑扩张《古兰经》经义，目标是建立大一统的Caliphate（神权哈里发国）。即使是较和缓的佛教，也是要普度众生，引领各地信徒进入极乐的一体世界。共产主义在这个核心理念上，与这些普世主义宏大宗教一脉相承，立志要解放全人类。自从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就自信他领导的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新中心，在1966年前的好几年，毛就在把他的世界革命理念谱成战略战术。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给这一宏大远景注入新的血液，红卫兵冲在前头，成为中国输出革命的新军。他们一有机会，就设法在别国首都和大城市中心举行示威，高喊中国文革的口号、高唱毛语录歌。另一些红卫兵非法越境进入邻国，宣传毛的革命路线和落实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部署。还有一些红卫兵偷越到邻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参加当地游击队。这些与1917年前后欧洲多国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跑到俄国投身十月革命，也是一脉相承的。
　　我对学生说：如果你们把这一波波输出革命的作为，放到两千多年来宏大宗教派别的传教士冒着艰难险阻、走遍天涯海角传播福音的历史连续剧里，就能深刻理解其涵义了。
　　近来令全球担忧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又凸显了以上问题。即便是最恐怖的“伊斯兰国”（ISIS），也不难理解其历史渊源。高举着宗教极端主义的ISIS组织，其宏图第一步是按照千百年前的原教旨，打破近两世纪里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东渐而导致形成的中东世俗国家之间的国界，建立起大一统的神权哈里发国，然后再征服更多的异教徒领土，最终把所有他们认为属于泛伊斯兰区域的地盘都纳入其神权统治之下（Rudolph Giuliani’s and Jessica Kasmer-Jacobs’ Commentaries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4 December 2015, p. A13)。“解放人类、一统天下”是所有这些神教的或世俗的普世主义运动的强大召唤力。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二月图片主题：嘉树）

　　德国博登湖畔的树。博登湖（德语：Bodensee）位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三国交界处，由三国共管。一说是“欧洲第二大湖”，一说是“中欧第三大湖”——这两种说法相当悬殊！但是，不管它地位如何，博登湖的景色，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