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鲍罗廷^挥舞红布的斗牛士 我的使命是掌控形势，推动巨轮前进，随着时间的游移，巨轮也推着我一道前进。我自己也成了这庞然机器裡的齿轮。——鲍罗廷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在苏联伊尔库茨克附近一个最残酷的集中营裡，一名骨瘦如柴、头髮和鬍鬚蓬乱的囚犯，痛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在古拉格的一个最寻常不过的编号。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群跟他一样等死的囚徒。
他熬过了残酷的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能倖免于四十年代末新一轮的大抓捕。他被认定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是“外国民族主义者”——儘管他的前半生奉命在多个国家尤其是在中国拓展苏俄的势力，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战后那几年，苏俄的政治犯的数量更多了。新一轮的政治迫害、战争年代人口状况的剧烈变化以及直接将政治犯排除在外的特赦，使劳改营裡政治犯的比例大大提高。在整个古拉格系统，超过百分之三十五的囚犯被判犯有“反革命罪”。在某些特别偏远、冰天雪地的劳改营，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远远超过百分之五十。 这名死者就是数百万计的政治犯中的一员。
他像一条野狗一样被草草埋葬，没有葬礼，没有墓地，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更没有十字架。此刻，他二十多年前在中国的学生毛泽东和周恩来，已成为新皇朝的皇帝和宰相，而他的死敌蒋介石则在台湾岛上咀嚼失去中国的痛苦——毛泽东和周恩来算是帮他爲二十多年前的失败报了一箭之仇吗？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友人，如孙文、汪精卫、陈独秀、张太雷、瞿秋白、邓演达等人，早已经以或荣耀、或耻辱的不同方式，先他而去。
三年后，史达林死了，他获得平反。那薄薄一纸平反通知书，对他躺卧在西伯利亚冻土中的躯体没有任何意义，却让其遗孀的处境有所改善——她可以领取丈夫的养老金过活了。
他的名字叫鲍罗廷。一九五三年九月三日，《纽约时报》常驻莫斯科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获淮了鲍罗廷去世的消息。这是苏联当局第一次向外界透露鲍罗廷的死讯，而他已经死去两年多了。 鲍罗廷这个名字，在苏俄已被人淡忘，在中国却家喻户晓。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来到中国，点燃了革命的火燄，一度成为大半个中国的“红色教父”，然后他自己也被这火燄灼伤。他是苏俄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的内政、颠覆中华民国政权的代表人物。近代以来，俄国是祸害中国最大的邻国，沙俄时代穷凶极恶地侵佔中国北方的领土，苏联时代则以共产国际爲工具向中国输出革命。
一八八四年，鲍罗廷出生在沙俄前威帖布斯克省的一个穷苦犹太人家庭，年幼时随父迁居拉脱维亚的里加。十六岁时，他参加了犹太社会民主主义同盟（很有意思的是，很多犹太知识分子选择激进左派的政治信仰）。十九岁时，他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参与了一九零五年失败的革命，并遭到沙俄政府通缉。一九零七年，鲍罗廷远走美国，住在芝加哥的贫民区，参加美国社会党，并尝试激进的新闻写作。一九一七年，他回到俄国，看到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一八年，他又奉列宁之命，游走于美国、英国、荷兰、墨西哥，到各国煽风点火。
鲍罗廷的最后一站是中国，他的人生大戏的最壮阔的舞台也是中国。一九二三年秋，他从西伯利亚进入满洲，再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他从上海南下广州。他乘坐的是一艘小轮船，为了掩人耳目，船上还顺带运送了两百隻绵羊，他躺卧在绵羊之中，忍受着臭气。途中还遇到了颱风，如果不是船长在台湾沿海找到避风之处，说不定鲍罗廷也逃不掉这群死得一隻不剩的绵羊的厄运。
救星：鲍罗廷之于孙文
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孙文，视鲍罗廷爲从天而降的救星。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鲍罗廷抵达广州，与孙文第一次会面。鲍罗廷在报告中写道：“孙文非常热烈地欢迎我，让我和他坐在一块，并且目不转睛地凝视我长达数秒钟之久。” 可见，孙文对鲍罗廷这个从苏联来的钦差大臣抱有巨大的期待。联俄联共是孙文的最后一场赌注，如果这一局赌输了，他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孙文将鲍罗廷视为颠覆中华民国的秘密武器，他对中华民国的仇恨甚至超过了对满清王朝的仇恨——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居然被尊为中华民国之“国父”。
鲍罗廷到达广州之际，孙文坐拥孤城、一筹莫展。鲍罗廷发现，广州政权确实危在旦夕。首先，国民党成分複杂、组织涣散，“它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组织结构”，“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其次，“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市民厌战，农民“不再纳税，不再把粮食卖给部队，最终拿起武器在某个地方从后面袭击部队”；再次，孙文号称拥有四万军队，其实大部分是心怀不轨的僱佣军，真正靠得住的只有一支两百人的卫队。 其实，孙文自己也意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
短短几天之后，两人便情同手足、形影不离，孙文将鲍罗廷喻为当年援助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的法国革命家拉法耶特。鲍罗廷带来的不仅是金钱和武器，更是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方式。鲍罗廷提出将国民党的组织改为金字塔结构的建议，也让孙文保留其难以自圆其说的“三民主义”。 孙文内心早已对宋教仁打造的国民党——适宜于议会政治的英美式政党——感到厌烦，而鲍罗廷巧妙地利用孙文的好大喜功，在国民党的新党纲裡爲其安排了庞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孙文大喜过望，任命鲍罗廷爲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顾问。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新国民党一大，全面吸收鲍罗廷的想法，通过打倒帝国主义和联合农工的口号。这个脱胎换骨的新政党，表面上的党魁是孙文，实际上的掌舵者是鲍罗廷——而在鲍罗廷眼中，孙文只是一个需要“挽救”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家”而已。
孙文慷慨地安排鲍罗廷和妻子、两个儿子住在广州市中心的一栋宽敞的两层楼房裡，这栋房子正面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部。鲍罗廷一家人住楼上，秘书和翻译住楼下。这裡的访客川流不息，俨然是孙文府邸之外另一个权力中心。除了妻子范娅，鲍罗廷的心腹是中共党员张太雷，其秘书回忆说：“鲍、张俩甚至同住一房，鲍罗廷绝对信任张的翻译，一定要他陪同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随着鲍罗廷在广州的事业蒸蒸日上，苏俄派遣大量军官和文职人员来到广州，广州变成苏俄的一处非正式的殖民地。每个地方，即便是政治和军事机器之中微不足道的小齿轮，苏联的影响力也无所不在。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秘密报告中指出：“鲍罗廷这位第三国际派驻广州的特使，是这个阴谋网络幕后的邪恶人物，他出手阔绰，散发军火和金钱。”
在这场交易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孙文。孙文充分利用这群苏联政治、军事顾问的专业技能巩固权力，即便充当史达林的“儿皇帝”，也好过那些凄风冷雨的流亡日子。黄埔军校指挥的部队从一九二四年的不足一千人猛增到一九二五年底的三万人。而国民党已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政治组织，苏联驻北京政府的大使加拉罕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中如是说：“国民党正在便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积极的、真正有组织的国民革命政党，这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不管是印度、土耳其还是波斯，都没有这样一个政党，像现在（我强调的是现在）国民党这样举足轻重；像国民党这样，受我们的影响如此之深；像国民党这样，尊重和崇拜我们的权威；像国民党这样如此顺从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加拉罕毫不掩饰地揭露出了国民党与苏联之间的僕从关系，也就是孙文与鲍罗廷之间的僕从关系。
对于国民党的起死回生，胡适在《主义与饭碗》一文中指出，南方“採用俄式组织之后，全部民党，恍若节制之师。政治上之主张俨成宗教上信仰，此爲国民党胜人之处”。不接受共产主义的胡适也承认，西方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文明，但迄今为止中国人仅得到皮毛，并未真正学到什么东西。只是通过苏俄对国民党的援助，中国人才第一次学到一些实质性的内容，特别是苏俄政党那种善于组织的功夫。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孙文在北京弥留之际，签署了关于国事、家事及致苏联政府的遗书。苏联政府是唯一支持他的外国政府，鲍罗廷是他惟一的“外国朋友”。鲍罗廷对孙文的辅佐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难怪一九二八年三月有个传教士对胡适说，“此时中国需要一个英美式的鲍罗廷”。胡适略带挖苦但又不无怨恨地告诉对方：“可惜英美国家就产不出一个鲍罗廷。” 英美国家为什麽产不出一个鲍罗廷呢？英美国家没有发明出一套瞒天过海的“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只能诉诸于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原则。列文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常常爲中国抗议者提供反对中国统治阶级之思想资源的西方自由国家，往往支持那些民心尽失的中国政权；而对于民心尽失的中国政权来说，承认外国人的要求是从外国人手中得到镇压国内敌对势力所需武力援助的关键。”
孙文当然感激苏俄和鲍罗廷对他起死回生的恩情，在给苏共及苏联政权的最后告白中，一往深情地说：“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这一定是鲍罗廷乐于看到的一段文字。
死敌：鲍罗廷之于与蒋介石
孙文去世后，苏联在广东扶植傀儡政府的决策并未改变。据军事顾问卡列亚金回忆，仅在一九二六年十月，莫斯科就向广州政府提供了二十四架飞机、一百五十七门野炮、四十八门山炮、一百二十八门迫击炮、二百九十五挺重机枪、近七千四百枝步枪、十一万枚手榴弹、一点二四亿发步枪子弹、五万发抱弹等。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符合当时的最高标凖，具备优异的技术性能，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军阀部队的同类武器。比如，中国军阀在那些年裡几乎没有空军，刚刚学会使用重机枪。同时，一艘艘轮船满载汽油、煤油、重油、煤炭、木材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巴统运至广州。苏联政府还向广州政府贷款一千万元用于开办中央银行。 若没有这些源源不断的武器、战略物质和金钱，此前无比孱弱、屡战屡败的广东政府，怎么可能在短短两年就“麻雀变凤凰”？
鲍罗廷的地位建立在来自苏联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上，他像魔术师一样，点石成金。史达林授予鲍氏在中国的专断之权，“盖因华人程度幼稚，而鲍氏等则从事于社会革命已历二十馀年，就此经历一端，自宜服从之也”。 一九二七年，党军北伐佔据半个中国，鲍罗廷在中国的事业达到顶峰，然后瞬间跌入谷底，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鲍罗廷和蒋介石最初发生矛盾，是对何时北伐看法不同。蒋希望尽快北伐，鲍罗廷则希望做更充分的准备，担心军事失利会让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鲍罗廷更知道蒋介石急于北伐是想建立个人功勋，他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蒋介石是个性格独特的特殊人物，他贪恋荣誉和权力，并渴望成为中国的英雄。他一意孤行，脱离群众，无论如何，未了争取荣耀，达到他的目的，他有时也会利用群众，利用中国共产党，利用我们。”
这一次争论，羽翼已丰的蒋介石占了上风。北伐在军事上取得意料不到的胜利，鲍罗廷转而支持北伐。很快，双方围绕迁都一事再次发生衝突。蒋介石的行营在南昌，南昌成为新的军事和政治中心。鲍罗廷提出尽快迁都武汉，迎汪精卫入驻武汉，以实现“以汪制蒋”之策略。 这场迁都之争，背后乃是权力之争。
一月十二日，蒋介石乘军舰由九江抵达汉口，武汉方面为其举办盛大的欢迎式。然而，这天晚上蒋介石与鲍罗廷发生了最严重的衝突。蒋在日记中记载：“晚，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踰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鲍罗廷说了什么话让蒋介石如此愤怒？鲍罗廷讲了一个小故事讽喻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鲍罗廷甚至指名道姓地威胁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
蒋没有当场发作，却视之为奇耻大辱。蒋在武汉停留一周，仍未缓解双方的对立，他离开时，街上已出现“打倒蒋介石”之标语。很明显，在武汉掌握军权的唐生智和掌握政治权力的鲍罗廷已成为蒋的死对头，“鲍罗廷是左派的神经中枢和催化剂，唐生智则为鲍罗廷提供了军事力量”。 蒋四月二十日在对黄埔同学会发表训词时对鲍罗廷的公然羞辱仍然念念不忘：“我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子严重。乃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又是中国国民党裡面的一个领袖，来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个事？……你不止是欺负我个人，不止是压迫我个一个人，你完全是欺负我们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哪裡可以放过你！”
此时，鲍罗廷又下了一步臭棋。他写信给李宗仁，建议李取蒋而代之，出任北伐军总司令，并答应给予军火和金钱支持。但李担心若逼蒋下台，中共会乘虚而入，遂予以拒绝。李痛恨共产党，也为了自保，极有可能向蒋报告了鲍罗廷的建议。对此，蒋十分忧心，一连几天失眠，四度在日记中吐露自杀的念头，希望以死明志“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
蒋介石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自杀之说亦不可当真。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不顾痢疾重病，在南昌与军政要员商谈驱逐鲍罗廷事。蒋提出：“必欲去鲍尔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但蒋的提议并未得到众人的支持。何香凝、顾孟余、戴季陶等人认为驱鲍事关重大，“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蒋甚为失望，叹曰：“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其实，当时的国民党离不开苏俄的援助，没有人敢跟鲍罗廷撕破脸。
然而，鲍罗廷急不可耐地公开抨击蒋介石，痛斥蒋是穷兵黩武的新军阀。他从来瞧不起蒋介石，以为蒋“一无所有，他是光杆司令，而我们拥有一切”，但他很快就尝到轻敌的苦果。二月二十一日，武汉方面自行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决定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蒋介石认为武汉的行为由鲍罗廷操纵，将所有的愤怒归罪于鲍罗廷一身：“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奸党之计毒极矣，鲍氏之肉，不足食也”。
二月二十三日，蒋介石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会谈（蒋已知晓维经斯基与鲍罗廷不和）。蒋径直向维经斯基发问：共产国际是要国民党团结呢，还是要国民党分裂？国民党现在所有纠纷，“皆由鲍一人所起也，其言行横暴卑污，思之愤恨”。蒋并扬言，“政府迁期乃待第三国际撤鲍之电与已回去方定”。这等于是要胁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维经斯基立即向史达林作了汇报。
莫斯科支持武汉政府和鲍罗廷，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没有参加。会议通过许多鲍罗廷的主张，对蒋介石的权力进行限制，蒋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职被免，仅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实职。
与檯面上的动作相配合的，是幕后更大的阴谋。四月十日及十一日，鲍罗廷在汉口跑马场后面四川军阀杨森被没收的住宅内，召集祕密会议，商讨暗杀蒋介石事宜。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不同意这一计划，加伦将军的一名侍从叛逃之后，在上《字林西报》发表文章，披露有关情形。
鲍罗廷在会上说：“同志多人，曾经建议吾人除去蒋介石，并已有人将担任执行此项使命。”他接著告知，苏俄间谍披脱老夫已准备担负此事之全责，甚至愿意为此牺牲生命。而共产党人李立三更提出具体建议：他熟悉蒋介石司令部之路径，可毒毙蒋氏，甚爲易事，只嘱一医生出而证明其爲患心弱而死即可。
鲍罗廷的暗杀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蒋介石就已决定利用其掌握的军队作出最后一搏。鲍罗廷的祕密会议之后的第二天，蒋便在上海发起“清党”屠杀。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号命令是通缉共产党首要，名列榜首的就是蒋恨之入骨的鲍罗廷。
太上皇：鲍罗廷之于陈独秀
鲍罗廷的对外身份是苏联罗斯塔新闻社驻华特派员，真实身份是苏联政府派驻孙文“淮政权”的“永久的全权代表”。有过在欧美生活经历的鲍罗廷，风度翩翩，文质彬彬，丝毫没有一般苏俄官员身上的僵硬和土气。有西方记者形容他说：“站在我前面第这个人身材高大，体态匀称，年约五十岁，他举止从容、优雅，讲话慢条斯理，嗓音低沉、和谐。他的一双眼睛深邃、炯炯有神，仿佛是属于梦想家、发明家，这双眼睛令他消瘦、满面皱纹的脸庞熠熠生辉。”就连广州神学院院长香雅各（James Henry）博士也认为，鲍罗廷“个性讨人喜欢，诚恳真挚，令人印象深刻，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香雅各问鲍罗廷是否喜欢中国人，鲍罗廷对这个提问惊讶万分，思索片刻之后说：“我从不考虑这个问题。” 这是典型的外交家口吻，鲍罗廷内心真实想法或许是：我才不会像你们愚蠢的传教士那样爱中国人，我来这裡只是要让曾在苏联燃烧的革命之火席卷这片东方的土地，进而将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国。苏俄对中国的每一笔投资都要加倍地收回，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鲍罗廷的同事加拉罕曾要求鲍罗廷“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他所“固有的隐蔽性” ，但长期在欧美国家过着“隐身”生活的鲍罗廷置若罔闻，他要站在舞台中央，要成爲在中国最高调的苏联顾问。在广州，他被称为“广州王”；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他又变成“武汉王”。
鲍罗廷竭力排挤加伦等其他苏联顾问，建立起“鲍罗廷同志的个人独裁”，不仅控制政治事务，也将军事部牢牢控制在其手中。苏联顾问赫梅廖夫认为：“所有电报只能以鲍罗廷的名义发出。甚至连给北京寄什么样的邮件这样的问题，鲍罗廷也把决定权留给自己。这种情况显然不正常。” 鲍罗廷统治著数百名苏联的政治、军事顾问，以及通过他们所指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鲍罗廷对他的苏联同事盛气凌人，对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对毫无实力的中共领导人更是不屑一顾。鲍罗廷认为，他有足够的“草料”饲养这群“嗷嗷待哺的牛羊”。加伦将军的侍卫披露说：“人皆以为中国共产党当然有重要华人爲首领，得加入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之机密会议，并由其指导一切活动，然不知由莫斯科方面之眼光观之，其视名义上之华人首领，不过如小学生之流，实际上指导之责任，操诸鲍罗廷等人之手。其手下尚有多人助之办理一切事务，对于华人，殊少信赖，偶尔不关紧要事，始与之商议而已。”
然而，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倔强和固执丝毫不亚于蒋介石。陈独秀被后辈形容为永不服输的“老头子”，而他自诩为“龙性岂易驯”。陈独秀基本上还是一名旧式文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人士。他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却被缺席选举爲总书记，与会者多半是他在北大的学生以及被《新青年》啓蒙的年青人，他们景仰他崇高的声望。陈独秀却不甘于做一名垂拱而治的党魁。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由共产国际指导刚刚成立的中共展开工作时，他断然拒绝：“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绝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与当时大多数中共党员无比崇拜苏联不同，陈独秀一开始便对苏联存有深刻的不信任，这就使得他与以太上皇自居的鲍罗廷关系紧张。
一九二七年四月，陈独秀来到武汉，他立即发现，这裡是鲍罗廷的天下，他的中共总书记的职位是个空壳子。中共政治局会议在鲍罗廷的府邸召开，鲍罗廷在会上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指手画脚。两人常常在会议上针锋相对：蒋介石翻脸前，陈独秀不同意鲍罗廷对蒋的让步政策；蒋介石翻脸后，陈独秀更不同意自取灭亡的暴动计划——鲍罗廷传达了史达林要求中共组织一支七万人的军队的指示，陈独秀评论说：“这简直是在尿桶裡洗澡。”然而，中共维持运作的每一分钱都来自苏俄，身为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没有一兵一卒。鲍罗廷通过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控制了中共中央，“陈独秀如同小媳妇”。 这一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窝囊”的时期。
七月十二日，鲍罗廷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传达莫斯科的命令，将陈独秀免职。此前八天，陈独秀的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下令处死。 此后三天，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进行“分共”。
鲍罗廷及其主子史达林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陈独秀身上。鲍罗廷要求陈独秀赴莫斯科汇报工作。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随后退出政党政治，恢复书生身份，以“撒翁”爲笔名撰写政论文章，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找回了《新青年》时代的激情睿智和锋芒毕露。
鲍罗廷与陈独秀最后的来往，是让瞿秋白去劝诫陈独秀不要公开批评苏联和中共，但陈独秀不为所动，他不愿在出让自己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廖。晚年的陈独秀以“终身的反对派”的身份对抗国共两党。从国民党的牢狱中获释之后，在抗战的硝烟裡困居四川江津，却在思想上回归五四时代的民主自由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猛烈抨击中共及其依附对苏联所施行的独裁专制制度，“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达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达林倒了，会有无数史达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他已经预料到毛泽东会是一名中国版的史达林，所以拒绝去延安的邀请。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六十四岁的陈独秀孤独地辞世，临终嘱夫人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独立”。陈独秀去世七年之后，胡适看到陈独秀晚年的文稿和书信，如获至宝，将其编辑爲《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在香港自由中国社出版。 那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国民党的败局和共产党的胜利已不可避免，陈独秀的真知灼见将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直到一九九一年苏联政权的崩解，而且还将等到日后中共政权的覆灭。
财神爷：鲍罗廷之于冯玉祥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九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直接对政治局负责的中国委员会，随后决定援助冯玉祥大笔军火和金钱。 苏联利用冯玉祥影响中国北方政局的做法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冯玉祥赴苏联考察，看到苏联的强大，羡慕不已，决定全面投靠。
冯玉祥的军队是军阀中装备最差的部队之一，他盘踞在贫瘠的西北，财源枯竭，无力招兵买马。自从跟苏联拉上关系，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裡，冯玉祥的国民军从苏联获得大量的步枪、弹药、大抱、飞机、药品等，数量甚至超过苏联对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军援。苏联派出教官帮助冯玉祥开办军械厂、军校、军医院。冯玉祥任命在苏联陪同他访问的乌斯曼诺夫任政治军事顾问，在各军成立政治处。中共也派遣两百多名党员到国民军中工作，还从北方区委、莫斯科、广州和上海调遣了不少得力人士入伙。
此前，鲍罗廷在土伦与冯玉祥畅谈三天三夜，彼此情投意合。当鲍罗廷发现蒋介石不可靠之后，又将牌押在冯玉祥身上，力主武汉方面进军河南，与冯军会师中州。 鲍罗廷认为，跟桀骜不驯的蒋介石比起来，对其毕恭毕敬、奉其爲导师的冯玉祥，似乎更容易驾驭。然而，鲍罗廷固有纵横捭阖之才，却没能洞悉城府更深的“倒戈将军”冯玉祥的心机——由于冯氏一生中时常背主倒戈，有人将其字「焕章」改为「换章」（换章意即打麻将换牌之意）。
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宁汉分裂，冯玉祥成为寜汉双方争抢的“香饽饽”。冯玉祥先在郑州与汪精卫会面，后在徐州与蒋介石会面。当蒋介石向冯玉祥承诺给予更多的金钱、武器和地盘，“红色将军”立即改变颜色，支持蒋介石清党。
不过，冯玉祥毕竟与苏联渊源太深，他不敢与苏联决裂，至少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冯玉祥对辖区内的中共党员和苏联顾问，没有赶尽杀绝，只是“礼送出境”——在离开者当中，有一个名叫邓小平的留苏归来的共产党干部。冯玉祥若是杀掉包括邓小平在内一批共产党人，文革之后中国的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呢？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苏联轮船“纪念列宁号”赴汉口装运茶叶，在浦口被奉军张宗昌部查出载有鲍罗廷的夫人法因•娜鲍罗廷娜及其他三名苏俄间谍，还有大量宣传品。张宗昌命令一併扣留。 苏俄驻北京使馆向北京外交部发出抗议，外长顾维钧驳斥说，被扣俄人来华宣传共产，企图破坏中国之社会组织，必须澈底追查加以处分。五月，四人被押送到北京接受审判。律师坎托罗维奇在法庭上指出，这件案子“是中国针对苏联公民乃至所有无条约关系的外国人的第一桩重大政治诉案”，“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七月十二日，负责审判该案的法官霍冲据说具有“民主倾向”，对涉案人员作出无罪宣判。后来，鲍罗廷娜在回忆录《在中国暴君的刑讯室裡》承认，霍冲并不具有“民主性”，而是得到苏联政府二十万美元的贿赂。然后，法官和四人都逃之夭夭——盛怒之下的张宗昌将法官的亲人投入大牢，北京警备司令部悬赏三万美元捉拿鲍罗廷娜。 从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可看出，北洋政府对司法系统的控制多么鬆懈。换一个角度来看，司法独立在中国已初具雏形——儘管司法腐败难以杜绝。
就在鲍罗廷娜获释的同一天，武汉政府向鲍罗廷发出逐客令。宋子文陪同鲍罗廷上庐山休养，并商定离开中国的行程。海路已不安全，东北在奉军控制下。天无绝人之路，冯玉祥许诺爲鲍罗廷提供从西北经过蒙古回苏联的安全通道。十八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当天以密码文件形式发往武汉的一封电报：“按照党的纪律命令鲍罗廷立即回莫斯科。未经上级淮许，鲍罗廷不能给自己任命副手。从现在起加伦按照由此发出的预先指示支配钱款。” 鲍罗廷已失宠，回苏联凶多吉少，但他在中国已无立锥之地，作为苏共党员，又怎能抗命不从呢？
二十七日，鲍罗廷离开即将变天的武汉。汪精卫等武汉方面的大员客客气气地前来送行，言不由衷地高度评价鲍罗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临行前，鲍罗廷抓住最后的机会，与一些将领商谈，希望他们继续接受苏联的援助和指挥，然后他知道这些努力已无济于事。他的同伴说，这些将军非常友善，真心热爱苏俄。鲍罗廷反驳说：“他们还很年轻，他们年轻时，个个是好人。”
在鲍罗廷抵达郑州冯玉祥的辖区后，中共在南昌发起暴动。感到受欺骗的汪精卫大怒，给冯玉祥发去电报，命令名义上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冯玉祥抓捕并处决鲍罗廷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冯玉祥心想：你要杀他，你为何不在武汉动手？汪精卫想学曹操的做法，想杀祢衡，自己不动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假手于黄祖而杀之，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可是我决不是黄祖”。他连夜催促患恶性疟疾的鲍罗廷动身，若鲍离开郑州，他就可以用“鞭长莫及”敷衍汪。
八月三日，鲍罗廷一行的专列到了铁路的终点——陕州。然而，他们组成五辆轿车和五辆卡车的车队继续往北。九月六日，他们翻过长城，离开中国国境，进入苏联的保护国蒙古，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九月十八日，鲍罗廷一行安全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因为放了邓小平，也放了鲍罗廷，冯玉祥与苏联和中共仍保持藕断丝连之关系。二十一年之后，在海外游历的冯玉祥接受中共邀请，搭苏联轮船「胜利」号，返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殊不料，「胜利」号正向敖德萨港口进发时突然失火，冯玉祥被烟燻窒息致死，时年六十六岁——死在苏联的轮船上，是不是他的宿命呢？
替罪羊：鲍罗廷之于史达林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作为“一个被打败的人”，鲍罗廷回到阔别四年的莫斯科，死裡逃生的他，却没有喘息的时间。
鲍罗廷将陈独秀当作替罪羊，陈独秀没有乖乖就范；史达林将鲍罗廷当作替罪羊，鲍罗廷却束手就擒。史达林曾轻蔑地说：“我知道蒋介石在向我们玩弄阴谋诡计，但倒霉的会是他。我们将会把他当柠檬来挤，国际共产党人不妨将之一挤再挤，挤干之后就扔掉。”然而，不愿成为柠檬的蒋介石却先发制人，将中共和苏联当作柠檬挤干后丢弃。
史达林的远东政策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但他不会承认失败。他的党内最可怕的对手托洛茨基，正以此爲突破口向他发起攻击；如果他示弱，首先倒下的就是他。于是，史达林将鲍罗廷当作羔羊抛出来，再对托洛茨基发出致命的攻击。鲍罗廷上交了一份数万字的中国工作报告，却未得到谅解，甚至有人将“鲍罗廷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併列。
史达林网开一面，给了鲍罗廷一份无足轻重的工作：一份新的报纸《莫斯科每日新闻》的主编。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蜗居在莫斯科简陋的公寓裡，无权无势的鲍罗廷一定时常回想在中国风光无限的日子。刚来中国的时候，穷人家子弟的鲍罗廷连坐人力车都感到害羞，而在成为中国革命高高在上的“教父”之后，他迅速懂得如何掌握、运用和享受权力。武汉刚刚成为国民政府的权力中枢，他就搬进一所富丽堂皇的大宅邸，房间内有锦缎窗帘，昂贵的家具，还配有中央暖气。
鲍罗廷在这座“准总统府”裡发号施令。他有卫队二十人，终日武装，以防不测。鲍罗廷同其秘书、译员和卫队，住在顶层。进出该栋房屋的访客，必须有特别徽章，其记号爲一种磁质红星，而且还要在楼梯下接受盘问和搜身。得到许可之后，保镖会按电铃告诉楼上，有来访者即将上楼。在此宅邸内，还设有一印刷所，发行日报《人民论坛报》，其权威地位甚至超过武汉政府的机关报。
当时，有一名西方记者用隐晦的笔调描述了鲍罗廷到中国两年间的变化：“他对每件事都兴緻勃勃，他以耐性，幽默、缜密的态度来处理每一件事。就这点来看，他不像那种典型的革命家——从欣赏美景到绑鞋带都不忘阶级斗争、毫无情趣的狂热之徒。鲍罗廷具备列宁那种疏离的人格特质，从人事的大方向来明察秋毫。”列宁刻意与其他革命领袖保持距离，鲍罗廷更是将所有的中国革命者都视为他的奴僕。如果中国革命成功，他岂不可以充当中国的“摄政王”？
然而，失败的降临出其不意，而且是一败涂地。一九二七年夏天，鲍罗廷离开中国前夕，一位瑞典记者连夜採访了他。这位记者如此描写当时陷入沮丧之中的鲍罗廷：
鲍罗廷往后仰，身陷扶手椅中，正在一旁的灯光，洒落在他身上那件宽鬆的热带套装上，他那苍白的脸庞在阴影中轮廓分明，尤其是下颚、深邃的双眸以及稀疏的黑髮，鲍罗廷纹丝不动，沉思良久，缓缓摸着鬍鬚，最后用低沉、压抑的语调说：“我来中国是爲理想而奋斗，解放东方人民，实现世界革命的梦想将我带来此地。但中国本身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社会问题庞杂，无限的可能性，都令我惊愕万分，也将我淹没其中，我的世界革命思想逐渐褪色。”
中国左右了鲍罗廷，让他认清这世上有些事情是他和史达林无法一手控制的。在中国的经历，是他一生中的亮点和污点，也成为史达林对他动了杀机的原因。
一九四九年，鲍罗廷的老朋友、美国左翼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将一部写中国革命的书稿带给鲍罗廷，鲍罗廷在莫斯科四处热心推荐这本书的出版。而苏联宣传部门认为，书中没有提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能出版。
那时，史达林正因为南斯拉夫铁托“不听话”，对共产党阵营内部的“民族主义”问题十分敏感。当克格勃将鲍罗廷和斯特朗的活动报告给史达林，史达林被激怒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和二月四日，鲍罗廷和斯特朗先后遭到逮捕。五天之后，斯特朗被驱逐出苏联，鲍罗廷却永远消失了。
鲍罗廷不是惟一的牺牲品，史达林几乎将当年与鲍罗廷一起派驻远东的高级外交官、情报人员、军官和共产国际成员全部抓捕并杀害了：越飞，与孙文联名发表《孙越宣言》的苏联特使，以自杀结束生命，抗议灭绝政敌的行径；加拉罕，苏联第一位驻中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不经宣判就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克格勃总部卢比扬卡被枪决；布柳赫尔元帅（加伦）与副官一起于一九三八年在莫斯科被杀害；担任过驻北京武官的叶戈罗夫元帅因图哈切夫案被枪决；帮助中共建党的雅科夫列夫，此前曾经负责押送和处决沙皇一家，没有料到自己也成为古拉格群岛的囚徒，并于一九三八年被处死……这张名单可以无穷尽地开下去。 这些祸害中国的凶手，被更大的恶魔史达林无情地吞噬了。
在古拉格劳改营死去的鲍罗廷，临死之时念叨的或许是那段他亲笔写下的关于中国革命浪潮的感慨：“爲了革命信仰，四年的奋斗牺牲已付之东流。历史总是一再重演。它起先是以悲剧的面貌出现，第二次则是悲喜剧。革命力量已推至长江流域。人跳进这浊流中，浮起来时是满腔破碎的希望。”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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