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中国新财税主义宣言（十八章版本）

　　——中国财税改革理念与解决方案

　　前言：新财税主义宣言完稿之后，特别是新财税主义三十人论坛成立之后，得到社会各方面高度重视，新华社、凤凰卫视、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企业报、新浪网、财新网、中国网等媒体先后对新财税主义的财税改革方案进行报道，凤凰卫视石评大财经认为“新财税主义与货币主义、产权主义共同构成中国经济走出困局的三条思路”，新媒体财经头条认为“新财税有望成为继新供给、新结构之后的第三选项”，财新网也刊发专家评论认为“新财税主义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在此之后期笔者又做了多次修改，完善并增加了财税改革落地方案，因此我们再全文发表，以便更多学者、读者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全文将从十八个章节展开，全面阐述这一理论。

　　——作者题注

　　我们遇到的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这不是一届政府、一个领导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

　　根据我们的分析，当今世界迟迟走不出经济危机，最核心的问题就出在财税问题上，如果没有财税改革，仅仅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市场政策或是期待其他产业热点的出现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债务危机，确认的说是“政府债务危机”，而金融危机只是政府债务危机的表现形式而已。

　　我们认为，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当今世界各国的财税体系已经不适合世界的发展，因此才产生了巨大的政府债务问题，全世界都必须开展一次彻底的财税改革，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

　　新财税主义就是从财税改革的角度对经济危机进行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的。

一、为什么本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政府债务危机？

　　华尔街金融危机最初的根源在于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两场战争欠下巨债不得不府削减政府保障房支出，而削减保障房支出的策略则是由政府企业(两房)提供担保，最终由华尔街的投行机将银行发放给穷人的贷款证券化，以金融衍生品的形式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最终酿成次债危机，后又演变成华尔街金融危机，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危机，但最初的源头是政府欠债甩包袱，是政府债务向民间转移的结果，因此经济危机虽然表现为民间债务危机，但从本质上仍然是的政府债务危机。

　　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各国政府债务高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面对政府债务危机，目前人类还没有拿出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案，甚至几乎没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所以经济危机已经长达八年，都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二、经济学界拿不出政府债务危机解决方案，导致经济危机长期化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危机拯救方案，总结起来也无非是采用了三个经济学派的主张，分别是货币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美国采用的是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先是采取的奥地利学派的财政紧缩政策，后学习美国转向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先是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后来又转向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紧缩。

　　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还是奥地利学派目前来看，对解决经济危机都不是最优办法，都无法带领世界走出危机，而且对于政府债务危机这一根本性问题，目前没有一个学派提出主张，如果经济学界对政府债务问题视而不见，那必将导致经济危机长期化，世界经济很难重启增长，因此我们必须提出新财税改革方案才能拯救经济危机，帮助世界各国走出债务泥潭。

三、新财税主义是新结构经济学与新供给主义的重要补充

　　  本次经济危机后，中国学者也加入到了世界经济学创新的序列，先后有林毅夫先生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主张，滕泰、贾康等学者也提出了”新供给主义”主张，其实这两个学派虽然论述角度不同，但最终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中国的产业升级问题，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财税改革做基础，没有充足的财源做基础，新结构主义和新供给主义两大学派所主张的产业升级都不可能实现，不可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此当前中国政府在综合前两大学派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而新财税主义的提出与以上两大学术主张，既不对立，更不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新财税主义也可以看做是以上两大学派的财税部分，因为就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来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不能仅局限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应该将财税结构的改革包括在内，而新财税主义经济学就是研究的财税结构改革问题的，而新供给主义最终目的还是提高总量供给，而没有充分财源做基础，仅仅靠放松管制也是很难提高供给的，因此经济供给不仅包括私人企业供给而且也包括政府供给，而笔者也多次指出，政府供给与私人企业供给是相互融合，互相促进的，而且政府供给是私人供给的基础。因此新结构主义、新供给主义与新财税主义完全可以形成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三角”，从不同侧面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这种关系民族复兴大业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战中，更多强调政府作用的新结构主义和更多强调市场作用的新供给主义可以看做两路兵马，而新财税主义则是为这两路大军解决粮草问题，因此都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四、用财税改革解决经济问题是经济学的传统

　　财税问题研究在中国经济学界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容易被提及的生僻话题，但是从世界

　　的宏观经济研究来看，却不是这样，财税问题一直处于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就有大量的关于财政和税收问题的论述，比如在古代时期，亚当斯密提出的是"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少费用"税收四原则至今仍被应用。

　　到了近代，上世纪三十年代解决大萧条，凯恩斯也是从财政和税收两大角度提出解决建议，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经济措施就是增加财政支出和降低企业税收，以此来拯救经济危机。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滞涨”时期，供给学派兴起，也是主要是财税角度提出解决建议的，当时他们的建议是降低财政支出的同时降低税收，因此财税研究从来都用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性研究。因此笔者提出“新财税主义”，主张从财税角度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完全符合经济学的传统与国际惯例，而且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主流做法。

五、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进行财税改革？

　　面对现实，我们也认为财税改革目前是解决中国一切经济问题 的牛鼻子，是中国经济

　　改革第一位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真正关系到全局，并且可以突破全局的问题。

　　首先中国政府债务的规模已经很大，中国每年的财政利息已经超过五千亿，每年财政赤字超过两万亿，累计政府债务高达几十万亿元，如果不进行财税改革，长此以往政府财政支付财政利息都会变非常困难，更不用说还清政府债务了。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不能像西方那样将财政难题不停的留给后人，必须下决心解决。

　　其次税收问题，绝不是仅仅关系到国家和政府财政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体经济的问

　　题，特别是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问题，而财政赤字过大必然阻碍经济增长，而且已经成为中国阻碍经济增长的头号因素，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税收不足，赤字高企，每年大量的利息支出严重挤压了政府的财政投资空间，对政府建设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当国家投资掉下来后，民间投资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因为国家投资是一切民间投资的先导，是上游投资，如果没有国家投资先行，或是没有国家投资做基础，大部分民间投资根本无法启动，比如没有国家修建高速公路，就没有高速公路两旁遍地开发的工业园区和现代化工厂，没有国家修建地铁，就不可能有地铁沿线拔地而起的现代居民楼房，没有国家在电信网络方面的投入，也就没有各行各业互联网+的火热。

　　同样在消费领域也是一样，没有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就不会有消费。国家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不存在挤出效应，而是共赢效应。比如国家投资一元钱，可以带动民间投资一元钱，当国家投资降低为五角钱时，民间投资也立马降低到五角钱，因此需要增加国家投资的带动效应。

六、政府债务危机不是偶然的政策失误所致，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无一例外的面临政府债务问题，这绝不是哪个国家的偶然经济政策失误所致，他们是具有共性的，因此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也只需要一个相同的方法，一个相同的理论就可以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喜欢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模型解释社会问题，其实在我们新财税主义看来，本次经济危机也是一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爆发，是生产力大幅进步后，生产关系没有相应调整的结果，当然这里的生产关系不是指政治关系，而是指政府的财政税收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延伸出来的政府对整个社会的管理与服务体系，目前各国政府所普遍实行的财政税收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改革。

　　人类不仅需要改革，而且需要一次像上世纪的罗斯福新政同样力度的全面的财税改革。

七、罗斯福新政克服大萧条的秘诀在于财税改革，而非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

　　罗斯福新政是人类目前唯一有效解决“大萧条”的成功实验，其经验弥足珍贵，上世纪人类遇到的经济危机很多，如拉美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俄罗斯经济危机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经过经济危机后都一蹶不振，萧条时间都长达二三十年之久，都没有能够像罗斯福新政一样成功克服萧条，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人们往往归因于凯恩斯主义，但根据我的分析，美国走出大萧条，并不完全是靠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赤字投资政策，而是因为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这是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中所不具备的。

　　比如现在维持美国财政收入的第一大税种——个人所得税和第二大税种——社会保障税都是罗斯福新政时建立的，在大萧条之前，个人所得税在美国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税种，只是少数人才交个人所得税，罗斯福新政之后，个人所得税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税种，在大萧条之前，美国没有社会保障税，大萧条后社会保障税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税种，有了这两大税收做基础，美国政府才有充足的财政资金进行投资与社会保障建设，因此即使经历了二战，美国政府也没有为美国人民欠下多少债务，其债务水平一直在可控范围之内。

　　而且美国目前的财政体系仍然是罗斯福新政时期奠立的，因此罗斯福的财税改革不仅仅帮助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而且奠定了战后美国长达三十年的黄金时代，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减税政策又将美国重新拖入了危机。

八、罗斯福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区别

　　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思想，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罗斯福主义”以区便于与凯恩斯主义进行比较，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学界很少有人探讨罗斯福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区别，其实根据笔者的研究，两者具有根本性的不同，首先，凯恩斯主张赤字财政，而罗斯福是财政平衡主义者，其次凯恩斯主张减税，而罗斯福则主张采取加税的政策。

　　罗斯福拯救大萧条是按他自己的思路进行的，因此我们认为真正拯救大萧条的是罗斯福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赤字加减税的经济政策只能拯救小萧条，大萧条则不行，因为大萧条需要动用的资金太多，仅仅靠财政赤字根本不可支撑，大幅赤字最多只能维持三年就会达到极限，因此中国之前的经济危机完全用凯恩斯主义的周期性投资政策解决，而现在中国与世界遇到的是百年一遇的长周期危机，如果还才有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投资政策就会出现失灵的情况，而且有可能将政府导向债务危机。

　　 因此本次危机用凯恩斯主义解决就会出现治标不治本的情况，因为这不是常见的经济周期性危机，而是一场政府财税危机，是一个国家的财税体系无法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危机。如果中国与世界不进行财税改革，那么整个人类都会像上世纪的拉美、日本、东南亚经济危机一样陷入一个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萧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九、新财税主义的核心经济思想

　　1、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

　　新财税主义认为， 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才可以，一般纯农业国家的财政税收会占到这个国家GDP的10%左右是合适的，中国和欧洲的古代都是这种状况，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的财政税收占到GDP的20%左右是合适的，在非洲和南亚的一些贫穷国家仍然处于这样的税收水平，一个全面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财税税收占到GDP的30%左右是合适的，而一个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财政税收一般要占到这个国家GDP的40%左右，这也是中国目前应该达到的税收水平，而在发达国家的税收一般占到GDP的50%左右，北欧高福利国家甚至更高。

　　有人认为美国、日本税收没有达到50%，但这只是统计口径的问题，比如美国的医保是私有化的，并没有纳入社保税的统计范围，但人们仍然要缴纳远比国家社保更高的医保费用，美国存在重多的私立学校，这也没有纳入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比如日本的社会保障缴费很多也没有纳入宏观税负统计，而中国的财政支出统计口径则过大，比如中国的事业单位、商业团体、科研单位都是公务员编制，甚至不少的清洁工都是有编制的人员，导致中国财政支出统计口径过大。

　　2、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

　　新财税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财政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政府必须不断的改革这个国家的财税制度、财税种类与财政征收方式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财政支出的加大。

　　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分工越细致，人民对政府服务需求就会越多，人民也需要享受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更高等的学校教育和更好的医疗水平。回顾人类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在频繁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逼迫下，人类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建立了社会福利体系，财政税收都相应的进行了大幅提高。

　　如果将人们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的话，那么随时社会的发展，人类维持生活所消费的公共产品的比重将会超越私人产品，当人类对公共产品的消费超过私人产品之后，那就意味着人类至少要将超过一半的收入交给公共财政进行支配，这也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都超过50%的原因所在。

　　3、经济危机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结果

　　新财税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往往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水平满足不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而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之后还认识不到这点的话，就会导致经济危机长期化，也就是短期的经济危机将会转变为长期的经济萧条，直到这个国家的财税体系得到根本性改革，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当然这种变革一般是要将这个国家的财税水平提高到这个国家对应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水平。

　　本轮经济危机也是人类财税体系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经济危机前人类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前两次科技革命之后人类都进行了财税调整，但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人类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财税调整，所以诞生了经济危机，人类走出本次经济危机也要靠财税体系的调整，人类又到了财税体系革命必要时刻。

　　同样“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也是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之后，他们国家的财政水平没有相应提高的结果，比如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在实现经济半发达之后都没有相应的提高税收，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所以这些国家会出现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等情况，必然爆发经济危机。

　　同样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是最重视社会保障的经济体，所以新加坡的人均经济水平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发达国家，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而韩国、台湾这些经济体则不注重社会保障建设，尽管拥有众多世界顶级企业，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却只有正常发达国家的一半。

　　4、减税只能是阶段性政策，违背社会发展潮流，不适合中国与世界

　　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核心是债务危机，其根源就在于上世纪美国里根开启的减税风潮，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可能再成为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如果再继续减税，增加赤字，那将面临巨大的利息支出，最终每年的新增财政收入只能用于还利息，而不能用于经济建设，政府财政会走入“以债还债”的恶性循环，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已经陷入了这样的危险循环。

　　5、我们不应该盲目反对增加税收，而是应该反对不合理的增加税收。

　　盲目反对增加税收和盲目迎合降低税收都是民粹和愚昧的行为，如果增加税收有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必要性就应该增加，如果减税的好处不是惠及众人，那减税也没必要得到支持，连巴菲特、比尔盖茨等超级富人有群都主张增加税收，说明目前的税收体系确认存在不合理性，民众如果是反对为自己增加税收，那是有情可原的，如果是替那些每天都在奢靡浪费的人反对征税，那就是一种愚昧。况且新财税主义反对的盲目的对税率进行调整，主张是对税收进行重构，因此新财税主义的税收主张是有增有减。而且税收调整的核心精神是科学和平等。

十、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税收结构变迁规律

　　笔者的新财税主义是一个关于税收结构研究的理论，根据笔者的研究，人类的税收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迁的，而且也是应该不断变迁的，比如根据笔者的总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税收结构主要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初期是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时代以个人所得税为重点的税收阶段，第三是后工业时代以消费税为重点的税收阶段。

　　因为在工业化初期，人民普遍比较贫困，向人民征税几乎不可能，所以税收主要来自企业，而增值税就是面向企业征税的一个重要税种。

　　到了工业化完成阶段，个人所得税就变成一个国家的主要税种，因此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完成之后，人民开始变的比较富裕，并且中产阶层或是新富阶层都开始涌现，贫富差距也开始明显扩大，这时征收个人所得税开始变得可行，而且必要，因为这个时期，工业化完成之后，整个社会的人群都被卷入工业社会之中，国家向个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可以更好的为国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而且征收个人所得税还可以很好的抑制贫富差距，所以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个人所得税都是一个重要的税种，甚至是第一大财政收入来源。

　　在后工业时代，消费税将成为一个重要税种，因为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工业在社会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服务业占的笔者越来越大，特别是享乐性消费、高端消费、奢侈消费开始变得流行起来，因此这个阶段，针对不同的消费方式，征收消费税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税种。

　　目前我们中国正处于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完成两个阶段之间，我们目前的税收结构还是以企业增值税为主，我们目前还进入的应该是以所得税为主的第二个阶段，而且应该开始为第三个阶段的税收做准备，在今天的中国，增值税仍然是中国第一大税种，根据笔者预测，在未来十年中，所得税将会超越增值税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收，而在未来二十年后，消费税将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种。

　　目前全世界都应该在消费税上下功夫，因为人类目前正在进入一个后工业的消费型社会，目前发达国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中国可能在十年之后也会逐渐过渡到后工业时代，因此中国也应该按照这个演变路径进行布局。

十一、新财税主义的理论主张

　　1、一个国家必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财税水平

　　新财税主义在经济政策上主张，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不断的根据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个国家的财税水平以及财税体系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一方面是使财税体系真正适应并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调整大多数都是以提高税收为指向的，除非这个国家国家的经济在倒退。

　　2、财税调整并不完全是税率的调整，更体现为是税收思想与征税方式的革命。

　　当前发达国家的税收框架，基本上是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建立的，后来所谓的“增税”与“减税”都是在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调控税率，但如果现在仅仅调控税率已经完全无法解决问题，人类需要创立新的税收思想与税收框架。因此笔者所主张的”增税”也不是主张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税率，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应该以全新的理念来支撑财政转型，其实质是一场新的财政革命。

　　3、经济一旦爆发，必须从根本上调整财税制度，人类才能解决经济危机

　　当经济危机已经爆发的时候，人们就必须意识到这是政府的财税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别是像本次经济危机中，政府债务危机已经是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因此这种不适应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

　　政府也应该更加明确的意识到财税改革的必要性，并且迅速的进行财税改革，可惜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进行像样的财税改革，这也是人类目前还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的原因。只有当财税改革到位了，财税体系调整的适应社会发展了，人类才会走出危机。

　　新财税主义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必须以适应社会需要为标准，而财税改革也必须以适应政府支出需要为标准，这是财税改革的核心要旨。如果是相反方向的，为削减债务而削减债务，甚至以牺牲政府的社会服务为代价，导致人民对政府服务需求与政府服务提供的缺口越来越大，那是南辕北辙的，那不是拯救经济危机的办法，而是加重经济危机的路子，本次经济危机之后，欧洲就是走了这样一条错误的，与正确方向相反的经济危机解决之路，所以才导致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

十二、如果不进行财税改革，世界经济必将“日本化”

　　人类如果不进行一轮彻底的财税改革，那世界经济必将“日本化”，根据笔者总结，

　　日本经济有三个特征，分别是“政府高债务”、“市场低利率”和“经济停滞化”，这三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首先如果没有政府财税改革，那么政府债务就会越来越大，而政府债务高到一定程度，央行就几乎不能加息，因此央行一旦加息，必然发生政府债务崩盘，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因此在政府债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市场利率必然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市场低利率将导致经济停滞化，因此在市场低利率环境下，金融资本变的非常廉价，金融资本无利可图，也就不会主动支持实体经济，因此市场低利率不但不会支持到实体经济，反而会导致实体经济无利可图，甚至会导致资本外流，这就是日本经济的逻辑，根本原因也在于政府债务危机，目前日本政府的负债在发达国家中仍然是最高的。

　　经济危机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也正在步日本经济的后尘。

十三、为何不能用印刷货币的方法解决财政债务危机？

　　解决财政债务危机，很多人会想到印刷货币的方法，这种方法看似可行，其实非常不可行，首先，货币的发行属于央行的职能，财政资金属于财政部管理，一个国家财政支出严格以财政收入为界，央行发行的货币根本无法直接进行国家财政，两者是完全隔离的两个体系，用央行发行的货币来补充政府财政在中国也是违法的行为。

　　其次，印刷货币解决财政债务危机必然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目前中国基础货币余额为 30万亿左右，中国的债务已经超过30万亿，如果用印刷货币的方法解决债务问题，需要将货币总量扩大一倍，那么通胀率将达到100%，即使用印刷货币解决10%的债务也会让通胀达到10%，当通胀超过10%的时候就会非常明显，人们就会开始囤积物资，就会引发更严重的通胀，走向恶性循环与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因此靠印刷货币解决财政债务危机是完全不可行的。

十四、人类未来的增税空间在哪来？

　　通常人们会认为，现在人类的税负已经很重，加税已经没有空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可以看到，各种奢靡浪费又大行其道，一部分人被高额税收所困扰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则从不直接纳税，我们需要对税收进行调整，而且只要调整思路，就会发现可以提升税收的空间还有很大。

　　1、对高收入群体的品牌性消费征税

　　很多人主张通过所得税和遗产税对高收入进行征税，但是这两个税种在现实中往往是行不通的，征收过高的所得税会伤害到高收入人群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而遗产税则存在太多的避税空间，所以在税收制度非常完善的美国，遗产税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税种，高收入人士完全可以通过设立各种信托机构来避税，因此现在不少国家都取消了遗产税，向高收入人士征税应该从商品消费的角度进行，高收入人士无论是自己消费还是将财富传承给子孙最终都是用来消费的。

　　对于消费税笔者不主张通过品类来征税，而是通过品牌来征税，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个程度后，品牌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典型特征，因此完全可以按品牌定位进行征税，比如在中国化妆品一直征税比较高的税收，但是很多化妆品已经是大众消费水平，而非奢侈型消费，只有部分品牌才是奢侈型消费，我们只向其中部分品牌征税即可。

　　2、低价产品的税收

　　商品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产品的价格是升高的，有些是降低的，有的产品一个阶段价格很高，到了另一阶段价格就会很低，对于价格比较低的产品我们可以适度征税，也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比如机器密集型产品以及技术成熟成品的价格就非常低，可以通过适度多征税也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科技密集型产品则可以适度减税。

　　3、政府专项服务和专项建设收费

　　政府收费(税)有些是针对所有人或所有企业的，有些是针对特定服务群体

　　的，针对特定群体的政府服务则可以适度收费以弥补公务员支出，另外政府专项建设也可以通过向特定受益人征税的方法实现，这些专项税收的增加可以很好的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

十五、新财税主义改革建议：“六增六减”的财税改革方案

　　“六增六减”的财税改革方案

　　1、 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中国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税收标准，我建议将各种产品分为“生存必须品“，享乐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三类，应该提高享乐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奢侈品税收的征收应该改变现在按品类征收的方法，改为按品牌征收，主要做法是对各类商品进行品牌认定，一旦被列入奢侈品品牌目录，则征收更高的税收，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划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驰、奥迪、宝马等豪华汽车，苹果手机以及一些名牌服饰、珠宝，化妆品等，这样划分之后增税的空间非常大，既可以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增加大量的税收，而那些生存必须品可以实行普通的税收，甚至适度减税、免税。

　　在经济学上，奢侈品不符合价格曲线，增加税收并不一定降低销量，奢侈品认定对商家也有好处，等于是对商品品质和定位的背书，商家也不一定反对。

　　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奢侈品的价格已经比国外更高，但这是商家的定价策略所致，而非税收所致，而且现在这些产品虽然价格很高，但是人们消费热情却不降低，所以增加税收也并无不可，至于海外购物也可以通过补缴税收解决。而海外购物基本以小件商品为主，大件商品，人们还是本地化购买。

　　2、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

　　笔者建议将工业品分为成熟工业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对于成熟工业品则可以适当提高税收，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只有生产费用，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而且需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可以降低税收，鼓励创新。

　　比如一个手机技术不成熟时可以卖一两千，技术成熟后可以卖两三百，比如一台冰箱价格不过一两千元，而一个小小的手机也一两千元，这就是成熟技术产品与非成熟技术产品的差别。      成熟产品，价格极其低廉，可以适当多征收税收，高科技新产品研发投入大可以减税促进其技术成熟。

　　3、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

　　对于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对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因为根据经济学规律，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劳动生产率变的非常高，价格也变的非常便宜，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价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台电视机1000元，征税50%，价格升高到1500元，人们照样可以买的起。

　　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鞋则可以降低税收，比如一双女士皮靴的价格比一台彩色电视机的价格还要高，其背后原因就是因为电视机是机器化生产，而皮靴更多需要手工劳动，因此对于服装、鞋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可以减征税收，比如中低端餐饮和理发等行业也可以降低税收，比如服装费用在现代人的生活开支中占比很大，很多白领人群极易成为“月光族”，就是因为服装、餐饮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或服务在其生活中的开支占比过大。

　　4、 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

　　笔者建议中国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和专项税收两大类，应该增加专项税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能用专项税费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用公共税收，政府提供的专项服务可以适当收费以与公务员的工资支出进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领域的专项建设也可以通过专项税收加以平衡，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城市建设、公共服务有关的项目，可以适当增加费用，另比如可以通过增加燃油税以支持城市道路建设，而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可以适当降低，以保护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5、个人所得税地方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纳税群体，成为支撑地方财政的重要税种

　　在中国，土地财政日益枯竭，不能再支撑地方政府的财政，我认为应该用个人所得税来代替土地财政，中国个人所得税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在美国个人所得税也是第一大税种，中国现在个人所得税之所以征收有限，主要就是由于全国实行统一的标准，导致对大城市白领人群不公平，遭到这些人的反对。

　　中国个人所得税不应该再一刀切，应该地方化，因为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工资水平不同，物价水平不同，大城市工资高，但是消费也高，小城市工资低，但消费也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地方人大确定，将个人所得税变成一个支撑地方财政收入，服务地方建设的一个重要税种，这样就可以弥补地方土地财政枯竭后的政府支出问题。

　　6、降低能源、资源税，开征“超额资源税”

　　资源、能源的价格关系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在资源税和能源税上可以降低征收，但是我们可以开征“超额资源税”，对于那些占用社会资源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群体进行额外征税，当然在实际征税中可以根据行业不同，采取不同的税收名称，比如在房地产行业我们就可以称为“超额房产税”，中国的房产税一直有征收的必要，但是一直没有落地，就是因为房地产税这个名称本身就容易遭到抵制，如果采用“超额房产税”则可以非常容易的取得民意的支持，也更加科学。

十六、新财税主义的创新之处与落地方案

　　新财税主义的创新之处在于对不同产品进行了科学分类，并在现有的增值税、所得税体系之外开辟了一种新的税收思想及征收路径，不同产品类别实行不同的差异化税收，这种差异化的税收靠现在最核心的增值税和所得税体系是无法实现的。如果针对不同的企业征收不同的增值税和所得税损害的将是企业家的利润，对企业家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们建议在普遍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两个点的基础上开始征收“产品销售税”。销售税的征收方式可以借鉴现在中国消费税的征收方式，由经销商缴纳，厂家代为征收，在这方面，中国有着非常完整的实践。

十七、中国进行财税改革的迫切性

　　1、赤字财政难以长期持续

　　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全面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只会增加，很难减少，2016年中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2.6万亿，并且今后财政赤字只会增加，很难减少，改革财税体制迫在眉睫。

　　2、土地财政难以持续

　　中国本来就是低税收国家，只是靠政府出售土地，财政才得以维持，2013年4月，IMF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了IMF成员国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数据，中国在188个IMF成员国排名第146位，属于低税国家，但由于中国以前有土地出让金弥补政府财政不足，所以低税问题没有暴露，但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减少，税收不足问题将暴露的越来越严重。

　　3、分税改红利已经吃完，中国需要“新税改”

　　根据新财税主义的经济思想，一个国家必须不断进行财税调整才能适应经济水平的提高，即使不能经常调整，也应该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大的调整才可以，

　　中国上一次大的财税改革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中央连年财政赤字，国家财政运行状况极其困难。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曾主持了中国的“分税制”改革，中国靠这一改革，一段时间内满足了政府财政支出的需求，但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改革的红利已经结束，中国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对财税体制进行大的改革，目前急需要进行第二轮的财税改革，才能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然中国税收不足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4、人民对政府公务服务和社会福利的现实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到来，人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只会越来越高，人民需要清洁的空气，需求美丽的市容，干净的街道、需要顺畅的交通，如果这些政府做不到，人民就会充满怨气，但是如果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充足的财政资金作为基础，另外人民对社会福利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他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福利，比如育儿补贴，比如失业救助，比如免费医疗等，这些也需要政府资金，这些并非人民的贪婪，而是由不稳定的经济社会以及越来越高昂的生存成本所必然导致的必须的需求，反福利，漠视福利不仅违背民意，而是根本就是不科学的。

　　5、要建成世界最先进的中国模式，就必须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财税体系

　　世界竞争从根本上看是政府的竞争，是国家治理模式的竞争，国家治理模式在经济方面最核心的就是财税模式，包括社会保障模式、经济调控模式等都是财税体制的衍生物，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引领世界发展，能否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争先效仿的对象，关键就是看这个国家能否创造出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最先进，最科学，能够解决时代问题的财税模式。如果哪个国家能创造出这样的模式，并率先实行，那这个国家就将领导这个世界，上个世纪是美国，这个世纪希望是我们中国。

　　其实税收最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老百姓一旦从高税收中享受到好处，老百姓也是不会发对的，比如在税收最高的北欧，几乎没人反对征税。

　　减税虽然可以短期赢得民粹拥护，但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必然失败，而增加税收、增加公共服务的做法看似会引发民众不满，但是实施后最终会惠及人民，人民也会因受益而支持。

　　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八年，人类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办法，这是因为大家没有看清这次危机的本质，也就不会提出有针对性的主张。　　

十八、新财税主义改革的实践建议

　　1、 对新财税主义进行理论可行性研讨

　　中国最早进行的是市场化改革，但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工作已经完成，其红利也基本完全释放，中国再进行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的空间已经不大，目前中国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注重的是产业层面，可操作空间也非常有限，况且如果没有政府财政支持做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主张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无法实现，因此中国需要将改革焦点转到“财税侧”改革上，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2、对新财税主义进行深化研究以及更大范围的协同研究

　　新财税主义只是一个理论主张，但具体实施需要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协同研究，比如哪些行业可以认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哪些行业可以认定为机器密集型行业，哪些品类可以认定为生存必须品，哪些品牌可以认定为奢侈型品牌，哪些高科技产品可以免税，哪些政府专项收费可以恢复或是加强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调研工作。

　　3、可以建立地方试点，摸索可行性方案

　　可以在一个地方进行理论实践，在实践中摸索可行性与实践方案，理论只有用到实践中才可以检验其真正的价值。

　　总之，我们认为新财税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是科学的，是适合时代发展的，而且是一个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可以通用的理论，一旦应用也可以真正的改变这个世界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民的生活状况，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后记：除了新财税主义之外，笔者近年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原创性经济理论，比如在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经济压制理论，在经济危机方面提出了平衡经济学原理，在防止经济波动方面提出了精准调控理论，在民生方面提出了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这些理论很多是都环环相扣的，要更透彻的理解新财税主义，就必须先得了解笔者的经济压制理论，因为经济压制理论解释的是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压制的问题，而要更好的了解经济压制理论，就必须先要了解笔者的平衡经济学原理，因此平衡经济学原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政府公共产品永远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而新财税主义中的部分政策主张又来源于笔者当年对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思考，因此这些理论是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它们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也代表了笔者对经济问题的主张。

　　高连奎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

　　微信：2536678123，邮箱hxsszx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