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民权利的角度审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论不言自明：以当权者的主观意志，对几千万人的青春肆意挥霍，对几千万人的一生产生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是这场运动难以回避的实质。他们荒废了此生仅有且一去不复还的青春岁月


　　老高按：身为一个前“知识青年”，那段岁月刻骨铭心——尽管我插队的地点，是当年中国农村中相当富裕的地区：湖北黄梅县和天门县，也离大城市（武汉）、中城市（九江和沙市）、小城镇，都路途较近、交通方便（我们生产小队离小板区5里、离天门县城9里）；而且插队日子相对较短，只有两个春秋，就在湖北省的招工热潮中回城当了冶金工人……
　　我对自己的插队生活本身，无可抱怨——以前我也写过，不再啰嗦，与众多知青同龄人相比，我相当幸运，得到当地乡亲们，包括大、小队干部们太多的理解和照顾。我的插队生涯，当然充满一般意义上的劳累、艰辛、很多时候也得咬牙坚持，但绝没有受到过特别的超乎体力和精神的折磨，绝没有需要搬出古今中外各种励志的警句格言来做心灵支撑。
　　但是，我感到与知青这个群体的成员心灵相通，我读过无数知青回忆自己的经历，包括大量噩梦般的经历，后人或许觉得难以置信，但我相信其真实性；我关心他们各种类型各种范围的纪念活动；关心他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段经历的体悟、觉醒；关心这个年代、这个群体所获得的历史评价；更关心这段经历在他们后来的人生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读到郭伟时在共识网上发表的《黄土地——我的“受苦人”再教育》，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我希望他的感悟能成为我们这个群体的共识，也能成为下一代人理解我们的契机。　
　　郭伟时说：知青运动以“上面”的主观意志，对几千万人的一生产生持久的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在我看来，何止于此？知青运动不仅对“几千万人的一生”产生影响，影响还祸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郭伟时本人的女儿（以及我的女儿）都算幸运地获得了自我选择的权利，但是比例大得多的知青的后代，都尝到了父母上山下乡、荒废青春的苦果，从此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黄土地——我的“受苦人”再教育

　　郭伟时，共识网

　　陕北延安余家沟坡地－王克明摄影


　　四十年后的余家沟知青


　　奔赴延安圣地的余家沟知青


　　一、选择

　　1974年底，我十九岁多，即将高中毕业，未来何去何从，面临选择。
　　我女儿十九岁的时候是2006年，当时她正在北美上大学二年级，也面临选择，一是考虑未来的专业方向，是学生物科学呢还是学生态科学？二是考虑未来的工作方向，是去公司工作呢还是去政府机构？三是考虑未来的生活方式，是留在国外呢还是回到中国？等等，等等。总之，选择是当代人的“天赋人权”。
　　而我们那一代就没有这么幸运。我十九岁时中国尚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年毕业时只有一个选择或者说不是个人选择的选择——就是插队，去农村当农民。那时北京市规定除了少数符合留城规定的人，绝大多数应届高中毕业生都要去郊区农村插队落户，遵循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插队被赋予崇高的意义，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十九岁的我，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对书本宣传的革命风云一往情深，对献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充满渴望。那时最喜欢读的是鲁迅文集和苏联文学。作家高尔基《丹柯的故事》几乎是我的座右铭。丹柯在幽暗的森林中不畏艰险带领族人前行，在迷路、濒临死亡、遭受众人责难之时，他毅然剖开自己的胸膛，高高捧起燃烧的心，点亮黑暗，最终引领族人走出森林，然后在阳光灿烂的草原上含笑死去。这个故事里的英雄情结和革命情怀非常形象而真实地描绘了我当时的心境：渴望不畏艰难，不畏流言，为了远大目标甘愿付出。
　　1974年，距离林彪事件刚刚过去三年，距离张铁生考试交白卷、黄帅批判师道尊严仅仅过去一年，整体的社会氛围封闭而极左，那时在一个年轻人心中最神圣的信念就是“献身革命”，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今天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但当整个民族的思想被禁锢被封杀的时候，期待一个普通年轻人能够有超越当时的执政党和其领袖的深邃目光与远见，实在也是奢望。
　　临近毕业时我听了一场报告，当时景山学校的唐若昕在京做巡回演讲，他的演讲主题就是“在乡村继续革命”。唐若昕是作家唐弢的儿子，1974年时十九岁，已经在北京平谷县山区插队一年并且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他的报告使命感极强，结合农村情况谈下乡是认识中国革命未来前途的最佳道路；他口才极好，语调深沉饱含感染力，说到在艰苦环境中甘愿奉献青春令人激情满怀。尤有特色的是他避开了当时流行的政治语言，基本采用文学的清高孤傲的类似于小说《牛虻》的口吻描述了他在农村的曲折经历和感悟，形象而浪漫地再现了一个年轻人走上革命道路并且披荆斩棘的“辉煌历程”，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很“酷”，当时听他的报告犹如醍醐灌顶，令我热血沸腾。
　　人生就是这样，你年轻时的某一个可能是荒谬的无厘头的选择或者转折，也许就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或者机遇的影响。唐若昕无疑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改革开放后他上大学并出国留学，海归后官至河北省计委副主任、中信保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可惜2010年因受贿被判刑，昙花一现，此是后话。
　　非但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那时会选择“革命”作为人生理想，即使当时的同龄人也有很多持怀疑和反感态度，我的不少高中毕业班同学也是如此。一个原因是那时假大空盛行，很少有人真地愿意投身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革命”，很多人只是为了投机而沽名钓誉，所以任何的热血青年都自然遭到周围的人对其出发点的质疑；二是林彪事件后，人们已经开始厌倦或者疏离政治，对“革命”已经没有那么热心，社会趋向于实际，而我依然倾心于政治难免不让人觉得过激。
　　其实站在今天看就不难理解，一个年轻人对未来方向的选择，主要受阅读，周围事件和亲身经历的影响。我当时的阅读主要是苏联文学和鲁迅，脑子里充满了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热血画面，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也是我的座右铭。我的成长也很坎坷，虽然只有十九岁，但是十一岁文革被抄家，十二岁学校停课闹革命，十三岁失学被父母送到天津农村务农，十四岁随父亲去河南“五七”干校放牛放马，十七岁父亲癌症早逝，我的生活动荡不安且充满变数，所受文化和思想教育支离破碎，文革伴随着我少年时代的生猛，耳濡目染的只有政治斗争，未来是模糊的，唯一能够动员的只有青春的激情。
　　虽然插队是规定的选择，不过我并不甘心，还是渴望表达“选择”的努力。既然同学们都去北京郊区，我就想远走高飞，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到更艰苦的地方去。这源于两个动机，一来是远离家庭，借此再也不受母亲管束；二来是远离京城，能够体验最恶劣的生存环境，切切实实经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考验。最初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要求去西藏，后来援藏办公室回复当年没有中学毕业生赴藏安排，我们的目光只好投到别的地方。有一天在市知青办恰好遇到陕北延安余家沟村的老知青王克明回京座谈，他生动地描述了陕北乡村的知青生活，鼓励我们到那里去与老知青和乡亲们一同改变余家沟的落后面貌，他的介绍激发了我们的梦想，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插队陕北延安农村的目标就形成了。
　　那时父亲刚刚病逝两年，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听到我想去陕北插队母亲坚决反对，亲友们也极不赞成。那时老三届北京知青赴陕北插队已经持续五年多，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母亲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持家本来已经力不从心，想到我从此变为偏远乡村的农民，既不能照顾她和弟弟妹妹，又要给家里增添经济负担，她忧心如焚。而且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的孩子正在农村插队的艰苦境况也让她为我和整个家庭的未来担忧。她最清楚，所谓插队，就是注销了北京城市户口，彻底变成一个遥远乡村的农民身份，而这意味着毫无归期、毫无希望的痛苦别离。母亲性格倔强，每天找学校和市知青办交涉，力图阻止我的冲动。
　　可是我去意已定，“舍小家顾大家”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我开始和母亲捉迷藏，整天不着家，让她没有机会找我说教。那时我不懂母亲的心，只把她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表，视她为阻碍青年进步的绊脚石。我们几个志愿去延安的同学联合起来一起和家长谈理想，轮流说服家长同意我们的想法。那时我们的聚集往往是秘密的，记得我曾经用窗台上摆放花盆作为聚会暗号。我也动员弟弟妹妹帮助说服母亲。虽然家长们极力阻挠，无奈大势所趋，政府的知青办鼓励我们的做法并且树立我们为先进青年的典型，大会小会表扬。家长们在政治的高压下势单力薄，只能孤军奋战。最后的结果是，我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悄悄把户口转到了陕西延安余家沟，有的警惕性高的家长听说此事后把自家户口本藏起来，导致两个同学不得不作为“黑户”插队，即使其他同意转户口的家长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孩子们心意已定。
　　列车驶离北京站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母亲的身影，后来才得知，她去知青办申诉，因为悲伤过度头晕目眩，被知青办人员送回家。而我，像壮士奔赴战场，坚定而决绝。有谁能阻止一个以保尔。柯察金为楷模的热血充盈头脑的年轻人投奔革命的大熔炉呢！
　　就这样，一九七五年春天，我们十几个知青一同来到陕西省延安市余家沟小山村，开始了插队生活。那时我刚好二十岁。

　　余家沟村后庄－王克明摄影

　　二、乡村

　　从延安城到余家沟要走二十公里路，先走十公里平川路，顺着延河畔的公路走到河庄坪镇（那时叫公社）。然后就进入山沟口，沿着曲曲弯弯的山间溪流边的碎石小道溯源而上十公里就来到余家沟村。送我们插队的汽车到了河庄坪就没有公路了，村里来的驴车驮行李，人只能步行。以后我们再下延安城就都是靠两条腿往返，不仅如此，往往还是肩扛绳子，手拽车把，拉着木架子车去城里送粮食往回运化肥拉机器，成了家常便饭。
　　那时余家沟村叫大队，整个村庄分为三个自然村，前庄，后庄，贺家山三个小队。前庄和后庄靠近主沟，各有约二十户人家。贺家山位于支沟的山上，约十户人家，全大队二百多口人。大部分知青住在后庄，男女知青各住一个土窑洞。
　　来到偏远寂静的小山村，一切都回归实际。来之前在京城轰轰烈烈的誓师大会，表决心，报告会，座谈会，与家长的抗争与博弈，同学好友的惜别与嘱托，理论学习的“提升”与交流，一切都烟消云散，四周只有偶尔的鸡鸣与犬吠，耳畔是村里老乡的陕北土话与婆姨女子的嘁嘁喳喳。走出窑洞，面前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窑下面的沟底有一条小溪流，吃水要到溪边的水井挑担。走上窑背后的山峁，极目远眺，形似鸡爪状的光秃秃山峦层层叠叠一望无际，视野中除了孤零零的几棵树就是黄土地别无其他，黄土高原像黄河的波浪滔滔不绝涌向天际线。此时此刻，只感到自己像是一叶扁舟，在无边无际的黄色海洋中孤独漂流。
　　最实际的就是吃不饱。没有油，没有肉，主食只有洋芋（土豆）和小米，玉米和白面很稀有。副食只有萝卜咸菜，有时老乡给一些青菜接济。口粮靠工分挣，由于产量低，亩产不足五十公斤，一年下来全村每人也就分得二百公斤毛粮，去掉糠麸不到一百五十公斤精粮。所以每天三顿饭按照“早稠（粥），午干（馍），晚稀（粥），就咸菜”的习俗，天天如此。
　　睡不够也是大问题。春天犁地，撒粪，播种，打土疙瘩整地；夏天漫山锄草两遍；秋天收割打捆，背庄稼下山；冬天场院打连枷脱谷粒，积土肥，送公粮；此外还有农田基本建设，打坝造地，开山凿石，修水库，挖渠道。一年到头，从谷物的播种到收获，从农田设施的建设到完工，所有过程都凭人力在山上山下劳作。天不亮就出工，天黑了才收工，风吹日晒雨淋。那时候政治学习也多如牛毛，收工后往往还要点着油灯开会，贯彻“上面”的精神。高强度的劳动低质量的饭食加上频繁的政治学习，令人疲劳不堪，日日如此，年年如此。
　　知青们还好，毕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老乡们才苦，要生儿育女养家糊口。那时很多庄户人家不得不在饭菜里掺些麸子或米糠勉强果腹，零花钱基本没有，日子稍好的人家偷偷赶集卖点鸡蛋或者苹果换些零钱扯布制衣，日子拮据的人家不得不靠卖血换零钱度日。遇到家里有黑户（逃荒过来定居），那才倒霉，不能分到正式口粮，只能靠偷偷开些自留地种点东西凑合，还要时时提防“上面”派人下来抓黑户和抓黑地，苟且偷生。
　　二十岁的我，脑子里装满革命的口号和理念，心中燃烧革命的激情，从文化大革命的圣地北京，来到执政党取得政权前的圣地延安，从高远而神圣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壮烈情怀，一下子跌落到“日未出而作，日已落而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黄土高坡，过起平常而实际的乡村生活，反差之大，冲击之大，震撼之大前所未有。特别是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我已经变成一个户口落在余家沟山村里的农民，未来一辈子要在这个小山沟里生活劳作，衣不裹体，食不果腹，身无分文，贫家瘠户，前途未卜，而且这种状况遥遥无期，看不到改变的可能。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被革命”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非但如此，在那样艰苦的生存环境下，我依然苦苦寻求“革什么命”的问题，因为既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革谁的命，怎么革”就变成了“革命者”的远大目标，苦和累只是革命者作为苦行僧的必由之路，是钢铁被炼成的必然熔炉，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吃苦耐劳的付出，怎能实现高尚的革命理想？那时的座右铭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三、革命

　　就当时的理论来说，所谓“革命”，就是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内搞阶级斗争，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到农村，就是农业学大寨，“革资本主义的尾巴”。
　　带着这样的理念和眼光，在每日艰难劳作和求生之时，我时刻思考和审视余家沟，对全队的阶级状况做深入分析。虽然投身革命的热血沸腾，但是我所住的村子并没有地主富农，下中农倒是有几户，却都是极本份人家，几户下中农当家的男人都被村民公认为干农活的好把式，他们窑里的女人也是理家的好婆姨。他们的窑洞宽大明亮，窗明几净，院落干净整齐，猪肥鸡多。我们知青都知道，好把式庄户人家做的蒸馍最好吃，凉粉最可口。
　　我们知青最喜欢走乡串户，常常去别的村知青点玩耍聊天，借此也了解到各乡各村的状况其实差不多。我也常常参加市里召开的知青大会，知青们互相通报各自村里的情况，大家的困惑都差不多，哪里有什么阶级敌人，有的只是陕北“受苦人”。
　　但是公社还是布置了很多抓阶级斗争的任务，包括：收自留地，抓黑户，抓包工种田，抓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坏分子，抓瞒报公购粮数量等，总之，抓一切“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为此，大会小会不断，夜晚村民们不得不聚集在村里小学的窑洞里，熬着油灯，打着鼾声，听着无精打采的“上级指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记得当时学列宁的著名论断：“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仍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存在着三种基本力量，这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地主资本家阶级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的生产资料基本上已被剥夺，但他们还有一定的力量。已被打倒但还没有被消灭的剥削者必然进行拚死反抗。至于农民，象一般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是处于中间的地位：一方面，他们作为劳动者，为了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要求劳动大众联合起来；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单独活动的小私有者。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因此，对于这个阶级，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
　　我是知青组长，常常担任学习文件宣讲者的角色，一般的情形是，宣讲未完，窑内已是鼾声一片，个别醒着的乡亲吸着土烟，黑暗中一明一灭，考问其听到了啥，答曰：“逑！”
　　既然投身乡村革命，我就认真思考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看看革命的具体内容都是什么，应该怎样参加这场革命。于是，“上面”布置的阶级斗争任务就成为了生动的实践教材。我全神贯注投入到这场“斗争”中。
　　由于陕北高原水土流失严重，产量极低，公社规定的自留地不够老乡自给自足，所以村民们常在地头私开自留地。记得刚去村里不久收缴过乡亲们的自留地，我曾领头要求几家下中农户不得私种“资本主义的田”，那些当家的嗫嚅着说“没了菜地娃娃吃什么……？”我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这是小农意识，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坚决割掉！”那时的概念是：凡是私有的都是坏的，只有公有的才是好的。
　　有一天，我感冒发烧难受得出不了工，不得不留在窑洞里给知青们做饭，当时浑身无力，正四下张望，发愁无米下锅，看着难以下咽的咸萝卜发楞，忽然，一家下中农户的婆姨抱着簸箕来到窑内，掀开上面盖着的屉布，黄澄澄的玉米蒸馍和绿盈盈的酸菜赫然露出来，“你们北京娃这么远到咱这圪垯受苦，吃吧，有力气好上山！”我当时真是羞愧难当，捧着乡亲的盛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今天的农业政策已经把七十年代规定农民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耕地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十五，承认了农民要求扩大自留地的基本诉求，可是那个时代农民永远是错的，“上面”的政策不容质疑。
　　当时榆林地区比我们那里还穷，所以常常有从“上面”（榆林位于延安以北）“下来”逃荒要饭定居到村里的“黑户”，非但不能分粮，还要被公社派来的抓黑户人带走，去公社办学习班后遣送回原籍地。有个黑户女子已经嫁给了本村的后生并生儿育女，但是常常村人一声吼叫“公社来人了！”就逃命般躲到后山峁子去。每每看到这样的情景，我都迷惑不解，究竟谁的错呢？黑户在家乡难以糊口生存，不得不流落四乡逃荒要饭，到头来反而落得“破坏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的罪名，何罪之有？那时虽然感情上同情黑户村民，但是理念上还是相信“党的政策”绝对正确。
　　今天人人皆知“自由迁徙权”是现代公民社会一项基本的人权，但是在当时却是一项罪过，流浪的黑户作为罪人东躲西藏，毫无生存保障。
　　后庄算上知青合计二十户人家，人口112人，全是山地，坡陡土瘠，好年景亩产不足五十公斤，差年景减半。可是农业税重，上面强制村民无偿上交公粮；加上低价强制收购的粮食（称为购粮），公购粮两项合计每年上交国家的粮食占全队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丰年）到百分之三十（灾年）。那时收购价也低，五十公斤谷子也就十元钱，也就是余家沟村民辛辛苦苦在山上耕种一年每亩地的回报，这还是指丰年，灾年就更惨。村民自己尚不够吃，哪里有那么多粮食上交呢！所以乡亲们对上缴公购粮非常抵触，每年秋收后公社都要派人来催缴公购粮，这是村民和村干部最揪心的季节。可是那个时候政治挂帅，不缴或者瞒缴公购粮是资本主义，上缴才是社会主义。
　　直至2006年中国才取消了农业税，粮食收购价也回归市场主导，农民的利益方才得到伸张和保障，这个过程中国走了50年，农民饱受“工农剪刀差”之苦，付出了50年的牺牲。而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农民是“小私有者，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虽然理论上跟着“上面”走，可是每年目睹这样的场景，我的内心还是苦辣酸甜，百味交陈。对政治的信仰使我不敢怀疑“上面”的对错，但是对“受苦人”疾苦的切身体验使我对余家沟农民的命运深感同情和担忧。
　　人民公社制度追求“一大二公”，大集体，大公共。土地国家所有，打下的粮食上交公购粮后集体所有，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生产资料属于集体，生产方式统一集中管理。社员一起上山劳动，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一起干同一个活。这种不分劳力差别不分能力差别的大锅饭生产方式使得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
　　生产队长是庄稼汉好把式，他心里有谱，有时为了刺激一下社员，就把一片山地的活包出去，包工的人干完了活可以先回家。能干的庄稼人喜欢这个方式，几个合得来的后生女子搭伙，早干完早回家好料理自家的活计。这样的方式被称为“小包干”，但是被“上面”认为是私有制的苗头，鼓励了小生产的落后方式，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生产小队只能悄悄的干，大队干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知道。公社却是大会小会抓这类“资本主义典型”。
　　1980年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制度才被上面的政策正式认可，并且成为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但是在这之前农民的任何提高生产积极性的尝试都要冒着被批判的风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时时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毫不夸张。
　　当时这种“上面”政策和“下面”对策严重背离的现象也促使我时时思考，虽然理论之剑高悬在天上，但是脚下毕竟踩着大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观察和实践也在检验着真理，无论信仰怎样高尚，最终还是要落到现实中。
　　“农业学大寨”是当时非常时髦的口号，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改天换地，移山造田”。陕北地区当时很流行的是农田基本建设，一是在延河主河道修河筑堤建水库，二是在山沟主沟溪流上建水坠坝。从今天的现代农业规划上讲，水库和水坠坝建设都是可行性方案之一，但须因地制宜，有的地方条件适建有的地方条件不适建。但是在当时并不考虑可行性和利益补偿，兴修水利工程是重大政治任务，任何村子任何人都不得反对。延河上修堤筑坝是公社从各个村子（生产队）无偿抽调人力物力大会战，受益的只是水利工程发挥直接效益的村落，出工出力的其他村子却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这个一大二公的做法剥夺了其他不受益村的农民利益，他们的付出是巨大的，我们知青也都曾被轮流抽调到公社参加水利大会战。
　　我们村也在主沟建设了水坠大坝，长一百米，高二十米。这个大坝的建成全村男女老幼付出巨大，知青也倾尽全力。当年我们认为这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是改变余家沟落后面貌的壮举。
　　由于建坝是余家沟大队领导，但三个小队需出工参与，开始遭到很多村民的反对，主要原因是大坝蓄水会淹没主沟多处最平缓最肥沃的良田，损害了部分村民的利益。此外，大坝建成后生产的管理和庄稼收获均归大队，小队的出工和受益分配比例没有得到保护。还有就是大坝未来的运行维护的人力和物力支出缺乏远期落实。也就是说，从今天可行性研究的角度讲，需要很多论证才可决定是否可行。
　　我们知青当时并不管那么多，既然是社会主义事业就大力支持和促进。为了上马这个项目，老知青游说上级政府拨款资助，新知青大会小会鼓动宣传，为此我们还编演了陕西地方眉户剧给乡亲们看，剧中针对水坠坝上马和建设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是贫下中农的支持，另一方是阶级敌人的反对，其中还有雨夜贫下中农与破坏大坝的阶级敌人展开的殊死搏斗，剧情惊险刺激。
　　今天回看当年余家沟的水坠坝，应该说是利弊参半。好处是建坝十年后淤地百亩，稳定高产，综合受益；坏处是炸掉了半座山，淹没了部分乡亲的良田，淹没了原生态水源地，而且坝地冲蚀严重，设施维护艰难。若与今日当地贯彻实施的农业新政策“退耕还林，包产到户”相比，开山造地大集体种田也许得不偿失，总之是有相当大的再论证余地。
　　但是无论怎样，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农业的开发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技术考量，当年我们脑子里只有政治目标的宏伟，不了解乡亲们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也不了解农业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一味地钟情于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伟业，钟情于“上面”的号召，忽视了农民的基本诉求和各方利益的权衡。所谓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成为束缚农村生产力的绊脚石。

　　四、转变

　　从1975年初到1978年初，我从二十岁长大到二十三岁，实实在在地在余家沟村生活劳动了三年，期间只有一个春节回过一趟家。之所以只探过一次亲，一是没有路费，按照我的工分，一年才能分到二十元左右，除去买点用品就身无分文；二是母亲始终对我擅自逃到陕北农村弃家人不顾耿耿于怀，她认为我被政策欺骗了还蒙在鼓里，所以我回家也是心理负担重重。但是这种完全踏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小山村的生活却又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益处，就是现实呈现了最好的书本，使得一个懵懂不知世界的年轻人通过一点一滴的切身体验开始学会脚踏实地观察和思考世界。
　　虽然当时“上面”的理论依旧强悍而威严，然而在“下面”与陕北乡亲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日子像水滴穿石一样缓慢地义无反顾地改造着我的内心。我对主义的信仰是真诚而忘我的，然而现实的反差又是强烈而冷酷的。我的眼睛，头脑，心灵，身体，感情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冲击和震荡，这种信仰与现实严重扭曲的内心煎熬和思想冲突伴随我插队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通过我的身体力行，通过我自己的眼睛观察和自己大脑的思考，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地拨开了理论的迷雾，凭着直觉和感悟逐渐获知事物的本来面目。
　　换句话说，岁月像一把刻刀，每天，每件事，每个人，每个观察，每个思考，每个活动，每个乡亲的言行，每个知青的感悟，都像一笔笔刻痕，不声不响地雕刻着一个年轻人的思想，悄无声息地塑造着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以至于逐渐地，原先脑子里矗立的神圣的伟人们，思想里信仰的本本们，心中羡慕的英雄们，慢慢地变成了普普通通的陕北“受苦人”，书本变成了余家沟村的“圣经”；圣人马恩列斯毛变成了余家沟的后生、女子、老汉、婆姨、娃儿；文学形象保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江姐（红岩）、许云峰（红岩）、王成（英雄儿女）变成了丑子、美玲、罗儿、老支书、生产队长等普通人。三年的乡村生活，潜移默化地促成了我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不是从头到脚，而是从脚到头，因为站立在坚实的陕北土地上，脚下首先发生了变化，懂得了站在陕北受苦人泥腿子的立场看问题，站在维护受苦人利益的角度看问题，进而促成大脑的转变，从过去习惯从“上面”看“下面”到现在从“下面”看“上面”的这种立场的转变，最终完成了我的“再教育”。就像是深窖酿出的老酒，时间成为最好的老师。
　　之所以啰啰嗦嗦叙述了这么多当年经历的“阶级斗争”，只是想说明当时的我年轻冲动，怀揣革命理论，怀抱革命激情，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艰苦环境的第一线摸爬滚打，通过三年的亲身经历、观察、思考逐渐地发现：原本并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不存在“阶级斗争”条件下的乡村革命。农村所需要的其实就是正常的农业发展规划和正确的农业政策实施。所谓农民的“小私有者劣根性”，后来的农村改革都深刻证明是农民长期被剥夺的正当权益和权利的伸张和诉求，本该早就平反和回归。由此举一反三，在工业、农业、商业、学校、军队各个领域其实也都是如此，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执政党领袖的一意孤行，至于深层次的动因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我当时在村里。记得和很多村民一同步行到延安市参加追悼毛泽东大会，我带着黑袖标，站在万人肃穆的广场上，泪水像决堤的江河止不住。我虽然是为毛泽东的逝去哭泣，但我内心里已经有了觉醒的萌芽，我隐约意识到是和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理论告别的时候了，是和一个时代告别的时候了，这种诀别是痛苦的，然而又是坚定的，因为有我亲历的乡村实践作为坚实基础。
　　同时我内心也极为伤感，我为自己花费了这么多年为了一个虚幻的伟大理想付出了青春的代价。记得我走到延河边的时候仍然止不住泪水，望着迅速流向下游的河面痛心不已。丹柯的形象在这瞬间轰然倒塌，因为虽然我剖开了自己的胸膛，捧着鲜红的心摸索了几年终于走出黑暗的森林，但是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要走进这片理论的黑暗并且苦苦追寻？我预感到自己有生以来的政治激情从此将一去不复返，虽然我告别了荒谬的政治童话，认清了政治的伪善和虚幻，获得了自己真正的立场和思想，但是毕竟荒废了此生仅有且一去不复还的青春岁月，毕竟耗尽了难以重生的青春热血。
　　本来我以为可以超越父辈，但是此时此刻我非常失落。父亲十八岁入党，因为才华显露当年就被学校从大学生提拔为讲师并担任系党支部书记，但是那年刚好赶上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个学生屈打成招供认我父亲是台湾特务，他立刻被关押审讯，撤销党内外职务。后来虽然被甄别放出来并恢复工作，可是他的神经受到极大刺激，不得不被送进精神病院。经过数年治疗虽然好转，但是历经大跃进、四清下乡、文革抄家，亲人被斗、单位批判、五七干校等运动，精神与身体遭受严重摧残，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即使这样，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仍旧紧紧握着我的手嘱咐：“好好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那时林彪事件已经公布，但是因为他已病入膏肓，家人没敢告诉他，以至于他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仍旧对文化大革命的神圣性没有怀疑。我曾发誓走一条和父亲绝不一样的不盲从的道路，但是最终发现自己仍旧没有摆脱专政机器的巨大裹挟。
　　很多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都局限于对自己灿烂青春年华的留恋和追忆，或者是沉湎于自身艰苦生活的历练和艰难困境的挣扎，虽然他们也不否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导致几千万人背井离乡贻误青春，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思议的一场政治浩劫。但是很多人忽略了更深层次的伤害，就是一场长达十年或者可以追溯更长时期的政治运动，对一代年轻人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对一代人的青春——生命中最美好最灿烂的时光的肆意摧毁和挥霍，这是难以补偿的对一代公民的精神伤害。虽然知青们后来的命运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有的上了大学，出国深造，学有所成，仕有所就，甚至成为国家领导人；有的下岗待业，伤病缠身，生活窘迫，平民布衣，甚至死亡或伤残。但是不能因为知青中出了精英就得出“多难兴邦”的结论。此外，这种伤害比二战中迫害犹太人更隐蔽，它是以革命的名义，使被伤害者心甘情愿为之牺牲，甚至终生为之纠结。几千万人的青春在最鲜活最灿烂最美好的年华被“上面”的意志任意的挥霍，这种个人意志对公民权利的伤害是难以无视的。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一切可以重来，我相信知青每个人的成长发展历史一定会完全改观。有谁能否认，如果在自己知青的年代，可以像现在的年轻人做出自由的多元的非政治化的选择，自己的命运绝对会是另一个结局。
　　所以，从公民权利的角度审视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结论不言自明。以“上面”的主观意志，对几千万人的青春肆意挥霍，对几千万人的精神肆意摆布，对几千万人的一生产生持久的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是这场运动难以回避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