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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周刊》北京报道：中国的公务员到底有多少？据人社部5月30日发布的《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

公务员具体是指哪些人？跟国外相比，这个数字是多还是少？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是否面临膨胀的压力？在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大背景下，由于公众对于中央规范公务员队伍抱有很高期待，任何一点关于公务员的风吹草动都能引发公众强烈的关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人社部公布的公务员总数，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政府系统工作人员，范围是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机关除工勤外的人员，不包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公务员人数并不高。”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竹立家的判断逻辑是：美国2015年总人口是3.2亿，政府公务员人数是2800万左右；而中国是13亿人口，公务员才716.7万。中国总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公务员人数仅为美国的1/4，“怎么比都是不多的”。

单看716.7万这个数字，与中国13亿人口和接近8亿劳动人口来说，比例确实不算高，即便跟发达国家的美国、欧盟等国的公务员人数相比，这个数字也不高。但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还是明白人，指出由于各国对公务员的定义不同，每个国家公务员的范围不一样，因此可比性并不强。比如美国政府公务员中，教师和医生、邮差和公园管理者占了70%左右。

所谓716.7万仅指国家机关公务员人数，如果算上全部公共财政供养人员，这个数字就令人惊叹了！那么，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吃财政饭”？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2008年政府机关人员1328万，事业单位人员2618万，财政供养人员合计为394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97%，比值为1：34。2008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对财政供养人员总数进行过统计。

财政部2012年出版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准财政供养人员，如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全部加起来保守数据是7000万人，而根据每年超过100万人的增速，2015年底中国财政供养人数至少是8000万之多。

今年5月4日，《南方日报》一篇题为“四川4贫困县共有44位政府县长 领导超编50%”的报道在网上一出现，便引起大量网民关注，并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网站转载。

文中提到，有网友爆料称四川巴中贫困县县长“阵容豪华”，4县区超配正副县长共44位。其中通江县10个（1正9副），南江县11个（1正10副），巴州区11个（1正9副1助理），平昌县12个（1正11副）。

当然，县长只能有一个，其余的都是副县长或副县长级的县长助理。按现在官场的习惯，即使是副县长，也一律称为县长。这样阵仗的县长队伍，真够浩浩荡荡的！

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开放的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人们不乐意做官的现象，但十几年过去，这种现象又没了，无论走到哪里，报考公务员的队伍都那么长，而且没多少人肯从里面出来———回想起当年干部下海经商的热潮，真是恍若隔世。

官历朝历代都是由民供养，官越来越多，民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看看财政收入就明白了，去年公开的就收了15万亿，隐性的收了多少根本没法知道。原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坦承：我们国家行政开支占了G D P的28%，西方一般是4%-5%，我们是他们的五六倍，说明机构实在庞大！

这就是说，716.7万公务员花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收支，即近5万亿！摊到每个人头上，显然是惊人的数字！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万亿，预算赤字为2.18万亿！是中国历史上预算赤字最高的年份，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有多少用在公务员身上又有多少用在老百姓身上，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

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公共卫生经费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殷大奎还透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中国卫生产业》杂志2006年12期）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5年撰文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早己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当时所有的官民比计算分母选择的是全国人口总数，实际上谈官民之比应该说的是被纳税人供养的官员与纳税人口之比，这样才是最合理的。如果将纳税人口等同于全国劳动人口，我们又可以得到一组不同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3年度中国就业人口合计74432万人，其中包括“官”们，如果按照这样的分母计算，官民比例应该是接近1:10左右了。

中国行政系统庞大无比，靠财政供养的人员，除了从中央到地方最基层的执政党，还要供养另外8大民主党派，在政府之外，还要供养人大、政协以及形形色色的社团、协会，诸如妇联、团委、科协、侨联、残联、文联、社科联、红十字会、作协、记协等等，这些社团与协会，享受着全额财政拨款，几乎全是靠纳税人供养。

庞大的财政开支钱从哪儿来？无疑是来源于纳税人，中国企业赋税之重超乎想象，而企业又要将这种负担转嫁到打工者身上，本应属于打工者的工资便通过一条弯弯曲曲的渠道被财政税收拿走了，中国消费品含税之高税种之多也是有目共睹的，财政供养人数越多，民众的负担就越重。

冗官多，自然要大肆挥霍国库资财，但还远不止于此。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还有更大的社会隐患，那就是官员太多导致的争权夺利，扯皮内耗，以及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政府管理的无效率也导致社会经济民众生活无序失衡。官员太多，除了内耗，就是将权力之手伸向社会，破坏社会秩序，疯狂寻租自肥。

政府对于官员过剩最常见的解决之道是，在正常机构之外不断设置新的机构，以安排冗员。那些新增的机构纯粹是叠屋架床的赘疣，毫无必要，只不过是方便无所事事的官员鱼肉搜刮百姓而已。

冗官太多，只是因为当官的好处太多，吸引了社会上很多人挤入官场大捞好处。中国持续之久的“公务员”热也足以说明官场的诱惑力，而官场有目共睹的腐败以及或明或暗的灰色收入也应证了当官的种种优势，从而加剧了官场人数暴增以及财政支出吃紧的问题。

赋税重官吏多往往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信号，当皇亲国戚人数暴增，各种赋税必然加重，如今越推越高的房价，70%是税费，中国涉房的税费多达180多种，堪称世界之最！赋税重官吏多必然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导致官逼民反抗争不止，如果不改变，必然重复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