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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惊心动魄的“7.23”事件 zt
送交者:  2015年03月14日09:31:5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马双有:庐山会议惊心动魄的“7.23”事件

2015-03-13 10:12

来源:共识网

实践证明,那些所谓“左派”,都是脱离实际、危害人民、极力迎合的权势者;而那些“右派”,恰恰都是些为民务实、敢讲真话的正义者。对右派反击的结果,必然是带来灾难,“好事”也变成了坏事。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了一通气冲斗牛、泰山压顶般的讲话,也可以说是充满怒气、怨气和霸气的讲话。这次讲话彻底扭转了会议的风向,使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在中国政坛掀起了一阵阵滔天巨浪,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危害。

但是,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在纠左9个月以后第一次反右,对彭德怀等人尚未彻底撕破脸面,语言有些含蓄、隐晦;锋芒直指彭德怀,却没有公开点名;加上毛泽东“意识流”式的天马行空,随意挥洒,以及不少满含激愤的“反语”,让现代不少人初读起来摸不着头脑,甚至会产生误解。有些人就认为,这篇讲话是对左和右各打五十大板,并不是要打倒彭德怀的。

然而,坐在台下的彭德怀听出来了,毛泽东就是冲着他的意见书讲的;李锐、周小舟、周惠、张闻天等人也一下就听出来了,这讲话就是冲着他们的“右倾情绪”来的!他们一个个如五雷轰顶,惊慌不安!

下面试析几段毛泽东的这次讲话。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

这段话显出了毛泽东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左派,打击右派,号召左派对彭德怀等右派批评大跃进的错误言论,一是不要怕,要让他们“放”,二是要“顶住”,然后再像反右派一样予以反击。然而实践证明,那些所谓“左派”,都是脱离实际、危害人民、极力迎合的权势者;而那些“右派”,恰恰都是些为民务实、敢讲真话的正义者。对右派反击的结果,必然是带来灾难,“好事”也变成了坏事。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三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三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到那里去取经,其中有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毛泽东对彭德怀意见书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词十分恼火,在这里和以后的多次讲话中,反复予以挞伐,自以为大跃进代表了群众利益。彭德怀因此被扣上“污蔑群众运动”“给大跃进泼冷水”的罪名。然而实践证明,把当时的“共产风”“浮夸风”推动的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把能让成千上万人饿死的瞎折腾,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实在太轻飘飘了,太不足以言其罪、形其恶了!毛泽东在这里说嵖岈山的公社化和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创造了真理”,而实则是创造了糊弄人的“歪理”“怪胎”,这两个毛泽东高度重视推广的“典型”,不仅给本单位带来了灾难(据说嵖岈山至今还有大跃进纪念馆,以纪念令人不堪回首的荒唐闹剧,竟成为旅游景点),更给整个中国带来了灾难。毛泽东为了批倒彭德怀的“谬论”,一再说明大跃进群众运动是为了“免于贫困”,但是自己一再粉饰大跃进的错误,一再为荒唐闹剧推波助澜,就只能使亿万人民陷于更大的贫困!

——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有些人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意味,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

毛泽东这段话,给彭德怀等人定了性:“右的性质”;离右派“30公里”,是一种幽默而又讽刺的说法,好像是对彭德怀等人的“照顾”,实际上愤怒的重拳已经砸下来了!可叹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反复用当年“反冒进”做对比来抨击彭德怀。人所共知,周恩来等人当年的“反冒进”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对周恩来的反复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周恩来坚持真理时却遭到批判,而周恩来在大跃进紧跟形势犯错误时,却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为了打彭德怀而故意拉周恩来和陈云,颠倒是非却浑然不知。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计委主任),责任在王鹤寿(冶金部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前面说这是自己的“两条罪状”)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这段讲话,表达了对彭德怀的极度愤怒!彭德怀在下面听着,好像从毛泽东的嘴里射出一支支利箭,直插自己的胸膛!

彭德怀在意见书中说道,对于大跃进的错误,一般不要追究责任;他还说过,大跃进的错误,人人有份,包括毛泽东;我也有一份,至少自己没有反对。康生帮毛泽东分析,这是彭德怀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怒气满腹的毛泽东在这里进行“责任分摊”之后,声明自己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却用“我无后乎”“绝子灭孙”“闯下大祸”这样尖刻的语言来咒骂自己,贬损自己。然而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是气愤已极的毛泽东在用奇特的语言痛斥彭德怀,是对右派言论的猛烈一击!这种正话反说的语言产生的强烈效果就是,台下很多人对彭德怀产生了义愤:彭德怀啊彭德怀,真是罪该万死!你为啥要给毛主席提意见呀?看你把毛主席气成啥样了啊!

而这种语言对彭德怀等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又如利箭穿心,头蒙眼花,不知所措!

毛泽东这次讲话很长,不能一一评析。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派予以严厉批判,对大跃进的“成绩”予以高调赞扬,对公社化发生的错误予以严密维护,尤其是对危害严重的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反复予以充分肯定。通篇的基调是:纠左已经取得成功,现在开始反击右倾!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在礼堂门口发生的一件事,令人惊心而遗憾。但这件事后来却有两种说法,让人难辨真假,莫衷一是。

毛泽东的警卫和秘书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毛主席讲完话后,从礼堂门口走了出来,迎面看见彭德怀,就满面微笑地说道:“老彭啊,有些问题咱们再谈谈嘛!”不料彭德怀怒冲冲说道:“有什么好谈的!有什么好谈的!”说着便甩开袖子走了,把毛泽东晾在那儿。彭德怀的粗暴无礼,激起了在场多数大员的愤怒,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便随之升级。后来的一些“彭德怀传记”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换言之,彭德怀后来遭遇的一系列悲剧,都与彭德怀的脾气暴躁、对领袖“大不敬”有关。

但是,李锐先生在《庐山会议实录》却是这样记载的:

“散会后,我们离开小会场不远,回头看见彭德怀挡着毛泽东在说话。(后来才知道,这是彭德怀在申明,这封信只是供主席个人参考的,没有准备印发给大家)。”

毛的警卫秘书说是毛主席拦住彭德怀,要和彭谈话,彭怒冲冲拂袖而去;而李锐却说是彭德怀挡住毛泽东在说话,申明自己的意见书是怎么回事。两种说法大相径庭,哪一种符合事实呢?

亲自参加过庐山会议的万毅将军,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散会后他走出礼堂,站在门口边上,他亲眼看到,刚刚讲完话的毛泽东,脸上还带着怒气,从门口出来。早已站在外边的彭德怀迎上去说道:“主席,有些话咱们谈谈好不好?”毛泽东满脸不悦地说道:“有什么好谈的?有什么好谈的!”说罢拂袖而去。

毛的警卫秘书说是毛泽东挡住彭德怀,要求和彭德怀谈话,彭德怀怒而离去;而万毅将军说是彭德怀拦住毛泽东要求谈话,毛泽东拂袖而去。而李锐的说法和万毅的说法大体相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

我们还是相信万毅和李锐的说法。因为毛泽东的警卫秘书为了维护领袖的面子,也为了自己的面子,他们的说法往往带有一种倾向性;正如他们竟敢把庐山会议整倒彭德怀的主凶说成是刘少奇一样,在这件事上也会故意把“简单粗暴”的帽子扣到彭德怀头上。而万毅和李锐这些敢说真话的正直之士,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编造谎言来美化彭德怀而丑化领袖。他们的说法是比较真实可信的——

毛泽东刚讲完话,依然怒气不休;彭德怀听罢讲话,肯定是怒气勃发。坐在后排的他一散会就浑身颤抖地走出来站在门口,要等毛泽东出来,和他理论理论。毛泽东一走出门口,彭德怀即刻迎上去,拦住他说:“主席,我的信递给你,是供你一个人参考的,为什么要分发给大家?你对我的信扣了那么多帽子,什么意思?”毛泽东肯定要说:“你在信中也没有说,不要分发给大家呀!你不服气,可以让大家讨论嘛!”彭德怀依然不依不饶,毛泽东早已极不耐烦,当着众人面不便多说,于是二人同时怒冲冲说道:“没有什么好谈的!有什么好谈的?”随即不欢而散。

两位伟人如同两块愤怒的巨石,碰撞在一起闪出的激烈火花,让人惊心动魄,目瞪口呆。把这件事单单归咎于彭德怀粗暴无礼,导致后面的悲剧,只能说明是某些人的政治倾向和偏见。

彭德怀可能还不知道,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意外的灾难竟然不期而降。

1959年7月23日晚上,被毛泽东的讲话搞得心慌意乱的李锐,来到周小舟和周惠的住处。李锐实在想不通,满肚子怨气要发泄,想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看以后怎么办。

周小舟也和李锐一样满腹怨气,情绪比较激动。他一见李锐就说:“我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这位曾经当过毛泽东秘书的湖南省委书记,说话直言无忌。

周惠也说,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思想上喜欢吹捧,当年斯特朗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毛泽东就没有答话;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

李锐认为,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喜欢谭震林这样放大炮的人。而对于黄克诚这样比较偏于稳重、多说缺点的人,就很不喜欢。这位曾当过毛泽东兼职秘书、常和毛泽东书信来往的水电部副部长,竟说道:“毛泽东今天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意谓正在纠左,忽然又反右)。

周小舟也说:“这个讲话简直是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我想啦,咱们三人不如一起到毛泽东那里,与他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认为,从毛泽东这次讲话的情绪来看,他正在气头上,去了能谈出结果吗?于是周小舟要去找黄克诚谈谈。李锐说,这样一来,不就变成“小组织活动”了?周惠也不想去。但是拗不过小舟。他拨通了电话,黄克诚不同意他们去。由于小舟的坚持,黄克诚只好说:“你们要来就来吧。”于是就发生了不幸的“23夜事件”。

他们三人来到黄克诚的住处,黄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开完会回来后,他和彭德怀都吃不下饭,也都没有说话。周小舟说,这不是和斯大林晚年一样,只有专制没有民主吗?袁世凯称帝以前,围着袁转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毛主席是不是也受到这样的蒙蔽了呢?

李锐竟然激愤地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劝说道:“你们不要激动。毛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做检讨。你们有意见,最好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

这样,他们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一些其它工作问题。大约近10点钟了,大家准备起身回去。就在这时,住在房子那头的彭德怀也来了!

周小舟一见彭,就带着怨气说道:“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彭德怀说道:“着急有什么用?”

李锐间房内无多余的椅子,就站起来了,一边催小舟:“太晚了,该回去了。”

于是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个人没有和彭黄打招呼,便走了出来。由于住的方向不同,李锐就单独一人走了。走了几步回头一看,蓦然惊呆了,心头一阵狂跳——只见周小舟在路边碰见了大将罗瑞卿,在朦胧的夜色里,正在向罗打招呼!一种不详的阴云如同这沉重的夜幕一样,在心头骤然升起……

这就是被庐山会议定为“大逆不道”的“7·23事件”!

现在看来,这些平日和毛泽东走得比较近、对大跃进的问题看得比较真切、思想一贯“右倾”(实际上是符合实际)、对毛泽东突然“变脸”的讲话实在想不通的忠直之士,不约而同聚在一起,发发牢骚,说说真话,表达对领袖的不满和批评,有些话确实有些尖刻、出格。这在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专制独裁的社会里,这便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罪行!

当然,如果这几个人只是背后议论,无人发现,无人揭露,也就如一阵风一样刮去就算了。世上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巧合的是,他们一出门,偏偏就遇上了罗大将!

罗大将此时正是满脑子极左,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右倾言论十分痛恨,在会议上彭等人一谈起大跃进的问题,必遭罗大将的打断;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时,罗大将更是声色俱厉,怒不可遏,上纲上线,滔滔不绝。此刻,这几个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右派”,夜晚聚拢在黄克诚住所,要和彭德怀、黄克诚密谋什么?这不是非组织的“小集团”活动吗?

果然,第二天,也就是1959年7月24日以后,李锐和二周三人深夜到黄克诚处,与彭德怀聚会这件事,便被毛泽东知道了,与会人员也基本都知道了。李锐最担心被当成“小组织活动”的事情,果然应验了。人们自然怀疑:你们听了讲话后,晚上还聚到一起,究竟要干什么?

但是,他们聚会谈话的内容还没有揭出来,人们只是有种种猜疑,以为他们是“物以类聚,类以群分”罢了。只见毛泽东有几个动作:将李云仲的右倾材料批发下去,将国务院秘书厅和江西某党校的右派言论批发下去。毛在批示中说道:“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摇摆。”“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的各次重大争论一样。”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一系列批示,把与会人员的思想全部拉到“反右批彭”的轨道上来了。批判彭德怀的温度越来越高,彭德怀的错误也越挖越多,戴的帽子也越来越大。但李锐等人还不知道其中厉害,这三人竟然还有来往。和李锐关系密切的田家英,一天晚上悄悄来到李锐的住处,告诉了一个骇人的消息: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也是集团成员,要他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李锐,问过总理,“反党集团”没有李锐的名字。但是,田还透露,在毛泽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说,彭德怀是纳吉;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右派!

周小舟,这位从毛泽东身边走出来的省委书记,一向为民务实,眼光敏锐,却又思想冲动,感情脆弱。是他一再建议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信提意见,是他在23日夜晚执拗地约请李锐、周惠一同到黄克诚住处聚谈,是他率先提出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受到打击后,陷入极度的悲观和痛苦之中。他对李锐说,他想辞去省委书记,下去搞一个农场;悲到极处,他竟然说,他想出家当一个和尚,脱离尘世。有人喝令他修改自己的检查发言稿时,他改来改去改不下去;有人叫他谴责彭德怀的信,他良心上过不去,下不去笔,欲哭无泪。他和周惠谈话谈到伤心处,就向周惠“托孤”:我死了,我的妻儿就托付给你了……,二人竟抱头大哭一场。文革初期,周小舟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自杀身亡,与他的这种性格和心境可能有关。

周小舟思来想去,对李锐说,他想一个人去找毛泽东,交代清楚“23夜晚”之事,独自承担责任,与黄克诚、周惠、李锐无关。李锐认为,这件事你说不清,咱们都有责任;他向二周转达了田家英关照的话,说明更大的压力还在后面,他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他们还约定,三人之间在23日晚上所谈的种种危险的话,要守口如瓶,如同烧掉一般,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再提了!

但是,在小组讨论会议上,不断有人追问23日三个人到黄克诚住处之事:“你们这伙人夜晚聚到一起,干什么去了?”“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他们聚在一起,这不是‘军事俱乐部’吗?(套用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这几个人都是湖南的,这不是‘湖南集团’吗?”

后来批判彭德怀组织“军事俱乐部”,组织“反党小集团”,即由此而来。

这几个人从此惶惶不安起来。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李锐给毛泽东写一信,解释一下,以释去对23日夜晚的猜忌。胡乔木也赞成这个主意,他以为毛泽东对李锐一向有好感;在刚开过的上海会议上,李锐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而受到了毛的当众表扬。

也许毛泽东还不了解23日夜晚那几个人谈话内幕,30日还召见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个人谈话,气氛还比较缓和。重点了解彭和黄的关系,又提到了“湖南集团”的说法。毛泽东说,你们几个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但是我同你们几个不通心,同小舟尤其格格不入。希望小舟“迷途知返,不远而复”,快点回头。李锐等对“湖南集团”的说法不以为然,觉得这样一来,以后见了湖南人怎么说话?毛泽东说,这是一种误会,要他们不必介意。然后又跟他们谈起了长征旧事,在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先将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否则遵义会议也难开好。还讲到张国焘逼迫南进时,幸亏叶剑英接到电报,先告诉了中央,“要永远记住剑英这一功劳”。

毛泽东谈这些话是何用意?显然,是要将这四个人拉过来,在关键时刻像当年脱离张国焘一样脱离彭德怀,在关键时刻要站在毛泽东一边,为党中央立下功劳。用他的话说,就是“挖彭德怀的墙角”。

谈完话出来,遇见了田家英,李锐颇为轻松得意地告诉田,毛泽东和他们4人谈话,了解了彭黄关系,解除了“湖南集团”的误会,他们可能要解脱了。田家英却摇摇头说:“绝不要轻信,你们的大难还在后头呢!”李锐吃了一惊,瞪着这位毛主席身边的人,却也不便多问。田家英还悄悄告诉李锐,他们有几点看法: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不应该了!毛主席这样独断专行,可谓晚节不终!他还担心总理也被牵扯上。田家英激动地说:“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他还透露,他们搞得那个《议定记录》也遭到批判,他们也是人人自危呀!

30日晚上,李锐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却又故意漏掉了一些关键问题,末尾却信誓旦旦要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保证自己所说的话都是实话。

主席:

今天上午您同我们谈话后,心情仍十分沉重。

一年多来,我参加了多次中央的会议,直接听到您的许多讲话,许多指示。您还同我作过好多次谈话,我应当比一般同志更多了解中央的方针,更多领会您的精神。可是,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我同情彭总的信;在小组会的发言,精神和方向不对头;还乱讲了一些话。这暴露了我思想上的右倾根子和严重的自由主义。一想到我是以您的秘书身份来参加中央会议,犯了这种错误,更是痛疚不已。

您今天谈到交心的问题,过去我常觉得我是愿意将一些想法,不管成不成熟,片不片面,直率地向您提出的。从您第一次找我谈话起,我就觉得我在您面前并不拘束,没有什么害怕的心理。我深感您很愿意听也很尊重下面干部意见的。因此,提意见逐渐更随便一些,有些话还是脱口而出的。现在检查起来,一方面,我过去对您讲过一些错话;另一方面,我是不是还有些意见,有些想法,有些怕讲错了的话,没有向您讲出呢?当然还是有的,这方面也还有顾虑。今后我当做到,心里有话,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向您讲出,但我也请求,如果有些话讲错了特别是错得厉害时,您能够及时指出、纠正或者处分。还想说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团”的事,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无刻能安。下面讲一下同我有关的情况。

我同彭总是不熟悉的。去年4月同车去广州开会,他才认识我。彭总历史上的问题,我只知道百团大战这样的事。

在湖南工作三年多,我对黄克诚同志是尊敬的,信赖的,敢同他说一些心里话(譬如1950年、52年我曾两次大胆地向他谈过对高岗的意见)。到北京后,每年要到他家里去一两次。自从兼任您的秘书名义后,我没有到他家去过。这次他上庐山后,大概是7月18日早晨,总理召集大会,大会之前,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看望他,他们谈了些湖南的事情。临出来时,彭总来了(彭总和黄住在一栋房子)。记得黄老谈到彭总的信,说内容上有些问题,就一起开会去了。

听了主席23日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三人就一起去了。谈了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好了。说彭总的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打招呼,我从另一条路回我的住处——说明这一细节,是听说有小组追问这件事)。

我同小舟是在湖南工作熟识的,平常能在一起扯谈。同周惠在延安中央青委就认识。这次开会,三人原都在中南小组,对于这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将一些问题和缺点摆清楚,对于所谓压力问题的感触,气味是相投的。

情况就是如此。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李锐这封信好像是言辞诚恳,实话实说,交代了对毛主席的敬畏心理,交代了同湖南籍诸位领导的关系,也交代了7月23日夜晚那几个人聚会谈话的情况。按照信中的表面说法,李锐等人一切正常,有何问题?

但是,李锐在此耍了个心眼,将那次聚谈中尖刻带刺的谈话遮掩过去,比如“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一手遮天”“一百八十度转变”“翻云覆雨”等锋芒毕露的词汇一句也不说。以为凭借自己和领袖的“关系”就可以蒙混过去,居然还保证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作担保,“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他竟没有想到,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一旦问题败露,岂不是弄巧成拙,自掘坟墓!

那么,李锐真的能凭借这封信将“7.23”事件遮掩过去吗?众人皆知,李锐最终还是问题败露,被毛泽东一脚踢开,受到党纪严厉制裁;那问题又是如何败露的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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